方志理论：方志属地理书 史地两性 方志功用 资政 教化 存史 旧志用途 尚简派与尚繁派 体例派

方志属地理书

戴震等的方志理论观点。其主张“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引自《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戴氏等的理论观点，重视志书的历史沿革的考证，忽视对现状的记述;主张方志属纂类之书，是记注，供著述之所取资，不认为方志是“词尚体要的著作”。

史地两性

黎锦熙在《方志今议》一书中，针对章学诚“志为史体”的说法，提出： “方志为物，史地两性，兼而有之”。并以此提出“立两标”的主张。即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方志非但考其迹象之沿革而已，必须使读者能就演变之实况，推知驱引之总目。

方志功用

历史上总结志书的作用有三：一曰“资治”，即辅佐政治之用。称之为“辅治之书”、“资政之书”;二曰有裨“风教”之书，即宣传教育之用;三曰“存史”，即保存历史资料。新编地方志书，内容广泛，应具备以下作用：第一、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为领导作规划提供决策性资料。第二、为科学研究服务。提供正史不详或正史所无的资料。第三、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乡土教材。第四、为发展旅游事业和繁荣文化艺术提供基本情况和资料。总之，新编志书要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资政

为政治统治提供帮助，对地方志的社会功能有人用“资政、存史、教化”概括。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统治阶级需要的改变，不同时代“资政”的含义差异很大。旧方志的资政主要是维护私有制及与其相适应的旧传统观念。现在修志的资政作用主要是通过系统、科学地记述某一地区的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地方领导进行有效决策提供系统资料。便于各级领导“鉴览得其要”， “发施得其宜”，正确地、实事求是地指导工作。故方志可说是一方之《资治通鉴》。

教化

教育感化。是地方志功用之一。章学诚从其方志具有“经世”之史的作用出发，认为方志能对社会进行教育。其谓： “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即儆励贪廉，启发志气的教育作用。当然章氏之所谓教育，是利用方志对广大人民灌输封建的忠孝节义思想，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但方志的教育和潜移默化的感人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可以当地的发展历史、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就，特别是先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创建和建设新中国，进行的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事迹，对人民进行爱家乡、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的教育。从而鼓舞人民建设家乡，振兴家乡，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贡献。方志是生动的乡土教材。

存史

保存史料。方志重要功用之一。方志内容丰富，纵贯古今，横陈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情、风俗，对地质、地貌、山川、形胜、气候、资源等全面记述，故能“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对今世有“资政”功用，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如唐《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记载有沙州(今甘肃敦煌)的天象、水利、驿站、寺庙、古迹、歌谣等。其中十九个驿站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但不见于史籍，弥补了新、旧《唐书》之不足。

旧志用途

李泰棻在其著作《方志学》中归纳为七：一、“各地社会制度之隐微递嬗，不见于正史及各书者，往往于方志中见之”;二、“历朝人物，应登正史而未列，或在当日无入正史之资格，而以今日眼光视之，其人靡重者，亦往往见于方志”;三、“遗文佚事，赖方志以存者甚多”;四、“地方经济状况，如工商各业、物价、物产等，其变迁多见于方志”;五、“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六、“古迹金石，可以补正史及文字之遗缺”;七、“氏族之分合，门第之隆衰，可与他史互证”。

尚简派与尚繁派

方志体裁自宋初步定型之后，修志出现繁派和简派。如宋《剡录》、《咸淳临安志》都以详赡取胜，而宋次道《长安志》、梁叔子《三山志》、范致能《吴郡志》、罗端良《新安志》、陈寿老《赤城志》则较简略。《太平寰宇记》烦而少抉择，《元丰九域志》卷帙不多，沿革仅及本朝。元、明以来，方志也分烦、简两派。明人康海撰《武功县志》、韩邦靖撰《朝邑县志》，力求简古，被称为“文简事核，训词尔雅”。

体例派

注重地方志书体例结构，强调保持方志体裁的特有形式，但论点各有不同。有的主张平列名目，不相统属; 有的主张有纲有目，以纲统目;有的主张不分门类，以全书为一篇文字;也有的主张先分大类，再分细目，以类统目。类目有繁有简，而以取法“正史”的纪传体为多。重视内容横向分类，以保存志体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