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地方志论丛：郑州市旧方志管窥
发布时间：2019-02-12 点击数：5798
郑 州 市 旧 方 志 管 窥
一、郑州市沿革及修志概况
郑州是个古老的城市，早在商代已成为重要都邑，留传至今的古商城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因周武王曾封其弟管叔鲜于此，春秋时又为郑国之地，故后世或称为管，或称为郑，时有变化。唐初曾将设于武牢的郑州治迁于管城，这是管城称郑州之始。唐代和金代是郑州疆域最大的时代，下辖县治多至七、八个，明初曾置管州，属于开封府，下辖河阴，汜水、荥阳、荥泽四县，后又改称郑州，直至清末，郑州之称没再改变，一直属开封府，雍正时一度升为直隶州，旋复降为州，至光绪二十九年又升为直隶州，仍领四县。以后由于京汉、陇海两铁路的陆续修筑，郑州地处交通枢纽，商业蓬勃兴起，近代工业也开始萌芽，其地位日渐重要。民国初年废州置县，称为郑县，新中国成立后设立郑州由省直辖，一九五四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更进一步成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辖荥阳县一，至于原河阴、汜水、荥泽等县，已于民国间或解放初期废去，其疆域并入郑州市郊区或荥阳县境内，因此，现在的郑州市地域，基本上相等于明、清时期的一州四县。这样，我们在追述郑州历史上的旧地方志时，不能不把这些旧县的县志包括在内。从明代中叶起，迄至民国，近四百年的时间，现存的郑州旧地方志便可达到二十种之多。
（一）郑州市五种：
《郑州志》六卷，明徐恕修，王继洛纂，嘉靖三十一年刻本。
《郑州志》十二卷首一卷，清何锡爵修，黄志清纂，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郑州志》十二卷首一卷，清张钺、何源洙修，毛汝铣纂，乾隆十三年刻本。
《郑县志》十八卷首一卷，周秉彝、王扬瀚修，刘瑞麟纂，民国五年刻本。本志又有民国十四年铅印本和民国二十三年石印本。
《河南通志郑县采访稿》不分卷 王世贞等编 一九四二年手稿本。
（二）荥阳县志四种：
《荥阳县志》二卷，纂修人不详，约修于嘉靖年间，有明抄本传世。
《荥阳县志》八卷，清顾天挺纂修，康熙十七年刻本。
《荥阳县志》十二卷，清李煦修，李清纂，乾隆十一年刻本。本志又有民国十二年铅印本。
《续荥阳县志》十二卷，张向晨修，张炘、卢以洽纂，民国十一年石印本。本志又有民国十三年铅印本。
（三）荥泽县志三种
《荥泽县志》八卷，清李粹然修，李沈士秀纂，顺治十六年刻本。
《荥泽县志》八卷，清王畹修，贺士元纂，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荥泽县志》十四卷，清崔淇修，王博、李维峤纂，乾隆十三年刻本。
（四）汜水县志五种：
《汜水县志》六卷，明肖佩纂修，明抄嘉靖三十三年本。
《汜乘》 卷，明杜汝亮修，王人文纂，万历四十三年刻本，现仅存第三卷官师志一册。
《汜志》八卷，清吴与■修，贾攀麟纂，顺治十六年刻本。
《汜水县志》二十二卷，清许勉燉修，禹殿鳌纂，乾隆九年刻本。
《汜水县志》十二卷，田金祺修，赵东阶、张登云纂，民国十八年上海世界书局铅印本。
（五）河阴县志三种：
《河阴县志》四卷，清申奇彩修，毛泰征纂，康熙三十年刻本。
《河阴志》，清苏鹏翥纂，未刊行，有光绪间稿十六卷抄本传世。
《河阴县志》十七卷附金石考二卷文征三卷，高廷璋、胡荃修，蒋藩纂，民国七年刻本。本志又存有手稿本，藏于荥阳县委档案室，又有民国十三年石印本，一九六二年郑州市新华书店石印本。
此外，尚有广武、成皋两县，系民国间至解放初期由河阴、荥泽、汜水三县裁并而成，解放后不久即废县，归属于荥阳，存在均短暂，未修过志书。
二、郑州的旧志
现存的郑州旧志，嘉靖及康熙两种志书，均已成为仅存一、二部的罕见本，比较常见的为乾隆《郑州志》及民国《郑县志》。这些志书共同特点就是因袭旧志的多，增添新内容少，如乾隆《郑州志》便十分典型，较之康熙志变化极小，主要是官师、选举、人物诸志的补续和在艺文志中增辑近人诗文著述而已。比较起来，民国五年周秉彝、王扬翰修，刘瑞麟纂的《郑县志》是郑州诸志中收罗内容最多，且实用此志于民国四年开始征集资料筹备修价值最大的一部志，董其事者为县知事周秉彝，未几周病殁，由其后任王扬瀚主持，民国五年三月正式设立县志编辑局，至十一月成书。担任主纂的为邑人刘瑞璘，刘系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直隶本 考栾城县知县，旧学颇有根基，但他又曾被派赴日察，著有《东游考政录》，辛亥革命前后任北京《振华报》、天津《醒世报》、《河南通俗报》等报编辑，回郑州主持过郑州文献征集处，并任《郑州日报》主笔，因此他是封建科举时代的正途出身，又接受了一些民主思潮和欧美文明影响，这部《郑县志》就充分地反映了他既充当封建主义卫道士，又摇摆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间的世界观。
这部县志与乾隆《郑州志》相比，体例变化不大。乾隆志分为十二卷，计有星野、舆地、建置、食货、礼乐、官师、选举、人物、艺文等九个专志；民国的县志则扩大为十八卷，计有天文、舆地 建置、食货 礼乐、风俗秩官自治、选举、人物、列女、艺文等十二门。这里表面上比旧志增加了风俗、自治、列女三门，实则并无多大变化，因辛亥后出现了一些民众团体、民众组织，这些人士不能算政府职官，职官志中无法安置，才另辟一门“自治志”容纳之，而风俗、列女，不过是从旧志的“礼乐志”、“人物志”中分出来加以扩大罢了。从内容上来说，《郑县志》实际上百分之八十是乾隆《郑州志》的翻版，略加增辑乾隆后百余年中出现的职官、人物和建置、赋税变更，再加上几篇时人艺文而成。虽然序言中声称曾对旧志加以考订，实则考订纠正者极少，而旧志中很多讹 照样沿袭下来，如旧志的艺文志中把唐代诗人罗邺的一首诗误为罗隐所作，《郑县志》中照样重复这个错误。而且在刊印上亦嫌草率，鲁鱼亥豕，较之旧志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郑州自清末以来，由于成为铁路交通枢纽，地位日渐重要，出现不少新事物，但由于修志人的因循守旧，不敢大胆突破框框，致使不少重要经济文化资料失载，比如建置志虽记有京汉、陇海两铁路的名称，但其修筑年月及有关详情均未写入，一些学校、工厂也只列举名称而已。而且当时已有《郑州日报》创刊，应是地方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但志书中毫无反映，只是纂修人刘瑞璘在志书中加入自己著述多篇，其中有一篇《郑州日报宣言》，以及卷首一幅插图中题有“郑州日报社刊”字样，才使我们知道当时已有这个报纸存在，但此报纸究竟何年创刊，出版情况如何，都不能考查出来。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不 是《郑县志》的一个很大失败之处，比起同时的其它县志，增加“实业”、“教育”、“交通”诸门，并详记始末，二者相比，其优劣是显而易见的 而更为糟粕的是纂修人在忽视记述经济、文化等新事物的情况下，却不厌其烦地去采访烈女事迹，把乾隆旧志中人物志的列女门析出，扩大为二卷，所收节妇、烈女竟增至千人之多，在礼乐志中，祭天、祭地、祭孔的礼仪，罗列尽致，篇幅也大为超过旧志，对照艺文志中所载刘瑞璘写的《维持孔教请愿书》一文，就明显看出这是与纂修人的封建保守思想分不开的。
尽管如此，主纂人刘瑞璘又有其受新思潮影响的一面，从整体来看，不能说没有一点优点，如在人物志中，他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地方人士列传，在艺文志中为反帝、反清、反袁的革命烈士写了《追悼郑县三烈士曲》，都含有进步思想。
自治志中收录了当时各行业商会的名单，建置志中记载了民国二年成立的邮电局，机关一门又详列了当时的县议事会、警务公所、警务分所、公款局、视学所、商务会、县参事会等机构名称，对考证当时的行政概况不无稗益。这些虽然篇幅不大，记载过简，但颇具史料价值，正是整个志书精华所在。在附录中，又收入了郑州诸旧志序跋十三篇，对研究已失传的旧志也有参考作用。
三、郑州所属诸县志
郑州所属荥阳、汜水、河阴、荥泽四县的旧志，康熙以前刊印的多有失传，侥幸能流传至今的亦大都成为孤本，颇不易见到，且清代志书因循守旧者多，具有特色者少，故不一一评述，仅择数种加以简介。
（一）荥阳县志
目前较常见的荥阳县有二种，其一为乾隆年间纂修本，全书十二卷，分星野、地理、建置、赋役、礼乐、事实、秩官、选举、人物、艺文等十个专志，内容简陋，流于一般；其二为民国十一年张向晨修，张炘、卢以洽纂的《续荥阳县志》，这部县志可以说是荥阳历史上最好的一部县志。
这部县志是乾隆《荥阳县志》的续篇，凡乾隆志已有记述的内容，只要没有讹误需纠正的，概不重复叙述，他的编辑方针是“析其混、补其缺”，把编辑重点放在乾隆十一年以后，至民国十一年为止这一百七十多年的事情上。其最主要的特色有三：
1、不因循守旧，力求反映时代现实。本书名为《续荥阳县志》，只是续乾隆旧志未载的内容，但却没有按旧志的篇目体例照搬，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对旧志篇目作了修订和增设。续志虽仍为十二卷，其十二个专志都与旧志颇有出入，计分：一、叙、目、图表，二、舆地志，三、建置志，四、食货志，五、学校志，六、职官志，七、自治志，八、人物志，九、列女志，十艺文志，十一、金石志，十二杂记。这里将旧志中的赋役改为食货，事实改为杂记，使其能包含更多内容。而一般旧志中视之为不可缺少的两大专志礼乐和选举，本志却作了大胆的删并，列选举表于图表门之下，将礼乐附于建置志的庙祠门中，一反传统作法。同时新增学校、自治、金石三个专志，在各专志下又扩充了不少篇目，如建置志下设立有邮政、铁路、矿厂诸门；食货志下设立垦植、畜牧、工商诸门，力求全面反映时代面貌和地方特色。这里可以看出纂修人是作了颇有胆识的变革。
2、成功地运用了图表。以现代统计图表入志，这在民国时所修的志书中虽已有之，但并不多见，本志的统计图表以简明细致为特色，如“全县学校统计表”，列出全县八十二所中小学的概况，设有校名、学区、教职员数、学生数、班级数、资产情况、经费支出等栏目，使人一目了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我国几乎无地方工业可言，但县志中仍编有“全县工厂统计表”，列出十四个手工业作坊的情况，对从业类别、厂名、厂址、资本数、年产量、经理人姓名、商标名称等，都作了详尽记载，这对于研究地方经济发展史，是很有价值的。
3、敢于实事求是的直书。旧志中隐恶扬善已成为通病，但这部县志中却一反常习，在职官志中为二个贪官立了传，其序曰：“班氏汉书，循吏与酷吏并列；欧阳唐史，忠义偕奸叛同登。盖褒善以彰已往，贬恶以警将来”。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是修志者宝贵之处，至今仍值得借鉴的。此外，如在杂记的兵燹门中，对太平军的“无惨杀焚掠。”对于地主乡团武装的“横行乡里，凶暴甚于盗贼。”如实进行记载，这些都是史笔。
此外，杂记中所附《荥阳地名考》、《汴水考》、《荥水考》诸文，亦颇具学术价值。
（二）河阴县志
河阴置县始于唐开元中，至清乾隆中废县并入荥阳，民国复置县，一九三一年与荥泽县合并为广武县，全国解放后广武又与汜水县合并为成皋县，一九五四年又废县并入荥阳，县城今为荥阳县广武乡。
河阴自明代即有志书，清顺治年间又重修之，后被河南巡抚阎兴邦责之为 “荒悖失伦”，旋即失传。现存的三种河阴县志，最早的是康熙三十年申奇彩所修，它是在顺治志书的基础上删改订正而成，但与顺治本相比，并无多大进步，舛陋之处颇多，乾隆中废县，志书也随之失修。清代曾有严禁私人修志的法令，但至清末时期，由于清政府已到腐朽崩溃的边沿，文禁松弛，加之河阴已成废县，所以产生邑人苏鹏翥独力修志之举。苏鹏翥为清末举人，竭平生精力撰《河阴志稿》十五卷，另有自撰年谱一卷附后，合为十六卷，未刊行，有抄本传世。至民国初年，复置河阴县以来，即酝酿修志，民国四年三月，始聘请蒋藩主纂，六年六月完稿，历时二年又四个月，于民国七年刊行，这部志书可以说是河阴诸藩字恢志中最佳的一部。蒋吾，清末举人，为民初河南地方著名文人，他仅采用旧志稿十分之三，大部分是重新采访纂辑。这部《河阴县志》计分为：图、沿革考、疆域考、山川考、建置考、古迹考、民赋考、风俗物产考、学校考、兵事考、艺文考、职官表、选举表、宦绩传、人物传、列女传、杂记等十七卷，又附金石考二卷、文征三卷。这里不称“志”而称“考”，也足见编纂人是在考据上下了功夫的，如河阴县始置于何时，作者引证了大批资料，详加考订，证明河阴置县始于唐代，从而纠正了数百的谬传，在本志凡例中说：“隋唐以前分隶三县，无河阴之称，自明一统志误以北魏所置洛州之河阴（今孟津）牵率混合，而申志及河南通志、开封府志均仍其谬，数百年无人纠正，所关匪浅，兹则根据革 考 第列史，博考群书，订疑释疑，别为一卷，作沿二”。这里可以看出，蒋藩修志确是抱着严谨的治学态度来进行的，从而亦增加了这部志书的学术价值。如对《舆地广记》、《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诸书中的讹误，多有纠正之处。附录金石考的致力也颇精深，艺文考一门则仿《汉书艺文志》的体例，只列书名作者，一切诗文杂著概不收入，其有可存者，则仿章学诚文征之例，另行辑录三卷附之于后，以备参稽，这些都是本志的特色。
（三）汜水县志
汜水置县于隋朝开皇二年，一九四九年与广武县合并为成皋县，一九五四年成皋县撤消，并入荥阳，县治为今荥阳县汜水镇。汜水地处郑州西部，山峦重迭，丘陵起伏，历史上著名的战略要地虎牢关即在此地。汜水虽为小县，但人文荟萃、地区富饶，历史上文化发达为郑州地区之冠。现有据可查的，明弘治年间汜水知县田景晖即修纂邑志，惜未成书，其稿今已失传。再修于嘉靖，以后万历、顺治、乾隆以至民国诸志，均有传本存世。其中以民国间所纂的《汜水县志》最有代表性。这部志书在纂修期间几经波折，历时十余年始成书印行。先是民国六年地方人士张彖巽等开始倡修，并聘定邑人王席珍担任主纂，数月后甫成初稿，而因王席珍病故，主笔无合适人选而搁置，民国十四年，张彖巽又将初稿拿出，托马子和、荆良仪加以订正，写出二稿，寄交其侄张登云，托其在开封请人校阅后付印。张登云看过之后认为还有多处值得商榷，函商，而彖巽尚不能付印，正拟与张彖又去世，遂又搁置，直至民国十七年，张登云因丁母忧回籍，才又召集地方人士，推赵东阶主笔，在前二稿基础上加以润饰或重写，用了四个月时间，便完成了这部志书。这部志书纂修过程虽长达十年，但时修时停，故仍不免有简陋之嫌。且主稿人更迭太多，观点也不尽一致。最后成志的两个关键人物，张登云为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毕业生，曾任北洋政府的河南省政务厅长，为一新式政客；而赵东阶则为清代进士，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十足的遗老，两者之间不能没有一点参商。赵东阶在《汜水县志》序言中便流露出来他对修志的，看法与牢骚：“……今论文皆曰革新，吾不知所谓革新者若何，存旧而己。旧志可仍之，可补者补之，凡以记其可记，其不可记者，概置不录。呜呼，中学亡矣，中国之志乘今后尚堪言哉！五千余年文明扫地，感此茫茫，百端交集，殊令我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而不能己己也。”在他这种复古思想支配下，是不可能在修志中突破框框，有所创造的，所以本志显得流于一般。但时代的痕迹是不容抹杀的，且参加编志的人士，有不少是新式学校毕业的，故在县志中，仍然出现了教育志、实业志、交通志等新的篇目，赋役七志中附有《河南漕粮沿革考》以及河南一0七县漕额表，这些对于近代史实的研究颇有价值。
最后，关于这部《汜水县志》，诸家书目均作民国十七年上海世界书局印，有误。本志成书于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十八年春，始由王泽生、赵钦政携稿赴沪印行，书后尚有民国十八年王泽生的跋语。故应著录为民国十八年印为宜。
（四）荥泽县志
荥泽县设县于隋开皇四年，初名广武，仁寿元年改名为荣泽，一九三一年废县，其地域分别划入郑县及河阴，尚有黄河北岸滩地则并入原武县。荥泽县旧治，在今郑州郊区古荥镇。县志自乾隆十三年以后失修，至今已有二百余年。顺治、康熙两朝的县志，现均成为孤本，乾隆十三年刊的《荥泽县志》，则是我们今天最常见的一部刻本了。荥泽地处黄河之滨，滩地占了很大部分，“邑中鲜藏书之家”，在搜集史料上，遇到很多困难，如职官志中不但宋元以前能考者甚少，即使明代亦“邑宰事迹大半缺如，教职簿尉皆止寥寥数人”，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简陋之处，特别是艺文志尤为明显，其所录王维、祖咏、刘禹锡、李白诸人的诗歌，多取自河阴、荥阳诸志，再加上一些时人诗文杂凑而成。尽管如此，这部志书并非一无优点，还有不少可取之处，如在凡例中指出河阴县为唐开元中所置，而非北魏之河阴，提出了与《河南通志》、《开封府志》完全不同的说法，实为后来蒋藩详加考证河阴沿革的先声。此外，设有河防、古迹两个专志，颇有地方特色，且比较详实，史料价值较大，可见虽然存在修志资料匮乏的困难，纂修人还是认真下了工夫。
一、郑州市沿革及修志概况
郑州是个古老的城市，早在商代已成为重要都邑，留传至今的古商城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因周武王曾封其弟管叔鲜于此，春秋时又为郑国之地，故后世或称为管，或称为郑，时有变化。唐初曾将设于武牢的郑州治迁于管城，这是管城称郑州之始。唐代和金代是郑州疆域最大的时代，下辖县治多至七、八个，明初曾置管州，属于开封府，下辖河阴，汜水、荥阳、荥泽四县，后又改称郑州，直至清末，郑州之称没再改变，一直属开封府，雍正时一度升为直隶州，旋复降为州，至光绪二十九年又升为直隶州，仍领四县。以后由于京汉、陇海两铁路的陆续修筑，郑州地处交通枢纽，商业蓬勃兴起，近代工业也开始萌芽，其地位日渐重要。民国初年废州置县，称为郑县，新中国成立后设立郑州由省直辖，一九五四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更进一步成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辖荥阳县一，至于原河阴、汜水、荥泽等县，已于民国间或解放初期废去，其疆域并入郑州市郊区或荥阳县境内，因此，现在的郑州市地域，基本上相等于明、清时期的一州四县。这样，我们在追述郑州历史上的旧地方志时，不能不把这些旧县的县志包括在内。从明代中叶起，迄至民国，近四百年的时间，现存的郑州旧地方志便可达到二十种之多。
（一）郑州市五种：
《郑州志》六卷，明徐恕修，王继洛纂，嘉靖三十一年刻本。
《郑州志》十二卷首一卷，清何锡爵修，黄志清纂，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郑州志》十二卷首一卷，清张钺、何源洙修，毛汝铣纂，乾隆十三年刻本。
《郑县志》十八卷首一卷，周秉彝、王扬瀚修，刘瑞麟纂，民国五年刻本。本志又有民国十四年铅印本和民国二十三年石印本。
《河南通志郑县采访稿》不分卷 王世贞等编 一九四二年手稿本。
（二）荥阳县志四种：
《荥阳县志》二卷，纂修人不详，约修于嘉靖年间，有明抄本传世。
《荥阳县志》八卷，清顾天挺纂修，康熙十七年刻本。
《荥阳县志》十二卷，清李煦修，李清纂，乾隆十一年刻本。本志又有民国十二年铅印本。
《续荥阳县志》十二卷，张向晨修，张炘、卢以洽纂，民国十一年石印本。本志又有民国十三年铅印本。
（三）荥泽县志三种
《荥泽县志》八卷，清李粹然修，李沈士秀纂，顺治十六年刻本。
《荥泽县志》八卷，清王畹修，贺士元纂，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荥泽县志》十四卷，清崔淇修，王博、李维峤纂，乾隆十三年刻本。
（四）汜水县志五种：
《汜水县志》六卷，明肖佩纂修，明抄嘉靖三十三年本。
《汜乘》 卷，明杜汝亮修，王人文纂，万历四十三年刻本，现仅存第三卷官师志一册。
《汜志》八卷，清吴与■修，贾攀麟纂，顺治十六年刻本。
《汜水县志》二十二卷，清许勉燉修，禹殿鳌纂，乾隆九年刻本。
《汜水县志》十二卷，田金祺修，赵东阶、张登云纂，民国十八年上海世界书局铅印本。
（五）河阴县志三种：
《河阴县志》四卷，清申奇彩修，毛泰征纂，康熙三十年刻本。
《河阴志》，清苏鹏翥纂，未刊行，有光绪间稿十六卷抄本传世。
《河阴县志》十七卷附金石考二卷文征三卷，高廷璋、胡荃修，蒋藩纂，民国七年刻本。本志又存有手稿本，藏于荥阳县委档案室，又有民国十三年石印本，一九六二年郑州市新华书店石印本。
此外，尚有广武、成皋两县，系民国间至解放初期由河阴、荥泽、汜水三县裁并而成，解放后不久即废县，归属于荥阳，存在均短暂，未修过志书。
二、郑州的旧志
现存的郑州旧志，嘉靖及康熙两种志书，均已成为仅存一、二部的罕见本，比较常见的为乾隆《郑州志》及民国《郑县志》。这些志书共同特点就是因袭旧志的多，增添新内容少，如乾隆《郑州志》便十分典型，较之康熙志变化极小，主要是官师、选举、人物诸志的补续和在艺文志中增辑近人诗文著述而已。比较起来，民国五年周秉彝、王扬翰修，刘瑞麟纂的《郑县志》是郑州诸志中收罗内容最多，且实用此志于民国四年开始征集资料筹备修价值最大的一部志，董其事者为县知事周秉彝，未几周病殁，由其后任王扬瀚主持，民国五年三月正式设立县志编辑局，至十一月成书。担任主纂的为邑人刘瑞璘，刘系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直隶本 考栾城县知县，旧学颇有根基，但他又曾被派赴日察，著有《东游考政录》，辛亥革命前后任北京《振华报》、天津《醒世报》、《河南通俗报》等报编辑，回郑州主持过郑州文献征集处，并任《郑州日报》主笔，因此他是封建科举时代的正途出身，又接受了一些民主思潮和欧美文明影响，这部《郑县志》就充分地反映了他既充当封建主义卫道士，又摇摆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间的世界观。
这部县志与乾隆《郑州志》相比，体例变化不大。乾隆志分为十二卷，计有星野、舆地、建置、食货、礼乐、官师、选举、人物、艺文等九个专志；民国的县志则扩大为十八卷，计有天文、舆地 建置、食货 礼乐、风俗秩官自治、选举、人物、列女、艺文等十二门。这里表面上比旧志增加了风俗、自治、列女三门，实则并无多大变化，因辛亥后出现了一些民众团体、民众组织，这些人士不能算政府职官，职官志中无法安置，才另辟一门“自治志”容纳之，而风俗、列女，不过是从旧志的“礼乐志”、“人物志”中分出来加以扩大罢了。从内容上来说，《郑县志》实际上百分之八十是乾隆《郑州志》的翻版，略加增辑乾隆后百余年中出现的职官、人物和建置、赋税变更，再加上几篇时人艺文而成。虽然序言中声称曾对旧志加以考订，实则考订纠正者极少，而旧志中很多讹 照样沿袭下来，如旧志的艺文志中把唐代诗人罗邺的一首诗误为罗隐所作，《郑县志》中照样重复这个错误。而且在刊印上亦嫌草率，鲁鱼亥豕，较之旧志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郑州自清末以来，由于成为铁路交通枢纽，地位日渐重要，出现不少新事物，但由于修志人的因循守旧，不敢大胆突破框框，致使不少重要经济文化资料失载，比如建置志虽记有京汉、陇海两铁路的名称，但其修筑年月及有关详情均未写入，一些学校、工厂也只列举名称而已。而且当时已有《郑州日报》创刊，应是地方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但志书中毫无反映，只是纂修人刘瑞璘在志书中加入自己著述多篇，其中有一篇《郑州日报宣言》，以及卷首一幅插图中题有“郑州日报社刊”字样，才使我们知道当时已有这个报纸存在，但此报纸究竟何年创刊，出版情况如何，都不能考查出来。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不 是《郑县志》的一个很大失败之处，比起同时的其它县志，增加“实业”、“教育”、“交通”诸门，并详记始末，二者相比，其优劣是显而易见的 而更为糟粕的是纂修人在忽视记述经济、文化等新事物的情况下，却不厌其烦地去采访烈女事迹，把乾隆旧志中人物志的列女门析出，扩大为二卷，所收节妇、烈女竟增至千人之多，在礼乐志中，祭天、祭地、祭孔的礼仪，罗列尽致，篇幅也大为超过旧志，对照艺文志中所载刘瑞璘写的《维持孔教请愿书》一文，就明显看出这是与纂修人的封建保守思想分不开的。
尽管如此，主纂人刘瑞璘又有其受新思潮影响的一面，从整体来看，不能说没有一点优点，如在人物志中，他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地方人士列传，在艺文志中为反帝、反清、反袁的革命烈士写了《追悼郑县三烈士曲》，都含有进步思想。
自治志中收录了当时各行业商会的名单，建置志中记载了民国二年成立的邮电局，机关一门又详列了当时的县议事会、警务公所、警务分所、公款局、视学所、商务会、县参事会等机构名称，对考证当时的行政概况不无稗益。这些虽然篇幅不大，记载过简，但颇具史料价值，正是整个志书精华所在。在附录中，又收入了郑州诸旧志序跋十三篇，对研究已失传的旧志也有参考作用。
三、郑州所属诸县志
郑州所属荥阳、汜水、河阴、荥泽四县的旧志，康熙以前刊印的多有失传，侥幸能流传至今的亦大都成为孤本，颇不易见到，且清代志书因循守旧者多，具有特色者少，故不一一评述，仅择数种加以简介。
（一）荥阳县志
目前较常见的荥阳县有二种，其一为乾隆年间纂修本，全书十二卷，分星野、地理、建置、赋役、礼乐、事实、秩官、选举、人物、艺文等十个专志，内容简陋，流于一般；其二为民国十一年张向晨修，张炘、卢以洽纂的《续荥阳县志》，这部县志可以说是荥阳历史上最好的一部县志。
这部县志是乾隆《荥阳县志》的续篇，凡乾隆志已有记述的内容，只要没有讹误需纠正的，概不重复叙述，他的编辑方针是“析其混、补其缺”，把编辑重点放在乾隆十一年以后，至民国十一年为止这一百七十多年的事情上。其最主要的特色有三：
1、不因循守旧，力求反映时代现实。本书名为《续荥阳县志》，只是续乾隆旧志未载的内容，但却没有按旧志的篇目体例照搬，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对旧志篇目作了修订和增设。续志虽仍为十二卷，其十二个专志都与旧志颇有出入，计分：一、叙、目、图表，二、舆地志，三、建置志，四、食货志，五、学校志，六、职官志，七、自治志，八、人物志，九、列女志，十艺文志，十一、金石志，十二杂记。这里将旧志中的赋役改为食货，事实改为杂记，使其能包含更多内容。而一般旧志中视之为不可缺少的两大专志礼乐和选举，本志却作了大胆的删并，列选举表于图表门之下，将礼乐附于建置志的庙祠门中，一反传统作法。同时新增学校、自治、金石三个专志，在各专志下又扩充了不少篇目，如建置志下设立有邮政、铁路、矿厂诸门；食货志下设立垦植、畜牧、工商诸门，力求全面反映时代面貌和地方特色。这里可以看出纂修人是作了颇有胆识的变革。
2、成功地运用了图表。以现代统计图表入志，这在民国时所修的志书中虽已有之，但并不多见，本志的统计图表以简明细致为特色，如“全县学校统计表”，列出全县八十二所中小学的概况，设有校名、学区、教职员数、学生数、班级数、资产情况、经费支出等栏目，使人一目了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我国几乎无地方工业可言，但县志中仍编有“全县工厂统计表”，列出十四个手工业作坊的情况，对从业类别、厂名、厂址、资本数、年产量、经理人姓名、商标名称等，都作了详尽记载，这对于研究地方经济发展史，是很有价值的。
3、敢于实事求是的直书。旧志中隐恶扬善已成为通病，但这部县志中却一反常习，在职官志中为二个贪官立了传，其序曰：“班氏汉书，循吏与酷吏并列；欧阳唐史，忠义偕奸叛同登。盖褒善以彰已往，贬恶以警将来”。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是修志者宝贵之处，至今仍值得借鉴的。此外，如在杂记的兵燹门中，对太平军的“无惨杀焚掠。”对于地主乡团武装的“横行乡里，凶暴甚于盗贼。”如实进行记载，这些都是史笔。
此外，杂记中所附《荥阳地名考》、《汴水考》、《荥水考》诸文，亦颇具学术价值。
（二）河阴县志
河阴置县始于唐开元中，至清乾隆中废县并入荥阳，民国复置县，一九三一年与荥泽县合并为广武县，全国解放后广武又与汜水县合并为成皋县，一九五四年又废县并入荥阳，县城今为荥阳县广武乡。
河阴自明代即有志书，清顺治年间又重修之，后被河南巡抚阎兴邦责之为 “荒悖失伦”，旋即失传。现存的三种河阴县志，最早的是康熙三十年申奇彩所修，它是在顺治志书的基础上删改订正而成，但与顺治本相比，并无多大进步，舛陋之处颇多，乾隆中废县，志书也随之失修。清代曾有严禁私人修志的法令，但至清末时期，由于清政府已到腐朽崩溃的边沿，文禁松弛，加之河阴已成废县，所以产生邑人苏鹏翥独力修志之举。苏鹏翥为清末举人，竭平生精力撰《河阴志稿》十五卷，另有自撰年谱一卷附后，合为十六卷，未刊行，有抄本传世。至民国初年，复置河阴县以来，即酝酿修志，民国四年三月，始聘请蒋藩主纂，六年六月完稿，历时二年又四个月，于民国七年刊行，这部志书可以说是河阴诸藩字恢志中最佳的一部。蒋吾，清末举人，为民初河南地方著名文人，他仅采用旧志稿十分之三，大部分是重新采访纂辑。这部《河阴县志》计分为：图、沿革考、疆域考、山川考、建置考、古迹考、民赋考、风俗物产考、学校考、兵事考、艺文考、职官表、选举表、宦绩传、人物传、列女传、杂记等十七卷，又附金石考二卷、文征三卷。这里不称“志”而称“考”，也足见编纂人是在考据上下了功夫的，如河阴县始置于何时，作者引证了大批资料，详加考订，证明河阴置县始于唐代，从而纠正了数百的谬传，在本志凡例中说：“隋唐以前分隶三县，无河阴之称，自明一统志误以北魏所置洛州之河阴（今孟津）牵率混合，而申志及河南通志、开封府志均仍其谬，数百年无人纠正，所关匪浅，兹则根据革 考 第列史，博考群书，订疑释疑，别为一卷，作沿二”。这里可以看出，蒋藩修志确是抱着严谨的治学态度来进行的，从而亦增加了这部志书的学术价值。如对《舆地广记》、《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诸书中的讹误，多有纠正之处。附录金石考的致力也颇精深，艺文考一门则仿《汉书艺文志》的体例，只列书名作者，一切诗文杂著概不收入，其有可存者，则仿章学诚文征之例，另行辑录三卷附之于后，以备参稽，这些都是本志的特色。
（三）汜水县志
汜水置县于隋朝开皇二年，一九四九年与广武县合并为成皋县，一九五四年成皋县撤消，并入荥阳，县治为今荥阳县汜水镇。汜水地处郑州西部，山峦重迭，丘陵起伏，历史上著名的战略要地虎牢关即在此地。汜水虽为小县，但人文荟萃、地区富饶，历史上文化发达为郑州地区之冠。现有据可查的，明弘治年间汜水知县田景晖即修纂邑志，惜未成书，其稿今已失传。再修于嘉靖，以后万历、顺治、乾隆以至民国诸志，均有传本存世。其中以民国间所纂的《汜水县志》最有代表性。这部志书在纂修期间几经波折，历时十余年始成书印行。先是民国六年地方人士张彖巽等开始倡修，并聘定邑人王席珍担任主纂，数月后甫成初稿，而因王席珍病故，主笔无合适人选而搁置，民国十四年，张彖巽又将初稿拿出，托马子和、荆良仪加以订正，写出二稿，寄交其侄张登云，托其在开封请人校阅后付印。张登云看过之后认为还有多处值得商榷，函商，而彖巽尚不能付印，正拟与张彖又去世，遂又搁置，直至民国十七年，张登云因丁母忧回籍，才又召集地方人士，推赵东阶主笔，在前二稿基础上加以润饰或重写，用了四个月时间，便完成了这部志书。这部志书纂修过程虽长达十年，但时修时停，故仍不免有简陋之嫌。且主稿人更迭太多，观点也不尽一致。最后成志的两个关键人物，张登云为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毕业生，曾任北洋政府的河南省政务厅长，为一新式政客；而赵东阶则为清代进士，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十足的遗老，两者之间不能没有一点参商。赵东阶在《汜水县志》序言中便流露出来他对修志的，看法与牢骚：“……今论文皆曰革新，吾不知所谓革新者若何，存旧而己。旧志可仍之，可补者补之，凡以记其可记，其不可记者，概置不录。呜呼，中学亡矣，中国之志乘今后尚堪言哉！五千余年文明扫地，感此茫茫，百端交集，殊令我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而不能己己也。”在他这种复古思想支配下，是不可能在修志中突破框框，有所创造的，所以本志显得流于一般。但时代的痕迹是不容抹杀的，且参加编志的人士，有不少是新式学校毕业的，故在县志中，仍然出现了教育志、实业志、交通志等新的篇目，赋役七志中附有《河南漕粮沿革考》以及河南一0七县漕额表，这些对于近代史实的研究颇有价值。
最后，关于这部《汜水县志》，诸家书目均作民国十七年上海世界书局印，有误。本志成书于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十八年春，始由王泽生、赵钦政携稿赴沪印行，书后尚有民国十八年王泽生的跋语。故应著录为民国十八年印为宜。
（四）荥泽县志
荥泽县设县于隋开皇四年，初名广武，仁寿元年改名为荣泽，一九三一年废县，其地域分别划入郑县及河阴，尚有黄河北岸滩地则并入原武县。荥泽县旧治，在今郑州郊区古荥镇。县志自乾隆十三年以后失修，至今已有二百余年。顺治、康熙两朝的县志，现均成为孤本，乾隆十三年刊的《荥泽县志》，则是我们今天最常见的一部刻本了。荥泽地处黄河之滨，滩地占了很大部分，“邑中鲜藏书之家”，在搜集史料上，遇到很多困难，如职官志中不但宋元以前能考者甚少，即使明代亦“邑宰事迹大半缺如，教职簿尉皆止寥寥数人”，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简陋之处，特别是艺文志尤为明显，其所录王维、祖咏、刘禹锡、李白诸人的诗歌，多取自河阴、荥阳诸志，再加上一些时人诗文杂凑而成。尽管如此，这部志书并非一无优点，还有不少可取之处，如在凡例中指出河阴县为唐开元中所置，而非北魏之河阴，提出了与《河南通志》、《开封府志》完全不同的说法，实为后来蒋藩详加考证河阴沿革的先声。此外，设有河防、古迹两个专志，颇有地方特色，且比较详实，史料价值较大，可见虽然存在修志资料匮乏的困难，纂修人还是认真下了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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