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方志 方志学 中国方志学通论 方志商 方志序例

说方志

梁启超著，1924年版。收入《饮冰室合集》。梁氏认为：“隋唐以前，关于地方历史之记载，据《隋书·经籍志》可归纳为图经、政记、人物传、风土纪、古迹、谱牒、文征等七类，其初具方志雏型者如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及宋，糅合诸类体制编为方志。自宋迄明六七百年间，方志编纂方法渐趋进步，内容门类由繁而简，所述范围由俭薄而增于丰富。大抵初期作品囿于古代图经之观念，以记山川、城邑、宫室、名胜为主要部分，稍进则注重人物传记及古迹、遗书遗文、金石等。更进则注重现代风俗、掌故、经制、因革等。”清代，志书有较大发展。梁氏对前人称为“良作”的志书作了评价，称顺治《河南志》为天下模式，雍正《浙江通志》为诸志中完善者，而陕西、山西为最好，福建次之。对康熙《邹平县志》、乾隆《历城县志》、章学诚所修之七、八种及洪亮吉父子所纂之志，亦倍加赞誉。

方志学

书名。李泰棻著。成稿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四至八月，同年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十四门，分通论、旧志述评、拟目及序例、编纂方法等，约20万字。通论主要论述方志定义、定名、种类和性质;旧志述评主评武功、朝邑、吴郡、姑苏、滦(县)、灵寿、姑苏备孰考七志得失，以及反驳前人章学诚“艺文不志生人著作之不当”;拟目及序例、编纂方法等，作者联系聘纂《绥远通志》之经验，具体阐述了疆域、沿革、人物、资料选集和编纂方法等问题。他认为：“方志者地方之史，前已言之，以上更较编体，又与正史相仿，则其为史无疑;而《四库书目》乃以列入地理类中，是重方而未重志，谬误已甚。夫史多矣，有通史以会其通，有断代以析其代，更有方志以别其方，然后上下纵横，始能靡考无遗”。还指出：“农工商矿各业，为社会生产消费之总，现所谓社会经济之源流，并在于此，自须分记合述”。“分记合述”是该书主创“经济概论”的最早倡导者。

中国方志学通论

傅振伦著。1935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66年12月台北商务印书馆再版。傅振伦，字维本，河北新河县人。现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曾于1928年主纂《新河县志》。又参与修撰《北平志》、《北碚志》、《河北通志》，为之发凡起例，惜未成书。全书约10万字，凡8篇19章，首论方志的意义及范围;次论方志在学术上的地位、方志的源流、发展、派别、通病;章学诚之方志学;方志的收藏与整理;后论方志的编纂。这是继李泰棻《方志学》之后的又一部较系统研究方志理论专著。该书适应时代的需要，引进现代科学去释志、修志。曾批评当时一些人“既昧于先哲志乘精义，又不讲求新史因素”，因此他要“略古详今，侧重现代”; “博采详志，注重实用”; “特详悉于社会方面”;偏重于“物质方面”; “广辟类目，注重科学”。关于“史料之采集”，他还分别介绍了德国史家G·Morod将史料分为“前人遗著”、“文契官书”、“纪念实物”三大类和英国史家J·M·Vincet分史料为有意遗传的和无意遗传的二种办法。这些，都说明作者已把目光转向世界，并用新的方法探讨方志的编纂。

方志商

甘鹏云撰。《甘氏家藏丛稿》之一。1938年9月崇雅堂聚珍版印行。线装一册。全书分二卷。上卷：《湖北通志义例商榷书》、《复李甥晓垣书》。下卷： 《修志答问》(又名《修志刍言》)、《湖北通志凡例》。该书系作者参与编修《湖北通志》的经验体会，对修志原则、方法，修志步骤作了论述。主要内容有：修志的宗旨，志书的义例，志书的取材，篇目的拟订以及修志方法等。为了反映湖北地区的特点和外人入侵，提出增列社会变迁、外人通商记、租地记等新篇目，颇具卓识，有参考价值。但全书有些提法及类目的设置，尚须研究，上、下卷内容多有重复。

方志序例

邬庆时著。1940年9月初版，商务印书馆发行。平装一册。全书内容：一、宝安县志序例;二、高要县志序例;三、广州年鉴序例;四、龙门县志序例;五、中山县志稿序例;附录：中山县志稿前志志。该书为作者参与编各地志书时，拟订的修志义例。宝安、高要、龙门三县志例，基本仿前志体例，略有增删。中山县志稿序例，斟酌损益较大，与前志体例不同。仿三宝体，以土地、人民、政事为纲，以纲统目。注意突出地方特点。如中山县为孙中山出生之地，则中山传与翠亨乡记述特详，并置于卷首，以示尊重;记述物产，注意本县的“独产”和“独良”品种，以避与他县重复。并注意时代特点。一是特立“实业”一门，以记述社会经济;一是专列“租借地”一目，以唤起国民不忘国耻。志书设“前志志”，虽非作者新创，但具体用于志书中，有推荐作用。该书义例较前有改进，但以三纲统率众多之目，局限性大。有些类目承前志，如列女等目不当。此外，该义例对特别发明或巨大建设者、政绩卓著者等生人立传，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