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地方综合年鉴的框架设计

来源：《广东史志》2015年第2期

《现代汉语词典》对“框架”的解释是：由梁、柱等连接而成的建筑工程结构，引申为事物的轮廓或主要部分。年鉴的框架是指年鉴基本内容的结构框架体系，框架设计是年鉴编纂进入实质操作的第一个流程，是最具技术含量的年鉴业务。笔者从事地方志工作十余年，先后参与编纂各类志书、年鉴、地情资料等十余种，在此，仅就年鉴的框架设计谈几点认识：

一、年鉴框架应和志书接轨

年鉴的框架结构，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标准。2008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中，没有对地方志书和年鉴的框架进行规定。有人主张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来设计年鉴框架，因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是国家统计局起草的国家标准，1984年首次发布，1994年和2002年分别进行修订，2011年进行了第三次修订，是法定的分类方法，为年鉴提供了框架科学分类的模板，是普识程度和认知程度最高的、最具有权威性的分类标准①。就当前已出版的年鉴来看，相当多的年鉴框架结构，都是以此为参照来设计，并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使年鉴的框架具有科学性和稳定性。

事实上，志书的篇目和年鉴一样，其分类原则大体上也不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范畴，两者遵循的标准是相同的。有人反对年鉴服务于志书，反对编鉴应服从修志的观念②，但从年鉴体例、行文等方面来看，都与志书相通。同时，由于年鉴年度性的特点，在年鉴的框架设计过程中，“根据不同部门的工作职能和特点，注意记述内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通过年鉴反映重要事物的较长时期发展情况，和修志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综观全国各地的年鉴，连续设置稳定性条目，一般都在70%以上”③。有人说，“资治、存史、教化”是年鉴的主要功能④。年鉴的资料是年度性的，是割裂的，“纵不成线”，只有将年鉴资料编入志书，实现事物“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才能真正发挥其“资治、存史、教化”功能。因此，笔者认为，已出志书篇目应是年鉴框架设计的重要参考。首轮志书编修完成后，方志部门开展了年鉴的编纂，这一阶段即如首轮修志一样，对很多地方来说是新鲜事物，因此“摸着石头过河”，边编鉴边探索，逐渐加深对年鉴的认识。而在二轮志书的编纂过程中，在资料的使用上，方志部门都意识到年鉴资料对编纂志书的重要性，意识到了由修志机构自身——方志部门通过编纂年鉴来积累修志资料的合理性和便捷性。在《高安市志（1986－2006）》的编纂过程中，编辑人员曾把历次编纂的《高安年鉴（1986－1990）》《高安年鉴（1991－1993）》《高安年鉴（1994－2000）》《高安年鉴（2001－2003）》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这四部年鉴能够用在《高安市志（1986－2006）》中的内容很少，志书的资料来源主要还是依靠各单位提供或是到档案馆摘抄所得。因此，《高安市志（1986－2006）》出版后所编纂的年鉴，编辑人员十分注意在框架设计上与志书的接轨：在栏目、大类的设置，甚至其名称、位置都有意识地借鉴志书的篇目，以期为第三轮志书的编纂打好基础。

二、年鉴框架应适时创新

近年来，创新是年鉴界最广泛的话题。江泽民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年鉴的框架结构，也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关于年鉴的创新，许家康曾提出一种渐进式创新方式：朝向一个目标，逐年调整框架设计，不断创新年鉴内容，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逐渐创新年鉴的内容和表现形式⑤。这个思路有较多的拥趸。《江西年鉴》创刊号的框架分“综合情况”“动态信息”和“辅助资料”三部分，其“动态信息”设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员会、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江西省人民政府、政协江西省委员会、中共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军事、法治、民族宗教、港澳台和华侨事务、农业、工业等42个栏目。2008卷《江西年鉴》，其“动态信息”分为38个栏目。与2002卷创刊号相比，总数上少了4个栏目，且有些栏目名称上发生了变化，如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改称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政协江西省委员会改全称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中共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港澳台和华侨事务改为外事侨务和港澳台事务，开发区与工业园区改为园区经济，对外贸易经济合作改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交通运输改为交通等。除此之外，2008年还新增了就业与再就业、财政税收2个大类，合并或降格了民族宗教、非公制经济、市场建设和保险4个大类。

《江西年鉴》2012卷的框架与2008卷相比，增至40个栏目，其中“外事侨务和港澳台事务”分为两个栏目，分别为“港澳台事务”和“外事侨务”；“交通”栏目恢复名称“交通运输”；“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改为“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恢复创刊号时设立的“非公有制经济”栏目。这些栏目的改动，不是编辑者心血来潮的随意之举，而是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法规来进行严格的改动的，有些是名称上的完善和规范，有些是国家工作重心转移产生名称变化，有些是国家部委机构合并裁撤产生的名称变动，有些是新生事物，这些改动，也是年鉴顺应潮流，努力创新的结果，也是年鉴框架变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又如《江苏年鉴》，其框架调整别出心裁，在保持框架结构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十一五规划，对年鉴框架进行适时修改，体现了编纂者别具一格、机动灵活的设计思路⑥。

三、年鉴框架应去特色化

年鉴应体现地方特色，大多数年鉴编辑人员都有这样的意识。这是因为，各地的资源、地情等不尽相同，这些不同，使各地的经济发展的侧重点也不同；这些不同，使年鉴呈现自已地方特色成为可能。因此在设计年鉴框架时，对这些所谓的“重点篇目”，“升格的要升格”，认为“特色性是综合年鉴实施个性化的必由之路，年鉴只有凸显特色才能张扬个性，才能有活力和生命力，才能克服千鉴一面”⑦。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厦门年鉴（2006）》把“会展业”升格，《大连年鉴（2008）》卷把“会展广告”升格。

有人认为，框架设计应在“遵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展示自身的个性与特色，要立足时代，把握规律，张扬个性，要走出简单模仿和克隆的怪圈”⑧。也有人在框架上标新立异，增设诸如“某某名片”“某某数字”“某某荣誉”“某某典型”等，以突出年鉴的时代性⑨。这些做法，确实很容易吸引读者眼球，赚取人气，但这样人为地突出成绩，容易造成记述多头重复，浪费版面。

《高安年鉴》的框架设计思路是：根据《高安市志（1986－2006）》的篇目，按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类要求，严格分类，严格统属，并不因为某行业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就对其升格，使门类与大类平齐。如高安陶瓷业，在高安有30余年的发展历史，经历了发展的兴盛、衰落直至今天辉煌的阶段，境内有中国建材产业基地、江西省唯一的省级陶瓷产业基地，在高安工业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编辑人员在设计篇目时，并没有把陶瓷工业升格，与工业平齐，而是仍然置于工业之下。读者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时，自然会到“工业”门类下面去查阅。这样的做法，一方面严格遵循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出现栏目类别“父子同辈”的问题。

此外，年鉴年度性的特点，也使得年鉴在框架上展现个性变得勉强。一年之内所产生的事件，在没有参照物对比的前提下，其独特的个性很难彰显出来。而认定某个年份的一项工作具有特色性，在时间、空间上来比较，也许是一件很普通或者是一件失败的工作，毫无特色可言。因此，年鉴的框架设计，应去其特色，遵从分类规范，才会具有久远的生命力。

四、年鉴框架应规范统一

关于年鉴的框架构成，规范化、个性化一直是业界所争论的话题。所谓规范化，指年鉴应该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分类体系，而个性化，则是年鉴应体现地方特色。众所周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适用于我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人口几百万的大地方，还是人口几万人的小地方，在行业分类、社会事务上，都是大致相同的。小地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必须设置和大地方一样的党委政府及办事机构，缺一不可。这正是年鉴框架规范的前提。此外，就省、市一级方志部门来说，编纂年鉴人员相对固定，而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县级方志部门，队伍不稳定，熟悉业务的人员少一直是县级年鉴编纂的短板，推出一套规范的框架供大家参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有人认为，按单位的行政级别和隶属关系区分是分类的大忌⑩，但是考虑到年鉴编纂头绪多，工作量大，对编纂人员素质要求高，编纂时间有限等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以各行业各系统分类来设栏目，符合当前年鉴工作的现状。这种分法，便于方志部门组稿、改稿，便于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审稿，也便于将来地方志书的使用。在此，笔者根据自已的经验，提出一个年鉴栏目框架（以县级综合年鉴为例）如下：

图照、特载、概览（自然环境、区位面积、建置沿革、人口、气候、水文）、大事记、中共××县委（组织工作、村级党建、宣传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对外宣传、统战工作、民族宗教事务、政法综治工作、维稳工作、农村工作、新农村建设、机关党建、党校教育、信访工作、老干部工作、关心下一代、党史地方志工作、台湾事务、接待工作、编制管理）、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综述、重要会议、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政务管理、法制建设、财政决算、人事管理、机关事务管理、行政服务、信息管理工作、××年政府、政府办下发的文件目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县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军事（人武部、武警、消防、人防）、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总工会、团委、妇联、工商联、文联、社联、科协、侨联、残联、老体协）、法治（审判、检察、公安、司法行政）、城乡建设（城乡建设与规划、城市管理、房产管理）、基础设施（供水、供电、邮政、电信、移动、联通）、交通运输（路政管理、运输管理、水上交通监管、物流）、农业（农业、林业、水利、畜牧水产、农业机械、农业综合开发）、工业、园区经济、旅游、贸易（国内贸易、对外经济贸易合作、粮油贸易、供销合作、烟草专卖、石油供应、食盐供应）、金融（银行、保险、证券、住房公积金）、经济管理与监督（综合管理与宏观调控、财政管理、国家税收、地方税收、统计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审计监督、价格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安全生产管理、国土资源管理、食品药品监管、口岸管理、物资管理）、科技、环境保护、教育、体育、文化（档案、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图书发行、网络公司）、医疗卫生（医政、疾病控制、妇幼保健、农医管理）、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社会生活（居民收入与消费、婚姻家庭、计划生育、老年人）、民政、乡镇、人物、附录、统计资料。

这其中可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栏目增减；也可以根据各栏目篇幅的大小进行有机组合，把相近行业放置一处，如“文化教育”“广电体育”等，切忌风牛马不相及，出现“体育环保”“文化药品”之类的栏目标题。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框架也有一个俗套：以四套班子的内容置于年鉴前列，与行业分类和大多数志书篇目不同。不以“政权”“政党”而直接名之以“某某县委”“某某县政府”。且“政府”其下篇目主观性较大，因政府有组成部门、直属部门、办事部门、直属事业单位等多个行业系统，如果把属于政府的内容全部算上，其篇幅恐怕要占到年鉴的一半以上，但在实际框架中，真正置于政府之下的仅法制、人事、机关事务、行政服务等，其余行业系统都在栏目中与政府平行设置。提高政府之下的各个部门的“地位”，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注释：

①胡新力：《试论地方综合年鉴框架特色的认识误区》，《年鉴信息与研究》2007年第3期。

②方亚光：《年鉴编纂文论》，线装书局。2009年3月第1版，第172页。

③孙学民：《年鉴与时俱进的优势》，选自《中国地方志学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论文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第224页。

④彭峰：《浅谈年鉴功能和政府职能的关系》，《年鉴信息与研究》1996年第2期。

⑤许家康：《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2期：《地方志创新问题研究》。

⑥方亚光：《年鉴信息与研究》2002年第4期。

⑦董忠：《综合年鉴框架创新的思考与实践》，《年鉴信息与研究》2009年第1期。

⑧方亚光：《年鉴框架结构设计要处理好规范化与个性化的关系》，《江苏地方志》2004年第3期。

⑨古棉标：《在四突出上下功夫，提高年鉴的创新能力》，《广东史志视窗》2011年第2期。

⑩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线装书局，2006年9月第1版，第49页。

（作者单位：江西省高安市史志办）

（责任编辑：许之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