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人物志的选材与编纂

地方志是全面系统记述一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文献。社会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社会的历史和发展实际上是人的活动，也是人的生存、发展的生动体现。所以，在地方志书中专门设立人物志这一门类，来集中记述人的活动。陈泽泓在《岭表志谭》中提出：“方志记述人物，已为定例。人物门类在志中所占篇幅往往最大，教化功能最著，向来为方志记述的主要内容，编纂者最为重视。”笔者试以汕头市二轮修志为例，讨论人物志的选材与编纂。

一、人物志在地方志中的重要作用

一是人物可以代表一方水土。古今中外，许多地方因为出过著名人物而出名。古代诗人就常被人以地名为称，如唐代著名诗人张九龄因故乡在曲江（今韶关）而被称为张曲江，柳宗元是山西河东（今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世称柳河东，因在柳州当过刺史，又被称为柳柳州。韩愈自称祖籍河北昌黎（今河北省秦皇岛昌黎县），被称为韩昌黎。可见，由于人物的杰出成就，使与其有关的地名也熠熠生辉。前几年，许多地方为了现实利益，也在互相争论著名历史人物的故乡归属。在当代，人们也常以地名指称人名，从省名到市县名到镇村名等。

二是人物志具有教育、警示作用。人物志中的入志人物，一般来讲都是在某一领域或某一行业取得突出成绩或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入志，往往能使人们见贤思齐，自觉以人物的先进事迹、行为标准来对照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教育、激励作用。而部分负面人物入志，使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些人物的事迹、行为所产生的危害以及蕴含其中的历史教训，从而达到“见不贤而思自省”的警示作用。

二、汕头市二轮修志中人物志的特点

一是入志人物大多“高大上”，且多集中在政界、商界，缺少各行各业及普通人物入志，存在局限性。在汕头市二轮修志7部志书中，《汕头市志（1979-2000）》人物立传14人，政商界4人，占比28.6%;《金平区志》人物立传33人，政商界11人，占比33.3%；《龙湖区志》人物立传29人，政商界11人，占比37.9%，人物简介25人，政商界7人，占比28%；《澄海市志（1979-2003）》人物立传32人，政商界14人，占比43.8%，人物录42人，政商界27人，占比64.2%；《濠江区志》人物立传37人，政商界11人，占比29.7%，人物简介17人，政商界4人，占比23.5%；《潮阳市志（1979-2003）》人物立传25人，政商界11人，占比44%，人物录73人，政商界40人，占比54.8%；《南澳县志（1979-2000）》人物立传6人，政商界1人，占比16.7%。可见除《南澳县志（1979-2000）》外，政商界人物入志在汕头二轮修志中占有较大比例。这跟修志者在人物入志时较为看重职衔有一定关系，同时也是因为政商界在社会上比较具有影响力，更为人所熟悉，人物的入志、人物资料的搜集比较容易。笔者参与编修的《潮阳潮南人物志》，该志除在人物传之外，设有人物录这一体裁，该人物录记述的是目前尚在世的潮阳、潮南人物，但绝大部分是政商人物，少部分是科学界、学术界人物，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物少之又少。当时，笔者同时参与编修《今日东华》一书，该书主要介绍了改革开放后汕头市潮南区陇田镇东华村走绿色生态农业之路，村民勤劳致富的事迹。在该书编修过程中，发现东华村委党支部书记章钦炳的先进事迹值得入志，于是将其补充进入《潮阳潮南人物志》中的人物录部分。

二是华侨港澳台同胞入志数量相对较多。在汕头市二轮修志7部志书中，《汕头市志（1979-2000）》人物立传14人，华侨港澳台同胞3人，占比21.4%;《金平区志》人物立传33人，华侨港澳台同胞1人，占比3.0%；《龙湖区志》人物立传29人，华侨港澳台同胞1人，占比3.4%，人物简介25人，华侨港澳台同胞4人，占比16%；《澄海市志（1979-2003）》人物立传32人，华侨港澳台同胞10人，占比31.2%，人物录42人，华侨港澳台同胞24人，占比57.1%；《濠江区志》人物立传37人，华侨港澳台同胞2人，占比5.4%，人物简介17人，华侨港澳台同胞3人，占比17.6%；《潮阳市志（1979-2003）》人物立传25人，华侨港澳台同胞7人，占比28%，人物录73人，华侨港澳台同胞29人，占比39.7%；《南澳县志（1979-2000）》人物立传6人，华侨港澳台同胞0人。除金平、龙湖为较晚设立的区外，而南澳县的入志人物6人，其中2人为上一轮修志补记，入志人物太少，数据缺乏可比意义，其他区（县）华侨港澳台同胞入志数量在汕头二轮修志中占有较大比例。二轮修志的断限（1979-2000）处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华侨港澳台同胞对汕头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对汕头的慈善事业、教育医疗事业、公共设施建设等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助，捐桥修路、兴建学校、医院等，不少入志的华侨港澳台同胞人物事迹家喻户晓，对家乡所做出的贡献有口皆碑，确实值得入志。在二轮修志的中间成果中，汕头市潮阳区、潮南区还专门编修出版了《潮阳市华侨港澳台同胞志》。但这也暴露出我们在选择人物入志时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入志人物标准和门槛僵硬，缺乏深入细致挖掘等。

三是同一人物在不同志书入志但体裁不同，内容详略不同。如林百欣这一个人物，《潮阳潮南人物志》、《中山市志（1979-2005）》中入人物传，《汕头市志（1979-2000）》入人物表（荣誉市民）、《潮阳市志（1979-2003）》中入人物录。这其中的人物传和人物录的区别，主要是因为各志书在时间断限上不一致，林百欣于2005年逝世，超过《汕头市志（1979-2000）》、《潮阳市志（1979-2003）》的下限年。我们着重来比较《潮阳潮南人物志》、《中山市志（1979-2005）》中林百欣人物传的内容。林百欣祖籍潮阳，《潮阳潮南人物志》对其早年奋斗经商经历写得十分详细，对其在香港、潮汕、广州等地的慈善事业也有详细的论述。而《中山市志（1979-2005）》基本没有记述林百欣的生平事迹，只是详细记述了林百欣伉俪在中山市所做的慈善事业。当然，对于林百欣这一人物来说，潮阳、汕头是其祖籍，而对于中山市则是外籍，林百欣在汕头和中山的活动事迹不同，对汕头和中山的贡献程度不尽相同，这里或多或少存在着区别，于是就体现在人物传的侧重点不同。

但是，对人物来讲，逝世后的盖棺定论，应该在人物传的记述上有一个统一的定调。《潮阳潮南人物志》与《中山市志（1979-2005）》中林百欣传的内容不同，体现了这两个地方对林百欣这一人物的情况在编纂思路或者资料掌握上存在不同，于是就出现了不同的阅读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当今时代人的活动范围比以往大大扩大，人物的活动轨迹不仅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域，而且存在国际化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在编人物入志时，对人物生平事迹有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掌握。

四是人物录、人物简介入志不普遍。陈泽泓在《岭表志谭》中提出：“由于‘生不立传’的编纂原则，设立人物录（或称纪略、略、简介），是为了将在世而又值得记载者予以收载。”人物志分设传、录正是志体记述人物的特有的体裁特点。修志与当下存在时空差异，当下人物入志使得志书与当代社会联系能更紧密一些，是照顾当代人的需要，也能使人们了解一地人物现状，掌握人才动态。在汕头市二轮修志中，除《汕头市志（1979-2000）》、《金平区志》、《南澳县志（1979-2000）》外，其余4部志书均分别设置人物录或人物简介。总体来看，设置人物录（简介）使得人物志具有层次性，传、录的分设使得一地的人物入志更加全面，使得人物志与当代得到延续联系，利于当地对人物、人才状况的动态掌握。当然，由于人的生命轨迹、活动轨迹还在继续，志书无法全面、客观地记述人物，也存在引起争议的麻烦。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怕麻烦，就直接省去人物录入志这一有益的修志实践。

三、汕头市二轮修志中人物志的启示及今后做法

一是在“生不立传”原则的基础上，人物入志的原则、标准要相对客观和严谨。人物入志的筛选范围要进一步扩大，从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到做出突出事迹的普通人民群众等，都要全面系统地进行深入挖掘。

二是对入志人物要全面掌握其生平事迹，客观公正予以记述。人的活动范围扩大，不仅要了解人物在本地的活动情况，也要了解人物在外地、国外的活动情况，加大人物生平资料的搜集、整理力度，力求真实准确。“不隐恶，不谥美”，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三是适当尝试以“口述历史”的方式来记述人物，以“人物口述”的形式创新人物入志写法。“口述历史”发展至今，理论上已经趋于成熟，而且已有入志的例子。“人物口述”是由人物在世时对自己的生平、经历的口述，通过自己或他人记述的形式呈现出来，加入“人物口述”资料，可以弥补过去档案、资料保存不完善造成的缺憾，对人物志是一种有益的丰富和补充，可与地方志资料互证，同时也具有读者体验，不失为人物志编纂的一种好的做法。此外，人物志的编纂也可以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现场调查入志人物对时代社会所做的贡献，通过访问入志人物的同时代人、后时代人以及史学家对其生平的认知与评价等，作为人物志的补充，使得人物志更具有鲜活性和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