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编纂的一些新认识

经过近30年的奋斗，全国社会主义新方志第一轮编纂任务已基本完成，第二轮编纂正在启动。伴随着修志实践，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不论是关于修志的目的和意义，还是修志的原则和方法，一些新的见解不断展现，有的已系统化并上升为创新型理论，反过来指导修志实践；有的虽未成篇成套，但其观点已在方志界形成共识；有的尚未引起广泛重视，但在局部地区已产生重要影响，推动了志书工作的深入开展。现就其中一些新见解谈点体会。

一、修志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基础性工作

国家软实力这个概念，已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其内涵主要是国民的综合素质、国家的创新能力、社会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制度的激励、规范和协调能力等，其核心是文化的实力、活力和影响力。它是相对于军事、经济、科技、人口和资源等硬实力而言的，已被许多国家作为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到发展战略和计划当中。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志书编纂是对特定地域或部门单位历史文化的集聚和梳理，是对现代文化的汇总和提高。其记述内容的原始性、丰富性、系统性、全面性是其它体裁的著述难以企及的，可以说是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生产力，离不开挖掘、提高祖国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价值，继承并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离不开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梳理和总结，从现实生活中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养分；离不开积极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在洋为中用中充实我们的文化宝库，增强我国文化的创造力。这一切都离不开对基础性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提炼，也正是地方志编纂工作所要完成的任务。

还应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日益扩大。农牧社会时期，国家的实力主要看人口规模和对土地的占有；工业社会时期，主要看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机械化和组织化程度；进入信息社会时期，文化逐步占据了主要位置，渗透、引导并制约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文化产品日益丰富多彩，在物质产品中的文化含量也成为决定其价值高低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成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近几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也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北京的文化产业已成仅次于信息和汽车的第三大产业。不论文化产品还是物质产品的文化含量，都来源于文化的基础资料和基础产品，志书的编纂工作也成为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基础性工作。而随着社会发展，其作用将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增大。刘延东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上，对此作了充分解析，她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经济实力，而且要有文化魅力。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既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也能体现现代文明和历史文明的一脉相承，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一步推进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修志是对历史的再梳理、再认识、再借鉴

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应是在当代先进思想指导下，用当代人的眼光和智能，去梳理特定时期和范畴的历史资料，挖掘并审核历史的遗存，用已成熟并相对独立的志书体例给予记载，其内容既包括古代、近现代，也包括当代。新方志的第一轮编修大都以事物发端开篇，顺序记述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左右。第二轮修志除少数创修、新修志书外，多是第一轮的接续，下限大都到本世纪初，北京到2010年。目前，人们的眼光大都放在了修志的结果上，即力争出一本或一套高质量的志书。这并不错。但与此同时，还应关注修志的过程，研究修志过程产生的影响，带来的效益。修志是以编纂高质量志书为其核心任务、主要成果的。但它不仅是编书、出书，其编修过程，实际上也是对本单位、部门和地区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再梳理、再认识、再借鉴的过程，是全面总结一个单位、部门和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及经验教训的过程。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审核、选择到制定篇目、审定文稿，对志书编纂者都是一个较长时间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使编纂单位和人员不仅深入地认识了现在，而且对自身的历史也有了更全面、更系统的了解。不仅只看到自己生活和经历的局部，而且看到了全局。不了解历史，就不可能加深对现实的认识，更不可能科学地预测未来。就不认识全局，也不可能深刻了解局部，为自身从事的工作准确定位。而修志过程正好使修志工作参与者的认识从局部提升到全局，从眼前延伸向历史。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一般情况下，人们很少历史地、全方位地关注和认识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即使是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的人，包括领导班子在内，也很少从全局、从历史的发展上去专门研究其规律、规则和经验教训。编写地方志恰恰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让大家回顾历史，寻找成功的条件和曲折的原因，进一步认识当前工作意义和未来奋斗目标，必将增强凝聚力、激发创造性。与此同时，在编写中还会出现一批“单位通”、“地情通”，他们随时随地可作为领导班子的参谋顾问，对外接待宣传的喉舌讲师，解决历史疑难问题的学者谋士。凡是有作为、有远见的领导人，从事领导工作，无不在两个环节上下功夫，一是了解历史，二是培养人才。修志过程，可获一举两得之效，是一个深入认识自身的过程，逐步挖掘潜能的过程。修志也必将修出领导决策和执行能力的增强、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总之，志书的编纂不要只看结果，还要重视过程，让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能最大限度地发热发光。

三、志书编纂的三个重要原则——明确主旨、抓住主线、突出主体

做任何工作，都应有一个主旨，就是向着什么目标，达到何种目的。目标和目的越明确、越具体，给你工作的方向感就越强，动力源就越足，就可凝聚人心，人往一处走，劲往一处使，就可少走弯路，勇往直前。修志也不例外，必须明确为什么要修志、达到什么目的。修志的目的历来有“六字真言”，即“存史、资治、教化”，这个概括应当是比较准确科学的，已成共识。也就是说，修志既为当代，也为后人，更为自身。为当代各行各业提供先人的行为轨迹、思想文化和经验教训，以资做好当前工作。为后人把当代人主要经历梳理编纂而后留存下来，以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并供其借鉴，作为发展创新的基础。为自身就是提高志书工作者及有关单位认知水平、文化素养和业务能力，主旨不明确，修志就会失去方向，难以组织队伍，鼓舞士气，指挥作战，明确主旨是志书编纂的先行的第一位的工作。

主线是贯穿全书的主要脉络。各个方面、各个时期不同内容和形式的资料之所以能够连接成整体，很大的因素是要有一条脉络把前后联系起来。志书编纂在明确主旨后，必须在众多资料中寻找这条主线，抓住这条主线，而后围绕这条主线组织编纂资料，就有可能做到主题鲜明突出、逻辑合理明畅、结构有序严谨，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志书质量。主线不明确，常常会发生上下错位、缺项断档、逻辑混乱的弊病。对于读者来说，主线越清楚，志书就越有吸引力，越能更好地掌握志书的知识，更深刻地理解志书的内容。深入研究、准确抓住主线，是志书编纂的一个关键环节。主线在何处？它不是编纂者创造出来的，而是历史发展当中的客观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线，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即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变化。中国历史上集中体现在改朝换代上，而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即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征，主线就是时代特征的反映。我们的第一轮修志，其内容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它的主线是特定地域或单位的发生发展、新旧交替、兴衰变换。第二轮新方志是前志的延续，主要写当代上个世纪后期和本世纪初期。而这一阶段，正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和社会发展最迅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所有工作，都离不开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应是这一时期的主线。我们在制定规划、设计篇目、具体编纂的时候，都应紧紧抓住它、围绕它。

主体就是单位、部门、地区的主体工作。抓住和突出这个主体工作，就抓住了志书编修的主要内容。我们在研究志书怎么写、写什么时，首先应研究并确定特定单位、部门和地区的工作主体和发展主流，而后才有可能设计篇目结构。虽然在强调主体内容和发展主流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辅助性工作和发展支流，但要有主次之分，不可“一律平等”，更不应该主次颠倒、喧宾夺主。退一步讲，有些志书即使写得不够全面完整，但只要抓住主体内容、主流发展，就可以说基本完成了任务。

总之，志书编纂应把明确主旨、抓住主线、突出主体作为具体撰写的三条原则。

四、修志应从研究时代背景开始

志书的编纂从何入手？在首轮志书启动时，有的从收集资料开始，有的从研究篇目结构开始，还有的从纂写规范性章节开始，以作示范。多数单位，没有把志书内容的时代背景放在重要位置。这既有缺乏经验的原因，也有一轮修志属于创修，内容大都从发端写起，历史漫长而曲折的因素。研究时代背景对于从各行各业转业而来的修志人员来说，历史知识的准备普遍不足，只能边学边干，只能在收集整理研究资料的过程中了解所写内容的大背景。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消亡都有其特定的环境条件，不了解这个环境条件，就很难掌握事物的存在、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原因。志书编纂也不例外，如果没有研究并准确把握所记述内容的历史环境，就很难对事物的性质和历史方位作出正确判断。从研究时代背景入手，可以把资料的收集规范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避免大海捞针式的盲目性；把资料的整理引导到特定的秩序当中，避免轻重不分、鱼龙混杂、无序性；使篇目结构的设计有一个清晰的历史范畴，以明确时代特征和由此而提炼的主线和主体，避免思路的重大反复；使示范性章节的撰写更实在、更准确并有针对性，避免“示范”空泛化、形式化。也只有对志书内容的背景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才能打开思路，端正方向，抓住发展主线，突出自身特点，记述历史真相。

研究志书内容的时代背景，重点是掌握历史发展的主线、自然环境的变化、重大事件的状况、重要人物的影响。关于历史发展的主线，主要搞清宏观环境对志书所写内容的影响，它需要比志书内容更为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眼界，实际上是对志书宏观环境的规律性认识。背景搞清了，主线抓住了，微观就更明确了。关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在第一轮修志中，不少综合类志书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所占篇幅偏紧偏少，记述比较粗疏。实际上自然变迁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一些重大事件以及政权更替，起因常常是自然环境的变化。第二轮修志所写的历史较短，但气候、山川的变化，疾病的流行，水资源的短缺等都影响着历史发展。不搞清宏观自然环境变化，就难以记述微观情况。重大事件常常是历史发展变化的标准，是志书记述的主要内容。一些重大事件、虽然不是每一部志书都必须记述的，但都是必须了解的。只有搞清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才会把有关内容放在特定背景下准确记述。重要人物是对历史发展起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一般记述在人物志中，但综合性志书和专业志书也有人物篇。有些重要人物虽然没有对某一部志书所写的内容有直接影响，不必收录其中，但他们的社会影响不能不去研究。如果对一些时代的代表人物一无所知，是很难认清时代的背景，也不可能深刻反映历史事件的真相。

研究时代背景并不是让所有志书都去记述这个背景。每部志书都有特定的内容范畴，多数志书不必记述但必须了解时代背景，这就叫“跳出志书，才能写好志书”。

五、篇目设计的三重作用——指南、提纲、目录

篇目是志书的总体框架、设计蓝图。其设计质量决定着志书的优劣以至成败，决定着志书编写的效率以至效益。在第一轮修志中，许多志书的编修出现了重大反复，有的甚至推倒重来，有些志书在编写的中后期出现不同意见，旷日持久的纷争，久久难以成书，其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很大一部分是因编写人员，特别是主编，对篇目设计的重要意义缺乏认识，没有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因此对所编修志书的全貌，脑中无谱，主线主体心中无主，碰到难题左摇右晃，难于决断。志书内容常常出现重要遗漏或“枝干不分”、“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或层次不清，重复分叉，横竖例错，比例失当；或重点不重、特色不特，对反应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内容未给予应有重视；或对有用资料没有下功夫调查核实，对无关问题却追着不放，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这些教训，现已变成二轮修志的财富，多数修志单位把篇目设计摆在了志书编修的重要位置。

但在志书编纂中，篇目设计对志书不仅仅起提纲挈领作用，其作用应当是连续三重的，在编纂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作用。在起草初稿之前，它应是收集整理资料的指南，规范了资料收集的范围、资料排序的路径和资料整理的重点。在编写阶段，应是志书编写的提纲，是编写人员了解志书全貌及逻辑关系的大纲，是众手成志、分工合作的依据，也是调整充实志书内容的基础。在志书成稿以后，它又是全书的目录，使读者打开志书，即对全书的大体内容一目了然，起到指导阅读的作用。

与其三重作用相应，设计篇目不能一蹴而就。对它的研究、调整、补充、完善，贯穿于志书编纂的全过程。它的完成也应分为三阶段：一是雏形篇目，即编写者在已有资料和知识的基础上，根据整体规划和门类齐全、领属得当、布局合理、突出特色、题文相符等基本要求，搞一个比较粗疏的篇目。篇章节目四个层次，一般设计到节。条件不具备时，设计到章亦可。它是一个内容范围和初步分类的框架。二是成型篇目，即在资料收集整理大体完成以后，补充、调整、修改雏形篇目，形成比较完整的篇目结构，作为纂写初稿的依据。三是定型篇目，在志稿纂写和修改过程中，作者的认识必然会随之而深化，同时也常常发现新的资料或对已有资料的补充完善以及纠偏改正，相应地对成型篇目进行补充修正，直至志书终审定稿，篇目也随之最后定型，成为志书目录。

还应明确，篇目设计不是少数人或主编个人能完成的，而是相关部门熟悉地情或行业情况的同志和志书专家共同参与、上下联动，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论证、修改、锤炼而成的。它的最终要求，一是门类齐全，所设篇章节目必须记述一地一业的全貌，做到“横不缺项”。在以事物属性分类时，适当考虑管理上的社会分工，把科学性和可行性结合起来。二是领属得当，在科学分类的前提下，安排好篇与章、章与节、节与目的统属关系，篇章节目层层相辖，做到“纵不断线”，避免辈分相漏、祖孙同辈或颠倒，使层次清楚，有序合理。三是特点突出。无论地域或单位、部门都有自身独特之处，特点是事物存在的依据，特点消除等于事物消亡，篇章设计必须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突出个性特点。凡能充分展示地方特色、行业特点、时代特征的资料，都应给予充分重视，以较多篇幅加以展示。四是题目与内容要相符，无论篇章的标题还是目的引言，都是由特定内容提炼而成的，应能概括内容，揭示主题，提示读者，准确、鲜明、简练，避免标题脱离内容和同类内容标题的重复。

六、资料是志书的基础，“七分资料三分写”

地方志书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或者说是资料性著述。资料性是其本质特征。资料的收集是否全面，整理和鉴别是否科学，决定着志书质量的高低。志书靠资料而编纂，靠资料而生存，靠资料而展现其价值。资料是志书编纂的基础，资料工作先于编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资料工作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是贯穿于志书编纂工作始终的。志书编纂过程中，总是在不断发现并吸收新的资料，纠正或淘汰另一些资料，直至终审定稿。资料工作也不仅仅是收集，还必须整理，使系统化、条理化，分门别类登记造册，以方便查找应用；资料也不是原封不动地拿来就可使用，还必须进行审核鉴别，分清真伪主次。我们常说，真实性是志书的生命，真实的源头是资料的真实。特别是一些模糊不清或有争议的重要资料，鉴别真伪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它需要广博的知识，较高的分析辨别能力，深入的调查研究，费力又费时；还要对资料作初步筛选，尽可能区分有用、备用、无用，主要、次要、存疑。有些资料现存于办公室、档案室，相对容易收集，有些则散见于各类书籍文稿中，需要查找搜罗。有些重大事件没有留存完整资料，需深入调查研究，甚至抢救性搜罗。因此资料工作十分辛苦，需要有耐心、恒心，也十分细致，需要专心、细心。既要下笨功夫、劳力劳神，又要动脑分辨判断、探索发现。对志书编纂者来说，资料工作消耗的精力和时间，远远大于具体的编写，有的同志概括为“七分资料三分写”，确实是经验之谈。

有的同志对把志书定性为资料性文献有不同意见，认为“资料性”三个字抹杀了志书的学术性、创新性，减低了志书的价值。不同文体承担着不同任务，学术性著作承担的展示学术研究成果的任务，是以探索、论证为其特点的，以内容的创新程度衡量其价值的。志书承担的是梳理编纂历史资料的任务，是以对资料的分类记述为特点的，以资料的真实全面、可贵程度、选择的精粹、编排的科学衡量其价值的。其中也有学术性，但这种学术性是围绕资料的搜集、研究和编纂而体现的。也需要不断创新，但创新也是围绕志书编纂本身而不是内容的创新，不是对历史事件的解释、论证和评议上的创新。资料性不仅是志书有别于其它著述的独到之处，也是其作为文化发展基础性建设的价值所在。讲“资料性”不仅不会降低志书的价值，恰恰能准确体现它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为发展先进文化奠基和服务的崇高而深远的影响和价值。

当然，“资料性”并不等同于“资料书”。志书是资料性文献或者资料性著述，说它是“资料书”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它不等同于“资料汇编”、“资料长编”，后者是对原始资料不做任何改动，分门别类地按时序加以汇聚，使其条理化或略作删节、筛选，在资料之间做点连缀、概括，大体理顺资料之间关系，是一种整理资料的方式，也可作为资料向志书过渡的中间产品。志书的资料不仅是精选的，还可在不影响真实性的前提下加以删改，并按志书公认的规范和原则加以编纂，因此说它是“文献著述”更为妥当。但“资料书”的称谓也不能说是全错，因为它抓住了志书的最大特点。我们也常常把志书归入历史书范畴，因为它的内容囊括历史发展的主要方面，方式又是按历史发展的顺序而编纂，说它是“历史书”也不为过。但史书是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的，有充分的论述和明确的结论，而志书并不承担这个任务，这一点上又有别于史书。我们还把志书和辞典、字典、百科全书等都归入工具书之列，它们都是学习和从事各种研究工作的参考辅助性工具，但它们又有不同。百科全书追求的是知识性，以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衡量其价值，字典辞典的内容则是简单明了，点到为止，一般只讲是什么，不讲为什么。这两者都是以条目为编纂基本单元的，而志书则以资料性见长，不同体裁的著作，都有各自的特点，可从不同角度进行归类，把志书说成“资料书”、“历史书”、“工具书”都不为过，当然还是资料性文献或资料性著述更为准确。

七、在志书编纂过程中应“修用并举”

修志的目的在于用志。把静态资料变成动态信息，把潜在的使用价值变成现实使用价值，这是修志的目标。如果编纂的志书无论当代还是未来，都不去应用，没有或不发挥其使用价值，等于花费许多人力、物力、财力，出了一堆废品。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讲的制定条例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价值，全面、客观、系统地编纂地方志，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地方志，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十七条更明确规定“地方志工作应当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应当积极开拓社会用志途径。”如何使读志用志真正落到实处，使志书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最大作用，对此近几年各方面都在积极探索手段和形式，提出并开辟了多种应用途径，但着眼点多是志书编纂出版以后的开发利用，很少思索在修志过程中的应用，即“修用并举”。编纂和应用能否同步开展？答案是肯定的，也被一轮修志证明是可行的。一轮修志过程当中，不少单位在收集整理鉴别资料时，便注意到了应用的问题。有的针对领导决策的需要，把可资借鉴的有关资料，编成简报送到决策部门，受到了重视和欢迎；有的把新发现的学术价值较高的珍贵资料或提供有关部门或公之于众，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有的资料根据需求，编写成文章或教材，推动了有关方面的工作；有的直接用之于规划建设和各类历史展馆的开辟和充实之中等等。这一切，不仅展现了资料的价值，而且扩大了修志工作的社会影响。

“修用并举”，对修志工作自身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指导思想上，由于一开始就重视应用，使修志的目的性更明确，如何使志书面向社会，千方百计挖掘其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用，这引发了自始自终的重视。在队伍建设上，对于志书编纂工作者来说，在编纂的同时，便看到了效用，直接感受到了自身价值的体现，稳定了队伍，鼓舞了斗志，提高了修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志书编纂上，由于内外交流，强化了调查研究，深化了对志书内容的认识，大大促进了志书质量的提高。

总之，如何开发利用志书，充分发挥其使用价值，目前还在探索之中。“修用并举”开拓了一条新路，应当作为志书编修的一条指导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