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省历代旧志编纂概说
发布时间：2019-12-19 点击数：4664
旧方志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保存各种丰富的资料，是研究地情、国情的宝库。从其内容整体看，它是宏观的；从其资料具体看，它是微观的。它的价值潜力大，能量宽宏，没有任何学科能以替代。广西的旧志有人粗计约1000多种，散在全国各地。今从书目上看到600多种，现存约200多种。兹将其梳理分类，观其编纂脉胳，对进一步研究和整理这批遗产，尽量发挥其潜能，将大有裨益。
记、图经、图志的编纂
广西旧志中的“记”，目前书目中见到的有：《始安记》、《桂林风土记》、《邕管杂记》、《象州记》、《怀泽风土记》、《宜州风土记》、《苍梧记》、《邕管溪洞杂记》、《浔州风土记》、《苍梧杂记》、《郁林风土记》、《宾州风土记》、《梧州风土记》等。其中，《始安记》是广西始见最早的志书之一。约出现于晋，有的认为当修于三国至唐以前这段时期。编者王歆。始安为地名，三国至隋，曾在此地设郡和县，位于今桂北、桂东北一带。《始安记》可能是郡志，也可能是县志。此外，其他“记”，属宋代编修居多，特别是“风土记”，宋颇为盛行。“风土”，意即含地域、风俗、气侯、人文等内容，面比较广。
“图经”(含旧经)在广西始见于唐。如《临桂图经》、《邕州图经》等。但编纂较多的还是宋代。诸如《广西路图经》、《钦州图经》、《郁林图经》、《融州图经》、《柳州图经》、《浔州图经》、《桂林图经》、《象州图经》、《梧州图经》、《澄州图经》、《全州图经》、《宜州图经》、《廉州图经》、《容州图经》、《怀泽图经》、《贺州图经》、《昭州图经》、《横州图经》、《宾州图经》、《藤州旧经》、《贺州旧图经》、《昭州旧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所见的40多种“图经”书目中，有明确记载宋代编纂的占一半以上。今均已失传，特别是“旧经”，连编纂年代及编纂者都失考了。其书目大多从南宋王象之编的《舆地纪胜》转引的鳞爪中窥见。“图经“的含义，就是有图有文，先以图为主，后以经(文)为主。从志书分类看，“旧经“、“图经“、“图志“、“图记”，同属一类。广西“图志“、“图记“不多，从目前的书目中，只见到《广西郡邑图志》、《郁林图志》、《藤州图志》、《泗城图志》、《桂林图志》、《龙城图志》、《静江府图志》。其早期也在宋代出现。在“图经”这类志书中，以“广西路图经”、《广西郡邑图志》反映的地域范围较广。广西路在宋代辖今广西大部分，《广西郡邑图志》顾名思义，也是记载全广西的情况，内容丰富，具有省志性质。“图经”、“图志”的编纂，宋以后逐渐减少了，代之以文字为主要形式的“志”，不断增多。然而“图经”这种形式还依稀保留到清末。《武缘县图经》就是清末编修的。此志由武缘县(今武鸣县)籍的黄君钜、黄诚沅父子相继编纂，共八卷，图文并茂，文居主位，其内容严谨翔实，涉及面广，体例较完善，今保存完好，是广西近代“图经“中不可多得的珍本。
郡志、府志、州志的编纂
郡志。郡在广西出现较早，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岑南后，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辖今广西大部分。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南粤，又在广西境内设郁林、合浦、苍梧三郡。以后各代陆续在广西设郡的不少。但历代真正冠以郡名编修郡志的不太多。今仅见《象郡志》、《横州郡志》、《太平郡志》、《思明郡志》、《桂林郡志》、《苍梧郡志》、《平乐郡志》、《临贺郡志》、《古藤郡志》、《宁越郡志》、《容州郡志》、《镇安郡志》、《容管善宁郡志》、《田州郡志》。这些郡志除了明代陈琏于宣德年间修、景泰重刻增补本的《桂林郡志》所存的残本外，其余皆失传了。这些书目仅散见于当代或后代文献引载中获悉。所引载的点滴资料虽零星，但异常珍贵。郡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不同，如“象郡”，在秦代它包含桂南、桂西南、桂西北部及滇、粤和越南北部诸部分，汉以后，此郡即消失。至唐代，又置了一个“象郡”，此实系“象州”改置，仅领四个县。宋代丁世英修的《象郡志》盖出于此。又明代修的《苍梧郡志》，也不是汉代的《苍梧郡》，而是唐代置的梧州，领苍梧，戎城、孟陵三县。到明代，梧州地域又并非唐所置的那个地域了。所以，郡的地域变化较大，须认真考查才弄明白，因而《郡志》也就不能一概而论了。
府志。广西府志计68种，其中失传35种，现存33种。广西府的建置始于明，清因之。每个府领属的县(州)不等。明代广西修府志的有：思恩府、柳州府、南宁府、桂林府、太平府、庆远府、浔州府、思明府、梧州府、镇安府、廉州府。清代，除上述各府外，还设泗城府，均修府志。有许多府志重修几次。如《思恩府志》明正德、嘉靖、万历和明末清初，都各修一次。府志的内容多是记述沿革及所属县(州)情。清光绪《浔州府志》例言云：“全书分四大纲，目纪地、曰纪官、曰纪人、曰纪事，而以艺文散入各条”。“纪地”含：图、表、山川、气候、物产、城池、坛庙、学校、廨署、遗迹；“纪官”含：表、列传、禄饷、贡赋、食储、祀典、学制、兵防、邮传、刑狱；“纪人”含：表、列传、民俗；“纪事”含：前篇、后篇。全志共五十七卷。其资料与县(州)志相补相成，有些县(州)志阙如者，府志有之，故它是了解一个府的第一手材料。
州志。广西的州分三类：一是比县大，如直隶州；一是与县相当，即一般的州；一是比县小，如土州。直隶州明清始出现。而今仅见归顺州于清光绪二十五(1899)年修的《归顺直隶州志》。该志对所属的镇边县和下雷土州的舆地、沿革等，考证颇详；对该地域的风俗、物产、土司世系，纪载较细，还保存了清咸，同年间的农民起义资料，特点比较突出。其他州志与县志的编纂略同。不少州志就是县志。历史上有些先称州后改为县的，则其县志就以州志为蓝本。民国三十二年修的《宾阳县志》，就参照清光绪十一年陆吉甫编修的《宾州志》为蓝本。民国三十一年修的《横县志》其编纂体例亦沿袭明清修的《横州志》而成，只是篇目和内容有所增减。有些土州地域小，其州志内容也较简略，但编纂的原则和方法是一样的。
旧通志的编纂
广西旧通志的编纂始于明代。明以前虽出现带有全省性质的志书，但不是通志。所以明蒋冕明确地指出：“吾广故无通志”(见嘉靖《广西通志·蒋冕序》)。明弘治六年(1493)第一部《广西通志》才问世(今佚)。
从弘治六年到广西解放前夕，将近的500年间，广西又多次编纂通志，今存的有5部和不完整的志稿一部。其中：明代2部，即嘉靖十年(1531)成书、黄佐总纂的《广西通志》60卷和万历二十五年(11597)(一日二十七年)成书、苏浚纂修的《广西通志》42卷，清代3部，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成书、郝浴修纂的《广西通志》40卷，雍正十一年(1733)成书、金供修纂的《广西通志》128卷；嘉庆六年(1800)成书、谢启昆主修的《广西通志》280卷。未成书的一部，即民国38年成稿的《广西通志稿》，此稿残缺不全，仅油印部分志稿18本。
在通志的编纂中，广西高级官员亲临其事。明弘治六年成书的广西第一部通志，就是当时的两广总督闵琏和巡按监察御史祁司员共同倡导编修的，其纂修周孟中是当时的提学副使。至明嘉靖九年(1530)提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林富来广西上任后，即索旧志参阅，并命“提学佥事黄佐事纂修”，次年编成嘉靖版的《广西通志》，其篇目和是非取舍，“皆裁决于公”。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修的《广西通志》，是当时的广西按察副使编纂的。到清康熙十年(1671)，朝廷下诏“省直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通志。”因此，清代的几部通志，无不出自高官之手。康熙的《广西通志》，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郝浴纂修，郝于康熙二十年出任广西巡抚。雍正四年(1726)成书的《广西通志》，也是李绂予雍正二年(1724)出任广西巡抚后亲自搜集资料纂修的。当时，为官的有识之士，都把修志视为己任。清嘉庆四年(1799)，谢启昆出任广西巡抚，虽年已古稀，仍立志为广西修志。他早闻广西通志已隔七十年未修，世事沧桑，资料散失，感叹道：“七十年来伤散佚，三千里外费搜罗”。翌年正月，便在桂林开志局组织人员纂修。在这五部通志的编纂班子中，谢启昆的修志班子人数最多、结构最全。有总裁、监修、采辑、编纂(总纂)、分纂、校对、分校、督刻、监理、绘图，共59人。其中，总裁由当时的大学士两广总督吉庆和谢启昆担任。谢不但挂取，俯且亲躬其事，秉笔其书。民国21年(1952)编的《广西通志》，出马君武任总纂，民国27年，开始搜集和研究史志文献资料，实地调查采访，为纂修通志积累资料。由于抗日战争局势紧张等因，修志工作停顿。至民国38年解放前夕，只写成一部残缺不全的志稿。除地理篇基本修完外，政治、文化、社会、胜迹、宦绩各篇只完成部分章节，其余均未成稿。
编修地方志，首先遇到的是篇目设计问题，当时的编纂者对此十分重视。周孟中修的第一部通志，对篇目作了一番斟酌。他除了参照元《一统志》以外，又“据郡邑志纂集，可去者去之，可存者存之，未备者缺之”(见嘉靖《广西通志》广西旧志周孟中序)的原则，设了布政司，都司、按察司、郡邑、卫所、山川、藩府、宫室、关粱、坛[土遗]、祠庙、学校、科目、人物、名宦，流寓、列女、诗志等等，使篇目具有地方色彩。黄佐和林宜编的《广西通志》，在此基础上，又增设了很多项目，“积目为五，卷六十”。首图经、次表、次志、次列传，又次外志。图、表、志、传几种体裁均备，下面含40多项内容，基本上确立了以后编通志的范例。至谢启昆主修的嘉庆《广西通志》，又充实或摈弃一些项目，加以创新和发展，形成下列体裁：典、表、略、录、传。含17个大类，即训典、郡县沿革、职官表、选举表、封建表、舆地略、山川略、关隘略、建置略、绎取略、前事略、艺文略、金石略、胜迹略、宦续录、谪宦录、列传。其中，“前事略”这一大类，类似“大事记”，这在通志中前所未有。除上述各大类外，还设有疆城、乡野、气候、户口、希姓附、风俗、物产、山、川、水利、城池、廨署、学校、坛庙、梁津、铨选、恤助经费、禄饷、恤政、田赋、盐法、榷税、积贮、祀典、土质、安南入贡事例、学制、科场经费、书院、义学经费、铎户口粮、兵制、马政、邮政、承审土司事件、口粮、监仓刑具、鼓铸、陡河经费、船政、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传记、事记、地记、杂记、志乘、奏疏、诗文、铜鼓考、待访目录、域址、署宅、冢墓、寺观、土司、列女、流寓、仙释、诸蛮。其篇目体例结构都较好。被时人赞为“体例最善”，堪为“省志楷模”。其内容，上限可溯至汉代，下限到清嘉庆初年，资料极其丰富。但不论《谢志》或其他旧通志，其宗旨均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因此，其观点总带有该时代和统治阶级的印记，由于编写时间较仓促，又受当时各种局限的影响，其疏漏、讹误及其他缺陷不少。
旧县志的编纂
晋代广西就出现《南州异物志》、《始安记》、《南越志》等志书。隋见《桂苑珠丛》。唐有《北户录》、《邕州图经》、《岭表录异》、《桂林风土记》等。宋代广西的方志种类和数量已初具规模，当时广西的二十多个州都已先后修志。其种类有“图经”、“图志“和“志“等。这几个朝代编的志书，每部虽都标其地名，但看不出这些书是县志还是郡志。如《始安记》、《合浦志》、《苍梧志》均属此类。因为“始安”、“合浦”、“苍梧”当时既是郡名，又是县名。但也有些志书名就是当时的县名，如《清湘志》，“清湘”在宋代就是一个县名。由此可以说，县志大体上在这些朝代已经出现，这是勿庸置疑的。然而，真正冠以“县志”二字的，始见于明代。明太祖开国第三年(洪武三年，公元1370)即下令修志。永乐十六年(1418)，明成祖进一步明令“天下郡县皆修志”，并颁布修志凡例二十一条。当年《容县志》(今佚)问世。该志系容县知县兼儒学彭清主修。彭浙江钱塘人，进士，明永乐十六年就任容县知县。到任后应诏组员旁求遍索，查文献，揭碑文、访父老，乃去繁摭实，始行编纂，永乐十八年(1420)成书。接着，永乐末年(1424)灵川邑人蒋赒纂《灵川县志》(今佚)。据明隆庆《灵川县志·全赐序》载：“灵川县无志，永乐末年兼收天下郡邑，一时记载无考。邑人蒋赒膺是役，据郡志编为帙。其邑之山川原委、疆域沿革、所考甚略。”此二志内容都比较简略。此后，其他县志纷出，诸如成化年间(1465—1487)修的《义宁县志》；弘治年间(1488—1505)修的《藤县志》；正德年间(1506—1521)修的《武缘县志》、《义宁县志》；嘉靖年间(1522—1566)修的《上林县志》、《灌阳县志》、《富川县志》、《贺县志》、《兴业县志》、《义宁县志》、《上思县志》、《博白县志》；隆庆年间(1567—1572)修的《灵川县志》；万历年间(1573—1619)修的《武缘县志》、《上林县志》、《永淳县志》、《隆安县志》、《怀远县志》、《陆川县志》、《容县志》、《恭城县志》、《博白县志》、《灵川县志》、《荔浦县志》、《富川县志》、《昭平县志》、《平南县志》；天启年间(1621—1627)修的《阳朔县志》；崇祯年间(1628—1644)修的《来宾县志》、《灵川县志》、《藤县志》等等，都相继出书。这些志记的篇目，大体上按永乐十六年颁布的凡例编写。由于兵燹战乱、外敌入侵以及保管不善等因，逐渐流失，至今多已卷帙不详、荡然无存了。现只能从一些书目和其他古籍引用方知这些县志的存在。
至清代，县志的编修更蓬勃发展。康熙二十二年(1683)，命各省设通志局修通志；二十四年(1685)又命各府、州、县修志，由知府、知州、知县组织编修。县志是反映一个县的地情，皇帝览图及巡视各地不懂地情不行，故对县志的纂修特别迫切。康熙二十二年，临桂县知县张遴主修的《临桂县志》序云：“今康熙二十有二年，奉修广西通志，宪檄催取县志，急如星火”。张得诏后，便匆匆找邑人孝廉潘宏树父子“分任厥事，旁搜旧者，博采近闻，编成小志，以报当事”。他应付上缴以后，对于志中的缺略，再找人“参以郡乘，阙者补之，略者增之，最后更得孝廉扬君文芳，核其义类之未安，益其务目之未备，正其称引之未当，补其叙解之未详，分为十卷”，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成善本。康熙二十六年成书的《武宣县志》(今佚)亦因“方今圣天子好古修文，命方镇有司广采志乘，绘图进览”而急修的。由于清王朝对修志急切和重视，修志机构得以布满全省，修志成为时尚，从《一统志》到省以下各种志书大量涌现。这些志书，有官修，也有民修。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广西纂修县志的有：宣化、隆安、武缘、永淳、崇善、宾州、横州、龙州、新宁州、左州、宁明州、马平、柳城、武宣、融县、象州、迁江、怀远、阳朔、临桂、义宁、兴安、灌阳、全州、恭城、平乐、荔浦、修江、永宁州、永福、苍梧、岑溪、藤县、永安州、富川、贺县、昭平、贵县、博白、平南、北流、容县、陆川、浔州、郁林州、合浦、灵山、钦州、上思、凌云、天保、宜山、天河、归顺州、罗城、思恩、上林、雒容、来宾、灵川、兴业、桂平、思阳、镇边、西隆、西林等60多个县。其中，有21个县修2种；有6个县修3种；有2个县修4种，共修县志88种。今部分已失传了。其体例沿于明代，并趋于完善。县志成稿后，先交学政初审，再送督抚披阅裁定。
民国时期，广西修志由于受战乱影响，工作开展不大正常，但仍在坚持。民国元年阳寿棋(广西临桂人)任隆安知县，一上任就聘武鸣籍的黄诚沅(监生，任过知县)纂修《隆安县志》。阳在该书作序云：“民国方新，寿祺适膺斯邑，公余之暇，复集士绅而议之，曰：《隆安县志》所以信今而传后，倘不为之裁定而付诸剞厥，不幸一旦散失而蕲其书于后人，以后之人而传数千百年之事，靡论其不足传信。而得失之鉴因已行矣！则县志之刊行，诚不可以须缓佥。……”此志“阅四月而书告成。”民国3年(1914)，荔浦、武宣、灌阳、武鸣、上思等又修一批县志，民国6年，北洋军阀政府通知各地修志；民国16年，国民政府颁行《修志事例概要》；民国21年(一曰民国22年)广西省成立修志局；民国33年，国民政府颁发《地方志书纂修办法》九条，规定“省志三十年纂修一次，市志及县志十五年纂修一次”；“各省市县纂修志书事宜，应由各省志县政府督促各省市县之文献委员会负责办理。”此外，从志书的凡例、篇目、内容、印刷、装订都作了明确规定。对于“志稿之核，由内政部组织志书审核委员会办理之”。成书后，分送有关部门备查。随着这些文件的下达，推动了县志的修纂。从民国元年至民国37年，计有69个县修县志，共76种。其篇目除了传统的门类之外，还增加近现代的教育、交通、邮电、通讯、工业、商业以及政府组织、警政、体育、卫生和抗战史略等等，内容比清代丰富多了。尽管如此，民国及其以前的县志，由于编纂时间较短、又受备方面的条件限制，许多项目记述简单，历史资料贫乏，当代资料不全，体例结构不当，科学性较差。
其他杂志的编纂
杂志是与专志相对而言。它记述较杂，不受官方条条框框和体例及地域概念的约束，序而灵活，随地而录。《岭表录异》、《北户录》、《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粤西笔述》、《梧浔杂佩》、《赤雅》、《粤西游记》、《骆越漫笔》、《粤西丛载》、《峤南琐记》、《岭南客对》、《西粤对问》、《藤峡纪闻》、《桂胜》、《广西诸蛮图记》、《粤西偶记》等均属此类。这些志书，其特点是，类似私人笔记，内容多是点滴零散，记述当地的奇珍异闻，朴实典雅。确是“补史之阙，参史之漏”。唐刘恂撰的《岭表录异》就充分体现这些特点。该志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记岭南的土特产、矿产、人情风土；中卷记珍贵的果树和鸟；下卷记鱼、虫、蛇类。例如，“食象鼻”、“土锅镬”、“舂堂”、“獠市“、“鹿子鱼”、“玳瑁”、“石头鱼”、“紫贝”、“红飞鼠”、“蚁卵酱”、“两头蛇”、“十二时虫”、“海镜”、“荔枝奴”、“倒子”、“挲摩笋”、“袍木”等，可谓“杂七杂八，闻所未闻”，但却实实在在。宋范成大撰的《桂海虞衡志》也很有特点。该书分13大项，即“志岩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志蛮”。简要地记载了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和物产。《四库提要》认为，该书“诸篇皆叙述简雅，无夸饰土风、附会古事之习，亦颇有考证”。这正体现了“志”的特征。这两本书对研究岭南很有价值，常被人们引用。1988年和1984年广西分别校补再版。
此外，还有边关志，金石志、山志、水志、寺志、物产志、风俗志、土司志、厅志、乡土志等等。这些志书，今多已亡失，书目亦很少见。今存的乡土志只有：《富川乡土志》、《凭祥土州乡土志》、《武缘县乡土志》、《明江厅乡土志》、《岑溪县乡土志》、《明江厅上石州乡土志略》，均手抄本。《富川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三年成稿本，余皆清末民初编修。清光绪三十一年曾颁布《乡土志例目》，这些乡土志大体上按此规定编写，反映本乡土情况。
记、图经、图志的编纂
广西旧志中的“记”，目前书目中见到的有：《始安记》、《桂林风土记》、《邕管杂记》、《象州记》、《怀泽风土记》、《宜州风土记》、《苍梧记》、《邕管溪洞杂记》、《浔州风土记》、《苍梧杂记》、《郁林风土记》、《宾州风土记》、《梧州风土记》等。其中，《始安记》是广西始见最早的志书之一。约出现于晋，有的认为当修于三国至唐以前这段时期。编者王歆。始安为地名，三国至隋，曾在此地设郡和县，位于今桂北、桂东北一带。《始安记》可能是郡志，也可能是县志。此外，其他“记”，属宋代编修居多，特别是“风土记”，宋颇为盛行。“风土”，意即含地域、风俗、气侯、人文等内容，面比较广。
“图经”(含旧经)在广西始见于唐。如《临桂图经》、《邕州图经》等。但编纂较多的还是宋代。诸如《广西路图经》、《钦州图经》、《郁林图经》、《融州图经》、《柳州图经》、《浔州图经》、《桂林图经》、《象州图经》、《梧州图经》、《澄州图经》、《全州图经》、《宜州图经》、《廉州图经》、《容州图经》、《怀泽图经》、《贺州图经》、《昭州图经》、《横州图经》、《宾州图经》、《藤州旧经》、《贺州旧图经》、《昭州旧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所见的40多种“图经”书目中，有明确记载宋代编纂的占一半以上。今均已失传，特别是“旧经”，连编纂年代及编纂者都失考了。其书目大多从南宋王象之编的《舆地纪胜》转引的鳞爪中窥见。“图经“的含义，就是有图有文，先以图为主，后以经(文)为主。从志书分类看，“旧经“、“图经“、“图志“、“图记”，同属一类。广西“图志“、“图记“不多，从目前的书目中，只见到《广西郡邑图志》、《郁林图志》、《藤州图志》、《泗城图志》、《桂林图志》、《龙城图志》、《静江府图志》。其早期也在宋代出现。在“图经”这类志书中，以“广西路图经”、《广西郡邑图志》反映的地域范围较广。广西路在宋代辖今广西大部分，《广西郡邑图志》顾名思义，也是记载全广西的情况，内容丰富，具有省志性质。“图经”、“图志”的编纂，宋以后逐渐减少了，代之以文字为主要形式的“志”，不断增多。然而“图经”这种形式还依稀保留到清末。《武缘县图经》就是清末编修的。此志由武缘县(今武鸣县)籍的黄君钜、黄诚沅父子相继编纂，共八卷，图文并茂，文居主位，其内容严谨翔实，涉及面广，体例较完善，今保存完好，是广西近代“图经“中不可多得的珍本。
郡志、府志、州志的编纂
郡志。郡在广西出现较早，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岑南后，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辖今广西大部分。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南粤，又在广西境内设郁林、合浦、苍梧三郡。以后各代陆续在广西设郡的不少。但历代真正冠以郡名编修郡志的不太多。今仅见《象郡志》、《横州郡志》、《太平郡志》、《思明郡志》、《桂林郡志》、《苍梧郡志》、《平乐郡志》、《临贺郡志》、《古藤郡志》、《宁越郡志》、《容州郡志》、《镇安郡志》、《容管善宁郡志》、《田州郡志》。这些郡志除了明代陈琏于宣德年间修、景泰重刻增补本的《桂林郡志》所存的残本外，其余皆失传了。这些书目仅散见于当代或后代文献引载中获悉。所引载的点滴资料虽零星，但异常珍贵。郡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不同，如“象郡”，在秦代它包含桂南、桂西南、桂西北部及滇、粤和越南北部诸部分，汉以后，此郡即消失。至唐代，又置了一个“象郡”，此实系“象州”改置，仅领四个县。宋代丁世英修的《象郡志》盖出于此。又明代修的《苍梧郡志》，也不是汉代的《苍梧郡》，而是唐代置的梧州，领苍梧，戎城、孟陵三县。到明代，梧州地域又并非唐所置的那个地域了。所以，郡的地域变化较大，须认真考查才弄明白，因而《郡志》也就不能一概而论了。
府志。广西府志计68种，其中失传35种，现存33种。广西府的建置始于明，清因之。每个府领属的县(州)不等。明代广西修府志的有：思恩府、柳州府、南宁府、桂林府、太平府、庆远府、浔州府、思明府、梧州府、镇安府、廉州府。清代，除上述各府外，还设泗城府，均修府志。有许多府志重修几次。如《思恩府志》明正德、嘉靖、万历和明末清初，都各修一次。府志的内容多是记述沿革及所属县(州)情。清光绪《浔州府志》例言云：“全书分四大纲，目纪地、曰纪官、曰纪人、曰纪事，而以艺文散入各条”。“纪地”含：图、表、山川、气候、物产、城池、坛庙、学校、廨署、遗迹；“纪官”含：表、列传、禄饷、贡赋、食储、祀典、学制、兵防、邮传、刑狱；“纪人”含：表、列传、民俗；“纪事”含：前篇、后篇。全志共五十七卷。其资料与县(州)志相补相成，有些县(州)志阙如者，府志有之，故它是了解一个府的第一手材料。
州志。广西的州分三类：一是比县大，如直隶州；一是与县相当，即一般的州；一是比县小，如土州。直隶州明清始出现。而今仅见归顺州于清光绪二十五(1899)年修的《归顺直隶州志》。该志对所属的镇边县和下雷土州的舆地、沿革等，考证颇详；对该地域的风俗、物产、土司世系，纪载较细，还保存了清咸，同年间的农民起义资料，特点比较突出。其他州志与县志的编纂略同。不少州志就是县志。历史上有些先称州后改为县的，则其县志就以州志为蓝本。民国三十二年修的《宾阳县志》，就参照清光绪十一年陆吉甫编修的《宾州志》为蓝本。民国三十一年修的《横县志》其编纂体例亦沿袭明清修的《横州志》而成，只是篇目和内容有所增减。有些土州地域小，其州志内容也较简略，但编纂的原则和方法是一样的。
旧通志的编纂
广西旧通志的编纂始于明代。明以前虽出现带有全省性质的志书，但不是通志。所以明蒋冕明确地指出：“吾广故无通志”(见嘉靖《广西通志·蒋冕序》)。明弘治六年(1493)第一部《广西通志》才问世(今佚)。
从弘治六年到广西解放前夕，将近的500年间，广西又多次编纂通志，今存的有5部和不完整的志稿一部。其中：明代2部，即嘉靖十年(1531)成书、黄佐总纂的《广西通志》60卷和万历二十五年(11597)(一日二十七年)成书、苏浚纂修的《广西通志》42卷，清代3部，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成书、郝浴修纂的《广西通志》40卷，雍正十一年(1733)成书、金供修纂的《广西通志》128卷；嘉庆六年(1800)成书、谢启昆主修的《广西通志》280卷。未成书的一部，即民国38年成稿的《广西通志稿》，此稿残缺不全，仅油印部分志稿18本。
在通志的编纂中，广西高级官员亲临其事。明弘治六年成书的广西第一部通志，就是当时的两广总督闵琏和巡按监察御史祁司员共同倡导编修的，其纂修周孟中是当时的提学副使。至明嘉靖九年(1530)提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林富来广西上任后，即索旧志参阅，并命“提学佥事黄佐事纂修”，次年编成嘉靖版的《广西通志》，其篇目和是非取舍，“皆裁决于公”。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修的《广西通志》，是当时的广西按察副使编纂的。到清康熙十年(1671)，朝廷下诏“省直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通志。”因此，清代的几部通志，无不出自高官之手。康熙的《广西通志》，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郝浴纂修，郝于康熙二十年出任广西巡抚。雍正四年(1726)成书的《广西通志》，也是李绂予雍正二年(1724)出任广西巡抚后亲自搜集资料纂修的。当时，为官的有识之士，都把修志视为己任。清嘉庆四年(1799)，谢启昆出任广西巡抚，虽年已古稀，仍立志为广西修志。他早闻广西通志已隔七十年未修，世事沧桑，资料散失，感叹道：“七十年来伤散佚，三千里外费搜罗”。翌年正月，便在桂林开志局组织人员纂修。在这五部通志的编纂班子中，谢启昆的修志班子人数最多、结构最全。有总裁、监修、采辑、编纂(总纂)、分纂、校对、分校、督刻、监理、绘图，共59人。其中，总裁由当时的大学士两广总督吉庆和谢启昆担任。谢不但挂取，俯且亲躬其事，秉笔其书。民国21年(1952)编的《广西通志》，出马君武任总纂，民国27年，开始搜集和研究史志文献资料，实地调查采访，为纂修通志积累资料。由于抗日战争局势紧张等因，修志工作停顿。至民国38年解放前夕，只写成一部残缺不全的志稿。除地理篇基本修完外，政治、文化、社会、胜迹、宦绩各篇只完成部分章节，其余均未成稿。
编修地方志，首先遇到的是篇目设计问题，当时的编纂者对此十分重视。周孟中修的第一部通志，对篇目作了一番斟酌。他除了参照元《一统志》以外，又“据郡邑志纂集，可去者去之，可存者存之，未备者缺之”(见嘉靖《广西通志》广西旧志周孟中序)的原则，设了布政司，都司、按察司、郡邑、卫所、山川、藩府、宫室、关粱、坛[土遗]、祠庙、学校、科目、人物、名宦，流寓、列女、诗志等等，使篇目具有地方色彩。黄佐和林宜编的《广西通志》，在此基础上，又增设了很多项目，“积目为五，卷六十”。首图经、次表、次志、次列传，又次外志。图、表、志、传几种体裁均备，下面含40多项内容，基本上确立了以后编通志的范例。至谢启昆主修的嘉庆《广西通志》，又充实或摈弃一些项目，加以创新和发展，形成下列体裁：典、表、略、录、传。含17个大类，即训典、郡县沿革、职官表、选举表、封建表、舆地略、山川略、关隘略、建置略、绎取略、前事略、艺文略、金石略、胜迹略、宦续录、谪宦录、列传。其中，“前事略”这一大类，类似“大事记”，这在通志中前所未有。除上述各大类外，还设有疆城、乡野、气候、户口、希姓附、风俗、物产、山、川、水利、城池、廨署、学校、坛庙、梁津、铨选、恤助经费、禄饷、恤政、田赋、盐法、榷税、积贮、祀典、土质、安南入贡事例、学制、科场经费、书院、义学经费、铎户口粮、兵制、马政、邮政、承审土司事件、口粮、监仓刑具、鼓铸、陡河经费、船政、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传记、事记、地记、杂记、志乘、奏疏、诗文、铜鼓考、待访目录、域址、署宅、冢墓、寺观、土司、列女、流寓、仙释、诸蛮。其篇目体例结构都较好。被时人赞为“体例最善”，堪为“省志楷模”。其内容，上限可溯至汉代，下限到清嘉庆初年，资料极其丰富。但不论《谢志》或其他旧通志，其宗旨均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因此，其观点总带有该时代和统治阶级的印记，由于编写时间较仓促，又受当时各种局限的影响，其疏漏、讹误及其他缺陷不少。
旧县志的编纂
晋代广西就出现《南州异物志》、《始安记》、《南越志》等志书。隋见《桂苑珠丛》。唐有《北户录》、《邕州图经》、《岭表录异》、《桂林风土记》等。宋代广西的方志种类和数量已初具规模，当时广西的二十多个州都已先后修志。其种类有“图经”、“图志“和“志“等。这几个朝代编的志书，每部虽都标其地名，但看不出这些书是县志还是郡志。如《始安记》、《合浦志》、《苍梧志》均属此类。因为“始安”、“合浦”、“苍梧”当时既是郡名，又是县名。但也有些志书名就是当时的县名，如《清湘志》，“清湘”在宋代就是一个县名。由此可以说，县志大体上在这些朝代已经出现，这是勿庸置疑的。然而，真正冠以“县志”二字的，始见于明代。明太祖开国第三年(洪武三年，公元1370)即下令修志。永乐十六年(1418)，明成祖进一步明令“天下郡县皆修志”，并颁布修志凡例二十一条。当年《容县志》(今佚)问世。该志系容县知县兼儒学彭清主修。彭浙江钱塘人，进士，明永乐十六年就任容县知县。到任后应诏组员旁求遍索，查文献，揭碑文、访父老，乃去繁摭实，始行编纂，永乐十八年(1420)成书。接着，永乐末年(1424)灵川邑人蒋赒纂《灵川县志》(今佚)。据明隆庆《灵川县志·全赐序》载：“灵川县无志，永乐末年兼收天下郡邑，一时记载无考。邑人蒋赒膺是役，据郡志编为帙。其邑之山川原委、疆域沿革、所考甚略。”此二志内容都比较简略。此后，其他县志纷出，诸如成化年间(1465—1487)修的《义宁县志》；弘治年间(1488—1505)修的《藤县志》；正德年间(1506—1521)修的《武缘县志》、《义宁县志》；嘉靖年间(1522—1566)修的《上林县志》、《灌阳县志》、《富川县志》、《贺县志》、《兴业县志》、《义宁县志》、《上思县志》、《博白县志》；隆庆年间(1567—1572)修的《灵川县志》；万历年间(1573—1619)修的《武缘县志》、《上林县志》、《永淳县志》、《隆安县志》、《怀远县志》、《陆川县志》、《容县志》、《恭城县志》、《博白县志》、《灵川县志》、《荔浦县志》、《富川县志》、《昭平县志》、《平南县志》；天启年间(1621—1627)修的《阳朔县志》；崇祯年间(1628—1644)修的《来宾县志》、《灵川县志》、《藤县志》等等，都相继出书。这些志记的篇目，大体上按永乐十六年颁布的凡例编写。由于兵燹战乱、外敌入侵以及保管不善等因，逐渐流失，至今多已卷帙不详、荡然无存了。现只能从一些书目和其他古籍引用方知这些县志的存在。
至清代，县志的编修更蓬勃发展。康熙二十二年(1683)，命各省设通志局修通志；二十四年(1685)又命各府、州、县修志，由知府、知州、知县组织编修。县志是反映一个县的地情，皇帝览图及巡视各地不懂地情不行，故对县志的纂修特别迫切。康熙二十二年，临桂县知县张遴主修的《临桂县志》序云：“今康熙二十有二年，奉修广西通志，宪檄催取县志，急如星火”。张得诏后，便匆匆找邑人孝廉潘宏树父子“分任厥事，旁搜旧者，博采近闻，编成小志，以报当事”。他应付上缴以后，对于志中的缺略，再找人“参以郡乘，阙者补之，略者增之，最后更得孝廉扬君文芳，核其义类之未安，益其务目之未备，正其称引之未当，补其叙解之未详，分为十卷”，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成善本。康熙二十六年成书的《武宣县志》(今佚)亦因“方今圣天子好古修文，命方镇有司广采志乘，绘图进览”而急修的。由于清王朝对修志急切和重视，修志机构得以布满全省，修志成为时尚，从《一统志》到省以下各种志书大量涌现。这些志书，有官修，也有民修。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广西纂修县志的有：宣化、隆安、武缘、永淳、崇善、宾州、横州、龙州、新宁州、左州、宁明州、马平、柳城、武宣、融县、象州、迁江、怀远、阳朔、临桂、义宁、兴安、灌阳、全州、恭城、平乐、荔浦、修江、永宁州、永福、苍梧、岑溪、藤县、永安州、富川、贺县、昭平、贵县、博白、平南、北流、容县、陆川、浔州、郁林州、合浦、灵山、钦州、上思、凌云、天保、宜山、天河、归顺州、罗城、思恩、上林、雒容、来宾、灵川、兴业、桂平、思阳、镇边、西隆、西林等60多个县。其中，有21个县修2种；有6个县修3种；有2个县修4种，共修县志88种。今部分已失传了。其体例沿于明代，并趋于完善。县志成稿后，先交学政初审，再送督抚披阅裁定。
民国时期，广西修志由于受战乱影响，工作开展不大正常，但仍在坚持。民国元年阳寿棋(广西临桂人)任隆安知县，一上任就聘武鸣籍的黄诚沅(监生，任过知县)纂修《隆安县志》。阳在该书作序云：“民国方新，寿祺适膺斯邑，公余之暇，复集士绅而议之，曰：《隆安县志》所以信今而传后，倘不为之裁定而付诸剞厥，不幸一旦散失而蕲其书于后人，以后之人而传数千百年之事，靡论其不足传信。而得失之鉴因已行矣！则县志之刊行，诚不可以须缓佥。……”此志“阅四月而书告成。”民国3年(1914)，荔浦、武宣、灌阳、武鸣、上思等又修一批县志，民国6年，北洋军阀政府通知各地修志；民国16年，国民政府颁行《修志事例概要》；民国21年(一曰民国22年)广西省成立修志局；民国33年，国民政府颁发《地方志书纂修办法》九条，规定“省志三十年纂修一次，市志及县志十五年纂修一次”；“各省市县纂修志书事宜，应由各省志县政府督促各省市县之文献委员会负责办理。”此外，从志书的凡例、篇目、内容、印刷、装订都作了明确规定。对于“志稿之核，由内政部组织志书审核委员会办理之”。成书后，分送有关部门备查。随着这些文件的下达，推动了县志的修纂。从民国元年至民国37年，计有69个县修县志，共76种。其篇目除了传统的门类之外，还增加近现代的教育、交通、邮电、通讯、工业、商业以及政府组织、警政、体育、卫生和抗战史略等等，内容比清代丰富多了。尽管如此，民国及其以前的县志，由于编纂时间较短、又受备方面的条件限制，许多项目记述简单，历史资料贫乏，当代资料不全，体例结构不当，科学性较差。
其他杂志的编纂
杂志是与专志相对而言。它记述较杂，不受官方条条框框和体例及地域概念的约束，序而灵活，随地而录。《岭表录异》、《北户录》、《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粤西笔述》、《梧浔杂佩》、《赤雅》、《粤西游记》、《骆越漫笔》、《粤西丛载》、《峤南琐记》、《岭南客对》、《西粤对问》、《藤峡纪闻》、《桂胜》、《广西诸蛮图记》、《粤西偶记》等均属此类。这些志书，其特点是，类似私人笔记，内容多是点滴零散，记述当地的奇珍异闻，朴实典雅。确是“补史之阙，参史之漏”。唐刘恂撰的《岭表录异》就充分体现这些特点。该志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记岭南的土特产、矿产、人情风土；中卷记珍贵的果树和鸟；下卷记鱼、虫、蛇类。例如，“食象鼻”、“土锅镬”、“舂堂”、“獠市“、“鹿子鱼”、“玳瑁”、“石头鱼”、“紫贝”、“红飞鼠”、“蚁卵酱”、“两头蛇”、“十二时虫”、“海镜”、“荔枝奴”、“倒子”、“挲摩笋”、“袍木”等，可谓“杂七杂八，闻所未闻”，但却实实在在。宋范成大撰的《桂海虞衡志》也很有特点。该书分13大项，即“志岩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志蛮”。简要地记载了广西少数民族风情和物产。《四库提要》认为，该书“诸篇皆叙述简雅，无夸饰土风、附会古事之习，亦颇有考证”。这正体现了“志”的特征。这两本书对研究岭南很有价值，常被人们引用。1988年和1984年广西分别校补再版。
此外，还有边关志，金石志、山志、水志、寺志、物产志、风俗志、土司志、厅志、乡土志等等。这些志书，今多已亡失，书目亦很少见。今存的乡土志只有：《富川乡土志》、《凭祥土州乡土志》、《武缘县乡土志》、《明江厅乡土志》、《岑溪县乡土志》、《明江厅上石州乡土志略》，均手抄本。《富川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三年成稿本，余皆清末民初编修。清光绪三十一年曾颁布《乡土志例目》，这些乡土志大体上按此规定编写，反映本乡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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