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宁波历史上的雕版印书业
发布时间：2019-07-29 点击数：1552
古代宁波不仅以藏书楼多、藏书家众而闻名，而且其刻书业也是历史悠久、门类齐全、影响深远。
宁波及所属各县的刻书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宋代，如宋刻《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卷末有“绍兴二年七月初一日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公使库余姚县刊版”字样。元、明两代宁波的刻书业得到长足发展，像大家熟知的明代范钦就刻过很多书。清代是宁波雕版印刷的鼎盛时期，余韵还延续到了民国。
清代的宁波是中国刻书的重地之一，刻书文化璀璨。那时的刻书门类齐全，官刻、家刻、坊刻都很发达。另外，书院、寺院刻本也很兴盛。
清代宁波官刻本集中在地方志一类，如宁波府刻《宁波府志》，有雍正九年刻本、乾隆六年补刻本和同治年间刻本；《鄞县志》在康熙、乾隆、道光、咸丰间均有纂修刊刻。此外，官刻本还有一些是为行政和教育等需要而刻，比如刻有一批有关部队和兵器用书。像光绪中宁绍台道刻有吴大澂《枪法准绳》、《克鹿卜四磅后膛礮操法》等书，这与当时外国列强屡屡侵犯国界，而宁波又处国防沿海前哨的实情有关，这些书印出来后很快就送到了镇海海防官兵手中，很实用。另咸丰六年宁波河工局刻有《疏浚群河清册》，同治三年鄞捐局刻有《监本五经四书》，光绪壬辰宁波道署刻有《功过格》，等等。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机构之一种，宁波书院众多。书院不但藏书，也有刻书活动。其刻书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重点为本书院志史、师生学习、研究所用资料、书院山长著述，还有当地名家学术性著作等。如：余姚姚江书院乾隆间刻《姚江书院志略》、龙山书院光绪刻《姚江龙山课艺初刻》、慈溪德润书院光绪刻《德润书院课艺》、镇海鲲池书院光绪刻《镇海县志》、鄞县崇实书院光绪刻全祖望《全校水经注》等。书院刻书也为我们保存了不少古代文献。
因僧人学习和研究需要，寺院也有藏书和刻书活动。寺庙往往有藏经阁，得道高僧还编书和著述。寺院刻书主要有寺庙志、佛经和释家语录等。宁波寺院刻书当首推天童寺，如康熙间刻《天童寺志》，并分别于雍正和民国年间重刻；道光刻《楞严经宗通》；同治刻《列祖提纲录》；光绪刻《天童密云禅师语录》等。阿育王寺于乾隆间正续合刊《明州阿育王山志》、《阿育王山续志》，天宁寺刻有《禅门日诵》等。寺院刻书为我们留存了大量的佛学经典和寺庙志史。当然，清代及民初宁波刻书成就最高的当推学者私家所刻，而书坊刻书规模大，内容也极为丰富。
学者私家所刻之书称“家刻本”，其特点是校勘精深，字体精整，是雕版印刷中的精品。清朝和民国时期，宁波人才辈出，学者如林。学者们不但著书立说，还筹资刻书，如著名的学者黄宗羲、陈自舜、裘琏、胡得迈、仇兆鳌、卢址、全祖望、邵晋涵、翁元圻、冯云濠、姚燮、张寿荣、郭传璞、朱兰、虞和钦等都有刻本留世或有具体的刻书记录。
清代宁波私家刻书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当数郑氏家族。郑氏家族为慈溪望族，文献世家。郑梁字禹梅，号寒村，黄宗羲门生，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是清初浙东史学派学者之一。郑梁于康熙间刻有《南雷文案》、《寒村全集》、《寒村杂录》、《乐典》等。郑梁之子郑性，字义门，号南溪，终生布衣，为黄宗羲再传弟子。郑性遵其父郑梁遗嘱于自家旁建二老阁，以纪念先师梨洲和祖父郑溱二老。二老阁是清代宁波著名藏书楼，也是郑氏刻书之私塾。郑性二老阁在康熙至乾隆间刻书甚多，如姜宸英《湛园未定稿》、潘平格《潘子求仁录辑要》、黄宗羲《明儒学案》、郑梁《寒村集》，自著《南溪偶刊》等。郑性曾孙郑勋字书常，号简香，从学蒋学镛，得浙东学派之嫡传，乾嘉间刻有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郑梁《勉斋先生遗稿》、杨简《石鱼偶见》、冯元仲《天益山堂遗集》等。总之，郑氏一门刻书前后七八代、历一百四十余年，主要内容一是黄宗羲文献、一是郑氏一门著述。
清代宁波地方史志刻印众多，以官刻为主，但不得不提的是徐时栋的《宋元四明六志》。这是宁波流传下来最早的地方志，编纂于宋元时期，共六部，当初均是孤本，由徐时栋精心收集。徐时栋，字定宇，一字同叔，号柳泉，清道光二十六年举人，鄞县人。其藏书处曰烟屿楼、城西草堂和水北阁。曾主四明文坛三十余年，后起俊秀多出其门。一生校勘文献甚多，尤致力于地方文献。咸丰年间，徐时栋考异订讹，精心校对，刻印了《宋元四明六志》，及其《校勘记》。其书牌记曰：“咸丰甲寅甬上烟屿楼徐氏开雕”，版心下题：“烟屿楼校本”。从此六志得以流传。其刻书还有《烟屿楼诗集》、《四明它山水利备览》、《重刻游杭合集》、《烟屿楼诗文集》、《舒文靖公类稿》等。
在中国版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纫斋画剩》，是由清代宁波学者陈允升绘刻。陈允升字仲升，号纫斋，又号金峨山樵，鄞县人。工六法，善画，创意立体，极富变化之妙，诗亦清新。寓居上海以卖画为业，是鸦片战争后“海上画派”中坚人物。同治末、光绪初，陈允升积十余年之功，精心绘成山水１６０幅，每幅均题以诗或跋。由其弟子缩摹，分成纵、横两帙，定名《纫斋画剩》。于光绪二年四月聘高手开雕，并由其子光豫、光萃监刻，至光绪四年正月刊竣。书出，立刻风行海内，并经日本翻刻流传到朝鲜、泰国等地，成为继《芥子园画谱》之后又一部产生重大影响的学习绘画的范本。
清代宁波私家刻书以诗文集一类数量最多，如李邺嗣《杲堂诗钞》，胡文学《适可轩诗集》，万斯同《石园诗文集》，姚燮《大梅山馆集》，张寿荣《花雨楼丛钞》，郭传璞《金峨山馆文甲、乙集》等，不下数百种；史部书籍，如黄宗羲《宋元学案》，全祖望的《续甬上耆旧诗》，蒋学镛《鄞志稿》，陈励《国朝名人考略》，董沛《明州系年录》等，也不下百种；科技方面著作，有仇延权《保婴秘书》，许宋珏《伤寒全书本义》，黄炳垕《测地志要》等数十种。
进入民国后，雕版印刷逐渐被石印和铅印技术所替代，民国学者刻书，可以张寿镛辑刻的《四明丛书》为代表。
张寿镛，字伯颂，号咏霓，别名约园，鄞县人。清光绪举人，是学者、藏书家和政府官员。《四明丛书》的辑刻始于民国十九年，每集均有其亲自作序、注释，其在世的最后十余年，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辑刻《四明丛书》上。本来计划用十年时间汇成十集，但他只完成了七集，至第八集刻未及半而辞世，后由其子及友人续成，于1948年刻竣。《四明丛书》共八集，一百六十五种，计一千二百二十一卷。入编之书在刻印前，编者对现存的不同版本都经过认真细致的校勘，尽量避免差错，做到精益求精。字体版式仿鲍氏《知不足斋丛书》，刻印精良。《四明丛书》以其对宁波历代先贤著述的搜集之广、版本之精，为后人揭示了四明学术的流变、风貌，是了解与研究宁波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
书坊刻印之书称作“坊刻本”。清代宁波不但书坊众多，而且坊刻内容丰富。由于书坊要考虑盈利和经营状况，其刻书特点是务实性强，大多为实用类书籍，如：四书五经、启蒙类教材和读物、科举考试资料、常用医书、风水地理、佛经和劝善书等。
清中前期宁波书坊可考者有城区“沈氏奎照楼”、“群玉山房”和镇海“刘氏墨庄”，中晚期更是书坊林立。“汲绠斋”与“大酉山房”则是清中晚期至民国间宁波享有盛名的两家刻书坊。
“沈氏奎照楼”书坊位于宁波城区鼓楼前南首，乾隆间校刊有《易经》、《礼记》、《春秋》、《诗经》和《书经》等书，书名前均冠以“奎照楼”，并有“四明沈氏新镌”字样。镇海刘氏墨庄于嘉庆十八年刊有《严氏诗辑补义》八卷等。
群玉山房是宁波著名书坊，创立于清嘉庆之前，至光绪年间尚存，至少具有近百年的刻书史，魏隐儒先生在《中国古籍印刷史》中提及宁波刻书坊仅此一家，可见其在宁波乃至中国版刻史上的地位。群玉山房刻书较杂，小说、医书、佛经、四书五经、文集等均有刊刻，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医宗必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书经旁训》、《苏黄二先生尺牍》、《玉芝堂文集》等。
汲绠斋书庄按传统说法创办于道光初年，但宁波近来发现的多种汲绠斋刻本证明其创办于清嘉庆年间，由鄞县三桥鲍家、慈溪乍山严家数人合资经营，店址在宁波日新街口，是一家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老字号”书坊，兼刻书与售书，在晚清民国间宁波规模最大，历史也最为悠久。清光绪二十三年起成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在甬经销处，后还与中华书局建立了特约经销关系。主要刻书内容有四书五经、启蒙类教材和读物、常用医书、地理风水等，如：《诗经正文》、《龙矕集》、《三字经》、《幼学琼林》、《随息居重订霍乱论》、《疔疮要决》、《地理五十段》、《鸡跖赋正集》等。汲绠斋刻书直至民国间雕版印刷被石印和铅印技术所取代。
大酉山房位于宁波又新街，亦兼刻、售书，存在于晚清民国间，规模与汲绠斋相当，店主名林仕荷。林仕荷，又名林彬甫，鄞县人。曾设书肆于县前市，市招曰三馀堂，民国十三年彬甫以所蓄书版汇印《三馀堂丛刻》十二种十七卷。林仕荷亦有相当数量之书，刻书牌记题三馀堂，如：《百家姓》、《王仁堪书千字文》、《刘香女宝卷》等，均冠以三馀堂名刊刻。林仕荷子林集虚，本名昌清，字乔良，号心斋，爱好古籍，是清末民国间鄞县有名的书商兼藏书家，编有《目睹天一阁书录》。仕荷以刻书和卖书为业，集虚跟随兼作助手，同时收藏其所好图书。当时许多藏书家的藏书因各种原因流落到社会上，求售藏书者常交于林集虚，林且买且卖，久之亦能辨别版本之真假。民国二十一年，集虚还以鲍氏凤英斋所刻汇印《藜照庐汇印十七种》。大酉山房刻书品种和范围当超过汲绠斋，除启蒙类教材和读物、常用医籍、地理风水类等书籍外，还刻有不少佛经、劝善书，大部头经部和集部等书，如：《日用杂字》、《朱子小学》、《医方汤头歌诀》、《先天易数》、《明心宝鉴》、《命理四字经》、《妙法莲华经》、《五经典林》、《大某山馆集》等。
简香斋也是晚清民国间刻书规模较大的书坊，于同治光绪间刻书多种，如《古文观止》、《小题正鹄初二三集》、《新刻算法统宗指南大全》、《简学斋试贴辑注》等。进入民国以后，尚有三宝经房专刻佛经与宝卷之类，如《大方广佛华严经》、《梁王宝忏》等。
此外，清代、民国间尚有刻本留世或有具体刻书记载的宁波刻书坊约20家，如四明乐善堂、四明茹古斋、三味堂义记、林植梅书坊、江东崇寿经房、慈溪授经楼、千岁坊、一经室等。
清代、民国时期的宁波刻本古籍至今仍大量保存在全国许多图书馆和博物馆，还频频出现在文化市场上，它们仍在不断扩大着宁波的文化影响力。
宁波及所属各县的刻书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宋代，如宋刻《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卷末有“绍兴二年七月初一日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公使库余姚县刊版”字样。元、明两代宁波的刻书业得到长足发展，像大家熟知的明代范钦就刻过很多书。清代是宁波雕版印刷的鼎盛时期，余韵还延续到了民国。
清代的宁波是中国刻书的重地之一，刻书文化璀璨。那时的刻书门类齐全，官刻、家刻、坊刻都很发达。另外，书院、寺院刻本也很兴盛。
清代宁波官刻本集中在地方志一类，如宁波府刻《宁波府志》，有雍正九年刻本、乾隆六年补刻本和同治年间刻本；《鄞县志》在康熙、乾隆、道光、咸丰间均有纂修刊刻。此外，官刻本还有一些是为行政和教育等需要而刻，比如刻有一批有关部队和兵器用书。像光绪中宁绍台道刻有吴大澂《枪法准绳》、《克鹿卜四磅后膛礮操法》等书，这与当时外国列强屡屡侵犯国界，而宁波又处国防沿海前哨的实情有关，这些书印出来后很快就送到了镇海海防官兵手中，很实用。另咸丰六年宁波河工局刻有《疏浚群河清册》，同治三年鄞捐局刻有《监本五经四书》，光绪壬辰宁波道署刻有《功过格》，等等。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机构之一种，宁波书院众多。书院不但藏书，也有刻书活动。其刻书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重点为本书院志史、师生学习、研究所用资料、书院山长著述，还有当地名家学术性著作等。如：余姚姚江书院乾隆间刻《姚江书院志略》、龙山书院光绪刻《姚江龙山课艺初刻》、慈溪德润书院光绪刻《德润书院课艺》、镇海鲲池书院光绪刻《镇海县志》、鄞县崇实书院光绪刻全祖望《全校水经注》等。书院刻书也为我们保存了不少古代文献。
因僧人学习和研究需要，寺院也有藏书和刻书活动。寺庙往往有藏经阁，得道高僧还编书和著述。寺院刻书主要有寺庙志、佛经和释家语录等。宁波寺院刻书当首推天童寺，如康熙间刻《天童寺志》，并分别于雍正和民国年间重刻；道光刻《楞严经宗通》；同治刻《列祖提纲录》；光绪刻《天童密云禅师语录》等。阿育王寺于乾隆间正续合刊《明州阿育王山志》、《阿育王山续志》，天宁寺刻有《禅门日诵》等。寺院刻书为我们留存了大量的佛学经典和寺庙志史。当然，清代及民初宁波刻书成就最高的当推学者私家所刻，而书坊刻书规模大，内容也极为丰富。
学者私家所刻之书称“家刻本”，其特点是校勘精深，字体精整，是雕版印刷中的精品。清朝和民国时期，宁波人才辈出，学者如林。学者们不但著书立说，还筹资刻书，如著名的学者黄宗羲、陈自舜、裘琏、胡得迈、仇兆鳌、卢址、全祖望、邵晋涵、翁元圻、冯云濠、姚燮、张寿荣、郭传璞、朱兰、虞和钦等都有刻本留世或有具体的刻书记录。
清代宁波私家刻书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当数郑氏家族。郑氏家族为慈溪望族，文献世家。郑梁字禹梅，号寒村，黄宗羲门生，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是清初浙东史学派学者之一。郑梁于康熙间刻有《南雷文案》、《寒村全集》、《寒村杂录》、《乐典》等。郑梁之子郑性，字义门，号南溪，终生布衣，为黄宗羲再传弟子。郑性遵其父郑梁遗嘱于自家旁建二老阁，以纪念先师梨洲和祖父郑溱二老。二老阁是清代宁波著名藏书楼，也是郑氏刻书之私塾。郑性二老阁在康熙至乾隆间刻书甚多，如姜宸英《湛园未定稿》、潘平格《潘子求仁录辑要》、黄宗羲《明儒学案》、郑梁《寒村集》，自著《南溪偶刊》等。郑性曾孙郑勋字书常，号简香，从学蒋学镛，得浙东学派之嫡传，乾嘉间刻有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郑梁《勉斋先生遗稿》、杨简《石鱼偶见》、冯元仲《天益山堂遗集》等。总之，郑氏一门刻书前后七八代、历一百四十余年，主要内容一是黄宗羲文献、一是郑氏一门著述。
清代宁波地方史志刻印众多，以官刻为主，但不得不提的是徐时栋的《宋元四明六志》。这是宁波流传下来最早的地方志，编纂于宋元时期，共六部，当初均是孤本，由徐时栋精心收集。徐时栋，字定宇，一字同叔，号柳泉，清道光二十六年举人，鄞县人。其藏书处曰烟屿楼、城西草堂和水北阁。曾主四明文坛三十余年，后起俊秀多出其门。一生校勘文献甚多，尤致力于地方文献。咸丰年间，徐时栋考异订讹，精心校对，刻印了《宋元四明六志》，及其《校勘记》。其书牌记曰：“咸丰甲寅甬上烟屿楼徐氏开雕”，版心下题：“烟屿楼校本”。从此六志得以流传。其刻书还有《烟屿楼诗集》、《四明它山水利备览》、《重刻游杭合集》、《烟屿楼诗文集》、《舒文靖公类稿》等。
在中国版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纫斋画剩》，是由清代宁波学者陈允升绘刻。陈允升字仲升，号纫斋，又号金峨山樵，鄞县人。工六法，善画，创意立体，极富变化之妙，诗亦清新。寓居上海以卖画为业，是鸦片战争后“海上画派”中坚人物。同治末、光绪初，陈允升积十余年之功，精心绘成山水１６０幅，每幅均题以诗或跋。由其弟子缩摹，分成纵、横两帙，定名《纫斋画剩》。于光绪二年四月聘高手开雕，并由其子光豫、光萃监刻，至光绪四年正月刊竣。书出，立刻风行海内，并经日本翻刻流传到朝鲜、泰国等地，成为继《芥子园画谱》之后又一部产生重大影响的学习绘画的范本。
清代宁波私家刻书以诗文集一类数量最多，如李邺嗣《杲堂诗钞》，胡文学《适可轩诗集》，万斯同《石园诗文集》，姚燮《大梅山馆集》，张寿荣《花雨楼丛钞》，郭传璞《金峨山馆文甲、乙集》等，不下数百种；史部书籍，如黄宗羲《宋元学案》，全祖望的《续甬上耆旧诗》，蒋学镛《鄞志稿》，陈励《国朝名人考略》，董沛《明州系年录》等，也不下百种；科技方面著作，有仇延权《保婴秘书》，许宋珏《伤寒全书本义》，黄炳垕《测地志要》等数十种。
进入民国后，雕版印刷逐渐被石印和铅印技术所替代，民国学者刻书，可以张寿镛辑刻的《四明丛书》为代表。
张寿镛，字伯颂，号咏霓，别名约园，鄞县人。清光绪举人，是学者、藏书家和政府官员。《四明丛书》的辑刻始于民国十九年，每集均有其亲自作序、注释，其在世的最后十余年，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辑刻《四明丛书》上。本来计划用十年时间汇成十集，但他只完成了七集，至第八集刻未及半而辞世，后由其子及友人续成，于1948年刻竣。《四明丛书》共八集，一百六十五种，计一千二百二十一卷。入编之书在刻印前，编者对现存的不同版本都经过认真细致的校勘，尽量避免差错，做到精益求精。字体版式仿鲍氏《知不足斋丛书》，刻印精良。《四明丛书》以其对宁波历代先贤著述的搜集之广、版本之精，为后人揭示了四明学术的流变、风貌，是了解与研究宁波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
书坊刻印之书称作“坊刻本”。清代宁波不但书坊众多，而且坊刻内容丰富。由于书坊要考虑盈利和经营状况，其刻书特点是务实性强，大多为实用类书籍，如：四书五经、启蒙类教材和读物、科举考试资料、常用医书、风水地理、佛经和劝善书等。
清中前期宁波书坊可考者有城区“沈氏奎照楼”、“群玉山房”和镇海“刘氏墨庄”，中晚期更是书坊林立。“汲绠斋”与“大酉山房”则是清中晚期至民国间宁波享有盛名的两家刻书坊。
“沈氏奎照楼”书坊位于宁波城区鼓楼前南首，乾隆间校刊有《易经》、《礼记》、《春秋》、《诗经》和《书经》等书，书名前均冠以“奎照楼”，并有“四明沈氏新镌”字样。镇海刘氏墨庄于嘉庆十八年刊有《严氏诗辑补义》八卷等。
群玉山房是宁波著名书坊，创立于清嘉庆之前，至光绪年间尚存，至少具有近百年的刻书史，魏隐儒先生在《中国古籍印刷史》中提及宁波刻书坊仅此一家，可见其在宁波乃至中国版刻史上的地位。群玉山房刻书较杂，小说、医书、佛经、四书五经、文集等均有刊刻，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医宗必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书经旁训》、《苏黄二先生尺牍》、《玉芝堂文集》等。
汲绠斋书庄按传统说法创办于道光初年，但宁波近来发现的多种汲绠斋刻本证明其创办于清嘉庆年间，由鄞县三桥鲍家、慈溪乍山严家数人合资经营，店址在宁波日新街口，是一家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老字号”书坊，兼刻书与售书，在晚清民国间宁波规模最大，历史也最为悠久。清光绪二十三年起成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在甬经销处，后还与中华书局建立了特约经销关系。主要刻书内容有四书五经、启蒙类教材和读物、常用医书、地理风水等，如：《诗经正文》、《龙矕集》、《三字经》、《幼学琼林》、《随息居重订霍乱论》、《疔疮要决》、《地理五十段》、《鸡跖赋正集》等。汲绠斋刻书直至民国间雕版印刷被石印和铅印技术所取代。
大酉山房位于宁波又新街，亦兼刻、售书，存在于晚清民国间，规模与汲绠斋相当，店主名林仕荷。林仕荷，又名林彬甫，鄞县人。曾设书肆于县前市，市招曰三馀堂，民国十三年彬甫以所蓄书版汇印《三馀堂丛刻》十二种十七卷。林仕荷亦有相当数量之书，刻书牌记题三馀堂，如：《百家姓》、《王仁堪书千字文》、《刘香女宝卷》等，均冠以三馀堂名刊刻。林仕荷子林集虚，本名昌清，字乔良，号心斋，爱好古籍，是清末民国间鄞县有名的书商兼藏书家，编有《目睹天一阁书录》。仕荷以刻书和卖书为业，集虚跟随兼作助手，同时收藏其所好图书。当时许多藏书家的藏书因各种原因流落到社会上，求售藏书者常交于林集虚，林且买且卖，久之亦能辨别版本之真假。民国二十一年，集虚还以鲍氏凤英斋所刻汇印《藜照庐汇印十七种》。大酉山房刻书品种和范围当超过汲绠斋，除启蒙类教材和读物、常用医籍、地理风水类等书籍外，还刻有不少佛经、劝善书，大部头经部和集部等书，如：《日用杂字》、《朱子小学》、《医方汤头歌诀》、《先天易数》、《明心宝鉴》、《命理四字经》、《妙法莲华经》、《五经典林》、《大某山馆集》等。
简香斋也是晚清民国间刻书规模较大的书坊，于同治光绪间刻书多种，如《古文观止》、《小题正鹄初二三集》、《新刻算法统宗指南大全》、《简学斋试贴辑注》等。进入民国以后，尚有三宝经房专刻佛经与宝卷之类，如《大方广佛华严经》、《梁王宝忏》等。
此外，清代、民国间尚有刻本留世或有具体刻书记载的宁波刻书坊约20家，如四明乐善堂、四明茹古斋、三味堂义记、林植梅书坊、江东崇寿经房、慈溪授经楼、千岁坊、一经室等。
清代、民国时期的宁波刻本古籍至今仍大量保存在全国许多图书馆和博物馆，还频频出现在文化市场上，它们仍在不断扩大着宁波的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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