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版县志：中牟县历史文化断裂的主要内因
发布时间：2019-07-29 点击数：2536
中牟邑问题最早在西晋臣瓒的《汉书音义注解》中对地点提出异议，其后虽然又有几个学者说中牟邑在河北，但直到明朝天启之前都不能撼动中牟县的地位，如正德版县志还明确记载中牟县是佛肸反叛之地，因为我们有很充实的相关证据，看过的人都无不信服，如郦道元、蔡邕等人，那些质疑者肯定没有来过中牟县。然而，到天启年间出版一本县志后，这一切突然急转直下，中牟县汉之前的历史被粗暴的砍断拱手送人！解决中牟邑问题已经势在必行！《细考中牟邑》一书并非新创，只是客观全面的向大家展示历史的真相，把中牟县的历史从正德版县志接引，弯道取直而已，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加固。
首先，书中目录标注第一卷开篇为“建置考误”，正文中写作“志地”，第一句：“读《论语》者敝邑沿为赵邑，而实非也。”意思为：《论语》中记载中牟县为赵国城邑，实际上不是。一开始就是直接否认中牟县不是赵国的中牟邑；又云鲁恭做县令时已经有中牟这个名了，但是不知道此名起源于何时。然后作者就“臆谓”（猜想）：三家分晋后，赵国夺取了中牟邑，于是魏国就在荥阳划出一块地，把“河北中牟邑”的山川、城池、堤防、墓冢、桥梁、亭子、土岗、物产等等全部复制过来，连名字也“施故号”叫中牟邑，并称这是一种“变列之法”，因为地方小，不用专门“分书”（记载）。这就是他们认为的中牟起源，并且还举周朝的新郑和汉朝的新丰为例。作者认为中牟县是仿“河北中牟邑”而建造的，确实花费了一番“心思”！真的很佩服他们的想像力，把中牟县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山寨区，承认“河北中牟”是中牟县的源头。仔细考证之后，这猜想有多处难以自圆其说，又与诸多历史记载不符，真可谓破绽百出：
1，作者举东汉初期鲁恭为中牟县令，说此时已有中牟之名，不知起源于何时。
《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初已设立中牟县，据此可知时若有两个中牟，设立中牟县时一定会改名的，因为县级建制都是朝廷设立、命名，并且要造册备案。汉朝时已经刻意避免重名，也从侧面证明汉之前不可能有两个中牟。证据见后。
2，说魏国仿造“河北中牟邑”，大到城池、山川，小到亭子、沼泽，就连物产也要一样，这可是一项精细的巨大工程，居然查不到史料记载。之前的正德版县志也无此类记载，民间也没有这方面的传说，只能理解为作者的“专利”。文中也没解释魏国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复制一个中牟是何动机，中牟离魏国都城大梁五十里，属于京畿重地，在此精细复制一个别国城邑不妥吧？
3，割荥阳建中牟一说。
原文中写作“今荥阳”，据《续荥阳县志》记载，明朝荥阳属郑州（清代称郑县），和中牟同是开封府辖县，无隶属关系。再看春秋战国时，三家分晋是公元前375年，此时中牟城属卫国管辖。据《史记·赵世家》记载公元前372年赵国夺取卫国包括中牟城在内的七十三城，公元前364年魏国迁都大梁，《水经注·河水》记载“昔魏徙大梁，赵以中牟易魏。”郦道元说的很清楚，三家分晋后，魏国建筑大梁城并迁都，用边陲小城繁阳（河南省内黄县）换中牟城，又在圃田泽西建筑长城，很明显这一系列措施是魏惠王早有谋划的，根本无需复制中牟，如果按作者的猜想，此时魏国当有两座中牟城，很难自圆其说；再谈谈荥阳，三家分晋后韩国夺取此处并建筑荥阳城，民国《续荥阳县志》记载：“战国时为韩荥阳”，《战国策》记载秦王想灭韩国，向群臣问计：“范睢曰：‘举兵而攻荥阳’”；又“秦攻韩之管”，可知管城以西都是韩国地界，且一直持续到战国结束；韩、魏的边界在圃田泽西，在今管城区107辅道西，有青龙山魏长城遗址为证。至此可知，魏国割荥阳建中牟邑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也说明作者对中牟及周边的历史不了解，用想当然的态度编撰县志。
4，作者举“周新郑、汉新丰”为例证明“施故号于新邑”。
“郑”是指陕西郑县，郑国的发源地，迁到河南后叫新郑；“丰”指刘邦老家江苏丰县，刘邦建国后接父亲来长安，怕父亲不习惯就在长安附近仿照家乡事物建一个县，叫新丰，事载《西京杂记》。作者举两个例子本意是要证明可以有两个同名的城邑，却适得其反陷入自相矛盾。事物可以完全复制，但取名时会加个“新”字以示区别，这是作者举例证明的。春秋战国时，人们已经注意重名的问题，诸侯国、城池、县邑重名时，都会加个方位词以示区别。除了前面的新郑、新丰外，还有魏国都城起初在陕西叫少梁（今韩城市南），迁到开封后叫大梁，从此事可知，即使魏国仿造中牟，名字也会变动一下的；汉前河北有汲县（河南卫辉市），西汉初又在黄河南岸设立一个汲县，叫新汲（河南扶沟县），事载《汉书·地理志》。这种命名思维至今沿用，1986年国务院颁发的《地名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主要目的就是规范命名避免重名。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最高领导层都刻意避免重名，到明朝时这已经是基本常识了。古代县邑依然有重名，但是数量极少，只不过是作者举的两个例子并不恰当，反而让自己更被动。关于中牟邑最常见的叫法是：河南中牟邑、河北中牟邑，这也是为避免混淆。
5，最关键一点，《春秋》、《左传》、《管子》、《春秋左传·正义》等先秦古籍都明确记载当时河北已经被狄族占领，华夏各国都没进河北，自然河北就不会有中牟邑，详情见后。作者把中牟的源头拱手相让，又给自己家乡“臆谓”一个源头，他们的猜想无凭无据，自然经不起考证，可信度极低，但是却起到混淆视听的效果，给后来编撰县志带来不小的麻烦，于是乾隆版县志又衍生出“古称圃田、汉始建县”的说法，沿用至今，让中牟县历史进入更深的误区。于是，中牟汉之前的就这么断了。
6，一般来说写县志“建置”或“志地”都是正文第一卷，是讲述一县历史的核心之处。作者把一段毫无根据的猜测放在开头，很明显的不合适。以后版本的县志都没有沿用此猜想。表明本地人都不认可此说法。
这个猜想明显透着草率、仓促，我们不妨也“臆谓”一下：很可能是作者在编撰县志时面对各种不同的记载无所适从，临时想到的。
其次、史料记载方面。
作者把中牟县是中牟邑定义为“误”，并称自己已经“考正”。引用的证据主要是《水经注》、《春秋左传正义》、《史记正义》、《史记索引》几部史料，这些书中的观点在《细考中牟邑》中已经详细反驳过，在此简略引用：
1，县志是一方正史，如国史中有明确记载的，即是最权威的证据，应该首先沿用。《汉书·地理志》、《晋书·地理志》两部国史已经明确指出中牟县就是中牟邑。作者视而不见反而引用大量杂史去质疑，明显不妥。
2，作者引用《水经注》，书中明确指出中牟邑就是中牟县，还指出中牟邑位置并反驳河北中牟邑学说，此书直到现在还是历史地理学的权威著作，可信度很高。作者视而不见。
3，作者全盘引《春秋左传·正义》中关于中牟邑的论述，是他们认为的“铁证”，杜预的确是河北中牟邑学说的铁杆支持者，但是他有很关键的一句被所有河北中牟邑支持者忽略了：“不知其所案据也”，意思就是不知道有什么依据。作者也引用了此句，同样被作者视若无睹。
4，作者所谓的证据有两个明显特点：无明确地点和实物证据。即便是《史记·正义》也只是说“汤阴西五十八里有牟山，盖中牟邑在其山侧”，只是推测中牟邑在牟山边，所以句首用“盖”字，但“侧”也是分东南西北的，又与“中”字明显矛盾，应该是张守节也不能确定这里有没有中牟邑（城），这其实是一句模糊用语，但后世很多学者都当真了（包括作者）。
5，作者最后引用《史记·赵世家》中“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一句，来考证平邑城的位置，又引出汤阴县的牟山，见“牟山浮翠”就确定这里是赵国的中牟邑，然后又据此推断中牟县不是赵国的城邑。即使不考虑中牟县的诸多实物证据（见后），即使都处在只有史料记载的情况下，至少也得和汤阴平分秋色，因为中牟也有牟山（见后），也有很多的史籍记载，除了前说的《汉书》、《晋书》、《水经注》外，还有《太平寰宇记》、《元和郡县图志》、《通典》、正德版《中牟县志》等，可惜这些都作者有意或有意忽略了。
6，还有赵国南部边界这个很关键的问题，作者没有考证。
7，《春秋》、《左传》、《春秋左传·正义》、《管子》、《国语》等诸多史料一致记载当时河北已经被占领，所有国家都没有进河北收复失地，河北已经脱离周王室统治范围，齐桓公是周王室霸主，他建筑的中牟城只能在周王室统治区内。因而整个河北都没有中牟邑，他们连和中牟县争夺的最基本资格都不具备。这史料记载又被作者忽略了。
单从史料记载方面看，中牟县有正史、杂史、县史明确记载，在时间上、权威上优势明显，还有文学作品、族谱、碑文等明确记载，最关键是我们有能彻底推翻河北中牟邑的史料记载，构成完整的中牟县独有证据链条，中牟邑到底在哪里，从理论上已经很明白了。再者，中牟县还有完整的实物证据链条，这是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的证据。
第三、实物证据方面。
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实物证据是历史研究领域最权威的证据，有一个就可以基本确定，如果有三个以上，就足够下最终结论了。中牟县拥有丰富的独有实物证据，我们来看看：
1，佛肸城，“县东，相传曹操重筑，遗址存”。这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证，据正德版县志记载，明朝时县里的文人雅士经常到此处游玩，留下不少诗文，相信二位作者也去过多次。既是曹操“重筑”，至少也证明此城存在很久了。但是仍被标注为：考误在前。
2，佛肸墓，“县南一里”。这也是一处长期存在的实物，据宋朝《太平环寰宇记》记载：“县南一里、县北一里”各有一座佛肸墓。明朝时县城南有浦芦亭，也是文人雅士常去游玩之处，县志中也有张民表游玩浦芦亭的记载。佛肸墓就在这附近，作者也肯定见过此墓。但是依然被标注为：考“误”已见。
3，明朝时，全国各县都有乡贤祠、名宦祠，读书人每年都要祭拜两次，二位作者肯定也去祭拜过多次，田基位列乡贤之首，入祀乡贤祠的核心标准：必须是本乡（县）人，明末清初朝廷又加上须由大吏（总督或巡抚）题请，可见入祀乡贤祠也不易，也表明普遍认可田基是中牟县人。在名宦祠里，邢伯列在首位，他是春秋时中牟建县后第一位县令。名宦入选标准同乡贤，须是在中牟县当过官且品德贤良之人。
4，一直以来文人雅士写文章时喜欢把中牟县称做“中牟邑”、“牟邑”，各版县志《艺文卷》里都能找到几篇，现存的雁鸣湖校氏墓地碑刻（省保）、大孟镇贺岗村玄帝庙碑刻（市保）明确写着“中牟邑”三字，明朝时此类证据应该更多。尤其是后一块碑文是张民表之父张孟男撰写。按作者思路，：也是误，需要正！
5，中牟县民间一直有很多邢伯、佛肸、田基的传说、诗文等。如东汉末年大文豪蔡邕有一篇《述行赋》，记录他从大梁到洛阳一路的见闻，到中牟县时，还听到人们谈论佛肸反叛的事；三国时曹操在中牟城铸立一座佛肸像；正德版县志《艺文卷》也有很多相关文章。也就是说，至少从东汉起直到明朝结束，中牟邑相关的传说一直在中牟县沿续，佛肸城、佛肸墓、乡贤祠、名宦祠到民国时期才消失，到1936年编撰县志时还说提到中牟邑争夺之事，让参观庙祠者“有所考焉”；作者对此选择了充耳不闻。
面对如此众多且为中牟县独有的实物证据，“幸好”作者事先在“理论”上否定了中牟县，它们被否定也就“顺理成章”了。既然把这些全否定了，还要给中牟县再找一个源头，这就是作者“臆谓”一个“山寨河北中牟”的初衷。为了证明自己的研究“正确”，作者很是花费了一番“心思”！
第四、关于牟山，作者依然标注为：“此亦赵地误也。”
汤阴西有牟山，是作者及很多学者认定此处中牟邑为“正”的唯一依据。既然都叫牟山，为什么我们的牟山就是“误”呢？另外河北元氏县、河南杞县、山东牟平县等多地都有牟山，其中元氏县也在争夺中牟邑，主要依据也是境内有牟山；再者，在中牟邑时期的历史事件中，没有一句提到牟山，也没有与山相关的描述，因而以牟山为证据判定中牟邑（城）的位置过于牵强。
第五、作者虽说是在编撰中牟县志，但他们相信河北有中牟邑，并且坚定的认为中牟县所有关于中牟邑的记载和实物都是“误”，这种先入为主的编撰心态有失客观；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所有中牟县证据一概否定，即使是正史和实物也不能幸免，对河北中牟邑有利的全部照收，杂史也不遗漏，修史的公正原则不够。为清除河北中牟邑的“障碍”，凭空给中牟县的“臆谓”了一个破绽百出的起源，并且还放在正文第一段，这是极不严谨的。他们编中牟的历史，却没有站在中牟的立场上考虑，把自己的家乡描述成了一个巨大的山寨区，致使中牟县汉之前的历史断绝。到如今，这猜想为鹤壁争夺中牟邑提供很不错的思路。
第六、书开头是县令段耀然写的《序》，文中说他想编撰县志，大家推荐张民表，于是“躬礼其庐”请他“执笔”，“期月而就”，一个月就编撰出一部县志，效率确实很高，但是给人闭门造车的感觉，因为他没有说实地考查。之前韩思忠编撰正德版县志时“躬历境内山川古迹，踏藓拭碑辨认铭章”、“遍询故老”、“参互磨审、务求具真”。编撰态度不同，导致结果不同：正德版整体质量远高于天启版。
中牟邑研究是一个复杂巨大工程，须要全方位研究，最主要的是要坚持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客观、公正、严谨。这种蜻蜓点水、盲人摸象式的研究最是要不得，带着先入为主观点去研究更不可取，不但解不开历史真相，反而是在添乱。如今作者的观点被鹤壁人发挥的淋漓尽致，成为争夺中牟邑、打压中牟县的有力法宝，给解开中牟邑真相、迎接中牟邑回归增加不小的难度。
第七、各版县志对中牟邑的记载：
1，正德版：春秋为郑邑，后为晋大夫佛肸封邑，所谓以中牟叛者是也。
2，天启版：①读《论语》者，敝邑沿为赵邑，而实非也。②三家分晋中牟属魏，已而为赵取。魏遂于今荥阳割一块地，施故号于新邑。③则河南之中牟非赵之中牟又可知也。
3，乾隆版：①今之中牟在郑地，其名起于汉初无疑。②今彰德府汤阴县即古之荡阴，《舆图志》载有西牟山，但未闻为中牟邑。③二说并存之，以俟博考。
4，同治版：自汉置河南郡中牟县始有中牟之名，非《春秋》《论语》之中牟矣。今志中牟则应以郑之圃田为是，而中牟之名断自汉始，在赵、在魏、在汤阴固无须词费也。
5，民国版：全文引用同治版观点，最后加一句：右录旧志证：中牟为郑圃田，非晋佛肸宰邑也。又《杂记》卷：名宦则首列邢伯、乡贤则首列田基相沿已久，未可没也。故不为立传而录其轶事于此，俾瞻仰庙者有所考焉。
6，1999年版：《清代以前建置沿革表》西周叫圃田，属管国；春秋叫清邑，属郑国；战国叫中牟邑，属魏国，周元王六年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前476年至前222年）置中牟邑。
可以看出自天启版开始把河北中牟邑学说引狼入室，让其牢固占据中牟县志，开创了中牟人大力否定中牟历史、将家乡历史文化拱手送人的先河，造成中牟县历史断裂的极其尴尬后果，导致后来多地争夺中牟邑的局面。中牟人书写此段历史时无所适从，因而各版县志中的记载真可谓五花八门众说纷纭，然而历史真相只能有一个！彻底解决中牟邑问题，几百年来一直是中牟士林的心愿，这对中牟历史来说是划时代意义的。
前些天终于找到明朝天启年间段耀然（县令）、张民表编撰的《中牟县志》，之所以要找此书，因为之前有人用此书中的记载，公开宣扬中牟邑是在鹤壁而不在中牟县。这些天仔细研读全书，尤其是书中关于中牟邑的记载，感触极深。一个月来，我对书中的观点进行多方考证，来详细看一下书中的观点能不能通过检验，以下是本人一些浅薄的观点与大家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首先，书中目录标注第一卷开篇为“建置考误”，正文中写作“志地”，第一句：“读《论语》者敝邑沿为赵邑，而实非也。”意思为：《论语》中记载中牟县为赵国城邑，实际上不是。一开始就是直接否认中牟县不是赵国的中牟邑；又云鲁恭做县令时已经有中牟这个名了，但是不知道此名起源于何时。然后作者就“臆谓”（猜想）：三家分晋后，赵国夺取了中牟邑，于是魏国就在荥阳划出一块地，把“河北中牟邑”的山川、城池、堤防、墓冢、桥梁、亭子、土岗、物产等等全部复制过来，连名字也“施故号”叫中牟邑，并称这是一种“变列之法”，因为地方小，不用专门“分书”（记载）。这就是他们认为的中牟起源，并且还举周朝的新郑和汉朝的新丰为例。作者认为中牟县是仿“河北中牟邑”而建造的，确实花费了一番“心思”！真的很佩服他们的想像力，把中牟县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山寨区，承认“河北中牟”是中牟县的源头。仔细考证之后，这猜想有多处难以自圆其说，又与诸多历史记载不符，真可谓破绽百出：
1，作者举东汉初期鲁恭为中牟县令，说此时已有中牟之名，不知起源于何时。
《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初已设立中牟县，据此可知时若有两个中牟，设立中牟县时一定会改名的，因为县级建制都是朝廷设立、命名，并且要造册备案。汉朝时已经刻意避免重名，也从侧面证明汉之前不可能有两个中牟。证据见后。
2，说魏国仿造“河北中牟邑”，大到城池、山川，小到亭子、沼泽，就连物产也要一样，这可是一项精细的巨大工程，居然查不到史料记载。之前的正德版县志也无此类记载，民间也没有这方面的传说，只能理解为作者的“专利”。文中也没解释魏国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复制一个中牟是何动机，中牟离魏国都城大梁五十里，属于京畿重地，在此精细复制一个别国城邑不妥吧？
3，割荥阳建中牟一说。
原文中写作“今荥阳”，据《续荥阳县志》记载，明朝荥阳属郑州（清代称郑县），和中牟同是开封府辖县，无隶属关系。再看春秋战国时，三家分晋是公元前375年，此时中牟城属卫国管辖。据《史记·赵世家》记载公元前372年赵国夺取卫国包括中牟城在内的七十三城，公元前364年魏国迁都大梁，《水经注·河水》记载“昔魏徙大梁，赵以中牟易魏。”郦道元说的很清楚，三家分晋后，魏国建筑大梁城并迁都，用边陲小城繁阳（河南省内黄县）换中牟城，又在圃田泽西建筑长城，很明显这一系列措施是魏惠王早有谋划的，根本无需复制中牟，如果按作者的猜想，此时魏国当有两座中牟城，很难自圆其说；再谈谈荥阳，三家分晋后韩国夺取此处并建筑荥阳城，民国《续荥阳县志》记载：“战国时为韩荥阳”，《战国策》记载秦王想灭韩国，向群臣问计：“范睢曰：‘举兵而攻荥阳’”；又“秦攻韩之管”，可知管城以西都是韩国地界，且一直持续到战国结束；韩、魏的边界在圃田泽西，在今管城区107辅道西，有青龙山魏长城遗址为证。至此可知，魏国割荥阳建中牟邑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也说明作者对中牟及周边的历史不了解，用想当然的态度编撰县志。
4，作者举“周新郑、汉新丰”为例证明“施故号于新邑”。
“郑”是指陕西郑县，郑国的发源地，迁到河南后叫新郑；“丰”指刘邦老家江苏丰县，刘邦建国后接父亲来长安，怕父亲不习惯就在长安附近仿照家乡事物建一个县，叫新丰，事载《西京杂记》。作者举两个例子本意是要证明可以有两个同名的城邑，却适得其反陷入自相矛盾。事物可以完全复制，但取名时会加个“新”字以示区别，这是作者举例证明的。春秋战国时，人们已经注意重名的问题，诸侯国、城池、县邑重名时，都会加个方位词以示区别。除了前面的新郑、新丰外，还有魏国都城起初在陕西叫少梁（今韩城市南），迁到开封后叫大梁，从此事可知，即使魏国仿造中牟，名字也会变动一下的；汉前河北有汲县（河南卫辉市），西汉初又在黄河南岸设立一个汲县，叫新汲（河南扶沟县），事载《汉书·地理志》。这种命名思维至今沿用，1986年国务院颁发的《地名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主要目的就是规范命名避免重名。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最高领导层都刻意避免重名，到明朝时这已经是基本常识了。古代县邑依然有重名，但是数量极少，只不过是作者举的两个例子并不恰当，反而让自己更被动。关于中牟邑最常见的叫法是：河南中牟邑、河北中牟邑，这也是为避免混淆。
5，最关键一点，《春秋》、《左传》、《管子》、《春秋左传·正义》等先秦古籍都明确记载当时河北已经被狄族占领，华夏各国都没进河北，自然河北就不会有中牟邑，详情见后。作者把中牟的源头拱手相让，又给自己家乡“臆谓”一个源头，他们的猜想无凭无据，自然经不起考证，可信度极低，但是却起到混淆视听的效果，给后来编撰县志带来不小的麻烦，于是乾隆版县志又衍生出“古称圃田、汉始建县”的说法，沿用至今，让中牟县历史进入更深的误区。于是，中牟汉之前的就这么断了。
6，一般来说写县志“建置”或“志地”都是正文第一卷，是讲述一县历史的核心之处。作者把一段毫无根据的猜测放在开头，很明显的不合适。以后版本的县志都没有沿用此猜想。表明本地人都不认可此说法。
这个猜想明显透着草率、仓促，我们不妨也“臆谓”一下：很可能是作者在编撰县志时面对各种不同的记载无所适从，临时想到的。
其次、史料记载方面。
作者把中牟县是中牟邑定义为“误”，并称自己已经“考正”。引用的证据主要是《水经注》、《春秋左传正义》、《史记正义》、《史记索引》几部史料，这些书中的观点在《细考中牟邑》中已经详细反驳过，在此简略引用：
1，县志是一方正史，如国史中有明确记载的，即是最权威的证据，应该首先沿用。《汉书·地理志》、《晋书·地理志》两部国史已经明确指出中牟县就是中牟邑。作者视而不见反而引用大量杂史去质疑，明显不妥。
2，作者引用《水经注》，书中明确指出中牟邑就是中牟县，还指出中牟邑位置并反驳河北中牟邑学说，此书直到现在还是历史地理学的权威著作，可信度很高。作者视而不见。
3，作者全盘引《春秋左传·正义》中关于中牟邑的论述，是他们认为的“铁证”，杜预的确是河北中牟邑学说的铁杆支持者，但是他有很关键的一句被所有河北中牟邑支持者忽略了：“不知其所案据也”，意思就是不知道有什么依据。作者也引用了此句，同样被作者视若无睹。
4，作者所谓的证据有两个明显特点：无明确地点和实物证据。即便是《史记·正义》也只是说“汤阴西五十八里有牟山，盖中牟邑在其山侧”，只是推测中牟邑在牟山边，所以句首用“盖”字，但“侧”也是分东南西北的，又与“中”字明显矛盾，应该是张守节也不能确定这里有没有中牟邑（城），这其实是一句模糊用语，但后世很多学者都当真了（包括作者）。
5，作者最后引用《史记·赵世家》中“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一句，来考证平邑城的位置，又引出汤阴县的牟山，见“牟山浮翠”就确定这里是赵国的中牟邑，然后又据此推断中牟县不是赵国的城邑。即使不考虑中牟县的诸多实物证据（见后），即使都处在只有史料记载的情况下，至少也得和汤阴平分秋色，因为中牟也有牟山（见后），也有很多的史籍记载，除了前说的《汉书》、《晋书》、《水经注》外，还有《太平寰宇记》、《元和郡县图志》、《通典》、正德版《中牟县志》等，可惜这些都作者有意或有意忽略了。
6，还有赵国南部边界这个很关键的问题，作者没有考证。
7，《春秋》、《左传》、《春秋左传·正义》、《管子》、《国语》等诸多史料一致记载当时河北已经被占领，所有国家都没有进河北收复失地，河北已经脱离周王室统治范围，齐桓公是周王室霸主，他建筑的中牟城只能在周王室统治区内。因而整个河北都没有中牟邑，他们连和中牟县争夺的最基本资格都不具备。这史料记载又被作者忽略了。
单从史料记载方面看，中牟县有正史、杂史、县史明确记载，在时间上、权威上优势明显，还有文学作品、族谱、碑文等明确记载，最关键是我们有能彻底推翻河北中牟邑的史料记载，构成完整的中牟县独有证据链条，中牟邑到底在哪里，从理论上已经很明白了。再者，中牟县还有完整的实物证据链条，这是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的证据。
第三、实物证据方面。
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实物证据是历史研究领域最权威的证据，有一个就可以基本确定，如果有三个以上，就足够下最终结论了。中牟县拥有丰富的独有实物证据，我们来看看：
1，佛肸城，“县东，相传曹操重筑，遗址存”。这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证，据正德版县志记载，明朝时县里的文人雅士经常到此处游玩，留下不少诗文，相信二位作者也去过多次。既是曹操“重筑”，至少也证明此城存在很久了。但是仍被标注为：考误在前。
2，佛肸墓，“县南一里”。这也是一处长期存在的实物，据宋朝《太平环寰宇记》记载：“县南一里、县北一里”各有一座佛肸墓。明朝时县城南有浦芦亭，也是文人雅士常去游玩之处，县志中也有张民表游玩浦芦亭的记载。佛肸墓就在这附近，作者也肯定见过此墓。但是依然被标注为：考“误”已见。
3，明朝时，全国各县都有乡贤祠、名宦祠，读书人每年都要祭拜两次，二位作者肯定也去祭拜过多次，田基位列乡贤之首，入祀乡贤祠的核心标准：必须是本乡（县）人，明末清初朝廷又加上须由大吏（总督或巡抚）题请，可见入祀乡贤祠也不易，也表明普遍认可田基是中牟县人。在名宦祠里，邢伯列在首位，他是春秋时中牟建县后第一位县令。名宦入选标准同乡贤，须是在中牟县当过官且品德贤良之人。
4，一直以来文人雅士写文章时喜欢把中牟县称做“中牟邑”、“牟邑”，各版县志《艺文卷》里都能找到几篇，现存的雁鸣湖校氏墓地碑刻（省保）、大孟镇贺岗村玄帝庙碑刻（市保）明确写着“中牟邑”三字，明朝时此类证据应该更多。尤其是后一块碑文是张民表之父张孟男撰写。按作者思路，：也是误，需要正！
5，中牟县民间一直有很多邢伯、佛肸、田基的传说、诗文等。如东汉末年大文豪蔡邕有一篇《述行赋》，记录他从大梁到洛阳一路的见闻，到中牟县时，还听到人们谈论佛肸反叛的事；三国时曹操在中牟城铸立一座佛肸像；正德版县志《艺文卷》也有很多相关文章。也就是说，至少从东汉起直到明朝结束，中牟邑相关的传说一直在中牟县沿续，佛肸城、佛肸墓、乡贤祠、名宦祠到民国时期才消失，到1936年编撰县志时还说提到中牟邑争夺之事，让参观庙祠者“有所考焉”；作者对此选择了充耳不闻。
面对如此众多且为中牟县独有的实物证据，“幸好”作者事先在“理论”上否定了中牟县，它们被否定也就“顺理成章”了。既然把这些全否定了，还要给中牟县再找一个源头，这就是作者“臆谓”一个“山寨河北中牟”的初衷。为了证明自己的研究“正确”，作者很是花费了一番“心思”！
第四、关于牟山，作者依然标注为：“此亦赵地误也。”
汤阴西有牟山，是作者及很多学者认定此处中牟邑为“正”的唯一依据。既然都叫牟山，为什么我们的牟山就是“误”呢？另外河北元氏县、河南杞县、山东牟平县等多地都有牟山，其中元氏县也在争夺中牟邑，主要依据也是境内有牟山；再者，在中牟邑时期的历史事件中，没有一句提到牟山，也没有与山相关的描述，因而以牟山为证据判定中牟邑（城）的位置过于牵强。
第五、作者虽说是在编撰中牟县志，但他们相信河北有中牟邑，并且坚定的认为中牟县所有关于中牟邑的记载和实物都是“误”，这种先入为主的编撰心态有失客观；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所有中牟县证据一概否定，即使是正史和实物也不能幸免，对河北中牟邑有利的全部照收，杂史也不遗漏，修史的公正原则不够。为清除河北中牟邑的“障碍”，凭空给中牟县的“臆谓”了一个破绽百出的起源，并且还放在正文第一段，这是极不严谨的。他们编中牟的历史，却没有站在中牟的立场上考虑，把自己的家乡描述成了一个巨大的山寨区，致使中牟县汉之前的历史断绝。到如今，这猜想为鹤壁争夺中牟邑提供很不错的思路。
第六、书开头是县令段耀然写的《序》，文中说他想编撰县志，大家推荐张民表，于是“躬礼其庐”请他“执笔”，“期月而就”，一个月就编撰出一部县志，效率确实很高，但是给人闭门造车的感觉，因为他没有说实地考查。之前韩思忠编撰正德版县志时“躬历境内山川古迹，踏藓拭碑辨认铭章”、“遍询故老”、“参互磨审、务求具真”。编撰态度不同，导致结果不同：正德版整体质量远高于天启版。
中牟邑研究是一个复杂巨大工程，须要全方位研究，最主要的是要坚持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客观、公正、严谨。这种蜻蜓点水、盲人摸象式的研究最是要不得，带着先入为主观点去研究更不可取，不但解不开历史真相，反而是在添乱。如今作者的观点被鹤壁人发挥的淋漓尽致，成为争夺中牟邑、打压中牟县的有力法宝，给解开中牟邑真相、迎接中牟邑回归增加不小的难度。
第七、各版县志对中牟邑的记载：
1，正德版：春秋为郑邑，后为晋大夫佛肸封邑，所谓以中牟叛者是也。
2，天启版：①读《论语》者，敝邑沿为赵邑，而实非也。②三家分晋中牟属魏，已而为赵取。魏遂于今荥阳割一块地，施故号于新邑。③则河南之中牟非赵之中牟又可知也。
3，乾隆版：①今之中牟在郑地，其名起于汉初无疑。②今彰德府汤阴县即古之荡阴，《舆图志》载有西牟山，但未闻为中牟邑。③二说并存之，以俟博考。
4，同治版：自汉置河南郡中牟县始有中牟之名，非《春秋》《论语》之中牟矣。今志中牟则应以郑之圃田为是，而中牟之名断自汉始，在赵、在魏、在汤阴固无须词费也。
5，民国版：全文引用同治版观点，最后加一句：右录旧志证：中牟为郑圃田，非晋佛肸宰邑也。又《杂记》卷：名宦则首列邢伯、乡贤则首列田基相沿已久，未可没也。故不为立传而录其轶事于此，俾瞻仰庙者有所考焉。
6，1999年版：《清代以前建置沿革表》西周叫圃田，属管国；春秋叫清邑，属郑国；战国叫中牟邑，属魏国，周元王六年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前476年至前222年）置中牟邑。
可以看出自天启版开始把河北中牟邑学说引狼入室，让其牢固占据中牟县志，开创了中牟人大力否定中牟历史、将家乡历史文化拱手送人的先河，造成中牟县历史断裂的极其尴尬后果，导致后来多地争夺中牟邑的局面。中牟人书写此段历史时无所适从，因而各版县志中的记载真可谓五花八门众说纷纭，然而历史真相只能有一个！彻底解决中牟邑问题，几百年来一直是中牟士林的心愿，这对中牟历史来说是划时代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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