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隋唐五代）
发布时间：2018-11-28 点击数：2912
隋唐时期，大一统局面形成，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为方志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央集权的政府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定期编呈图经版籍制度，为方志体例的进一步完善和续修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隋朝建立初年，即十分重视史志编修事业，"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隋书·经籍志》)，汇编《诸州图经集》等书。这是我国有组织地大规模修志之始。隋代各地图经均已散失不传，惟诸书所引，略见零章片简。如《太平寰宇记》卷十陈州商水县引有隋《陈州图经》、郎蔚之《陈州旧图》，《太平御览》卷六十四引有《固安图经》，《舆地纪胜》卷八十三引有《随州图经》。隋朝官修总志有《诸州图经集》、《诸郡物产土俗记》和《区宇图志》。
《诸州图经集》100卷，郎茂纂。该书早佚，清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录有部分内容，多为叙述建置沿革、物产、泉井、古迹、传说。
《诸郡物产土俗记》151卷，纂人不详。《隋书·经籍志》将其与《诸州图经集》并列，显然是汇纂诸州图经而成的另一部书，由于与《图经集》分编，大约是内容侧重不同，《物产土俗记》以采录各地风土民俗为主，《图经集》则偏重叙述诸州郡建置。
《区宇图志》1200卷，虞世基等编纂。该书除"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风俗之宜"，(《玉海》卷十五)最主要的特点，是列有多幅地图。据《大业拾遗》载，该书"卷头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其图上有山川、城邑。"由此可知，《区宇图志》是一部综合地图、地志的内容和体例的地理总志。
唐袭隋例，继续了图经的定期编修制度。《唐会要》卷五十九兵部职方员外郎条载:"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请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后复故。"《唐会要》所述"图"，实际就是"图经"，有《新唐书》所述为证。该书《百官志》兵部载:"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之所以出现称图经为图的现象，大约与古代书籍制度相关。古代地图通常为一轴长卷，或序文于前，绘图于后，或列图在前，附文居后。所以，称舆图者，实际包括了图经，前面提到的汉晋诸书引《舆地图》、《秦地图》即为一例，郎茂根据诸州呈进地图汇纂《诸州图经集》，又为一例。后来，地图的文字说明部分逐渐增扩，甚至可盈数卷，便有与图分离，单独成书的例子。《元稹集》卷三十五载有《进西北边图经状》和《进西北边图状》各一篇，其进图经状云:"臣今月二日进《京西京北图》一面，山川险易，细大无遗。犹虑幅尺高低，阅览有烦睿鉴；屋壁施设，俯仰颇劳于圣躬。寻于古今图籍之中，纂撰《京西京北图经》，共成四卷。"这段珍贵的记载，反映了图经已作为地图的附录，别出单行。其内容也更加丰富。
唐代州县图经，据诸书引录，有《润州图经》、《夷陵图经》、《茶陵图经》、《岳州图经》、《邵阳图经》、《湘阴图经》、《汉阳图经》、《夔州图经》等约十几种。清人陈运溶辑《荆湖图经》36种，其中"唐人所撰"者有《长沙图经》、《衡州图经》、《衡山图经》、《道州图经》、《朗州图经》、《澧州图经》等7种。唐代图经大都散失难考，极其可贵的是本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唐《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残卷，为研究图经的内容和形式，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沙州图经》残卷有二件，其一首尾缺佚，存卷长不逾三丈。始于水渠，终于歌谣，前后无题目。另一件题"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始祥瑞，终歌谣，存七十九行。比前一件稍短。有罗振玉《敦煌鸣沙石室佚书》影印本，其记述内容包括河渠、堤堰、盐池、古城、亭驿、祠庙、学校、歌谣等。文字简约，似图说之体。
《西州图经》残卷一件，首尾均缺，存数十行，无标题。罗氏《敦煌鸣沙石室遗书》收有此书影印本。残卷记述当地道路、寺院、古塔。
两种图经残卷均无小题设目，而是依一定次序排列诸事，每事名之后，皆署一"右"字，似文前当有地图，或是另有图卷。图经的内容基本反映当地自然景观、沿革建置，兼述风俗歌谣，带有古代"采诗以观民风"遗迹。这两种图经不见诸家著录，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图经甚罕，说明当时的图经正处于由地方案牍向著述之体演进阶段，除中央政府用以汇为图志、总集外，尚未受到重视。
唐代记述地区史迹的杂史、偏记类著作有《蛮书》、《太原事迹》等。唐人对南诏史事的记述较多，据考，有韦琯《云南事状》1卷、袁滋《云南记》5卷、韦齐休《云南行记》2卷、徐云虔《南诏录》3卷、达奚洪《云南风俗录》10卷、卢携《云南事状》1卷、窦滂《云南别录》1卷、佚名《云南行记》1卷、樊绰《蛮书》10卷，除《蛮书》尚传于世，其余诸书，俱早散佚。《蛮书》又称《云南志》、《云南史记》，编撰于唐懿宗咸通三年(862)，是书分为云南界内途程、山川江源、六诏、名类、六、云南城镇、云南管内物产、蛮夷风俗、蛮灵条教、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10篇，记述了当时云南地区的山川地理、六诏历史及各族风俗制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被视为现存云南最古之方志。《太原事迹记》又名《晋阳事迹杂记》，14卷，唐河东节度使李璋撰。宋治平中太原府刻印。记述了割据时期河东史事。南宋时散佚。
唐代根据各地图经、地志编集的全国图志，可考者有《贞观郡国志》10卷、《括地志》550卷、《职方记》16卷、《长安四年十道图》13卷、《开元三年十道图》10卷、《十道录》、《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贞元十道录》4卷、《元和郡县图志》40卷、《十道图》10卷、《郡国志》2卷、《域中郡国山川图经》1卷、《郡道山河地名要略》9卷、《十道四蕃志》10卷。以上诸书，仅《元和郡县图志》流传于世，《括地志》、《郡国志》、《十道四蕃志》有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辑本，《贞元十道录》、《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有敦煌发现的残卷，其余率皆散佚。
唐代最早纂成的地理总志是《括地志》，主修人魏王李泰，为唐太宗第四子，贞观十六年(642)成书。唐太宗誉之:"博采方志，得于旧闻，旁求故老，考于传信，内殚九服，外极八荒，简而能周，博而尤要，度越前载，垂之不朽。"(《玉海》卷十五)该书以唐贞观十三年(639)行政区划为纲，记录了当时10道358州的建置沿革、山川形势、风俗物产、古迹故实。
唐代地理学家贾耽以绘制地图负有盛誉，他每完成一幅地图，都要撰写图经式的别录。贞元十四年(798)，献《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地图时，撰有《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别录》6卷；贞元十七年(801)，制《海内华夷图》成，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嗣后，又绘制了《地图》10卷，与之相应，编有《贞元十道录》4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的内容，据贾耽《进海内华夷图表》称:"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郡县纪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玉海》卷十五引贾耽《碑》，对该书也有介绍，云:"通夷裔之风俗，尽山川之险易，历代沿革之自，百王废置之由，关塞通塞之因，牧圉盛衰之异，道程疎密之准，要荒享献之数，聚米画地，成于指掌。"由此得知，该书主要记述郡县建置、山川形势、道路关隘、物产风俗，与传统地理志及图经相似。《贞元十道录》的内容，权德舆在该书序言中有详细说明:"其首篇，自贞观初，以天下诸州，分隶十道，……在天宝以州为郡，在乾元复郡为州，六典地域之差次，四方贡赋之名物，废置升降，提封险易，因时制度，皆备于编。""其三篇，则以十道为准，县距州，州距西都，书其道里之数，与其四鄙所抵。"由此可见，该书分为两部分，首卷述建置沿革、疆域、贡赋，后三卷述至到里数。敦煌发现有《贞元十道录》手抄残卷，罗振玉收入《鸣沙石室佚书》第三册。残卷仅存十六行，即剑南道姚、协、曲、悉、柘、静、保、霸、维、真、恭、翼十二州。每州之下，记所管县名、土贡、距两京道里及县距州里数。当是后三卷的部分内容。
现存较完整的一部唐代图志是李吉甫纂著的《元和郡县图志》。该书成于元和八年(813)，原本40卷，目录2卷，北宋图佚后改名《元和郡县志》，传于今世仍有34卷。李吉甫指出:"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元和郡县图志序》)他认为，志书不应疏忽"丘壤山川，攻守利害"的记述。李吉甫强调了图志与政治军事的关系，以其能"佐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这是对方志重要性的新的认识。《元和郡县图志》以当时47节镇为纲，分镇记镇府、州、县、户、沿革、山川、道里、贡赋。每镇叙事之前，冠有地图。是典型的图、志兼括之体。《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舆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宋《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及元明清一统志，从体例考察，确是《元和郡县图志》的继承和发展。因此，这部书是方志史上承前启后的一部重要著作。
李吉甫还参与编修《十道图》的工作。《十道图》是唐代开始定期编制的全国地图。据史书载，先后成书3种，即长安四年(704)、开元三年(715)所编2种和元和间李吉甫所编1种。《十道图》从名称上考，应是地图，但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对李氏《十道图》的著录，"首载州县总数，文武官员数俸料"，却又类似图经之体，与《贞元十道录》相近。考五代、北宋皆有续补、仿效之作，如宋《九域图》有文无图，因改名曰志。唐代《十道图》即是《九域图》前身，亦可能纯属图经，而非地图。
由图经、地志汇纂成的总志，唐代末期有韦澳纂修的《诸道山河地名要略》9卷，又名《处分语》、《新集地理志》。《玉海》卷十五载:"大中九年(855)，令澳纂次诸州境土风俗及诸利害为一书。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次，题为《处分语》。"罗振玉《敦煌鸣沙石室佚书》第三册收有是书第2卷残卷，开首断缺，存河东道州府八，曰晋，曰太原，曰代，曰云，曰朔，曰岚，曰蔚，曰潞。其体例已很完备，前述建置沿革，次事迹，次郡望地名，次水名，次山名，次人俗，次物产。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全国区域图志难于纂就，州县呈进图经时续时停。《五代会要》卷十五兵部职方载后唐天成三年(928)敕:"诸道州府，每于闰年合送图经、地图，今后权罢。"同条又载长兴三年(932)五月二十三日尚书吏部侍郎王权奏，称:"伏见诸道州府，每遇闰年，准例送尚书省职方地图者，顷因多事之后，诸道州府旧本虽存，其间郡邑或迁，馆递曾改，添增镇戍，创造城池，窃恐尚以旧规录为正本，未专详勘，必有差殊。伏请颁下诸州，其所送职方地图，各令按目下郡县镇戍城池、水陆道路，或经新旧移易者，或须载之于图。其有山岭溪湖、步骑舟楫各得便于登涉者，亦须备载。"时朝廷批复:"宜令诸道州府，据所管州县，先各进图经一本，并须点勘文字，无令差误。……其间或有古今事迹、地里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皆须备载，不得遗漏，限至年终进纳。其画图候纸到，图经别敕处分。"《五代会要》所记，仅限于后唐一代的有关规定，但就地图、图经的呈交办法、撰写内容，叙述较详，从中可以了解当时的图经仍受到政府的一定重视。现存五代图经，有敦煌石室所出《寿昌县地境》1卷，内容包括去州里数、公、户、乡、沿革、寺、镇、戍烽、栅堡、山泽、泉海、渠涧、关亭、城河等。体例仍唐代图经之旧。其书首尾完整，是敦煌发现的5种地志中最全者。其书后题:"晋天福十年乙巳岁六月九日州学博士翟上寿昌张县令《地境》一本。"后晋天福只延续八岁，所谓天福十年即后周开运二年(945)，寿昌远居西陲，故有改元而不知之例。
综述隋唐五代时期方志的发展，图经、图志已成为主流，汉晋时盛行的地记、杂史已退后为次，这时期的图经，内容更加丰富，已摆脱了附于地图之后的地位，而与地图同列并举；中央政府制定了周详的呈送地图、图经的有关规定，并定期汇编图经总集和图志。图经地位的提高和图、志融汇，为方志的繁荣和体例定型，奠定了基础。
隋朝建立初年，即十分重视史志编修事业，"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隋书·经籍志》)，汇编《诸州图经集》等书。这是我国有组织地大规模修志之始。隋代各地图经均已散失不传，惟诸书所引，略见零章片简。如《太平寰宇记》卷十陈州商水县引有隋《陈州图经》、郎蔚之《陈州旧图》，《太平御览》卷六十四引有《固安图经》，《舆地纪胜》卷八十三引有《随州图经》。隋朝官修总志有《诸州图经集》、《诸郡物产土俗记》和《区宇图志》。
《诸州图经集》100卷，郎茂纂。该书早佚，清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录有部分内容，多为叙述建置沿革、物产、泉井、古迹、传说。
《诸郡物产土俗记》151卷，纂人不详。《隋书·经籍志》将其与《诸州图经集》并列，显然是汇纂诸州图经而成的另一部书，由于与《图经集》分编，大约是内容侧重不同，《物产土俗记》以采录各地风土民俗为主，《图经集》则偏重叙述诸州郡建置。
《区宇图志》1200卷，虞世基等编纂。该书除"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风俗之宜"，(《玉海》卷十五)最主要的特点，是列有多幅地图。据《大业拾遗》载，该书"卷头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其图上有山川、城邑。"由此可知，《区宇图志》是一部综合地图、地志的内容和体例的地理总志。
唐袭隋例，继续了图经的定期编修制度。《唐会要》卷五十九兵部职方员外郎条载:"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请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后复故。"《唐会要》所述"图"，实际就是"图经"，有《新唐书》所述为证。该书《百官志》兵部载:"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之所以出现称图经为图的现象，大约与古代书籍制度相关。古代地图通常为一轴长卷，或序文于前，绘图于后，或列图在前，附文居后。所以，称舆图者，实际包括了图经，前面提到的汉晋诸书引《舆地图》、《秦地图》即为一例，郎茂根据诸州呈进地图汇纂《诸州图经集》，又为一例。后来，地图的文字说明部分逐渐增扩，甚至可盈数卷，便有与图分离，单独成书的例子。《元稹集》卷三十五载有《进西北边图经状》和《进西北边图状》各一篇，其进图经状云:"臣今月二日进《京西京北图》一面，山川险易，细大无遗。犹虑幅尺高低，阅览有烦睿鉴；屋壁施设，俯仰颇劳于圣躬。寻于古今图籍之中，纂撰《京西京北图经》，共成四卷。"这段珍贵的记载，反映了图经已作为地图的附录，别出单行。其内容也更加丰富。
唐代州县图经，据诸书引录，有《润州图经》、《夷陵图经》、《茶陵图经》、《岳州图经》、《邵阳图经》、《湘阴图经》、《汉阳图经》、《夔州图经》等约十几种。清人陈运溶辑《荆湖图经》36种，其中"唐人所撰"者有《长沙图经》、《衡州图经》、《衡山图经》、《道州图经》、《朗州图经》、《澧州图经》等7种。唐代图经大都散失难考，极其可贵的是本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唐《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残卷，为研究图经的内容和形式，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沙州图经》残卷有二件，其一首尾缺佚，存卷长不逾三丈。始于水渠，终于歌谣，前后无题目。另一件题"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始祥瑞，终歌谣，存七十九行。比前一件稍短。有罗振玉《敦煌鸣沙石室佚书》影印本，其记述内容包括河渠、堤堰、盐池、古城、亭驿、祠庙、学校、歌谣等。文字简约，似图说之体。
《西州图经》残卷一件，首尾均缺，存数十行，无标题。罗氏《敦煌鸣沙石室遗书》收有此书影印本。残卷记述当地道路、寺院、古塔。
两种图经残卷均无小题设目，而是依一定次序排列诸事，每事名之后，皆署一"右"字，似文前当有地图，或是另有图卷。图经的内容基本反映当地自然景观、沿革建置，兼述风俗歌谣，带有古代"采诗以观民风"遗迹。这两种图经不见诸家著录，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图经甚罕，说明当时的图经正处于由地方案牍向著述之体演进阶段，除中央政府用以汇为图志、总集外，尚未受到重视。
唐代记述地区史迹的杂史、偏记类著作有《蛮书》、《太原事迹》等。唐人对南诏史事的记述较多，据考，有韦琯《云南事状》1卷、袁滋《云南记》5卷、韦齐休《云南行记》2卷、徐云虔《南诏录》3卷、达奚洪《云南风俗录》10卷、卢携《云南事状》1卷、窦滂《云南别录》1卷、佚名《云南行记》1卷、樊绰《蛮书》10卷，除《蛮书》尚传于世，其余诸书，俱早散佚。《蛮书》又称《云南志》、《云南史记》，编撰于唐懿宗咸通三年(862)，是书分为云南界内途程、山川江源、六诏、名类、六、云南城镇、云南管内物产、蛮夷风俗、蛮灵条教、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10篇，记述了当时云南地区的山川地理、六诏历史及各族风俗制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被视为现存云南最古之方志。《太原事迹记》又名《晋阳事迹杂记》，14卷，唐河东节度使李璋撰。宋治平中太原府刻印。记述了割据时期河东史事。南宋时散佚。
唐代根据各地图经、地志编集的全国图志，可考者有《贞观郡国志》10卷、《括地志》550卷、《职方记》16卷、《长安四年十道图》13卷、《开元三年十道图》10卷、《十道录》、《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贞元十道录》4卷、《元和郡县图志》40卷、《十道图》10卷、《郡国志》2卷、《域中郡国山川图经》1卷、《郡道山河地名要略》9卷、《十道四蕃志》10卷。以上诸书，仅《元和郡县图志》流传于世，《括地志》、《郡国志》、《十道四蕃志》有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辑本，《贞元十道录》、《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有敦煌发现的残卷，其余率皆散佚。
唐代最早纂成的地理总志是《括地志》，主修人魏王李泰，为唐太宗第四子，贞观十六年(642)成书。唐太宗誉之:"博采方志，得于旧闻，旁求故老，考于传信，内殚九服，外极八荒，简而能周，博而尤要，度越前载，垂之不朽。"(《玉海》卷十五)该书以唐贞观十三年(639)行政区划为纲，记录了当时10道358州的建置沿革、山川形势、风俗物产、古迹故实。
唐代地理学家贾耽以绘制地图负有盛誉，他每完成一幅地图，都要撰写图经式的别录。贞元十四年(798)，献《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地图时，撰有《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别录》6卷；贞元十七年(801)，制《海内华夷图》成，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嗣后，又绘制了《地图》10卷，与之相应，编有《贞元十道录》4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的内容，据贾耽《进海内华夷图表》称:"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郡县纪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玉海》卷十五引贾耽《碑》，对该书也有介绍，云:"通夷裔之风俗，尽山川之险易，历代沿革之自，百王废置之由，关塞通塞之因，牧圉盛衰之异，道程疎密之准，要荒享献之数，聚米画地，成于指掌。"由此得知，该书主要记述郡县建置、山川形势、道路关隘、物产风俗，与传统地理志及图经相似。《贞元十道录》的内容，权德舆在该书序言中有详细说明:"其首篇，自贞观初，以天下诸州，分隶十道，……在天宝以州为郡，在乾元复郡为州，六典地域之差次，四方贡赋之名物，废置升降，提封险易，因时制度，皆备于编。""其三篇，则以十道为准，县距州，州距西都，书其道里之数，与其四鄙所抵。"由此可见，该书分为两部分，首卷述建置沿革、疆域、贡赋，后三卷述至到里数。敦煌发现有《贞元十道录》手抄残卷，罗振玉收入《鸣沙石室佚书》第三册。残卷仅存十六行，即剑南道姚、协、曲、悉、柘、静、保、霸、维、真、恭、翼十二州。每州之下，记所管县名、土贡、距两京道里及县距州里数。当是后三卷的部分内容。
现存较完整的一部唐代图志是李吉甫纂著的《元和郡县图志》。该书成于元和八年(813)，原本40卷，目录2卷，北宋图佚后改名《元和郡县志》，传于今世仍有34卷。李吉甫指出:"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元和郡县图志序》)他认为，志书不应疏忽"丘壤山川，攻守利害"的记述。李吉甫强调了图志与政治军事的关系，以其能"佐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这是对方志重要性的新的认识。《元和郡县图志》以当时47节镇为纲，分镇记镇府、州、县、户、沿革、山川、道里、贡赋。每镇叙事之前，冠有地图。是典型的图、志兼括之体。《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舆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宋《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及元明清一统志，从体例考察，确是《元和郡县图志》的继承和发展。因此，这部书是方志史上承前启后的一部重要著作。
李吉甫还参与编修《十道图》的工作。《十道图》是唐代开始定期编制的全国地图。据史书载，先后成书3种，即长安四年(704)、开元三年(715)所编2种和元和间李吉甫所编1种。《十道图》从名称上考，应是地图，但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对李氏《十道图》的著录，"首载州县总数，文武官员数俸料"，却又类似图经之体，与《贞元十道录》相近。考五代、北宋皆有续补、仿效之作，如宋《九域图》有文无图，因改名曰志。唐代《十道图》即是《九域图》前身，亦可能纯属图经，而非地图。
由图经、地志汇纂成的总志，唐代末期有韦澳纂修的《诸道山河地名要略》9卷，又名《处分语》、《新集地理志》。《玉海》卷十五载:"大中九年(855)，令澳纂次诸州境土风俗及诸利害为一书。澳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次，题为《处分语》。"罗振玉《敦煌鸣沙石室佚书》第三册收有是书第2卷残卷，开首断缺，存河东道州府八，曰晋，曰太原，曰代，曰云，曰朔，曰岚，曰蔚，曰潞。其体例已很完备，前述建置沿革，次事迹，次郡望地名，次水名，次山名，次人俗，次物产。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全国区域图志难于纂就，州县呈进图经时续时停。《五代会要》卷十五兵部职方载后唐天成三年(928)敕:"诸道州府，每于闰年合送图经、地图，今后权罢。"同条又载长兴三年(932)五月二十三日尚书吏部侍郎王权奏，称:"伏见诸道州府，每遇闰年，准例送尚书省职方地图者，顷因多事之后，诸道州府旧本虽存，其间郡邑或迁，馆递曾改，添增镇戍，创造城池，窃恐尚以旧规录为正本，未专详勘，必有差殊。伏请颁下诸州，其所送职方地图，各令按目下郡县镇戍城池、水陆道路，或经新旧移易者，或须载之于图。其有山岭溪湖、步骑舟楫各得便于登涉者，亦须备载。"时朝廷批复:"宜令诸道州府，据所管州县，先各进图经一本，并须点勘文字，无令差误。……其间或有古今事迹、地里山川、土地所宜、风俗所尚，皆须备载，不得遗漏，限至年终进纳。其画图候纸到，图经别敕处分。"《五代会要》所记，仅限于后唐一代的有关规定，但就地图、图经的呈交办法、撰写内容，叙述较详，从中可以了解当时的图经仍受到政府的一定重视。现存五代图经，有敦煌石室所出《寿昌县地境》1卷，内容包括去州里数、公、户、乡、沿革、寺、镇、戍烽、栅堡、山泽、泉海、渠涧、关亭、城河等。体例仍唐代图经之旧。其书首尾完整，是敦煌发现的5种地志中最全者。其书后题:"晋天福十年乙巳岁六月九日州学博士翟上寿昌张县令《地境》一本。"后晋天福只延续八岁，所谓天福十年即后周开运二年(945)，寿昌远居西陲，故有改元而不知之例。
综述隋唐五代时期方志的发展，图经、图志已成为主流，汉晋时盛行的地记、杂史已退后为次，这时期的图经，内容更加丰富，已摆脱了附于地图之后的地位，而与地图同列并举；中央政府制定了周详的呈送地图、图经的有关规定，并定期汇编图经总集和图志。图经地位的提高和图、志融汇，为方志的繁荣和体例定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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