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清乾隆三十四年益都李氏抄本

唐李吉甫纂。吉甫字宏宪，赵州人。父栖筠官御史大夫，吉甫以荫补左司禦率府仓曹参军，贞元初为太常博士，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谥忠懿，事迹具《唐书》本传。此本为益都李氏抄本，有李文藻校跋，及周嘉猷跋。书名题《元和郡县图志》，原存卷一至十八，卷二十一至二十二，卷二十五，卷二十七至三十五，卷三十七至四十。北京图书馆藏，乾隆三十四年钱氏通经楼抄本，有孔继泰跋，题名亦称《图志》，存卷与此本同。《四库全书》用浙抚采进本，重编为四十卷，使相联属，以便循览也。以其图亡，改名《元和郡县志》。其《提要》曰：“是书据宋洪迈跋，称为元和八年所上，然书中更置宥州一条，乃在元和九年。盖其事为吉甫所经画，故书成之后，又自续入之也。前有吉甫原序称：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并目录两卷，共成四十二卷，故名曰《元和郡县图志》。后有淳熙二年程大昌跋，称图至今已亡，独志存焉，故《书录解题》唯称：《元和郡县志》四十卷。此本又缺第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卷，二十六卷，三十六卷。其第十八卷则缺其半，二十五卷亦缺二页，又非宋本之旧矣。篇目断续，颇难寻检。考《水经注》本四十卷，至宋代佚其五卷，故水名缺二十有一。南宋刊版，仍均配为四十卷，使相联属。今用其例，亦重编为四十卷，以便循览。仍注其所缺于卷中，以存旧第。其书《唐志》作五十四卷，证以吉甫之原序，盖志之误。又按《唐六典》，及新、旧《唐书·地理志》，贞观初分天下为十道，一关内道，二河南道，三河东道，四河北道，五山南道，六陇右道，七淮南道，八江南道，九剑南道，十岭南道。此书移陇右为第十。殆以中叶后陷没吐番，故退以为殿。至淮南一道，在今本缺卷之中，以《唐志》淮南道所属诸州考之，今本河南道内，有所属申、光二州、列蔡州之后。江南道内，有所属之蕲、黄、安三州，列鄂、沔二州后，似乎传写之错简。然考《唐书·方镇表》，大历十四年，淮西节度使复治蔡州，寻更号申、光、蔡节度使。又永泰元年，蕲、黄二州隶鄂、岳节度，升鄂州都团练使为观察使，增领岳、蕲、黄三州。元和元年，升鄂州观察使为武昌军节度使，增领安、黄二州。则中州、光州尝由淮南道割隶河南道，蕲州、安州、黄州，亦尝由淮南道割隶江南道。《唐志》偶失移并，非今本错乱也。《舆记图》《隋志》《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又按《唐书·地理志》序略云：“唐兴，高祖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权置州郡颇多。太宗元年始令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开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为东、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采访使检察，如汉刺史之职。”唐自天宝用兵，河西、陇右陷于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复陇右。乾符以后，天下大乱，至于唐亡。《唐书·地理志》以开元二十八年户部账，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三，著录之。《旧五代史·郡县志》之辑，亦以《开元十道图》为本也。天宝间陇右不守，咸通时收复，事在元和前后。《四库提要》谓：“此书移陇右为第十，殆以中叶后陷没吐蕃，故退以为殿。”《唐志》则以陇右为第六。此书则仍贞观时十道制，而元和时唐之领土，非贞观之制，亦非开元之盛矣。综观吾国地理之书，以《元和郡县志》体裁最备，故《四库全书》录以冠地理总志之首。夫总志集郡县志书而成，郡县志书参总志体例而纂，两者密切相关。故本《提要》著录总志冠以卷首，而《元和郡县志》为志乘家祖述之所自焉。

太平寰宇记二百卷首二卷抄本(北京图书馆藏朱彝尊原抄本，上海图书馆藏传抄朱彝尊藏本。原缺卷一百十一至一百十九)

宋乐史纂。史字子正，宜黄人。宋太宗时上书言事，擢著作佐郎，知陵州，召为三馆编修。雍熙中，献所著书有四百余卷，所著《太平寰宇记》，卷帙浩博。《四库全书提要》称：“史书虽卷帙浩博，而考据特为精核，要不得以末流冗杂，追咎滥觞之源矣。原本二百卷，诸家藏本并多残阙，惟浙江汪氏进本，所缺自一百十三卷至一百十九卷仅佚七卷。又每卷末附校正一页。不知何人所作，辨析颇详，较诸本最为精善，今据以著录。《文献通考》作《太平寰宇志》，此本标题实作《太平寰宇记》，诸书所引名亦两歧。今考史进原序亦作《宇记》，则《通考》为传写之误，不足据也。”今此本首有目录二卷，缺卷亦如汪氏进本之数，考诸家藏书目皆有缺，其佚七卷，由来已久矣。考史纂书之时，太宗始平闽、越，并北汉。史因合舆图所隶，考寻始末，而成此书，始东京迄四裔。然是时幽、妫、营、檀等十六州，实未入版图，史因贾耽《十道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之旧，概列其名。史进序又讥贾耽，李吉甫为漏缺，故其书采摭繁富，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詠古迹，亦皆并录。地理之书至是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矣。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元、明以来，是书为州县志之滥觞。体例相沿，而艺文溢于全集，末大于本，而舆图反若坿录。其间假借夸饰，以侈风土，至是而流弊生，艺文则为题詠而设，而不为考据。其鄙俚者，文移案牍，江湖游乞，随俗应酬而已耳，方志不纯史法矣。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有言曰：“方志既不为国史所凭，则虚设门类而不得其用。所谓觚而不觚也，方志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