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棽林与禹县志

一

地方之有志，亦犹国之有史，其重大意义，前人之述已臻详备，尽人皆知，无需赘述。

禹地志书之修，可谓历尽曲折。据禹人党以平述，乃肇始于明英宗天顺年间，太守郑珪欲修之，数年不果，正所谓“万事起头难”，“大事必起于难”，于斯可知矣。嘉靖九年，贤太守刘魁又主其事，经数年努力，差不多已粗具规模，而刘离任，此事中辍，搜集到的材料也随之散失。嘉靖三十四年，太守谢澭又主其事，历时三年，终于完成八卷本《钧州志》，但至今已仅余两卷本的残本。万历七年，太守赵三聘蒞任，“毅然以修志为己任”，书成于万历九年，毁于崇祯十四年的兵乱。所幸禹人李嘘云任太原参军期间，在云中故纸店内见到原本，乃以高价购得珍藏。以上是明代修志的曲折历程。

清顺治四年，太守蔡永华蒞任，组织人力，以明万历本为参照，“阙者补之，繁者芟之”，整理出四卷而蔡氏离任。太守朱裴继任，又经半年多之努力，于顺治八年成书。这是当今所能见到的首部系统而有序的九卷本《禹州志》。清代的叧外几次修志，由于有前人的成果作为基础，有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似乎都容易得多，或“阅月而告成”（康熙二十二年《禹州志》），或“阅三月而稿成”（乾隆十二年《禹州志》），或“甫期月而告杀青”。看似容易，但也决非粗制滥造，仍是成就斐然。值得称道的是“卲志之物”和“朱志之序”。所谓“卲志之物”，是指乾隆年间太守卲大业主修的志书内容翔实，且富于文彩;所谓“朱志之序”，是指道光年间太守朱炜主修的志书体例最为严整。

二

迨至民国八年，县长车云蒞任，奉上谕组建起县志局。聘王棽林为主笔，陈嘉桓丶田春同共襄其事。王棽林为禹地的一代文宗，于经学丶史学丶文字学和训诂学诸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曾襄助前太守曹广权力行新法，成就斐然。至于陈丶田二人，也各具其优势。陈嘉桓应中州名儒李时灿（字敏修）之聘，主《中州文献》征集处;田春同则主持卫辉图书馆。凡遇与禹地有关之书籍文献，二人都多方搜集，带回禹州，以供修志参考。更为难得的是，恰逢在河南通志局任采访的禹人宋庆端（字冕卿）回禹采访，于是双方联手，足迹遍及禹州大地，“于故家父老无不诣也，于古刹碑碣无不窥也”。经多种途径的搜集与采访，所得资料之宏富，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代的修志。

其次是时间的投入。诚如王棽林所言:“文章之妙......宜优而游之”，而不可“期之仓卒之间”。《禹县志》初稿的完成，就用了整整十二年的时间（“淹逾一纪乃为成书”），

甴前太守曹广权作序，付诸刋版。次年，田春同去世。王丶陈二人又经四年校阅修改，至民国二十四年，全书面貌一新，如同吴汝纶的《深州风土纪》一般，“篇篇成文，字字珠玑”，王棽林更亲自写了序言，似乎是大功告成了。念及宋代学者宋敏求的一句名言:“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二人不敢懈怠，精而益求其精，“乃复续《大事记》以统其巨，又广蒐《杂记》以既其细”。至此，这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终于经王棽林等人之手而告成功！

他在成书的第二年（1936年）即因病去世，为《禹县志》的修志大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三

与历届的旧志相比，《禹县志》确有诸多可圈可点，值得称道之处。

首先，就其体例而言，王棽林高度肯定了道光朱志体例之严谨，但在整体布局上也作了较多调整，那就是“补其阙，正其误，合其分”。如何“补其阙”？针对朱志仅有图丶表丶志丶传而无纪，王棽林认为“纪之与表书列传，如经之与纬耳。无纪，则振衣而不知絜领，详目不能举纲，散漫无章”，于是“作《大事纪》，列于《疆域志》后”。如此处理，颇见匠心，使读者展卷即可对禹州历史获得整体之印象。

再说正其误。“道光朱志于褚氏列传，断自晋末，其《南史》著籍阳翟者共十五人，一并删之”，理由是认为自晋室南渡，阳翟北陷，褚氐随之南渡，已不再是阳翟人了。这样，褚亮和褚遂良父子也就被武断地删除了。王棽林经过详密考证，认为“阳翟褚氏，自汉世始”，虽曾南渡，然而“及亮际唐兴，又从龙北归”褚亮本人被封为阳翟侯，褚遂良死后更归葬阳翟:所有这些事实，都雄辩地证明褚亮父子是禹人无疑。至于《唐书.褚亮传》和褚亮碑之间的矛盾.王棽林认为应该是“据碑证史”，因为“碑由当时私请，故亲而确;史为后世官书，故疏而失”。因此，对于被道光朱志删除的褚氏历史，王棽林又果断地予以补正。此外，对于朱志《山川志》中的许多失误，王棽林都作了相应地纠正。

至于“合其分”，主要表现在人物传记方面。例如道光朱志中的《良吏》和《宦绩》，二者区别不大，王棽林将其合并为《官师传》;朱志中的《儒行》和《文苑》，内容互相重叠，王棽林将其合并为《文学传》;朱志中的《孝友》和《义行》，王棽林将其合并为《笃行传》等等。更有合而分者，如朱志中的《山川志》，王棽林不仅对其中的错误予以纠正，并将其分为《山志》和《水志》，作了更多的丰富和补充。

其次，处于民国时期的王棽林，思想境界和前人相比当然也有了进步。道光朱志中的《忠义传》，收录的人物以居官者为多。王棽林认为，居官者食君之禄，应该忠君之事，见危授命，为国尽忠是他们的本分。“至下邑匹夫，名不齿于朝籍，而御变捐躯，尤足尚也”。所以在他主修的志书《忠义传》中，只收录普通民众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烈人物。叧外，在《宗教志》和《祀典志》的序言中，王棽林还明确地表明了他的反对封建迷信的观点:“宗教者，固为愚民设也”;“制礼之初，率为报飨风云雷雨属之天神，水火土谷属之地祗，帝王圣贤属之人鬼，皆以功德可祀，非必以其精灵能祸福人也。”

最后，再说说文字方面。

角山先生博览群书，学富五车，发为辞章，自是文彩斐然，不同凡响。我们读其诗文，琅琅上口。读其主修的志书，同样地脍炙人口。我们看旧志的《户口志》和《田赋志》，只觉得是在看账本。而读《禹县志》的《赋役志》则感觉全然不同:除数表之外，关于禹州经济民生，历代制度沿革，利弊得失的有关论述，洋洋洒洒数万言，精确，精彩，文势滔滔不绝令人叹为观止！再如旧志的《列女传》，记人记事千篇一律，读之味同嚼蜡！同样题材，一经角山先生之手，则是既有特传，又有类叙，又有表格，既有条理性，又有可读性，境界全出，面貌一新！

就全书而言，煌煌三十卷，字数多达一百六十余万之巨，超过《史记》的两倍。前后所花费的时间，也有《史记》的两倍。由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棽林是我们禹州的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