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志无传的建本书贾们
建阳刻书源于唐末五代，经两宋延明清，有近千年历史，大多出自永忠里（今麻沙镇）、崇化（今书坊乡）两地，总称“建本”。建本素与杭州浙本、四川蜀本争雄，古代建阳是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
建本图书曾有“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的盛况，这是宋元明数十代刻书世家集体赢得的。《建阳县志》却没有为一位刻书家留下小传，甚至连一笔带过也没有。建阳学者刘建说，这是古人轻视书贾的表现，但他们的名字，通过其他途径，同他们所刻的建本图书流传了下来。
书林城藏龙卧虎
当年的建阳书林，是一座气势磅礴的图书之城，称得上“高大上”。巍巍“书林门”外建有接官亭，文官在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一条车马大道直通状元府长街，城内石板街巷纵横交错，两旁书肆林立，书堂比邻。“比屋皆鬻书”，每月逢一、六为集。十日两墟，是时“文人学士趋之若鹜，客商贩者往来如织”，五花八门的书籍在此交易。
书林三万居民，“以刀为锄，以版为田”，大都世代相传，每家每户童叟丁妇分工明确，写样、定样、雕版、印刷、装帧，操作自如。印书余墨沿坡南流，汇集在云衢桥河滩洼地，日久成池，池水乌亮，满城幽香，名曰“积墨池”。
横贯书林的溪流上，建有状元桥、步云桥、云衢桥、同文桥、一家桥、八达桥，六桥连接两岸。200家刻坊、100口井、100座庙，散布书城，周围分列书林文笔、仙亭暖翠、龙湖春水、南山修竹、岱嶂寒泉、云衢夜月等书林十景，西边山麓文庙香火袅袅，有诗赞曰“咫尺书林应万户，倚空文焰欲腾腾”。
建本内容经史子集丛五部具备，四书五经孔孟道，唐诗宋词汉晋章，古老的文明在此星火燎原；东周西游列国志，三国水浒杨家将，众多通俗小说在此率先付梓。《书林上梁曲》曰：“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儿郎伟，抛梁北，万里车书通上国……”
书林盛况是书坊主、刻书家们创造出来的，书林城内藏龙卧虎，这些杰出人物都是谁呢？“建阳的书坊以余、刘、蔡、黄、虞几姓比较有名。”刘建说，明代弘治以后，有堂号可考的书坊近200家，如勤有堂、忠正堂、慎独斋、归仁斋，堂号个个正气盈盈。
熊大木弃儒从商
今天所称的“熊大木现象”，是指明清时有一批文化素质较高的刻书家，不仅擅于挑选好的书稿，而且自己动手改编通俗小说，付梓刻印，所制书籍印数多、销量大，获利可观。他们使得通俗小说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当时主要的出版商有熊大木、余象斗、余邵鱼、熊宗立等，以熊大木成就最大，故称“熊大木现象”。
熊大木（约1506年—1578年），号钟谷，系医学家兼刻书家熊宗立的曾孙。明嘉靖、万历年间，他编刻众多通俗小说，如《全汉志传》12卷、《唐书志传通俗演义》8卷、《宋传》10卷、《大宋中兴通俗演义》8卷，都是通俗文学中流传颇广的作品。家喻户晓的杨家将故事，其中杨业归宋、皇帝五台山受困、潘仁美陷害忠良、杨业撞碑尽忠、六郎镇守边关、十二寡妇出征等，均源于熊大木的《宋传》。
“熊大木现象”还表现在明代崇化书坊多次翻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以《三国演义》为例，仅万历年间，就有建阳吴观明刻本、书林扬美生刻本、双峰堂余象斗刻本等十几种，为现今《三国演义》一书的研究，提供了版本系列比较。
余象斗称熊大木“博览群书，涉猎诸史”“建邑之博洽士也”，而即便是这样一位“博洽士”，连个秀才也没考上，熊大木只好放弃功名，继承家族的刻书事业。
“像熊大木这样弃儒从商的，在明代形成风气。”刘建说，当科举仕途的道路越来越拥挤，多数读书人屡试不中，走投无路，只好投入刻书业。
当时社会流行一种说法：“仕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与熊大木一样，当时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家，如余象斗、熊龙峰、余邵鱼等，也基本是在弃儒从商后，成了显赫的书坊主。
以余氏世家为例
余邵鱼，字畏斋，约明世宗嘉靖末前后在世。他著有《列国志传》8卷，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为之作序。作品通过管仲“条陈霸业”、商鞅“徙木立信”等故事，表现其“有所托而作焉”的创作意图，即要统一天下，就必须富国强兵、选贤才、锄奸佞、政治改革。
此书后被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改编，删去民间流传的神怪色彩，据史修订成《新列国志》，共108回。清乾隆年间，蔡元放又对此书作了润饰，加上评点，改名为《东周列国志》，成为我国广为流传的通俗历史演义小说。溯本追源，我们不应忘记原作者余邵鱼的功绩。
余氏刻书，刻印俱佳，行家评价“字朗质坚，莹然可宝”。装订改为“蝴蝶装”，类同今日的精装本，美观易翻阅。书页左上角增刻“书耳”，上有篇名或章节，便于读者查阅。最大革新是在全国率先使用插图，版式分为三栏，上评、中图、下文，四周双边，具有明万历时期阳刻本的典型风格，继而发展成为上图下文，类似今天的连环画，深受读者青睐。
余邵鱼的侄孙余象斗，也是位著名刻书家。余象斗，字仰止，自称三台山人。为了投合读者口味，扩大书籍销量，他自己动手编写神魔小说，影响较大的有《四游记》，包括《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西游记》。像《西游记》，余氏刻本署名“齐云杨泰和”，又有校者署名“天水赵景真”，现代文学史公认这是吴承恩百回本的一个节本。
在《四游记》中，常常夹有“仰止余先生曰”如何如何，以表己见。刘建认为从中可知，余象斗实际上是依据旧本加以改变，并加入自己的见解刻印的。
明万历、崇祯五十余年间，余象斗以“余象斗双峰堂”“三台馆”“文台堂”“双峰堂余文台”等堂号刻书四十几种，其中较著名的有《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等。
鲁迅称余象斗编撰的小说“为鸿篇巨制之胚胎也”。这样的人物竟然县志不立传，生卒年月不详，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笔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