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记所见明清之际渭南地区的筑城活动与城镇社会文化
碑记所见明清之际渭南地区的筑城活动与城镇社会文化
张鹏飞
提 要：陕西是碑刻珍藏数量最多的省份，陕西碑刻的内容包括纂言、记事、述德、文学艺术等，其中筑城碑就属于记事类。这些珍贵的筑城碑刻史料，内容涵盖了陕西各地历史的诸多方面，从中可以看出明清之际渭南城防修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城防修筑对城镇的外部结构和内部功能都有所改变，继而改变了城镇的形态特征。在分析渭南地区城防的同时，通过这些碑刻文献也可以析出渭南地区社会文化中的善行和武备文荫思想。
关键词：筑城碑记渭南地区城防修筑武备文荫
碑刻是历史记载的重要载体，随着出土的碑刻资料越来越多，碑刻也成为当今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长期以来关于碑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名人撰碑的文学价值、书法价值、镌刻价值等艺术层面，散落在各地的不知名碑刻未得到重视。例如在陕西省的渭南地区就存在许多筑城碑，所谓筑城碑就是一地在新修或者修缮城池之后所立的记事碑，筑城碑记一般详细交代了修筑事件的原委，对了解当地城镇形态以及城镇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碑刻所记载的城池修缮历史为研究明清之际渭南地区的城镇发展历程和该地所存在的社会文化提供了一手资料。渭南地区素有“省垣首辅”之称，地理位置险要，明代渭南属同、华二州之地，兼有西安府之富平县。据《明一统志》记载：“同州……以冯翊县省入本朝，因之。编户三十五里，领县五……”［1］又记：“华州，在府城东二百里……元复为华州，后以郑县省入，本朝因之。编户四十一里，领县二……”［2］同、华二州之地共有七县，再加西安府的富平县，渭南地区总辖八县，分别是华阴、蒲城、朝邑、合阳、韩城、澄城、白水、富平。清代渭南地区区划略有变动，雍正十三年（1735）同州升为府，于府城设大荔县，府、县同城。《同州府志》记载：“同州府之名定自雍正十三年，盖合同、华二州之地，而为一府。领九县一州……至乾隆十三年升潼关为厅，于是府属为一州、一厅、八县。迄于今未之或改。”［3］可知清代渭南地区保持明代原有辖区之外，新增大荔县。由于该地地处西北偏壤，边境祸乱以及土匪侵扰较为频繁，关于这时城防修筑、城池兴废的记载集中体现在筑城碑记之中。本文拟运用笔者整理的明清时期渭南所辖范围内的筑城碑记来分析该地城池修筑对城镇发展的深厚影响，通过碑记中所描述的修筑史实探讨渭南地区社会文化的若干特征。
一、碑记所见渭南地区的筑城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是城墙修筑历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后继朝代关于以城墙为中心的城防体系建设屡见不鲜。随着明初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城防修筑又见兴盛，一来许多唐宋以后的旧城逐渐扩大，二来新兴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递增；再加上明初陕西常受北元侵扰，渭南地区城防修筑蔚为壮观，筑城碑记随之增多。历来城防体系不断兴修是因为在冷兵器时代其保卫城市安全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城门、城墙等建设缘由却不止于此。除了传统的防御功能之外，筑城活动在渭南地区兴盛的原因有三。
（一）城池屡遭战乱致使筑城活动频繁。某些城池是在战乱之中或者大乱初定才开始修筑，虽然与居安思危的防御性建设一样，都是为了促使城市的防御体系得到升级和完善，但其性质却大为不同，前者是预防措施，而后者只能是补救措施。此类补救性的修缮缘由大致分为以下两种：
其一，流寇山贼不定时的骚扰，使民遭殃。流寇山贼是破坏偏远地区城镇稳定的最大祸患，渭南地处西北，稍偏离统治中心，朝廷无暇顾及其防卫体系建设，这给了土匪兴风作乱的机会，政府的保境安民措施往往在匪患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该地的流寇发难是令官府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陈侯修城记》载：“晋阳陈公莅合，值流贼啸聚，毒此一方民，公却之，民幸获安堵。”［4］地方官刚刚到任就遭遇贼寇挑衅，虽然流寇迅速被驱逐，但是同州府城防问题已经非常突出。情况略同的还有白水县碑记所载：“末祀城废，流寇东趋，如入无人之境。”［5］更有甚者如《创修秦山巡检司城记》：“以秦山盗负险阻，凭陵钞掠，莫知纪极。”［6］盗贼兴风作浪不止也罢，戍边官兵也会哗变，一夜之间变身绿林，毒害百姓。《重修济阳寨碑记》载：“顷自崇祯己巳，戍卒弄戈，亡命蜂起，延祸七年。乙亥秋，贼数万压境，吾同遂拉焉溃决，如振槁叶，焚虏杀掠，白日为惨，人人股栗。”［7］土匪到处劫掠给当地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不稳定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时官府对盗贼底细无不知晓但却没有作为，只能任凭其破坏地方安宁。《重修蓝田县城碑记》刻有：“当是时，岁比不登，饥民攘窃，东街铺户王怀欣不戒于盗，居民恐，余修城之志益决。”［8］流寇土匪频繁的劫掠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城防体系的更新换代，所以虽然当地修筑频繁，但是每一次修缮很少存在反对的声音。
其二，西北少数民族饮马中原。渭南周边少数民族众多，朝廷疏于戍边的行为使得少数民族多次趁虚而入，攻城略地。这些内容在碑记中也有详细记载，嘉靖年间尤其严重。《芝川镇城记》载：“嘉靖壬寅以来，屡患兵戈，凭陵郡县，两掠太原，极其惨毒。归正人屡言复欲下平阳，掠蒲阪，渡河入陕。”［9］这次祸乱在《肇修东北二郭铭》中也有提到：“嘉靖癸丑，虏蠢朔方，侵及延、鄜，宜君有戕。于时胡纛南指莲岳，偶值御史提兵，犄角以此，朔尘未及彭衙……”［10］这两则史料说明渭南地区在嘉靖年间受到西北少数民族的威胁极为严重。据《重修白水县暗门记》载：“明代以回夷出没，险阻多盗，设司城于马连滩，以严防守。”又有“回匪不靖，每于鄜、宜入寇，径趋暗门，东窜虏掠，同郡患之”［11］。可见，此乃当时影响渭南地区地方安定的重要因素。
（二）自然灾害导致城防受损。渭南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天气多变，夏季炎热多雨，冬季较为干燥。多变的气候特征导致城防措施屡遭破坏。《浚河修北水关记》：“天启七年大水，水关崩冲，后虽辑弗固。康熙十九年夏，暴雨水滔天……己巳春，简命参藩杨公分守潼商，下车即咨民疾苦，询兴革。”［12］可知当地先后受到洪涝和暴雨的袭击而至损坏，暴雨导致的损坏极为常见。《重修临潼县城碑记》载：“而其已修者，又或因雨塌溜，未可以仍旧贯。”［13］《增修瓮城记》：“故北地渐高，而门以外颇下，每暴雨，水冲入城。”［14］记录的都是暴雨摧毁城防例子。自然环境导致的城池衰败对当地居民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不但使他们没有了安全感，而且导致他们收入锐减，经济颓废。《重修城垣四门楼铺舍记》载：“周室剖对，阅历凡几，至明季，相国薛公率邑绅出金钱砌以砖，经今百十年间，不无破坏，而门楼铺舍，风雨飘揺，亦多倾圮。”［15］城圮断垣使得盗贼增多，财务损失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旅往来，继而又涉及地方经济的发展问题。《重修临潼县城碑记》载：“而县治距省仅五十里……以颓垣断壕为行旅病，贻东道羞。”［16］没有安全保障，商旅不敢经行，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有时城墙损坏次数的多寡也会影响到农业的发展，如《修砖城记》就刻有“合阳故城，故女墙土，岁修岁损，或妨稼穑，民苦之”［17］。如果说暴雨对城防建筑的损害是可控的，那么地震的破坏力就远远高于暴雨。《重修县城记》载：“嘉靖乙卯冬十二月壬寅，地震，关河之间夷城以十数，渭南为甚。”［18］地震使得关河之间数十座城池夷为平地，渭南地区最为严重。自然灾害导致的修筑无疑是无奈之举，但是这在客观上又促进了城防建筑的更新换代，使其保持良好的防御功能。
（三）为官者突出政绩的重要举措。官员在地方任职期间如果没有突出贡献是得不到当时朝廷提拔的，碌碌无为也会受到当地民众不满。城市建设是官员突出政绩的不二选择，加固城防在短时间内可造福百姓，亦可得到朝廷和社会的认可，地方官吏的晋升途径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其在保境安民举措上的贡献，所以每有官吏任职一方，必先勘察城防，期有业绩。渭南地区的衰败条件为其提供了施展的舞台。《浚河修北水关记》记载：“己巳春，简命参藩杨公分守潼商，下车即咨民疾苦，询兴革。”而其勤政行为也得到了当地官民的一致赞赏。“潼父老子弟，咸诵公德不辍，期勒石传不朽，以记属余。余谓动天下之大功者，必有毅然不可夺之气，确然不可移之识，而后大功可成。”［19］又有《肇修东北二郭铭》佐证“城郭无患，民社永吉，贤哉温侯，厥绩可述。”［20］修城之举使官员收到了很高的赞誉。《重修白水县暗门记》记：“延钰下车即往履勘，旧设司城，地居洼下，难资扼守。乃登冈临涧，扼山岭要隘，卷瓮为门，起屋为楼，上修空心敌台，外留窗棂炮眼。守关者驻宿瞭望，可以据高击远。”［21］官员刚到任就开始勘察城垣，准备修城事宜，可见城防建设在他们心中的重要地位。
二、筑城活动与城镇发展
城防修筑与城镇发展息息相关，城池修缮会改变城镇的形态特征，完善的城防体系可以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保障；城市安全体系在当地居民心中地位的提高，有助于团结该地的百姓，因为这与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筑城修墙会干扰人口的聚居和生活，进而影响到城镇的人口迁移，而这些影响是判定城镇发展质量的重要因子。
（一）筑城活动与城镇形态变迁。城市形态主要包括城市外部的空间形状和内部的功能分区两个方面，［22］城墙的不断修缮和改迁，会影响城市的外部形状。在改变城市外部形状的同时，城防体系的增减也会影响城市功能分区，这在碑记资料中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佐证。《重修富平县城记》就有“邑城始于思道，削阜加堞，因阜形不能广为方，止三里许”［23］。阜指的是山，新修城邑由于地形限制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方城设计，而且削山的工程直接改变了该地的形状。又，《重修县城记》：“西北维旧址，东辟十丈，南辟十丈，北自涌泉以东辟四丈，厥基三丈，厥崇二丈七尺，为台门三，飞楼三。”［24］通过拓宽原有城址便扩大了整个城镇的占地面积。
与改变城镇外部形状相对比的是修筑工程带来的城市功能布局的改变。《增修瓮城记》记载：“数年来如城四面颓圮者，修葺一新。若吕公祠，若学宫，皆蔚然改观。”［25］蓝田县在增修瓮城的同时也修缮了祠庙、学校，这造成了城镇宗教、文化中心的迁移与扩展。相似的记载还有《重修济阳寨碑记》提到的“锁以重门，开二井以备缓急。邑之卜居筑室者，争先如鹜。其官署得请，亦草创十数楹，内外略如衙署。一时比闾鳞次……相庆甚欢也”［26］。新修的街道房屋对城镇内部结构和功能分区的改变起到了直接作用。新修的工事会改变城市的内部结构，拆毁的建筑也会影响城镇的内部空间，如《创修秦山巡检司城记》中就载有“白水、宜君二县均佥，除去旧集场四，曰新窑镇，曰铁牛河，曰五里头（在宜君），曰雷原镇（在宜君），并附于此，以和民用”［27］。由于修建的需要，原先的集市只好让位于城池建设，另设他地。
（二）筑城活动与城镇经济发展。城池衰败带来的商旅不畅也是渭南地区筑城活动的原因之一。如《重修临潼县城碑记》载：“而县治距省仅五十里，计程为第一站，冠盖舆马，络绎辐辏……以颓垣断壕为行旅病，贻东道羞。”［28］由于地方衰败，不利于商旅往来，所以重修城池迫在眉睫。新修城池和一系列的筑城活动为商旅通畅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至少可以这样说，筑城活动是和地方经济紧密相联的。
地方官员为了改善当地经济疲软的状态，希望通过筑城活动为当地商人和商业提供安全保障，进而改善地方百姓的经济状况，这加剧了城池修筑的兴盛。《芝川镇城门楼记》记载：“乃集镇之父老谕曰：丽谯崇建，尔镇远猷也，顾今荒馑后，百姓困极矣，吾不忍再困也！”［29］可以窥探出修城门楼的初衷是想要解决百姓贫困的问题。有时候官员也利用募捐来的筑城资金赚取利息，更好地服务于城池建设，“发商生息”的做法有两方面的作用值得肯定。其一，这些资金一般借于当地商人，这可以使他们获得充足的本金，继而在本地从事广泛的商贸活动，商人的活络为当地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其二，据《重修蓝田县城碑记》：“……每年拨出大钱二百五十千文，以为随时贴补之资，交轮年里卫，按段报估，核修余存者，发商生息。设统计无需动用，即一并发商生息……而兴修造于瘠苦之区难。以玉山连年荒歉，晨烟冷落之乡，一旦城社告成，焕然改观，不知费几许。”［30］可以看出“发商生息”的做法有助于地方官员解决诸如歉收、地区贫困等问题，这对于渭南地区经济的改善是非常有利的。
渭南地区长期的经济疲敝并没有阻止筑城活动的发展，反而地方官希望通过筑城来给百姓创造就业机会，这其实体现了明清民间早期的“以工代赈思想”。《创修秦山巡检司城记》就记有：“城中官地，每间募民纳粟不等，共得粟百石，以需荒赈。筑城夫旧议于邻近乡村起倩，每人日支米一升，侯虞其不足。时值荒歉发赈，乃召受赈者应役，以是用裕而工易办，民弗之知也。”［31］在灾荒年份，雇佣灾民进行筑城活动既有利于工程完工，又利用“应役”这种间接的方式救济了受灾者。
（三）筑城活动与城镇人口迁移。频繁的工事改变着城镇面貌，也改变着城镇的居民生活。官府对城镇的拆迁和新建导致了本地人口不得不迁出故地，传统社会评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人口，人口迁移所带来的是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短缺不利于当地发展。这在渭南的碑刻资料中也多有记载。《肇修东北二郭铭》中就提到了城内人口的稠密状况：“中城庐稀，北关民稠，东关亦然，辑房以鸠，关有井甘，瓶云集，中城则亡，咸于此汲，有虑闭城，内外俱凶，外无郛郭，内靡飧饔。”［32］重新修筑城郭就是要改善人口分布不均的状况，对当地劳动力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做出调控，以更好地促进本地的均衡发展。又，《兵宪张公创建外郭去思碑记》：“二百年来我国家升平日久，防边之法少疏。县故有城，城中居民仅百家，拥卫县治而已，城东北烟火相望千余家。盖城池高渴，凿井虽千尺不及泉。城外有甘井三……城既难恃，城外之民复不可移，必筑郭，始可无虞。”［33］人口分布不均匀不但是劳动力资源不平衡的问题，也不利于当地公共资源的合理运用。两则碑刻史料关于人口迁移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水源问题，水源对于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主的产业模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筑城活动与城镇文化
渭南地区频繁的筑城活动所留下的碑刻资料也反映了当地居民的一些思想文化特征，大兴土木需要资金支撑，而动工资金何来？渭南地区地处西北，城池不固远不能直接威胁皇帝的统治中心。在朝廷的修缮经费远远不足时，渭南地方是如何做到自筹资金的？筹备资金的流程体现出了当地乡绅的善行思想。古人筑城不仅仅是御敌之策，很多情况下都希望通过筑城的连带效应繁荣地方科举，碑记中不乏这样的记载。
（一）乡绅的善行思想。筑城活动不仅仅是官僚的事情，更需要地方乡绅与百姓的鼎力支持，传统社会对个人修养的重视程度很深，一些乡绅地主缺少士大夫式的教育学历，在个人品行与修养上也难以企及士人阶层。但是他们又希望通过其他方式弥补这一差距，获取更多的社会优越感。这使得一些古代乡绅形成了善行的思想观念，其本质是为了提高自己身份变化之后的文化修养以及社会声望，大型的公共事务恰是乡绅彰显个人德行与修养的大好时机。所以在公共事务的资金筹备阶段，乡绅表现得尤为活跃。乡绅的善行也在碑刻中多有记载。如《重修富平县城记》就记有：“绅衿输资随其力，民之尚义者咸以资助。”［34］而地方官在筑城活动中也非常注重通过此举联络乡绅势力，《芝川镇城记》的作者如是说：“于兹将及三年，仁深泽厚，趋时应变，其处之感之也，固有以结民心矣。”［35］在资金筹备过程中，地方乡绅还扮演着倡导者角色，由于筑城有利于百姓安居，在筹措过程中民众没有太多的不情愿，反而大力支持此事。这样的局面正好符合乡绅最初善行的期望值。《重修城垣四门楼铺舍记》记载：“公先捐资为倡，其余资输之民，而不强之民，民亦乐输焉。”［36］乡绅的“善行”和地方官的倡捐为筑城活动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如《重修蓝田县城碑记》：“广谕劝捐，复自捐银二千金，集捐一万八千余金。”［37此举也受到了百姓的爱戴，乡绅的目的就此达到。除乡绅捐赠之外，乡绅的倡导者作用也推动普通百姓在公共事务中乐于出资，“不强之民，民亦乐输”的情况比较盛行。这种善行思想在渭南地区的筑城碑记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二）武备文荫思想。“武备”就是指城池的防御能力，这种防御能力不但能使城池固若金汤，还可以达到人们期望的城市文化功能提升的理想状态。“文荫”就是指人们在建设自己的人居环境时，往往赋予城市空间特殊的文化意义。［38］这种武备文荫思想在渭南筑城碑记中也有所体现。《芝川镇城门楼记》记载：“当初筑时，一堪舆者登麓眺惊曰：芝川城塞韩溪口，犹骊龙衔珠，珠将生辉，人文后必萃映。迩岁科第源源，果符堪舆者之言。人未尝不叹，是城武备而文荫也。今侯创楼城视昔峻丽百倍，是益光大其珠，欲显硕人文为济济继也，侯之贻我韩者讵特一镇无虞已哉？”［39］城池修筑的连带效应是本地科举人才辈出，繁荣科举是希望通过“武备”达到“文荫”的显著表现。同样的记载还有《重修城垣四门楼铺舍记》：“先是，丙午秋榜无人，夫子修城后，顾而乐之，数语绅士曰：‘兹科，韩邑当多获隽且抡元’，已而登贤书三人、副车一人。余以匪材，谬膺首选，一时咸惊且异，谓夫子深通堪舆家言……”［40］由此可见武备文荫的期望广泛存在于渭南地区。文荫思想不但反映在科举人才上，其他地方也有体现，如《增修瓮城记》记载：“且此门与阅武场子午向，堪舆家谓操戈窥市，故民多剁指刎颈者……”［41］就说的是瓮城残败在风水家眼里不利于社会稳定。这其实也是武备文荫思想的一种表现。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聚居文化的一种突出体现，也是封建社会百姓对城市生活空间的殷切期望。
参考文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碑记所见西北地区城镇形态演变与城镇社会变迁（1368—1911）”（项目编号：14AZS011）阶段性研究成果。
［1］李贤：《明一统志》卷32《陕西布政司》，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261—2262页。
［2］李贤：《明一统志》卷32《陕西布政司》，第2263页。
［3］咸丰《同州府志》卷12《建置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陕西府县志辑18，第392页。
［4］咸丰《同州府志》卷中《文征录》，“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陕西府县志辑19，第249页。
［5］乾隆《白水县志》卷4《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陕西府县志辑26，第556页。
［6］乾隆《白水县志》卷4《艺文志》，第521页。
［7］乾隆《同官县志》卷9《艺文志》，清乾隆三十年（1765）抄本，第398页。
［8］民国《续修蓝田县志》卷20《文征录》，“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陕西府县志辑17，第372页。
［9］咸丰《同州府志》卷下《文征录》，第281页。
［10］乾隆《白水县志》卷4《艺文志》，第515页。
［11］光绪《同州府续志》卷15《文征录卷下》，清光绪七年（1881）刊本，第1166页。
［12］嘉庆《续修潼关厅志》卷之下《续潼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陕西府县志辑29，第174页。
［13］光绪《临潼县续志》卷上《建置·附文》，“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陕西府县志辑15，第244页。
［14］雍正《蓝田县志》卷3《文集》，“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陕西府县志辑16，第82页。
［15］乾隆《韩城县志》卷13《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陕西府县志辑27，第178页。
［16］光绪《临潼县续志》卷上《建置·附文》，第244页。
［17］咸丰《同州府志》卷中《文征录》，第249页。
［18］光绪《新续渭南县志》卷10《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陕西府县志辑13，第585页。
［19］咸丰《同州府志》卷下《文征录》，第312页。
［20］乾隆《白水县志》卷4《艺文志》，第515页。
［21］光绪《同州府续志》卷15《文征录卷下》，第1166页。
［22］］参见孟建民：《城市中间结构形态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6页。
［23］乾隆《富平县志》卷8《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陕西府县志辑14，第205页。
［24］光绪《新续渭南县志》卷10《艺文志》，第585页。
［25］雍正《蓝田县志》卷3《文集》，第82页。
［26］乾隆《同官县志》卷9《艺文志》，第398页。
［27］乾隆《白水县志》卷4《艺文志》，第521页。
［28］光绪《临潼县续志》卷上《建置·附文》，第244页。
［29］乾隆《韩城县志》卷11《艺文》，第156页。
［30］民国《续修蓝田县志》卷20《文征录》，第372页。
［31］乾隆《白水县志》卷4《艺文志》，第521页。
［32］乾隆《白水县志》卷4《艺文志》，第515页。
［33］乾隆《白水县志》卷4《艺文志》，第522页。
［34］光绪《富平县志稿》卷2《建置志·城池（附碑文）》，“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14，第259页。
［35］光绪《同州府续志》卷15《文征录卷下》，第1166页。
［36］乾隆《韩城县志》卷13《艺文》，第178页。
［37］］民国《续修蓝田县志》卷20《文征录》，第372页。
［38］参见王树声：《黄河晋陕沿岸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71—72页。
［39］乾隆《韩城县志》卷11《艺文》，第156页。
［40］乾隆《韩城县志》卷13《艺文》，第178页。
［41］雍正《蓝田县志》卷3《文集》，第82页。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