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来新志》述评
提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热潮。河北省怀来县在中国文联所属各协会下放干部的帮助下，历时4个月，编纂出版了《怀来新志》。该志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坚持厚今薄古的编纂原则，通篇使用散文体裁，为当时部分市县开展修志提供参考。《怀来新志》在编纂方法和文献资料方面具有一定价值，但由于时代的原因，该志也存在着脱离地方志编纂传统体例及记载内容浮夸失实的缺陷。
关键词：“大跃进”怀来新志述评
《怀来新志》［1］于1958年8月开始编纂，同年11月完成；1959年9月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共10．7万字，由郭沫若题写书名，中共怀来县委第二书记齐建新作序。该志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数不多公开出版、通篇采用散文体裁编写的新方志。
一、《怀来新志》编纂背景
其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方志编纂高潮。1956年，地方志编纂被纳入《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要求“1967年以前编出全国大部分县市（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新的地方志，记载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2］。此后，新方志编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河北省新方志工作也不例外。1960年4月，河北省志编纂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准备编纂《河北省志》。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派出专门小组，考察学习湖南、湖北、河南三省新方志编纂情况，为编写河北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大事记，搜集各种资料3000多件、1000多万字。［3］与此同时，县志也开始编纂，如1959年藁城县编纂了《藁城县志》（初稿），［4］1960年2月衡水县编成《衡水新志》（初稿），［5］1960年7月兴隆县编成《兴隆县志》（初稿），［6］1960年7月昌黎县编纂出版《昌黎方言志》，［7］1961年底隆化县完成《隆化县志》前6卷初稿，［8］1966年春邢台县编成《邢台县志》（初稿）。［9］这一时期，永清、辛集、内丘、徐水、隆尧、阜平、新乐、大城、丰润、霸县、赞皇、无极、唐县、深县、赤城等县市也都开展了新方志编纂工作。
其二，文化艺术界的“大跃进”。1958年，全国掀起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与此同时，文化艺术界也开始了“大跃进”。1958年2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文化工作“大跃进”的问题，他要求“全国一切文化机关、团体和文化工作者，紧紧跟上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面向工厂、面向农村，大量创作群众喜爱的、促进大跃进的新作品和新电影”“协同现在大批的下放干部，在工厂、农村大力开展群众业余文化活动”［10］。为此，中国文联及各协会、各研究会召开会议，讨论发展文艺创作适应全国生产“大跃进”的形势，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也提出：“文艺创作来一个‘大跃进’。”［11］中国作协也向全国作家发出“跃进”的号召。［12］此后，文化艺术界的“大跃进”在全国开展起来。
二、《怀来新志》编纂总体情况
从1957年开始，中共中央开始有计划地、分批次推进上百万干部下放劳动。1958年1月，中国文联所属各协会下放劳动锻炼的120余名干部来到怀来县。这批干部在劳动锻炼的同时，有的人还担任了县、乡的领导职务，如《怀来新志》编写小组成员之一韦君宜，担任花园乡副书记及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批干部在普及文化、培养文艺新人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如协助创办怀来文艺大学、红专学校和农业中学，向农民普及文化知识，进行农业科学技术教育，发动群众开展诗歌创作。最后，他们还协助创办《怀来报》《怀来文艺》，编辑《怀来十年》《官厅湖畔千家诗》《怀来诗传单》《麦田公社史》等，其中大部分都印刷出版。［13］
《怀来新志》编写小组的成员，主要是在怀来县参加劳动锻炼的中国文联和作家协会成员。他们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具有较高的知识素养和创作热情，但对于地方志编纂的传统并不是特别了解。因此，在确定新方志体例、体裁和写作方法等方面，倾向于使用他们比较擅长的文学创作方法和文学语言，来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以及1958年“大跃进”之后的新形势。编写小组通过实地调查、召开座谈会、查阅档案等途径获取志书素材资料。《怀来新志》编纂历时4个月，可以说是“大跃进”时期“多快好省”精神在新方志编纂上的体现。
三、《怀来新志》体例特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方志编纂，是在思想和理论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比较仓促地开展起来的。1958年10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方志小组下发《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指出“在运用旧的方志体例的时候，必须批判的加以革新”，虽然拟定了新修方志的体例草案供各地参考，同时又指出“甚至另创新的编纂方法，均不必强求一律”［14］。各地在新方志编纂过程中，普遍认为“只要明确我们编志的目的，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我们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那么体例问题终究不是根本的问题”，“必须打破旧县志体例的框框，建立新的体例，分类也好，文字体裁也好，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大胆创造”［15］。因此，各地在新方志编纂体例的选择上，主要依靠自己摸索，一般都是通过学习旧志，根据新时期的特点进行确定。正如《怀来新志》编写小组所说：“搜集材料的问题不大。问题出在体例上，确定新县志的体例是很费了一番周折的。”［16］
其一，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地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随之发生变化。《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指出，编纂新方志的目的，在于“系统地整理和保存资料，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达到教育干部和群众的目的”［17］。因此，《怀来新志》编写小组认为应该“舍弃旧县志的体例、编目和写法”，把它写成一本“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教科书”［18］。整部志书记录了怀来县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尤其以较大篇幅记载怀来县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的开展过程，以此来体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如在记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时，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全县有20万亩土地遭受60年来少有的风雹水涝等自然灾害，但粮食产量仍比1955年增产250万斤……农业合作化显示出了它无比的力量”［19］。如记载“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的建立，加速了共产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风格的成长，人民公社表现了它的真正的优越性”［20］，“从它诞生的一刹那起，就显示出了它的无比强大的、蓬蓬勃勃的生命力。还不到半个月，就出现了社社建铁厂，队队建高炉，全民总动员，家家户户都参加炼铁的雄伟壮丽的景象”［21］。如对农业领域“大跃进”情况的记载，“怀来农业空前大丰收，不是凭空得来的。是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整风以来的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广大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高涨，才出现了这一马当先的大跃进的形势”［22］。
其二，编纂原则。《怀来新志》成书于“大跃进”年代。这一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为适应“大跃进”的形势，制定了“厚今薄古”的方针。1958年3月，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指出“学术界的主要力量应该用于研究当代的现实”，他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跃进，应该跃进，而跃进的方法之一，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所谓厚今薄古，就是说不要薄今厚古”［23］。此后，“厚今薄古”成为学术研究的政治立场。1958年10月，《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也指出，“新志应贯彻执行厚今薄古的原则”，记载内容上应该“特别着重解放以后人民大众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上的新成就”［24］。
在这种情况下，《怀来新志》的篇目设置和内容记述，也都贯彻了“厚今薄古”的方针。正如编写小组所说，“从选题看，《怀来新志》的主要篇幅是写今天的，写的中心在‘大跃进’。古代历史写的最少。人民革命斗争史才写得多一些。而又尽可能地展望明天，因为这是一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通俗读物和教科书”［25］。从内容看，《怀来新志》只有在记载历史沿革方面涉及古代历史，“怀来，在古代属于上谷郡”，“唐属妫州。至元朝设县。由于这是一个战略形势很重要的地方，后改为‘卫’”，“清代初叶，合怀来、保安两个县，以及土木、矾山、榆林三个堡为怀来县”，一直叙述到辛亥革命之后。［26］用《塞上风云》一篇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怀来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政党发展、革命斗争情况以及英雄人物。全书用2/3以上的篇幅，比较详尽地记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和民主改革，尤其侧重于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工业、农业、文教等领域的“大跃进”情况。
其三，编纂体例。《怀来新志》采用散文体裁编写，当时采用这一体裁，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要摆脱旧志框架束缚。《怀来新志》编写小组在认真研究了怀来县及周围几个县的旧志之后，认为旧县志虽然也记载了一些可以利用的基本资料，如山川舆地、历史沿革等，但是记载得并不科学。“历史沿革，尤其需要科学的整理。一些过去被歪曲了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今天必须翻案。还有那酸溜溜的艺文志，里面所选的诗文也几乎是很少可以保留的。”［27］因此，编写小组编纂《怀来新志》，“需要解放思想，跳出旧县志的老框子，不受它的约束”［28］。
二是编纂的目的主要侧重思想教育。编写小组认为，“旧县志不是作为一般人的读物来编纂的。一般读者不仅不读它，而且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因此，新志编纂的目的，应该是“把自祖先到现在，怀来盆地上的劳动人民，流血流汗，斗争劳动，而换来的果实，创造的生活，一一的记录下来”，新志“应该写成一本通俗读物，一本提供普遍知识和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教科书”［29］。由此可知，《怀来新志》的编纂目的侧重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
三是散文体裁能更好地发挥教育作用。编写小组认为，“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来说，本来是非常之丰富的体裁”，“是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历史家和科学家用于表达他们的思想，用于记录历史，用于发表科学论文的工具”，并举出诸子百家、司马迁《史记》、郦道元《水经注》、欧阳修、鲁迅、郭沫若的例子来说明。因此，他们认为散文能够充分发挥教育青年人的作用。同时又强调：“散文只是一种工具，为散文而散文是毫无意义的。”他们甚至建议：“今天我们在编写工厂史、公社史、县志、省志之时，今天我们的科学家在写他们的学术研究报告之时，按照我们的传统，我们不也应该用最好的散文来写吗？”［30］
其四，编写方法。《怀来新志》编写小组对新志书的写法进行了研究，“在写法上，也有过所谓纪实性和艺术性的矛盾。当然，新县志的写法，既不该是一般的工作总结，也不该是一部小说，但它应该是写成很好的散文的。它以记实为主，但也注意精炼，注意问题，注意文字风格”［31］。
《怀来新志》通篇是综合使用记叙、议论、抒情等文艺笔法写成的。记叙方面，如历史沿革部分，记述了怀来县历史上的行政区划调整和隶属变迁，从各个方位介绍怀来县的地理位置、东西和南北直径、疆域面积，以及基本的地势地形情况。议论方面，如对人民公社的记载，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它是我们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32］。抒情的笔法在志书中更是随处可见，如《在怀来盆地上》中记载：“啊！这个美丽宽广的人工湖，它的轮廓多么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33］如在介绍山川、土壤、气候时，“眼望着咆哮的山洪一旦变为长流的细水，朴实的农民谁不是打心眼里感激伟大的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34］。如在介绍农业“大跃进”时，“广大农民干劲冲天，斗志昂扬，和风沙雨雪战斗，向冻土岩石进军。真是：十冬腊月修大渠，挑灯夜战开稻畦。天上一片黑，地下一片灯”［35］。
四、《怀来新志》的价值与不足
目前方志学界对《怀来新志》的评价普遍不高，如仓修良认为该志是“大跃进”的产物，“似志非志”“通篇采取散文笔法编纂”“名虽曰县志，其实只是文艺作品”［36］。郝瑞平认为，该志“从形式到内容已远离传统志书的模式，是一种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变异方志”，是“用‘大跃进’的形式、‘大跃进’的语言、‘大跃进’的故事和‘大跃进’的速度产生的一部大跃进志书”［37］。笔者基本同意上述观点，《怀来新志》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也并非毫无价值。
其一，《怀来新志》的价值。一是编纂方法。首先，选取典型。《怀来新志》既注重一般性的综合记述，又注重选取典型事迹和典型人物。《怀来新志》序言指出：“在制定选题时，先从概述入手，而后举重点或具体的例子加以说明。”［38］如《人民翻身做主人》一篇，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三方面进行记载。在记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时，重点选取怀来县第一个农业合作社——西榆社作为例子，介绍它从农业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如《从无到有——工业在飞跃中》，重点选取八宝山煤矿、官厅水库、官厅水力发电厂、电力扬水站、沙城酒厂作为例子详细介绍。再如《从贫到富——农业在飞跃中》，重点选取沙城人民公社暖泉大队种植葡萄、黑山口果农生活的变化、西榆林人民公社养猪队作为例子进行介绍。在具体内容上，也注重选取典型，如六个电力扬水站节，记载修建扬水站过程中涌现出的动人事迹。［39］
其次，前后对比。《怀来新志》注重运用对比方法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怀来县的深刻变化。如记载永定河的根治，治理以前，“永定河的灾害，在历史上已有千年以上的记载，远的不说，就拿1912年到解放时，这三十年间，下游河堤大的决口就有七次……威胁着两岸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40］。修建了官厅水库之后，“保障了永定河下游和大清河、小清河两岸广大地区，以及京津铁路和首都的安全”［41］。如记载文教事业的发展情况：“在过去，‘教书’两字，却是寒苦的代名词。多少教育工作者，在贫病交迫的生活里挣扎着。……今天，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了，教育工作者的生活有了保障。”［42］
最后，诗歌衬托。《怀来新志》引用大量诗歌来进一步衬托所记载的事物。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新民歌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各级党委宣传部门都发出搜集民歌的通知。《怀来新志》中也引用了大量的诗歌，如《人民公社好》部分，记载了为庆祝人民公社成立，怀来县委第一书记赵才所作的诗歌：“张灯结彩大游行，铜锣铁鼓震天鸣。十八万人一条心，力争丰收第一名。”［43］河北省文联主席、怀来县委委员、诗人田间的诗歌：“千人大会诗篇篇，新诗出在大公社；一千人、手双千，托着诗歌上青天。新诗出在庄稼手，诗满墙头果满园。千门万户连一片，社员更上一层天。”［44］如记载林业的发展情况：“社社森林万亩，村村果树成林；杨柳栽遍全县，满山松柏长春。”［45］
二是文献价值。从内容上来讲，《怀来新志》基本包括了当时社会的主要方面，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为了详细说明，现选取《怀来新志》部分内容与2001年出版的《怀来县志》［46］进行文本上的对比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怀来县志》的编纂对《怀来新志》的记载比较重视。纵观《怀来新志》全书，如自然灾害、人口变动、行政区划沿革、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内容，也都被后来的县志核实采纳。除此之外，《怀来新志》还保存有部分《怀来县志》记载不详细的内容，如对革命斗争史、人民公社建立、官厅水库工程、官厅水力发电厂和电力扬水站修建过程的记载。而这些记载由于距时相对不长，比较真实详细，反映了怀来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
其二，《怀来新志》的不足。一是体例上脱离了地方志编纂的传统。《怀来新志》编写小组在制订选题时，先从概述入手，而后举重点或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全书如是，大单元也如是，在小单元和每篇文章的写法上也大体如是。全书以《在怀来盆地上》一篇作为概述，概括后面的革命斗争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群众运动、人民公社的建立、工业的飞跃、农业的飞跃、文教的飞跃、英雄谱以及远景等章。大单元如《在怀来盆地上》篇，前面是同名的一文，后面有《山川、土壤、气候》《人口》和《历史沿革》3篇小文章，具体补充了前面的一篇概述。另几章也这样。这种体例模式已经与传统志书编纂的纲目体、平目体、章节体、编年体、纪传体等相差较远。
横排竖写是地方志编纂的传统。《怀来新志》未能充分贯彻全书。虽然也大致按照概述（在怀来盆地上）、自然地理概况（山川、土壤、气候、人口、历史沿革）、革命斗争史、英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工业、农业、文教、跋（怀来在前进）的顺序，但由于其采取文艺笔法，从篇目设置上，难以判断所写的具体内容。此外，在横分门类时，也出现划分不当的情况。如将“人民英雄董存瑞”“王平同志”纳入革命斗争史，将本地矿藏情况纳入“从无到有——工业在跃进中”等。
述而不论是地方志编纂的原则之一。这一时期，许多新方志都采取夹叙夹议的方法，以此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怀来新志》也不例外，在记载本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时，摒弃了单纯记述的方法，增加了大量的议论内容。如对“人民公社”的记载：“生活发生了真正的变化。看到这样的生活，谁又能相信一二十年前、四五十年前，农村中曾有许多阴森的故事，年轻一代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经过了多么漫长的、艰苦的革命斗争，经过多么残酷的血腥的考验换来的。人民公社好，却来得不容易啊！但人民公社的前景是无比辉煌的！”［47］
地方志主要记载某一区域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对于未发生的事物不予记载。《怀来新志》打破这一传统，将本县未来的发展规划记载到志书中。如记载矿业发展时，“为了尽速的运送矿石，即将新建一条公路。还将有一条24公里长的铁道线……修建铁路的指挥部业已成立”［48］。如记载怀来县农具厂时，“农具厂将要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怀来第一机械厂，专门生产工业机械。它将在一年之内，用自己的力量来生产200台车床。将建立拔丝车间，生产矽钢片和砂包线”［49］。如记载林业发展时，“1959年，要营造防护林5万亩……到1962年，全县林占地区达到280万亩”［50］。此外，《怀来新志》在图、录、记、志、传、表等结构体裁方面，使用比较单一。全书只附载了1幅全县地图和7幅相关照片，正文中也未使用表、录等。在文字叙述上，使用文艺笔法，宣传教育色彩浓厚。
二是内容上未能做到存真求实。存真求实是地方志编纂的根本要求，直接决定其能否发挥存史、育人、资政的功能。《怀来新志》编纂处于“大跃进”时期。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浮夸风”“高指标”为特征的农业跃进，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工业跃进，以及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工业、农业、文教等领域内的浮夸现象非常严重，而这些情况在《怀来新志》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从该志编纂的资料来源来看，主要是档案资料、座谈访问。在当时全社会盛行浮夸虚假的大背景下，新方志编纂自然不能例外，编写小组成员对“大跃进”的资料完全没有鉴别真伪的权力。如对大炼钢铁的记载，怀来县“公社之间，掀起了竞赛。11月5日，沙城人民公社首先放出日产土钢259．5吨的高产卫星。11月16日，新宝安人民公社更不示弱，放出了日产土钢495．1吨的大卫星……超额完成了地委分配的任务”［51］。如对农业生产的记载，“花园公社的南水泉大队有一亩丰产花生，达到1029．1斤，是颗飞上天去的亮晶晶的卫星”，“提到卫星，可不只这一颗。而是成群的上天。1958年10月底为止，已经发射80多颗了。一颗比一颗大，一颗比一颗高。像端云观的1175亩葵花，亩产1174．4斤；沙城的1．592亩黑豆，亩产1353．9斤；庙庄子的1．579亩玉米，亩产3200斤；青山庄的一亩谷子，产2650斤；大黄庄的1．25亩甜菜，亩产18585斤；著名的革命根据地镇边城，有1．88亩旱地玉米，亩产3067斤，而另一个著名革命根据地麻黄峪，有一亩谷子在海拔1800公尺上的旱砂坡地，竟打了2908．5斤”［52］。如记载文教事业的发展，“农村业余剧团95个，图书室108个，共藏书37752册，美术组42个，歌唱团250个，读报组1266个”［53］。与此同时，“全县掀起了大办红专学校的高潮。截至8月底，一共建立业余红专小学254处，入学人物18252名；业余红专中学153处，入学人数5231名”［54］。
总体来看，《怀来新志》本身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时代的问题。首先，没有现成的新方志编纂经验可供参考，体例确定、文体选择上随意性较大；另外，在浮夸的社会背景下，新方志编纂只求快求新，没有完全达到“存真求实”的条件。《怀来新志》编写小组成员——韦君宜晚年回忆当时的思想状况时说：“‘大跃进’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点不懂”，“难道我们自己就高明一些吗？我还得说，一点也不。在‘大跃进’的高潮里，一切要多快好省，一切要大办快办”［55］。
五、《怀来新志》的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编成了一批新方志初稿，但由于经费困难、物资紧张等原因，大多数志书都处于内部油印、刻印阶段，不少还是手抄本。正式出版的新方志并不多，《怀来新志》就是其中之一，公开发行127万册。在该志编纂的过程中，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开展新方志编纂的讨论，各地对新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原则立场、主要内容等问题并没有较大分歧，而对新方志的体裁存在不同认识。以广东省为例，“有的同志认为：编写县志应该用叙事的写法，应该写的‘严肃一些’；有些同志认为‘文字基本上应该是叙事性的，但必须带有文学、散文气息’”［56］。
在这种情况下，《怀来新志》的公开出版，以其独特的散文体裁和文艺笔法，在当时全国新方志编纂的热潮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59年，《人民文学》杂志连续刊发《镇边城：星星之火》《怀来第一社》《从无到有——工业在飞跃中》《花果第一县》等文章，这几篇文章都摘自《怀来新志》，扩大了该志在全国的影响。［57］
首先，向怀来县请教新方志编纂工作经验。如河南省新安县修志办公室指出，在编纂《新安县志》的过程中，“由于大家文化水平所限，究竟怎么编纂呢？思想上还是模糊不清。后在新观察杂志上（元月27号）刊登了怀来志的一段自然概况，在3月上旬又在第3期《人民文学》上发现刊登有怀来新志几篇文章。通过学习分析，这对我们在写作选题上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我们向贵县还写了祝贺信，贵县还给我们寄来了怀来志编写的总结报告，这样边摸索边学习，困难逐步克服了”［58］。
其次，直接模仿《怀来新志》写作方法。如广东省普宁县于1957年3月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于1959年编出《普宁新志稿》，分概况、历史、政治、经济、文教、华侨6篇，打字油印前5篇。到1960年，又仿照《怀来新志》的编纂方式，另编出《普宁新志稿》，分地理、历史、十年伟大成就3个部分，未能刊印成书。［59］
此外，同时期采取文艺体裁编写的新方志，据笔者所收集的资料来看，还有中共兴隆县党史编委会编纂的《兴隆县志》（初稿），该志序言指出：“我们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兴隆山区的劳动人民，是怎样在党的领导下，流血流汗，斗争换来的果实，创造的生活一一记录下来，使它成为一本总结经验、提供普遍知识和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资料。”因此，“我们舍弃了旧县志的体例、编目和写法，并参考了《怀来新志》……三十多种地方史资料，最后确定采用散文形式的写法。”［60］序言对编纂目的与方法的描述，与《怀来新志》相差无几，但比较二者的篇目，《兴隆县志》（初稿）显得更加杂乱无章。
陈寅恪曾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61］因此，我们不能够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用现今的标准去过多苛责前人做出的努力，评判当时编纂的新方志。《怀来新志》的编纂，是怀来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时期下的第一次修志。不论其编纂过程，还是内容体例，都带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缺陷不足。基于此，我们对于《怀来新志》及同时期各地编纂的新方志，应该给予一定的了解和理解，而不能只凭借新方志存在的各种问题就将其全面否定，更不能全面否定前人为开展新方志编纂工作进行的探索。
参考文献：
［1］参见《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
［2］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1956年。
［3］参见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志》，中华书局，1996年，第429页。
［4］参见藁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藁城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485页。
［5］参见衡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衡水市志》，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935页。
［6］中共兴隆县党史编委会编：《兴隆县志》（初稿），1960年。
［7］参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昌黎方言志》，科学出版社，1960年。
［8］参见隆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隆化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10页。
［9］参见邢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邢台县志》，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733页。
［10］钱俊瑞：《鼓足革命干劲、促进文化高潮》《新华半月刊》1958年6月号。
［11］《中国文联及各协会、各研究会讨论发展文艺创作适应全国生产大跃进》，《人民日报》1958年2月19日，第1版。
［12］《作家们！跃进，大跃进》《人民日报》1958年3月8日，第8版。
［13］参见河北省怀来县文化体育局编：《怀来县文化艺术志》，怀来县文化体育局印刷，2000年，第175—179页。
［14］《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地方志工作文献选编》，方志出版社，2009年，第64—65页。
［15］《关于召开编修新县志和编写革命史料工作座谈会的通知》，1960年5月20日，239－2－60－1－2，广东省档案馆藏。
［16］《怀来新志》编写小组：《关于〈怀来新志〉》，《人民文学》1959年第3期。
［17］《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地方志工作文献选编》，第64页。
［18］《怀来新志》编写小组：《关于〈怀来新志〉》，《人民文学》1959年第3期。
［19］《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67页。
［20］《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81页。
［21］《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78页。
［22］《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121页。
［23］陈伯达：《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红旗》1959年第13期。
［24］《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地方志工作文献选编》，第64页。
［25］《怀来新志》编写小组：《关于〈怀来新志〉》，《人民文学》1959年第3期。
［26］参见《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12—13页。
［27］《怀来新志》编写小组：《关于〈怀来新志〉》《人民文学》1959年第3期。
［28］《怀来新志》编写小组：《关于〈怀来新志〉》《人民文学》1959年第3期。
［29］《怀来新志》编写小组：《关于〈怀来新志〉》《人民文学》1959年第3期。
［30］《怀来新志》编写小组：《关于〈怀来新志〉》《人民文学》1959年第3期。
［31］《怀来新志》编写小组：《关于〈怀来新志〉》《人民文学》1959年第3期。
［32］《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78页。
［33］《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2页。
［34］《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10页。
［35］《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123—124页。
［36］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0页。
［37］郝瑞平：《特殊年代之特殊方志》，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第二届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272—279页。
［38］《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序言。
［39］参见《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111页。
［40］《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102页。
［41］《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105页。
［42］《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145页。
［43］《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76页。
［44］《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77页。
［45］《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126页。
［46］怀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怀来县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
［47］《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81页。
［48］《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90页。
［49］《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92页。
［50］《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125页。
［51］《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96页。
［52］《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120—121页。
［53］《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147页。
［54］《怀来新志》编辑委员会编：《怀来新志》，第149页。
［55］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62、66页。
［56］《关于编修新县志工作的几点不同认识》，1960年5月20日，239－2－51－1－16，广东省档案馆藏。
［57］《怀来新志》编写小组：《关于〈怀来新志〉》，《人民文学》1959年第3期。
［58］《我县是怎样编写新县志的》，1959年4月，J89－4－25，河南省档案馆藏。
［59］参见普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普宁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4页。
［60］中共兴隆县党史编委会编：《兴隆县志》（初稿），1960年，序言。
［61］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