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志馆的性质与功能

论方志馆的性质与功能

刘玉宏

提　要：方志馆是收藏研究、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宣传展示国情、地情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近年来方志馆事业随着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的形势，随着地方志事业的不断繁荣而迅速发展。方志馆的功能定位应立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立足于国情、地情研究，立足于方志文化传承和发展。方志馆与传统意义上的通志馆、图志局以及现代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规划馆等有所不同，承担着国情、地情研究和方志文化相关的收藏保护、展览展示、编纂研究、专业咨询、信息服务、开发利用、宣传教育、业务培训、文化交流等功能。

关键词：方志馆性质定位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地方志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方志馆建设作为地方志事业的一部分，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下，在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努力下，异军突起，发展迅速。现代方志馆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产生良好反响，成为地方志服务中心工作、服务社会的桥头堡和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的增长点。但是，方志馆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与困难，其中最为普遍的是，部分地方政府及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有关人员，对方志馆的定位、方志馆的性质、方志馆的基本功能认识不清、概念模糊，有的甚至张冠李戴。这种问题的存在及其不利影响，已经在方志馆理论研究与实际建设中日益凸显，并成为制约全国方志馆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科学地阐释方志馆的性质与功能，是当前方志界一项亟待完成的重要课题。本文拟从全国方志馆建设的视角，并结合地方志事业发展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新形势，尝试对上述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加以探讨，以期提高社会各界对方志馆建设与发展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推动全国各级方志馆建设快速、良好发展。

一、方志馆建设背景

隋唐以来，随着志书官修制度的日臻成熟，专门修志的机构也随之出现。［1］北宋大观元年（1107），朝廷设立九域图志局，编修全国总志，成为有明确记载的官办修志机构。明代、清代专设一统志馆，负责编修一统志。特别是清代，各地纷纷设立史馆等史志机构，进一步推动了方志馆的建设。民国时期，浙江省在1914年率先成立浙江通志局，主持编修《浙江通志》。此后，各地纷纷设立通志馆（局）编修志书。据统计，当时共建有通志馆约22个。［2］但是，历代所设方志馆（局），主要职能在收集修志资料、组织方志编修方面，功能相对单一，且为临时性机构。

现代意义上的方志馆，是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地方志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成果，是地方志从一本书转变为一项事业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在考察首都博物馆时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整合协调党史、军史、地方志、社科院、高校等机构的力量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行系统研究。2014年4月，李克强总理就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的召开，专门作出“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重要批示；2015年12月28日，李克强总理就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模范座谈会又专门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级政府都要关心和支持地方志事业发展，也希望地方志工作者继续发扬方志人精神，志存高远，力学笃行，直笔著信史，彰善引风气，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2014年4月，刘延东副总理在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代表座谈时发表重要讲话，对各级党委、政府和地方志工作机构提出了“一纳入、八到位”的工作要求；2015年12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地方志事业迈上新台阶。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还专门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规划纲要》文件精神，为全国地方志工作者提供基本遵循，为全国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

方志馆作为推动地方志事业前进和发展的重要阵地，作为地方志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平台，也同样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14年4月，刘延东副总理在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会议代表座谈时指出，各地要自觉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当中，加快方志馆、地情网站、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建设。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规划纲要》，对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明确将“加快信息化和方志馆建设”确定为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党和国家对方志馆建设的高度重视，为全国各级方志馆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二、方志馆建设的必要性

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统计，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已经建成各级方志馆580余家，其中国家方志馆1家、省级方志馆17家、地市级方志馆140家、县区级方志馆420余家。此外，上海、安徽、福建、海南、西藏、新疆、内蒙古等省级方志馆已获得立项或正在建设中，河北、山西、四川等省申报立项工作也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尚有众多市、县级方志馆正在积极申报筹备建设。方志馆的迅猛发展从一定层面说明，方志馆建设是时代的需要，是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综观现代方志馆建设，可以将其建设与发展的必要性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设方志馆是国家赋予地方志的使命和任务。《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了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职能和任务，《规划纲要》在总体目标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方志馆的工作任务。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加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与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因此，方志馆建设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赋予广大地方志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第二，建设方志馆是文化强国的需要，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了更好地研究地情，宣传地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家国情怀，培育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一些能够全面展示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综合性场馆，而规划馆、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均不具备此项功能，方志馆定位为国情馆、地情馆，非常符合这一社会需要，是全面进行此类教育的最佳场所。因此，迫切需要把方志馆打造成爱国、爱乡、爱家的重要基地。

第三，建设方志馆是传播地情知识、培育家国情怀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在有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都强调国情教育、地情教育，迫切需要为社会公众了解地情、认识家乡提供一个重要平台。而地方志上及天文，下涉地理，通古达今，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无所不包。方志馆通过宣传普及地情知识，让社会公众留得住乡愁，留得住记忆，正好填补了进行国情、地情教育的空白。

第四，建设方志馆是更好地实现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的价值，更好地开发利用方志成果服务中心工作的需要。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述一定行政区域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我国现存历代编修的方志有8200余种［3］10余万卷。［4］新编地方志工作开展以来，全国开展的两轮大规模编修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据统计，全国目前共编纂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7000多部，行业志、部门志、专志、乡镇志等累计出版2．4万多部，地方综合年鉴1．5万多部，专业年鉴7000多部，［5］加上大量地情文献、旧志整理成果和方志理论研究成果，构筑了以国情、地情为主要内容并不断丰富的文化资源宝库。这些珍贵的资料，需要专业场馆集中收藏，并开展相应的研究服务中心工作，满足社会各界需要，因此方志馆建设势在必行。

第五，建设方志馆是普及方志知识、展示方志文化魅力的需要。方志馆，姓方，名志馆。有了方志馆，方志人就有了真正的家。绵延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千百年来方志编修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志文化。方志文化是中国本土文化，是母文化，是基础文化，但是社会各界对方志的认识还比较模糊。让方志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为人民群众接受、认识，是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设方志馆，以更好地传播方志基础知识，充分展示方志文化的独特魅力。

第六，建设方志馆是方志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讲述中国故事，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文化走向世界，用方志的形式讲述中国故事，务实、可信、权威，且已被国外的大批学者所认同，但需要一个专门有效的推介、宣传平台。方志馆依靠雄厚的文化成果和资源储备，通过对方志及其相关地情的深入研究和充分展示，可以更好地向世界宣传中国，更好地让世界了解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总之，建设方志馆可以全景式记录和展示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为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可资借鉴的文献资料，填补我国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一项空白；可以向社会集中展示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历史沿革、地方特点和社会风貌，更加有效地培育人们的家国情怀，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其独特作用。

三、方志馆的性质与定位

方志馆是否就是收藏志书、年鉴的图书馆？方志馆是不是和展览馆一样，主要承担展览、展示职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涉及方志馆的性质与定位。

对于方志馆的建设，在我国大力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下，应该寻找新的、准确的定位。一个时期以来，我国“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基本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明显提高，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改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呈现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全面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6］。在此过程中，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规划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如雨后春笋般地建设起来，并发挥着各自的重要作用。但是，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与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要求相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水平仍然有待提高。在新的形势下，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是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为此，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对加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与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在此背景下，作为重要的文化部门，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应该抓住当前难得的历史机遇，积极参与，主动作为，为各级方志馆建设探索出一条科学发展道路。

方志馆作为正在蓬勃兴起的重要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可以借助后发优势，在充分借鉴吸收其他各类文化场馆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抓住机遇，砥砺前行。在《意见》精神的指导下，抓住重点，突出特色，积极争取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树立自身地位，实现“弯道超车”。

方志馆作为地方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定位，还应该立足于地情研究，立足于方志文化传承，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加以认识。第四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指出：“方志馆除了有收藏和展示志书，集中保存和统一管理修志过程中形成的文字资料、图表、照片、音像资料、实物及文稿等各种功能外，更为重要的功能乃是利用地方志工作的独特优势，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国情、地情和爱国主义教育。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方志馆也就是地情馆、国情馆，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7］具体而言，绵延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作为地方志专业机构，各级方志馆必须围绕服务于传承方志文化传统，通过自身功能的实现，展示方志文化的魅力和影响力，让历史悠久的方志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服务。那么，方志文化的魅力何在？方志乃“一方之全史”，又是“一方之百科全书”，这种对方志的定位，深刻体现出方志记述内容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作为现代方志馆，其定位也正在于此。

从业务范围上讲，方志馆应该包括编纂收藏研究、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宣传展示国情、地情等主要方面；从管理运营上讲，还需有相应的机构编制、人员队伍、管理经费等主要内容；从基础设施建设上讲，还需有与之相匹配的建筑场馆等必要条件。因此，现代意义上的方志馆具有综合性内涵，不是单一的一个场馆或一个设施，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另外，从理论研究上讲，方志馆把志书和年鉴记述的内容立体地提供、展示给社会各界，而志书是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年鉴则是年度性资料，二者都是专业、系统、权威的地情资料。因此，方志馆是本行政区域内收藏、保护、展示和宣传地情文化最为全面、系统的文化服务机构，是本行政区域内具有文化名片性质的地情馆，或叫省情馆、市情馆、县情馆，国家层面则是国情馆。

四、方志馆与其他场馆的区别

我们只搞清楚方志馆的性质、定位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厘清方志馆与其他各类文化场馆之间的区别。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进一步对现代方志馆有一个全面、科学、合理的把握。

以往已有各类文化场馆的建设相对成熟，在定位问题上是比较明确的。如图书馆的主要功能是收藏各类图书、音像、实物等资料，为社会提供相关查阅，开展信息咨询服务；博物馆的主要功能在于收藏、展示和研究代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成果的实物，用实物展示一个时段的历史，有什么实物，办什么展览，是一条线；文化馆主要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并给群众文化娱乐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规划馆是针对城市建设、道路交通等进行布局和展示，着眼点在城市规划上，是一个点；档案馆是收集档案资料，为社会提供查询以及利用等服务。其他类似纪念馆、艺术馆等场馆都是属于功能相对单一的专题类场馆。

那么，在各类场馆之中，只有方志馆是综合性场馆，是全面研究和展示一个区域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作为地情馆的方志馆，把志书中的文字变成实物，把平面的东西变成立体的东西，让静态的东西活起来，这样生动形象地展示地情和国情，成为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成为社会各界快速、宏观、形象地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平台。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方志馆与博物馆、图书馆、规划馆、档案馆等其他场馆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他场馆要么是一条线、一个点或一个方面，而方志馆的全面性、系统性和独特性是其他场馆不具备且无法替代的。

五、方志馆的主要功能

关于方志馆的功能，有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十年前，我们的认识相对滞后。按照当时的理解，方志馆就是保存志鉴成果、开展方志研究、进行方志交流的一个地方或一栋建筑。功能单一，内容简单，甚至不少地方志工作机构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了增加一些办公面积而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方志馆的认识不断变化，不断提升。2016年，第一次全国方志馆工作会议在江西省景德镇市召开。会上提出：“谋划方志馆事业的长远发展，必须着力推进方志馆的功能建设，特别是收藏和展示功能建设；必须着力推动方志馆建设与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特别是要尽快制定出台《方志馆建设规定》，全面推进各级方志馆建章立制，规范运行；必须着力强化方志馆的办馆特色，特别是要突出地情展示和地情信息服务特点。”［8］因此，确定方志馆的主要功能，出发点在于谋求方志馆和地方志事业的长远发展，立足点是中国的国情、地情，要通过方志馆建设，把方志的存史、育人、资政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充分发挥出来，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各界的文化需求，助力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建设。

为充分发挥方志馆地情资料收藏、保护、展示作用，更好地服务社会各界在地情信息和地情研究等方面越来越多的需要，综合全国地方志系统方志馆建设的实际，同时充分吸收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发展较为成熟的文化场馆的基本经验，经过方志馆界的反复实践并根据《方志馆建设规定（试行）》的明确要求，笔者将方志馆的功能大致确定为以下9个方面：

其一，收藏保护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王伟光指出：“馆藏资源是方志馆的立身之基，是方志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收藏保护是方志馆基本功能之一，是服务社会需要的基础和前提。方志馆的收藏，应立足于提供区域性资源服务，重点收藏与本行政区域密切相关的地情资料。主要应集中于该行政区域内的史志、年鉴、谱牒等地情资料。在此基础上，根据本地实际和方志馆实力，适当兼顾地情报告、地情研究成果、地方档案、口述资料等相关纸质、音像、实物资料。通过不断搜集、收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具有特色的地情资料体系，使得方志馆具备服务社会的基本资源条件。与此同时，要根据方志馆藏书、藏品特点，创立一套独具地方志特色的藏书规范和藏品保管规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科学、高效的方志馆馆藏资源管理体系。

其二，展览展示功能。这是方志馆作为地情馆区别于其他各类公共场馆的重要表现，也是方志馆的又一基本功能。方志馆不仅把其他文化场馆中碎片化的知识点连接到一起，还有纵深的、历史洞察的记述，把我们中华文化延绵不断的发展、演变与传承过程真实而客观地保留和展示出来。因此，方志馆的展览，不同于博物馆、展览馆的展览，更多是围绕两个主题展开：一个是综合性的国情、地情展览，一个是专题性的方志文化展览。但是，由于后者内容相对有限，因此方志馆展览的重心自然集中在综合性地情展览方面。反之，各级方志馆也只有强化地情展览的综合性特点，才能在众多展览展示中突出自己的特色，树立自己的品牌和地位。

其三，编纂研究功能。编纂和研究是深化方志馆软件建设的重要体现，是提升方志馆服务功能的重要支撑。各级方志馆大多数是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领导下的事业单位。因此，与具有行政职能的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不同，各级方志馆应侧重于具体的业务工作，主要是编纂史志、年鉴、地情资料，并依据馆藏资源，积极开展方志理论研究和地情研究。通过发挥编纂研究功能，更好地保存地方志资料，更好地为地方志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各界的地情信息需求。

其四，专业咨询功能。专业咨询功能是衡量方志馆服务能力的重要标准，是衡量方志馆自身业务实力的重要依据。为此，方志馆为社会提供信息服务，主要是利用馆藏资料，通过查阅、开发、研究，为社会各界提供专业的历史、文化、地情等咨询服务。这不仅要求各级方志馆必须充分具备提供信息咨询的馆藏资源，还要培养、训练出一支具有较高专业水准的人才队伍。这也是对各级方志馆建设与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

其五，信息服务功能。信息化是目前各个领域发展的大势所趋。信息化建设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实施必须加快推进，迎头赶上，甚至弯道超车，才能在日益发展的信息化大潮中站稳脚跟。当然，地方志信息化建设主要还是要依靠各级方志馆的信息化建设平台，特别是各级数字方志馆的建设来顺利实现。王伟光指出：“数字方志馆建设作为全国信息方志与数字方志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建设中要注重与实体方志馆协调发展和同步推进，注重传统和现代相得益彰，共融发展。”因此，方志馆建设要抓住数字方志馆平台，积极拓宽服务渠道，扩大方志信息的覆盖面，更加便捷地服务社会各界需要，从而促进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另外，地方志系统的信息化绝不仅仅是一批志书、年鉴的数字化，而是要紧紧依托方志馆资源，积极树立互联网思维，大力引进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等先进技术和新兴传播媒介，提高各级方志馆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和传播效率，从而为社会提供认识方志、了解地情的重要窗口。通过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手段，发挥出地方志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为国内外需要者提供最为便捷、快速、畅通、有效的服务。特别是发挥国家方志馆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推动国家数字方志馆建设，逐步实现各级方志馆之间的资源共享，形成地方志系统信息化建设的合力，共同打造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品牌，更好地推动方志文化走向我国文化建设的前台，走在世界文化竞争与发展的前列。

其六，开发利用功能。这是与信息化建设和服务功能相伴随的一种功能，是方志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途径。“修志为用”一直是地方志系统秉承的重要理念。《规划纲要》也明确要求，到2020年，基本形成包括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在内的“五位一体”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方志馆建设要坚持《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通过加强方志馆馆藏资源的开发利用，让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方志文化建设的成果。为此，各级方志馆要坚持让馆藏资源“活起来”的理念，通过对馆藏资源的挖掘、整理、宣传、加工、改造，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

其七，宣传教育功能。宣传教育主要指宣传国情、地情及方志文化，对公众进行爱国、爱乡、爱家教育及传统文化教育。众所周知，地方志记载了大量有关祖国各地的山川人物、革命历史的内容，为培养国人的爱国情感提供生动的素材。方志馆拥有丰富的馆藏地情资源和多样的展览展示项目，因此可以通过编纂相关书籍资料、举办展览展示，使方志馆成为一定行政区域内开展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乡土教育的重要场所。成为建设学习型社会、传播正能量、宣传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课堂。

其八，业务培训功能。方志馆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服务地方志工作。各级方志馆编纂研究功能的实现和加强，将充分赋予各级方志馆业务研究的人才实力和业务理论水平。随着全国地方志事业的不断深入推进，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人员加入修志队伍，依托方志馆人才和资源优势，组织开展各类理论和业务培训，势必成为各级方志馆的一项重要功能和职责。

其九，文化交流功能。方志馆是展示国情、地情、人文历史的固定场所。方志馆可以为相关的领导、专家、研究学者提供丰富、准确的信息。方志馆可以把不同时期方志的原始资料、中间成果进行展示，有利于地方志的容量不断拓展，为地方志的编修提供更广阔的信息交流领域。因此，方志馆要以地方资料为依托，积极进行城市间、地区间、国家间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交流，把方志馆打造成为国内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打造成联系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的重要纽带，打造成方志文化走向世界、建立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地。与此同时，在与境内外其他相关学术和工作单位的交流合作中，不断提升方志馆的业务和工作水平，不断提升方志馆在国内外公共文化机构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结　语

方志馆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是存史育人资政、开发利用方志成果，服务大局，服务中心工作的重要载体和阵地，是普及国情地情知识，宣传方志文化的重要窗口，是爱国、爱乡、爱家的精神家园和重要的教育基地，是一个地方最具代表性、权威性、标志性的“文化名片”，是对外展示中国文化的桥梁和纽带。只有立足方志文化，坚持方志馆定位国情馆、地情馆的基本理念，充分借鉴吸收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规划馆等各类文化场馆的优点，以此整合、拓展方志馆的主要功能，更加积极地发挥地方志的重要作用和价值，为方志馆建设开辟一片新天地，助推方志馆在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绽放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历史上曾经设立通志馆等类似于方志馆的机构，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大业年间（605—618）。参见诸葛计：《纠正方志史上一个流行的错误说法》，《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8期。

［2］参见曾荣：《民国通志馆述略》，《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2期。

［3］参见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前言”，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4］参见王重民：《中国的地方志》，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编：《中国地方志总论》，吉林省图书馆，1981年，第1页。

［5］参见《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

［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

［7］朱佳木：《在江苏省方志馆开馆仪式上的贺词》，《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5期。

［8］冀祥德：《在第一次全国方志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方志中国”微信公众号，2016年10月9日。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