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龙门县志编修始末
发布时间：2020-06-25 点击数：2848
国有史，地有志，史志是记载一国一朝、一地一方政治经济、科教文卫、乡土民情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有史有志，能借鉴得失，如古语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将国史、方志、家谱三者相提并论。如果说国史阳春白雪、族谱下里巴人，那么，方志则是雅俗共享，充分展示一方风采。
《龙门县志》始修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是在龙门设县43年后。明清两代均有重修县志，至民国又重修一次。目前，《龙门县志》旧志现存版本共有4种，分别为清康熙六年（1667）、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清咸丰元年（1851）以及民国二十五年（1936）4版，其中，清咸丰和民国的龙门县志，分别由“粤东三子”之张维屏、近代著名方志家邬庆时任总纂，这两位岭南名家，为清代和民国龙门县志平添了学术与文化气息。
从历代修志者的修志行为，可以勾勒出龙门社会发展的脉络，同时也能从侧面了解龙门社会历史、政治文教的格局与进程。
设县40多年后首次修志
明弘治九年，龙门设县。后四十三年，为明嘉庆十七年，江西金溪人吴宗元以举人知龙门县事。当时龙门县方草创，百废未兴，吴宗元与民休息，感慨无文献可征，于是邀请东莞文人袁永伸纂修《龙门县志》，书成共四卷，这是龙门自设县以来第一次编写县志。
明万历四十年（1612），龙门知县、福建莆田人林宪曾重修县志，万历四十二年（1614）刊成，这是龙门县第一次重修县志，距离初修时间约70年。
明清更替，社会动乱，官方藏本的明代《龙门县志》散佚无存。清顺治十五年（1658），龙门知县李建标奉檄征取，遍搜无获。
此时，龙门县城北门人、增生谭鸣周搜采县志残篇，献给知县。谭鸣周素好义施，曾捐资建北门石路，建塔、修学等督理有功，是远近闻名的善者。获得谭鸣周的旧本县志，李建标如获至宝，旋即命人重刻。
在重刻明代《龙门县志》之时，李建标还写了序言，称“龙门开治于明之孝宗丙辰，邑虽蕞尔，岂乏庶务？四十年间，金溪吴尹始修厥志，距七十余年，莆田林尹续之，政教污隆，人事得失，炳若日星。至明末频遭兵燹，金匮石室之藏，消灭殆尽。我朝鼎运命方新，人文蔚起，上台以文绥猷檄取故典，不佞承乏兹土，遍搜莫获，卒求之野而得其旧本。”李建标随后道出修志的目的，“志疆域而延袤以昭，志山川而高深以辨，志风俗而美恶以彰，志食货而生养以备，志建置而规制以明，志官守而贤否以别，志人物而淑慝以分，志词翰而理气以察，志灾样而兴亡以征，志舆情而盛衰以测。”
康熙六年重修县志
然而，明代《龙门县志》终究散佚无存，今人难以一睹明本县志，未免是一种遗憾。今天，人们能看到的时间最早的县志，为清康熙六年的版本。
清康熙六年《龙门县志》杨熚序言
清康熙三年，进士出身的湖北汉阳人杨熚上任龙门知县。彼时明清更替时的民间暴动，尚未平息，山间的寇焰依然兴盛，杨熚看到的是一个经过多年动乱、异常荒凉山城。杨熚记道，“逮至其邑，莅其事，简阅其图籍，问所为财赋几何，则见其遗孑仅存，诸逋鳞集，率难治；问所为疆域物产几何，则见其水不渊而涸，山不毛而童，萑苻四郊，鹄鸠满目，率难治；问所为建置沿革几何，则见其颓垣几堞、蔀屋数烟、学宫鞠为茂革、官署不蔽风日，率难治。”
杨熚用三个“难治”表达对任职的担忧。不过，这位龙门历史上著名的贤能县令，用三四年的时间励精图治，锄匪涤寇，建设县治，力推文教，使得龙门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于今三年有奇耳，渐次蔓草除矣，嘉种艺矣，禽不飨田矣，风鹤不惊矣，岁屡登矣，鸿不嗷中泽矣，城不狐泮不鸮矣，好义终事矣，礼让油然生矣。一时四海销兵，百灵效顺，诸上台寅恭朝夕，图治维殷，远迩蒸蒸向风，故岩疆下吏亦茹苦檗，殚志于民事。”
清康熙六年，杨熚奉抚军檄，纂修志典，以佐国史，以彰文治。杨熚的好人、湖北人向古，博闻强识，当时薄游于粤，受杨熚之邀请，到龙门来共襄此事。杨熚还邀请龙门县儒学训导、罗定人黎光曦，以及明末清初龙门本地文化人士如举人廖吉人，贡生谭岸先、廖光亨、廖士炜、何位、刘世相，生员廖麒征、李先卫、戴恒英、谭嘉枏等采辑大要。该志由向古总编纂，在众人努力下，历时3月告竣。
清康熙六年版《龙门县志》分十二卷，分别为天文、疆域、山川、财赋、物产、风俗、建置、祀典、灾祥、官守、人物和艺文，每卷前有前言，卷后又有论说，编辑水平较高，史料与文艺俱佳。正如杨熚在序言中称，“今一篇十二卷之中，于财赋、建置、官守寓《尚书》，于山川、物产、传记、吟咏寓《诗经》，于天文、灾祥寓《易经》，于风俗、祀典寓《礼经》，于褒奖、人物、编年纪事，一统其义于《春秋》，可以佐史，即可以翼经，诚使举邑中上、下、智、愚、贤、不肖之众而皆明于志之义焉。”“佐史”、“翼经”，成为杨熚修志的目的。
廖吉人在为该志题跋时也称，“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大小似异，备观览，以风示来兹，意莫不同焉。”
康熙二十六年续修
清康熙六年《龙门县志》可谓目前保存的“龙门史料第一书”，原刻板框高19.3厘米、宽14.1厘米，刻本精良，反映了清初的雕版印刷水平，内容还丰富多彩，是一本基本史料较为完备的一本方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志第一次提出了“龙门八景”（七星映斗、丫髻凌云、祝圣昙花、禾仓瀑布、仙岩夜月、虎跳晴潭、童子读书、仙女摩空。），将龙门山川风貌、人文历史等，列入城市景观，标志着一方人民对本土文化的觉醒与自信。
不过，由于年代久远，该志传至今天仍有缺失，据国家图书馆藏本，该县志序一缺失，另外卷四、卷十一、卷十二后也有缺失，特别是卷十二艺文卷后，缺失不少。此外，书后连廖吉人的题跋也缺失了。
清康熙二十六《龙门县志》卷首刊载了邑人廖吉人的题跋
要窥见清康熙六年《龙门县志》全貌，已经不太可能，但它的全部内容，可以从二十年后的版本补齐。清康熙二十六年，龙门知县成王左续修县志，“访故老，采辑旧文，无者增之，而有者因之，不矜私智而浮饰谀词，务协舆情而确求实据，庶几采风登之国史。”成王左还谦虚地说，“俾后之观者曰：‘吾犹及史之厥文也’，或藉是而一慰云。”
据《龙门县文物志》记载，清康熙二十六年《龙门县志》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后由该院复制给龙门县。清康熙二十六年《龙门县志》基本上是康熙六年《龙门县志》翻版，印刷却不如前者精美，不过，今日从保存完整的清康熙二十年《龙门县志》，可以看见和补齐康熙六年《龙门县志》的全文，比如，邑人廖吉人用小楷字体誊写的清康熙六年《龙门县志跋》，收录在该县志卷首。能将“龙门史料第一书”补充，也算得上清康熙二十六年《龙门县志》的最大意义所在。
道光重修补刻于咸丰历时14年
自清康熙二十六年成王左续修县志，经162年，至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龙门知县毓雯设局重修县志。历经“康乾盛世”，至道光年间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清廷已经由盛转衰，日渐没落，不过，当政者依旧没有放弃对文教的重视。
毓雯后来作序时，道出了修志来由。“癸卯（1843）冬，余奉命来宰龙门，赴任时借宿蓼溪李家，偶见书厨中有《龙门县志》，挑灯披阅，乃修自康熙初年，甚陋略无足观。李生铁甫因以重修为请，余诺之，而有志未逮。戊申（1848）冬，铁甫与李次云孝廉，李南山、廖蒙斋明经，李寅阶、谢赉卿学博及邑中诸绅士，复以为请，且捐经费已备，余为申详大府皆报可，遂设局于星冈书院，延新会谭百峰明经与铁甫诸君分任采纂。”
毓雯记述的“蓼溪李家”及“李生铁甫”，指的是龙华绳武围李柱兰，号铁甫，岁贡生，历署南雄学正，永安、海阳教谕，丰顺、信宜训导等职，吟咏著述颇丰，为当时名绅。李柱兰两次提请知县毓雯重修县志，最终如愿以偿。毓雯聘请新会谭锡朋，邑人李柱兰、廖泉、李照祖、李钦、梁廷辉、李梦龄、李铨、谭奏敷、廖炳章等人，分任采访、分纂，番禺进士、值得注意的，番禺人张维屏乃岭南名士，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以诗著称，与黄培芳、谭敬昭号称“粤东三子”，鸦片战争爆发后，张维屏写出了歌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三元里》，赞扬陈连升、葛云飞、陈化成捐躯报国的《三将军歌》等。这些诗篇在当时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成为鼓舞爱国主义的有力武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研究鸦片战争史的可贵资料，被称为是鸦片战争中“最具有灿烂不朽光辉”的“英雄史诗”。
在毓雯的支持下，张维屏带领编撰团队呕心沥血地劳作，经过三年时间，到了清咸丰元年（1851）、武冈县人张经赞任知县时才刻成。清咸丰元年《龙门县志》的内容比前志更为丰满，计有图说一卷，舆地二卷，建置四卷，经政一卷，职官表一卷，选举表二卷，宦绩一卷，列传二卷，艺文一卷，事略一卷，总共十六卷。
为了避已故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的名讳，清咸丰元年《龙门县志》中，关于明代弘治皇帝的内容，比如龙门设县时间明弘治九年，全部改成了“宏治”，实际上原文应该为“弘治”。
清咸丰四年（1854）秋天，多次进攻龙门县城的太平天国起义军攻陷一举龙门县城，知县乔应庚殉职，兵荒马乱中，《龙门县志》版片多缺，图经全佚。知县朱燮捐俸补刻，李柱兰为之校对，等恢复到清咸丰元年出版的旧貌时，已经是咸丰六年（1856）了。
从1843年请修县志，到1856年补刻校对，前后14年，历经数任知县，经历烽火，见证《龙门县志》风风雨雨的李柱兰在题跋时不无感慨地说，“余惟斯志之修，起丁未，阅五载，费逾二千金，不意竣事未久，板散于贼，又不意散而复完。……斯志之存也，不可谓非邑人志厚幸。”
这本失而复得的清咸丰元年《龙门县志》，后来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82年5月，该图书馆装订社复印给龙门县，封面呈土黄色，古香古色，十六开线装本，卷首扉页印有篆体“龙门县志”书名，落款“咸丰元年辛亥春刊”。
抗战前夕民国县志出炉
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刊成清咸丰元年辛亥春的《龙门县志》，历经一个甲子，到了下一个辛亥年（1911年，清宣统三年）时，清朝的命数已尽，革命党人的枪炮，将封建皇权化为乌有。次年，民国鼎新，中国社会进入新的时代。
民国二十年（1931），番禺人招念慈任龙门县长，他看到，“龙门县志自咸丰元年重修以来，屡经变故，板片已毁，存书且寥寥无几，余初到县，即拟开局重修，顾经无着，屡欲行而不得。”当时招念慈的老乡邬庆时在宝安县修志，也碰到经费问题，但使用的是“不用人、不支薪之法”来解决，这种理念深得招念慈认同。
邬庆时于清光绪八年（1882）生于番禺，号白坚，曾就读于广州时敏学堂、两广方言学堂。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活动。从民国四年（1915）起，邬庆时一直从事地方志的编修和研究工作，主修、参修过多部县志，并著有《修志序例》一书（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是近现代中国著名的修志人物之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邬庆时完成编修宝安县志，被招念慈聘请到龙门担任教育局长兼重修县志总纂，仿照宝安县志的编修方法，逐步进行。龙门各界人士，听闻重修县志，纷纷提供各自知道的材料，几个月的时间，大体上收集到重修县志的资料。此后，高要县参议会和广州市政府分别请邬庆时去修高要县志和广州年鉴，这使得龙门县志迟迟才能脱稿。
招念慈称，“此次修志，仅印刷一项用银数百元，所有采访、编纂、讨论、缮校均当义务，未尝动支公款。余尝谓‘事业之成败在乎精神之有无，而不在乎经费之多寡。’”
该县志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四月刊成，由广州南关增沙街汉元楼承印，线装十六开本，邬庆时题写书名《龙门县志》，一本二十卷，分县地志四卷，县民志六卷、县官志二卷、县政志四卷、县事志一卷、县文志一卷、县物志一卷、县志志一卷。
民国《龙门县志》堪称经典方志
民国《龙门县志》以物归类，将全书归为“地、民、官、政、事、文、物、志”，体现“物以类聚”原则。这属于邬庆时的创举，历来为方志学界所称颂，因为别地的方志，大多以目为纲，如目录分沿革、区域、人物等手法，邬庆时一反传统，以八大纲统领全志，弥补了传统修志纲目不能统领全志的弊病。
通观民国《龙门县志》，它在延续清代县志大部分内容的同时，加入了民国时期的内容，特别是由清转民国事情社会、建置等方面的新旧内容，使得龙门的历史有机衔接。因为封建时代结束，进入新时代，无需避讳，所以，该县志将清代县志“国朝”改为了“清”字，以严禁的史学态度对待历史。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于2010年编写出版的《中国方志通鉴》，将邬庆时总纂《龙门县志》的做法编入书中，该书称，“民国22年（1933），纂成《宝安县志》，同年，因其修志之法得龙门县县长招念慈赞赏，被聘为龙门县教育局局长兼重修县志总纂。邬氏仿照宝安修志办法节节进行，所有采访、编纂、讨论、缮校等事均当义务，未尝动支公款，历时2年成《龙门县志》20卷首1卷，仅用银数百元印刷。该志大纲虽仿《宝安县志》，而纂修义例多以龙门旧志为依归，其间稍有变通。邬氏在《龙门县志》序例中比较了新旧县志的17条不同之处，也说明了因经费不足在绘图、采访等方面的缺陷。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编纂志书‘贵实不贵速’的原则颇具启发意义。”
有意思的是，民国《龙门县志》刊成一年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年抗战后，又是解放战争，国民党在大陆的最终消退，民国《龙门县志》所记录的“党国”内容，仿佛一个时代远去的背影，书页翻起，犹如挽歌。而邬庆时所修的《龙门县志》，据资料显示，应该是这位广东方志名家修的最后一本方志，弥足珍贵。
建国数十年后，龙门县相继修了1995年版《龙门县志》和2011年版《龙门县志（1979—2000）》两本县志，这是后话了。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将国史、方志、家谱三者相提并论。如果说国史阳春白雪、族谱下里巴人，那么，方志则是雅俗共享，充分展示一方风采。
《龙门县志》始修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是在龙门设县43年后。明清两代均有重修县志，至民国又重修一次。目前，《龙门县志》旧志现存版本共有4种，分别为清康熙六年（1667）、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清咸丰元年（1851）以及民国二十五年（1936）4版，其中，清咸丰和民国的龙门县志，分别由“粤东三子”之张维屏、近代著名方志家邬庆时任总纂，这两位岭南名家，为清代和民国龙门县志平添了学术与文化气息。
从历代修志者的修志行为，可以勾勒出龙门社会发展的脉络，同时也能从侧面了解龙门社会历史、政治文教的格局与进程。
设县40多年后首次修志
明弘治九年，龙门设县。后四十三年，为明嘉庆十七年，江西金溪人吴宗元以举人知龙门县事。当时龙门县方草创，百废未兴，吴宗元与民休息，感慨无文献可征，于是邀请东莞文人袁永伸纂修《龙门县志》，书成共四卷，这是龙门自设县以来第一次编写县志。
明万历四十年（1612），龙门知县、福建莆田人林宪曾重修县志，万历四十二年（1614）刊成，这是龙门县第一次重修县志，距离初修时间约70年。
明清更替，社会动乱，官方藏本的明代《龙门县志》散佚无存。清顺治十五年（1658），龙门知县李建标奉檄征取，遍搜无获。
此时，龙门县城北门人、增生谭鸣周搜采县志残篇，献给知县。谭鸣周素好义施，曾捐资建北门石路，建塔、修学等督理有功，是远近闻名的善者。获得谭鸣周的旧本县志，李建标如获至宝，旋即命人重刻。
在重刻明代《龙门县志》之时，李建标还写了序言，称“龙门开治于明之孝宗丙辰，邑虽蕞尔，岂乏庶务？四十年间，金溪吴尹始修厥志，距七十余年，莆田林尹续之，政教污隆，人事得失，炳若日星。至明末频遭兵燹，金匮石室之藏，消灭殆尽。我朝鼎运命方新，人文蔚起，上台以文绥猷檄取故典，不佞承乏兹土，遍搜莫获，卒求之野而得其旧本。”李建标随后道出修志的目的，“志疆域而延袤以昭，志山川而高深以辨，志风俗而美恶以彰，志食货而生养以备，志建置而规制以明，志官守而贤否以别，志人物而淑慝以分，志词翰而理气以察，志灾样而兴亡以征，志舆情而盛衰以测。”
康熙六年重修县志
然而，明代《龙门县志》终究散佚无存，今人难以一睹明本县志，未免是一种遗憾。今天，人们能看到的时间最早的县志，为清康熙六年的版本。
清康熙六年《龙门县志》杨熚序言
清康熙三年，进士出身的湖北汉阳人杨熚上任龙门知县。彼时明清更替时的民间暴动，尚未平息，山间的寇焰依然兴盛，杨熚看到的是一个经过多年动乱、异常荒凉山城。杨熚记道，“逮至其邑，莅其事，简阅其图籍，问所为财赋几何，则见其遗孑仅存，诸逋鳞集，率难治；问所为疆域物产几何，则见其水不渊而涸，山不毛而童，萑苻四郊，鹄鸠满目，率难治；问所为建置沿革几何，则见其颓垣几堞、蔀屋数烟、学宫鞠为茂革、官署不蔽风日，率难治。”
杨熚用三个“难治”表达对任职的担忧。不过，这位龙门历史上著名的贤能县令，用三四年的时间励精图治，锄匪涤寇，建设县治，力推文教，使得龙门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于今三年有奇耳，渐次蔓草除矣，嘉种艺矣，禽不飨田矣，风鹤不惊矣，岁屡登矣，鸿不嗷中泽矣，城不狐泮不鸮矣，好义终事矣，礼让油然生矣。一时四海销兵，百灵效顺，诸上台寅恭朝夕，图治维殷，远迩蒸蒸向风，故岩疆下吏亦茹苦檗，殚志于民事。”
清康熙六年，杨熚奉抚军檄，纂修志典，以佐国史，以彰文治。杨熚的好人、湖北人向古，博闻强识，当时薄游于粤，受杨熚之邀请，到龙门来共襄此事。杨熚还邀请龙门县儒学训导、罗定人黎光曦，以及明末清初龙门本地文化人士如举人廖吉人，贡生谭岸先、廖光亨、廖士炜、何位、刘世相，生员廖麒征、李先卫、戴恒英、谭嘉枏等采辑大要。该志由向古总编纂，在众人努力下，历时3月告竣。
清康熙六年版《龙门县志》分十二卷，分别为天文、疆域、山川、财赋、物产、风俗、建置、祀典、灾祥、官守、人物和艺文，每卷前有前言，卷后又有论说，编辑水平较高，史料与文艺俱佳。正如杨熚在序言中称，“今一篇十二卷之中，于财赋、建置、官守寓《尚书》，于山川、物产、传记、吟咏寓《诗经》，于天文、灾祥寓《易经》，于风俗、祀典寓《礼经》，于褒奖、人物、编年纪事，一统其义于《春秋》，可以佐史，即可以翼经，诚使举邑中上、下、智、愚、贤、不肖之众而皆明于志之义焉。”“佐史”、“翼经”，成为杨熚修志的目的。
廖吉人在为该志题跋时也称，“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大小似异，备观览，以风示来兹，意莫不同焉。”
康熙二十六年续修
清康熙六年《龙门县志》可谓目前保存的“龙门史料第一书”，原刻板框高19.3厘米、宽14.1厘米，刻本精良，反映了清初的雕版印刷水平，内容还丰富多彩，是一本基本史料较为完备的一本方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志第一次提出了“龙门八景”（七星映斗、丫髻凌云、祝圣昙花、禾仓瀑布、仙岩夜月、虎跳晴潭、童子读书、仙女摩空。），将龙门山川风貌、人文历史等，列入城市景观，标志着一方人民对本土文化的觉醒与自信。
不过，由于年代久远，该志传至今天仍有缺失，据国家图书馆藏本，该县志序一缺失，另外卷四、卷十一、卷十二后也有缺失，特别是卷十二艺文卷后，缺失不少。此外，书后连廖吉人的题跋也缺失了。
清康熙二十六《龙门县志》卷首刊载了邑人廖吉人的题跋
要窥见清康熙六年《龙门县志》全貌，已经不太可能，但它的全部内容，可以从二十年后的版本补齐。清康熙二十六年，龙门知县成王左续修县志，“访故老，采辑旧文，无者增之，而有者因之，不矜私智而浮饰谀词，务协舆情而确求实据，庶几采风登之国史。”成王左还谦虚地说，“俾后之观者曰：‘吾犹及史之厥文也’，或藉是而一慰云。”
据《龙门县文物志》记载，清康熙二十六年《龙门县志》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后由该院复制给龙门县。清康熙二十六年《龙门县志》基本上是康熙六年《龙门县志》翻版，印刷却不如前者精美，不过，今日从保存完整的清康熙二十年《龙门县志》，可以看见和补齐康熙六年《龙门县志》的全文，比如，邑人廖吉人用小楷字体誊写的清康熙六年《龙门县志跋》，收录在该县志卷首。能将“龙门史料第一书”补充，也算得上清康熙二十六年《龙门县志》的最大意义所在。
道光重修补刻于咸丰历时14年
自清康熙二十六年成王左续修县志，经162年，至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龙门知县毓雯设局重修县志。历经“康乾盛世”，至道光年间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清廷已经由盛转衰，日渐没落，不过，当政者依旧没有放弃对文教的重视。
毓雯后来作序时，道出了修志来由。“癸卯（1843）冬，余奉命来宰龙门，赴任时借宿蓼溪李家，偶见书厨中有《龙门县志》，挑灯披阅，乃修自康熙初年，甚陋略无足观。李生铁甫因以重修为请，余诺之，而有志未逮。戊申（1848）冬，铁甫与李次云孝廉，李南山、廖蒙斋明经，李寅阶、谢赉卿学博及邑中诸绅士，复以为请，且捐经费已备，余为申详大府皆报可，遂设局于星冈书院，延新会谭百峰明经与铁甫诸君分任采纂。”
毓雯记述的“蓼溪李家”及“李生铁甫”，指的是龙华绳武围李柱兰，号铁甫，岁贡生，历署南雄学正，永安、海阳教谕，丰顺、信宜训导等职，吟咏著述颇丰，为当时名绅。李柱兰两次提请知县毓雯重修县志，最终如愿以偿。毓雯聘请新会谭锡朋，邑人李柱兰、廖泉、李照祖、李钦、梁廷辉、李梦龄、李铨、谭奏敷、廖炳章等人，分任采访、分纂，番禺进士、值得注意的，番禺人张维屏乃岭南名士，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以诗著称，与黄培芳、谭敬昭号称“粤东三子”，鸦片战争爆发后，张维屏写出了歌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三元里》，赞扬陈连升、葛云飞、陈化成捐躯报国的《三将军歌》等。这些诗篇在当时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成为鼓舞爱国主义的有力武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研究鸦片战争史的可贵资料，被称为是鸦片战争中“最具有灿烂不朽光辉”的“英雄史诗”。
在毓雯的支持下，张维屏带领编撰团队呕心沥血地劳作，经过三年时间，到了清咸丰元年（1851）、武冈县人张经赞任知县时才刻成。清咸丰元年《龙门县志》的内容比前志更为丰满，计有图说一卷，舆地二卷，建置四卷，经政一卷，职官表一卷，选举表二卷，宦绩一卷，列传二卷，艺文一卷，事略一卷，总共十六卷。
为了避已故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的名讳，清咸丰元年《龙门县志》中，关于明代弘治皇帝的内容，比如龙门设县时间明弘治九年，全部改成了“宏治”，实际上原文应该为“弘治”。
清咸丰四年（1854）秋天，多次进攻龙门县城的太平天国起义军攻陷一举龙门县城，知县乔应庚殉职，兵荒马乱中，《龙门县志》版片多缺，图经全佚。知县朱燮捐俸补刻，李柱兰为之校对，等恢复到清咸丰元年出版的旧貌时，已经是咸丰六年（1856）了。
从1843年请修县志，到1856年补刻校对，前后14年，历经数任知县，经历烽火，见证《龙门县志》风风雨雨的李柱兰在题跋时不无感慨地说，“余惟斯志之修，起丁未，阅五载，费逾二千金，不意竣事未久，板散于贼，又不意散而复完。……斯志之存也，不可谓非邑人志厚幸。”
这本失而复得的清咸丰元年《龙门县志》，后来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82年5月，该图书馆装订社复印给龙门县，封面呈土黄色，古香古色，十六开线装本，卷首扉页印有篆体“龙门县志”书名，落款“咸丰元年辛亥春刊”。
抗战前夕民国县志出炉
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刊成清咸丰元年辛亥春的《龙门县志》，历经一个甲子，到了下一个辛亥年（1911年，清宣统三年）时，清朝的命数已尽，革命党人的枪炮，将封建皇权化为乌有。次年，民国鼎新，中国社会进入新的时代。
民国二十年（1931），番禺人招念慈任龙门县长，他看到，“龙门县志自咸丰元年重修以来，屡经变故，板片已毁，存书且寥寥无几，余初到县，即拟开局重修，顾经无着，屡欲行而不得。”当时招念慈的老乡邬庆时在宝安县修志，也碰到经费问题，但使用的是“不用人、不支薪之法”来解决，这种理念深得招念慈认同。
邬庆时于清光绪八年（1882）生于番禺，号白坚，曾就读于广州时敏学堂、两广方言学堂。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活动。从民国四年（1915）起，邬庆时一直从事地方志的编修和研究工作，主修、参修过多部县志，并著有《修志序例》一书（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是近现代中国著名的修志人物之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邬庆时完成编修宝安县志，被招念慈聘请到龙门担任教育局长兼重修县志总纂，仿照宝安县志的编修方法，逐步进行。龙门各界人士，听闻重修县志，纷纷提供各自知道的材料，几个月的时间，大体上收集到重修县志的资料。此后，高要县参议会和广州市政府分别请邬庆时去修高要县志和广州年鉴，这使得龙门县志迟迟才能脱稿。
招念慈称，“此次修志，仅印刷一项用银数百元，所有采访、编纂、讨论、缮校均当义务，未尝动支公款。余尝谓‘事业之成败在乎精神之有无，而不在乎经费之多寡。’”
该县志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四月刊成，由广州南关增沙街汉元楼承印，线装十六开本，邬庆时题写书名《龙门县志》，一本二十卷，分县地志四卷，县民志六卷、县官志二卷、县政志四卷、县事志一卷、县文志一卷、县物志一卷、县志志一卷。
民国《龙门县志》堪称经典方志
民国《龙门县志》以物归类，将全书归为“地、民、官、政、事、文、物、志”，体现“物以类聚”原则。这属于邬庆时的创举，历来为方志学界所称颂，因为别地的方志，大多以目为纲，如目录分沿革、区域、人物等手法，邬庆时一反传统，以八大纲统领全志，弥补了传统修志纲目不能统领全志的弊病。
通观民国《龙门县志》，它在延续清代县志大部分内容的同时，加入了民国时期的内容，特别是由清转民国事情社会、建置等方面的新旧内容，使得龙门的历史有机衔接。因为封建时代结束，进入新时代，无需避讳，所以，该县志将清代县志“国朝”改为了“清”字，以严禁的史学态度对待历史。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于2010年编写出版的《中国方志通鉴》，将邬庆时总纂《龙门县志》的做法编入书中，该书称，“民国22年（1933），纂成《宝安县志》，同年，因其修志之法得龙门县县长招念慈赞赏，被聘为龙门县教育局局长兼重修县志总纂。邬氏仿照宝安修志办法节节进行，所有采访、编纂、讨论、缮校等事均当义务，未尝动支公款，历时2年成《龙门县志》20卷首1卷，仅用银数百元印刷。该志大纲虽仿《宝安县志》，而纂修义例多以龙门旧志为依归，其间稍有变通。邬氏在《龙门县志》序例中比较了新旧县志的17条不同之处，也说明了因经费不足在绘图、采访等方面的缺陷。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编纂志书‘贵实不贵速’的原则颇具启发意义。”
有意思的是，民国《龙门县志》刊成一年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年抗战后，又是解放战争，国民党在大陆的最终消退，民国《龙门县志》所记录的“党国”内容，仿佛一个时代远去的背影，书页翻起，犹如挽歌。而邬庆时所修的《龙门县志》，据资料显示，应该是这位广东方志名家修的最后一本方志，弥足珍贵。
建国数十年后，龙门县相继修了1995年版《龙门县志》和2011年版《龙门县志（1979—2000）》两本县志，这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