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温州府志简评 论明代弘治温州府志
发布时间：2020-06-02 点击数：4979
温州地方志书的修纂有过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明《弘治温州府志》是其中最特出最详实的一部。
早在南朝刘宋时期，永嘉太守谢灵运撰有《永嘉记》，员外郎郑缉之撰有《永嘉郡记》，因《郡记》又名《永嘉记》。以致二者很难辨别，孙诒让《永嘉郡记》集校本收五十一条，把谢《记》各条都归到郑氏《郡记》名下，《太平寰宇记》卷九九泉山、罗浮山、石帆、石帆山、城门山下五引《永嘉记》，继云：“谢灵运云：凡此诸山，多龙须草。”可见此五条应属谢《记》。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则把二者分开，收录谢灵运《永嘉记》两条，收录郑缉之《永嘉郡记》四十四条。这些佚文，极为珍贵，《史记·东越列传》司马贞《索隐》：姚氏引《永嘉记》“东瓯王都城”条，可以概见。
郡记以后为图经。宁薛季宣在《雁荡山赋》内注引《隋图经》，可见郎蔚《隋诸州图经集》包括永嘉郡废后所置处州或改名括州的图经。唐人陆羽在《茶经》七所引《永嘉图经》，则为隋大业后恢复永嘉郡之图经。上引《方志辑佚》别引《温州图经》一条，注明：“约唐代作”。我怀疑应为北宋大中祥符三年李宗谔纂修的《祥符温州图经》，戴栩《重建三十六坊记》就明确提及：“《祥符图经》：坊五十有七。”至今发现征引《图经》佚文的，除上开四条外，见于《元丰九域志》卷五《北雁荡山》、《方舆胜览》卷九《瑞安府·北亭》，《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四《浙江》六《松台山》，林季仲《竹轩杂着》卷一《哭薛吏部》诗注，陈傅良《止斋集》卷四二《跋云山寿昌院右贴公据》，各一条。而弘治《温州府志》所引就有六条，如卷一《建置沿革》所引：“《图经》：永嘉民李行抚诣阙，请置州。四月，制以永嘉、安固二县置温州，其地自温峤山以西，民多火耕，冬月地常暖少寒，故名。”“《图经》：徙湖州刺史戴日用牧温州兼静海军使。”卷六《坊门·墨池坊》所引：“《图经》云：王羲之涤笔池，今立右军祠，俗名滴水巷。”这些《图经》尽管很难断定属唐属宋，但其史料价值都是不容低估的。
南宋以后，图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新的志书体裁出现了。淳熙三年，知温州周澄修、教授徐嘉言撰《永嘉志》，共七卷，《嘉定赤城志》卷九、《方舆胜览》卷九，《大明一统志》卷十八均曾援引，《弘治温州府志》卷八《宦职·谢灵运》下注引一条，称《淳熙旧志》。该志亡佚已久，内容未详。绍熙三年，知温州孙懋修、曹叔远纂的《永嘉谱》，共二十四卷，分年谱（建置沿革）、地谱（山川、疆域、名胜、古迹）、人谱（官师除署、选举人物）、名谱（物产等）等四目，卷帙较前大增。该谱《永乐大典》中有残篇断简，张国淦氏曾予辑录。《弘治温州府志》卷五《浦西埭》、卷六《金舟乡》下各见一条，卷三则称《绍熙旧谱》：“俗传郭璞初欲于白石黄塘建县治，后以土轻不果。”极为珍贵。姜准《岐海琐谈》录有五条，篇幅较长，除卷十叙“柑桔所产”条外，卷五“康乐遗诗”条录其《温州楠溪》诗！《登石室饭僧》诗、《泉山》诗和《丹山诗》，并云：“《永嘉谱》谢诗尽录全章，不知何自而得耳。”同卷录《永嘉谱》所载断章摘句，有“上安桥旧利仁坊”戴诗，“州治清心堂后”芙蓉亭林季仲诗，“延福院”朱着诗，“仙居乡慧日院”僧文献诗，“瑞安县丞厅”不负轩王十朋诗，“陶山寺”僧虚己诗，“观石岗斗门”赵凯、朱素、林石赋诗，“雁池河”旧阁贾氏妇钱文婉诗。卷十“《仙游记》与《莽墟赋》”条记“宋曹叔远修《永嘉谱》将此《记》与《赋》附在乐清雁山之后，意指其地属于北雁也。”据此，诗文题记府于山川，宫室。古迹之下，《永嘉谱》已开其端。卷五“曹叔远生平”条记“郡守孙公懋请修《永嘉谱》，坐大云僧舍，阅半岁而成，人谓得史法。”可见反映良好。尽管存在一些疏误，但在卷帙上、在体例上均已奠定温州志书的坚实基础。
嘉定九年，知温州留元刚修、陈谦纂《永宁编》共十五卷，据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卷七介绍，内容为“叙州，叙县，叙山，叙川，叙赋，叙役，叙兵，叙人，叙产，叙遗”，现存留元刚《永宁编序》云：“是编非取夫搜摭新故，夸诩形胜而已，事变之会，风俗之趋，盖将有考焉。”足证为谨严之作，又云：“观《叙州》自晋以来，守凡几人？孰贤孰否？观《叙人》自国初以来，作者几人？孰先孰后？熙宁而后，所易兵制，善于古否？建炎而后，所增税赋，安于民否？水利何为而便？役法何为而病？是非得失之迹，废兴沿革之由，安危理乱于是乎在。一言去取，万世取信。”不公证实了“十叙”体例。而且阐发了志书存史资治要义。可惜该编久佚。《弘治温州府志》卷一《风俗》所录《永宁编》：“温居涂泥斤卤，土薄艰艺，民勤于力而以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工，不宜粟麦而稻足，不宜漆而器用备。”（《方舆胜览》卷九所录此条作《永嘉志》、《万历志》卷二所录此条作《永宁编》）最为人称道。卷六《邑里》“梅屿”云：“汉梅福隐处，见《永宁编》。”而卷三《山》有两条，永嘉“石柜山”引《嘉定旧编》：“旧传：昔黄帝缄玉版篆册于此。”乐清“雁荡山”引《嘉定旧编》达二百五十字。《岐海琐谈》卷八所录《绍定旧编》“东瓯王官五年”，亦为珍贵史料。
绍定在嘉定以后三年，未闻有人编志，故《绍定旧编》为《嘉定旧编》之讹，均为《永宁编》之异称。陈谦官至宝谟阁待制，着有《春秋后传》。《左氏章指》等书多种，王瓒在《弘治府收》卷十一《陈谦传》中云：“永嘉图经自绍熙有《永嘉谱》旧志，至嘉定中，谦复辑《永宁编》十五卷，详悉，议者取之。”所谓“详悉”，指的体例较为完善，对旧志的简略状态有显着突破，它是宋代温州方志的成熟之作。
元至大三年，平阳章哲，永嘉夏开先纂《温州路志》二十卷。延祜六年，章哲又奉温守赵风仪之命，改编《路志》为《东瓯志》十册。赵在《稽古阁记》中提及“永嘉学问渊源”，“予既载之《郡志》，刊于学宫。”足以证实。《路志》在《永乐大典》中尚有残篇断简，张国淦氏曾予辑录。《林霁山集》卷三《鹿城晚眺》诗章祖程注引《温州路志》：“归附后，军民官不相统摄，至元二十八年，分为一十七翼，各有千户所镇守，皆周岁更戍焉。”涉及兵制，弥足珍贵。《弘治府志》收录二条，均作《元志》，卷一《形势》引《元志》云：“东界巨海，西际重山。”卷五《水利》引《元志》云：“嘉定五年，郡守杨简复奏筑黄浦埭，相视官临海主簿吴宝卿申合先筑六斗门以泄上流，仍开庄严院前一带旧河以通舟楫，遂立埭，后不成，斗门少利。”《东瓯志》久佚，但明初修志以为蓝本。可见《路志》和《东瓯志》在《永嘉谱》和《永宁编》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增益。
明洪武十一年，温州知府任敬奉命修图志，于是属府学校授徐宗起、永嘉县学训导张升“集四邑之耆年宿学，相与采摭讨论，考究《延东瓯志》而续补其所未备者。“该志久佚，卷数不详，仅存任敬《温州府图志序》，对“疆理、山川、人民、社稷、田赋、土产、事实、沿革”以及“人物消长、风俗盛衰”，郡守、道学、文物等颇为重视。《弘治府志》卷十《人物叙》云：“旧志尝析孝友、忠义、艺文之类各纪之传。”即指《洪武温州府图志》。例如卷十二《人物·行谊》元陈宏磐传注：“按：此当收入《理学门》内，书者依《洪武旧志》录于此。”又如《弘治府志》已将《学业传》改为《理学》，将《忠节传》改为《忠义》，但卷十三《人物·科举》。下王景山、周行己、许景衡、丁志夫等十六人仍据《洪武旧志》注《学生传》，王公彦、章纶、汤宗等仍据《洪武旧志》注《忠节传》，可见《洪武温州府图志》在《弘治府志》里留下了大量的痕迹。
继《洪武图志》之后，洪熙、宣德间致仕大学士黄淮曾修《温州府志》，并为此后《弘治温州府志》的蓝本。《康熙温州府志》王国泰序云：“明时黄文简淮，王文定瓒、王郡丞光蕴代修之。”王锡馆《康熙永嘉县志叙》云：“吾邑自文简黄公编摩郡乘，书法最备。家文定又取文简一书为之踵事而增华焉。”因传本无存，卷数及体例均未见记载。
弘治十六年，温州知府邓淮倡修府志，因王瓒“尝修国史、修《会典》”，敦请他“重加编辑”。王瓒对家乡志籍非常熟悉，认为“载籍有纪，盖起于晋，如《永嘉记》是已。继是为图经、为志、为谱、为编。作者选兴，岁久湮毁。皇明洪武己未，任守敬尝一修之，然所纪悉启运初务，未及重熙累洽之盛也。况当详而略，当约而泛，其亦奚所钩考以为政化资哉！”于是会同蔡芳等在南塘日新寺辑理，“凡六越月而成编，总为二十二卷。”因“还朝戒期”，匆匆离温赴京，未及反复校核，期待蔡芳“补正缺疵而嗣理之。”上述《宏治温州府志》保留若干《洪武旧志》痕迹以及刻本误讹、涂黑、空缺甚多等“缺疵”显然根源于此。但全志体大思精，详略得当，言必有据，古今并重，总体上非常成功，堪称杰作。
嘉靖十六年，致仕首辅张璁独力编纂《温州府志》，现存天一阁本共二册八卷，对“城池、风俗、山川、人物与夫宫室、丘墓、书目、诗文”这类间有可观者采录之。而有关“明伦”及自身经历资料占全书相当大篇幅，相对削弱了史志各要素的分量，以致受到孙诒让等学者的严正批评：“其书承王《志》之后，而卷数乃不及王《志》之半，盖吾乡地志之简陋，自此始矣。”但该志也增加一些可贵资料，例如卷三《贡赋》就比《经治府志》详细得多，不仅有官田、官地，还有官山、官塘、官池的当代统计数字，未可厚非。
万历二十年，温州知府汤日昭“怅旧志之阙佚而思一编辑之。”因迁秩未果。二十三年，知府刘芳誉责成府县学知名人士开局编志，历时年余，“为卷凡十有八。”二十六年，知府林继衡将志稿送请衡府长史王光蕴重行改编。光蕴“受而卒业，稍为整齐诠次，间为论着以发其义。盖因乎成书者十九，而附以臆说者十一。”书成，汤日昭来温任兵备道，“更手校而正之”，由知府陈公相（二十九年到任）付梓，至三十三年莳光彦任知府时方才出版。《万历温州府志》照抄《弘治府志》而有所删节订正，便《弘治府志》注文所引原始出处，历代郡守任职年分均未照录，对全书的可信性和利用价值损害甚大，以致《四库全书书目提要》着录此书，认为“颇多舛略”，“体例亦嫌繁碎”。孙诒让因未见《弘治府志》，无法进行对比，在旧志久佚的条件下无可奈何地认为《万历志》：“体例尚为渊雅”，“印帙偶存，诚吾乡之宝笈也。”是可以理解的。康熙十二年，清廷下诏郡国各葺其书来献，于是“东瓯开局，属郡博士延儒绅纂辑郡志，阅岁书成。”后因三藩之乱搁置。二十二年，温州知府王国泰取十二年所成志稿：“属郡博补缀甲寅（十三年）已后十年事，缮誊以进。”并予付梓。据魏裔悫《康熙温州府志序》，参预补缀修订的郡博为王锡、陈振麟、李象坤和周天锡。二十三年冬，知府汪莅任，次年出版，共十册三十二卷。该书温州图书馆藏有原刻本，《凡例》五条，提及采录“《弘治旧志》、各邑新志与国史、家乘、稗编、文集，纂辑成书”。卷前均有《论》，但全书未见引证资料出处，显然沿袭《万历温州府志》的陋例。
乾隆二十一年，温州道朱椿延请着名学者齐召南和汪沆纂修《温州府志》，十月间设局于杭州万松书院，据朱撰《重修温州府志序》去：“阅九月而各门俱竣，唯盐法、田赋、人物诸门尚须综核典要始成。”二十三年，朱椿以志稿交新任知府李琬，李氏延请永嘉儒学教谕赵镇主持修订，“开局于瓯，补所未备，期年而工竣。”计凡例二十一条，全书三十卷。对照《康熙府志》、《乾隆府志》卷目相同的有星野、疆域、山川、城池、公署、学校、祠祀、盐法、水利、风俗、职官、名宦、选举、人物、列女、古迹、寺观、仙释、艺文、祥异、杂记等二十一卷，稍有改动的有建置（《康志》称建置沿革）、田赋（包括户口，附屯田，《康志》称贡赋）、封爵（《康志》称帝王）、寓贤（《康志》称流寓）、冢墓（《康志》称陵墓）等六卷，删掉《康志》茶法、马政、屯田、考义、隐逸等五卷，并入相应各卷，新增关梁、物产、经籍等三卷，此外凡例九说到“增附海塘”，李琬《重修温州府志叙》说到：“若盐法，若战舰，若海运，皆补前志所未备。”凡例十二说到“职官自唐及宋，前志不无错落，今悉从晋、宋以来诸史，参之省府县各志，及间见别书者悉为增入。”经查对，元前温州郡守增补达二十九人。此外，艺文收集文献颇为齐备，久已佚失的留元刚《永宁编序》亦已入编，可见本志致力甚深，成就颇着，确属名家大作。可惜校对似不及《康熙志》审慎。后者卷三十二张又新《郭公山》诗“南望群峰如列宿”，而《乾隆志》卷四此诗竟误为“南望群州如列宿”以致引起后人怀疑。无怪乎受到孙诒让的批评：“今核其记载，大抵以万历王《志》及康熙汪《志》为蓝本而稍为订补。徒以齐，汪初纂开局远在杭州，采访既难，编辑复略，及于郡中续补，则复任意羼改，漫无义例。书成之后，又未经原纂之人精为核定，故疏漏舛误，展卷皆是。”
《乾隆府志》是温州最后的一部府志。由于《康熙府志》和《乾隆府志》，都没有越出《万历府志》的藩蓠，因此连孙衣言、孙诒让这样的大学者都未能看到《弘治府志》，于是温州历史上一些历代相传的记载，诸如东瓯王都城在那里？郭璞曾否来温卜城？王羲之曾否任永嘉郡守？《证道歌》是否玄觉所作？都遭到无端的怀疑。《温州方志通讯》曾组织讨论王羲之问题，《温州市志》某副编还在《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发表《郭璞永嘉郡卜城说质疑》。温州申报历史文化名城期间，晋前县城，宋前街坊、寺庙和历史古迹，都必须拿出可靠的记载，于是找寻《万历志》以前的旧志便成为推动温州古代史研究的迫切需要。
温州图书馆藏有《厚庄日记》稿本多册，作者刘绍宽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一日记云：“梅冷生云：天一阁有前明《温州府志》二部，《乐清志》一部，须捐金一百方可借抄。”同月二十三日记云：“赵柏顷来函云：天一阁有《温州府志》弘治、嘉靖二本，（弘治本）共廿二卷，嘉靖本仅八卷。又有《乐表县志》八卷，……姑定为永乐间所修。三志一并移抄，并代乡哲遗着会缴捐款百元。”次年六月一日记云：“访梅冷生，得见天一阁抄来弘治《温州府志》一部，计八厚册，系永嘉王瓒、平阳蔡芳同编，颇为简要。查得平阳婆山，即北港蒲山。原注云：“在县西南七十五里迳口，绵亘崇、宰二乡。”地段甚明，乃《乾隆志》删去‘迳、口、崇、宰’四字，令人不知所在。新志遂误以望州山当之。”在《日记》的启示下，终于找到温州乡着会化一百大洋，按原书规格影写的八册廿二卷《弘治温州府志》。粗粗一看，已经美不胜收，于是市文物处复印一部，完满地解决了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若干资料空白。经过再三研读，我认为《弘治府志》在温州郡志中具有承先启后地位，是明中叶以前旧志的累积性载体。说它承先，它在卷三罗浮山和帆游山下二引《永嘉记》；在卷一、卷六、卷七曾六引《图经》（内三条见上文）；卷八引《淳熙旧志》一条(阐明谢灵运“何以称贤守?”)；卷五、卷六各引《永嘉谱》一条，卷三引《淳熙旧谱》一条；卷一、卷六各引《永宁编》一条，卷三引《嘉定旧编》二条；卷一、卷五各引《元志》一条；卷十、卷十二各引《洪武旧志》一条；此外，各卷引《旧郡志》、《旧志》、《续志》、《永嘉旧志》、《古总叙》达二十馀次；说它启后，《嘉靖府志》上承王《志》，《万历志》则“因乎成书者十九”，而《康熙志》和《乾隆志》则以《万历志》为蓝本。《万历志》卷七《秩官·郡职》晋下注云：“自晋至宋，郡职名次，依《永嘉谱》补正。”可见“郡职”部分，《万历志》抄自《弘治志》，《弘治志》抄自《洪武志》，《洪武志》抄自《温州路志》，《路志》抄自《永宁编》，《永宁编》抄自《永嘉谱》。由于《弘治志》普遍地摘录旧志中有特色有创新的条文，而且卷帙最为宏富，因此堪称明中叶以前旧志的累积性载体。
《弘治府志》还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一是保存了大量失佚的温州古史资料：以卷六坊门为例，如平市坊，下注：“汉永宁县城濠在此。”五马坊，下注：“晋守王羲之庭列五马，出则鞭之，自前街过此，故名。”谢池坊，下注：“晋谢灵运旧游处。”康乐坊，下注：“谢灵运袭封康乐公，常由此出东门，故名。”竹马坊，下注：“晋谢灵运出守，儿童骑竹马迎，故名。”嘉会坊，下注：“萧齐驯雉坊。”瑞颖坊，下注：“隋从西洋产嘉禾，故名。”问政坊，下注：“唐问俗坊。”礼贤坊，下注：“唐清平坊。”士宁坊，下注：“唐止戈坊。”棠阴防，下注：“唐宋泰坊。”安宁坊，下注：“唐永泰坊。”井莲坊，下注：“唐利仁坊。”太平坊，下注：“唐百贾坊”，加上已见前述的墨池坊，唐前坊名竟多达十五处。以郭璞卜城为例，卷一《形胜》据《旧郡志》及《一统志》叙“郭璞登山相地”之语，据《旧志》叙“晋郭景纯迁（瑞安）县治”之缘由，同卷《城池》叙“郭璞初谋城于江北”。卷二《公署》叙瑞安县治“晋太宁间用郭景纯卜，迁于邵屿。”卷三《山》有“郭公山，又名郭公峰”，据《绍熙旧谱》叙“郭璞初欲于白石黄塘建县治。”卷六《邑里》乐清三都有郭路村（郭璞路过此地得名）。卷十五《古迹》新城云：“郭璞初谋城于此。”卷十六《祠庙》郭记室祠云：“晋郭璞字景纯，卜城有功于民，立祠。”“又有郭仙庵。”有关记载多达九次。以名人故居为例，保存了周行己、张辉、仰忻、叶味道、郑泰臣等故居的记载，以宋人别墅为例，保存了陈氏别业、薛氏别业、洪氏别业、项氏别业、鲍氏别业、杨叶举别业、朱士廉别墅、郑氏莲花庄等记载，以生产技术为例，卷七保存了明前蠲纸的制造法，漆器制造的辉煌史，蜃灰的用途，明矾炼制始于弘治时的平阳宋洋，民间检验河豚毒性的方法和解毒药等。这许多宝贵资料大都被《万历志》和以后的府志蒸发掉，该是何等的可惜！
二是体例上有重大创新：曹叔远《永嘉谱》由“四谱”组成全书，陈谦《永宁编》由“十叙”组成全书，都是温州旧志体例上的重大突破。《弘治府志》主编王瓒是一位曾任史官的学者，官至礼部左侍郎。其史德、史识和史才堪称第一流。他善于发现旧志的种种缺陷，毅然大加变革。他是温州志籍上首先开辟书目专卷的总纂，首先化繁为简，同类合并，设立词翰、人物专卷的总纂，自先严立规范，突出重点的总纂。凡例八云：“书目系吾乡儒先述作，旧志不载，缺典也。今悉搜访增入，庶不泯其着作之功。”开启了《万历志》设置书目章、《乾隆志》立经籍卷的先河。凡例六云：“理学、文艺、忠义、宦业、孝友、行谊、隐逸、科甲、荐辟，惟以人物为总名。”凡例十云：“记述、杂着、奏疏、诗行，惟以词输为总名。”凡例十一云：“旧志以灾怪、风潮、火灾，各自为类，今俱以灾异为名。”并在卷十七和祥瑞合并为祥异。开始了《万历志》、《康熙志》和《乾隆志》设艺文卷、设人物卷、设祥异卷（《康志》和《乾志》）或讥祥章（《万历志》)的先河。凡例二云：“疑以传疑，信以传信，史法也，其缪悠丑诋不可为训者删之。”故多录原始记载，具有可信性。凡例三云：“名宦、人物，必其人已殁乃录，事定也；官职、科目、题名，无间于存亡，可征也。”凡例四云：“属县悉以去府远近为先后，其境内山川、祠庙、寺观等类，亦以去县远近为次。”凡例九云：“寺观必设于洪武以前者录之，新增者在所禁，不录。”凡例十二云：“祠庙在洪武以前立者，仍旧录之。新增者，必其以劳定国，以死勤事，以道开来，以惠及民耳。”凡例五云“公署、坛遗、其舍宇数目可省，故止书创修年月。”凡例七云：“物产与他方同者不赘，止存其名；惟特产者详之。”凡例十云：“凡泛常私家文字俱不能载，其叙咏山川名胜之类，录之不厌重复者，以有关于山川郡邑而足以为重者也。这些规范，阐明取舍原则，重视创修年月、任职年分和地域人文、物产特色，作为史法，显着提高了全书的学术水平，并为以后志书所取法。
三是立论鲜明，识见卓越，富于人民性：各卷章目前叙后评，为总纂所作史论，如卷三《水》叙云：“温为东南山水之窟，素号奇胜。”卷二《书院》叙云：“吾瓯自宋以来，有书院，有义塾，学业炽盛，正藉于此。”卷五《水利》叙云：“水利之于温盛矣。”卷十《人物》叙云：“历唐逮宋，人物浸盛，王儒志倡道学于伊洛未出之先，林塘岙讲《春秋》于王氏新学之际，真豪杰之士也。且洛学之兴，远方名郡未有知向风者，而先正之游从多至十馀人焉。然则吾瓯性命道德之学渊源邃矣。”卷十三《科第》叙云：“吾瓯登科者始于唐吴畦、薛正明，而莫盛于有宋，耆儒硕彦，茅拔之兴，所以赫赫史册，增重乡邦，类皆由此出焉。”都能开门见山，一语破的。如卷一《风俗》叙云：“验之他邦，鲜有及者。”卷三《山》叙云：“所以钟神秀而擅名胜者，自昔盛矣。“卷五《桥梁》叙云：“五邑桥梁多至数千万所，……盖举天下郡邑而鲜伦焉。”卷七《土产》叙云：“矾铁、鱼盐、谷粟、柑桔之类赡于境，而他郡资焉。”同卷《布帛》论曰：“机杼之家涩于买卖，故人力取精以倍其赢，女子夜织，男子以织名家者相望，于是‘温克丝’之名遍东南，言衣者必资焉。”《漆器》论曰：漆非土产，仰于徽、严之商，征重而价贵，故人力取精而倍其赢，于是温之漆器名天下。”对温州人文风物的优势作了充份的发扬。卷十三《科举》叙云：“宋以科举取士，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又有制科，童子，然唯进士为极重，而其试之也亦惟进士为维。”卷十六《祠庙》叙云：“岂乐鬼信巫。瓯之为俗固然哉，是亦学之不讲也。……今因其旧额而悉存之，使用观焉问焉，知其孰为当祀，孰为不当祀也。”同卷《寺观》叙云：“佛、老二教，虚无诞妄，先儒论之明，辟之详矣。……今合通境而备载之，使知其居之所当庐者，犹若是其众也。”卷十八《书目》叙云：“极义理之精微，究礼法之委曲，陈世变之升降和经制之本末，昭阐圣经，矫正百氏，以扶翊大道，则吾乡诸儒之书具焉。”卷十九《词翰》叙云：“记序以载事实之详，歌诗以写景物之胜，奏疏以示趋向之正，……凡有关于山川、人物之大与夫世道之要者，抡采而入之，一郡之文概见于斯矣。”可见其史识之高超，分析事物之锐利。卷一《城池》叙云：“然则时修缮以销奸萌，洽人和以保丰庶，则有司存焉。”卷二《官制》叙云：“自郡守而下，亦皆大廷命吏，崇卑不齐，禄秩咸在，得不随其官而思尽其职也哉！若外公徇私，缘利废义，则众建是官而多困是民也。”同卷《公署》叙云：“夫环千里之地而总其治，举五邑之众而听其令，心贵慈爱，体尚尊严，惟公惟廉，则画戟森列，百度秩然，细民欣望而得其所赖，否则豪民能吏经行于门，喧语于庑，而失其所以为尊者矣。”卷五《水利》叙云：“盖温多坦壤则宜蓄，而近江海则易泄，启闭以时，缓急有备，其不在于长民之吏哉！”卷七《版籍》叙云：“惟良有司公明以察之，务俾悉均平可也。”同卷《差役》叙云：“随力定役，随役防奸，禁其所当禁，矜其所当矜，而省其所可省，以体国家保惠元元之意，亦今政之要务也。”卷八《宦职》叙云：“其政绩尤崭异矣，别为传以诏将来，庶几激厉观式以休吾民也。”站在人民的立场对地方官吏多方面提出严正告诫和期待。这些叙、论，短小精悍，把《弘治府志》存史资治的宗旨发挥得淋漓尽致。此后的《万历志》、《康熙志》和《乾隆志》虽然也都或多或少保留这种形式，但在立论的鲜明性、识见的敏锐性、立场的人民性上都是望尘莫及的。
正是由于《弘治温州府志》是这样一部里程碑式的优秀府志，因此我下决心予以校注出版。
《温州市地方志书目一览》
1 嘉靖温州府志8卷 张孚敬 撰 明嘉靖刻本
2 万历温州府志18卷 汤日昭総修、王继明纂 万暦三十三年1605序刊本
3 弘治温州府志22卷 王瓒、蔡芳撰 明弘治十六年1503刻本
4 乾隆温州府志30卷 李琬 修、齐召南 撰 清乾隆二十五年刊，民国三年补刻本
5 永乐乐清县志8卷 不详 明刻本
6 光绪乐清县志16卷 李登云修、陈珅 撰 清光绪二十七年修，民国元年补刊本
7 嘉靖永嘉县志9卷 王叔杲、王应辰 撰 明嘉靖四十五年刻增修本
8 光绪永嘉县志38卷 张宝琳修、王棻等纂 清光绪八年刊本
9 隆庆平阳县志9卷 朱东光纂修、万民华补遗 隆庆五年修、康熙中增补钞本
10 康煕平阳县志12卷 金以埈修、吕弘诰撰 清康熙刻本
11 民国平阳县志98卷 符璋、刘绍宽撰 民国十四年铅印本
12 光绪分疆录12卷 林鹗撰、林用霖续编纂 清康熙四年刊本
13 嘉靖瑞安县志10卷 刘畿修、朱绰撰 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
早在南朝刘宋时期，永嘉太守谢灵运撰有《永嘉记》，员外郎郑缉之撰有《永嘉郡记》，因《郡记》又名《永嘉记》。以致二者很难辨别，孙诒让《永嘉郡记》集校本收五十一条，把谢《记》各条都归到郑氏《郡记》名下，《太平寰宇记》卷九九泉山、罗浮山、石帆、石帆山、城门山下五引《永嘉记》，继云：“谢灵运云：凡此诸山，多龙须草。”可见此五条应属谢《记》。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则把二者分开，收录谢灵运《永嘉记》两条，收录郑缉之《永嘉郡记》四十四条。这些佚文，极为珍贵，《史记·东越列传》司马贞《索隐》：姚氏引《永嘉记》“东瓯王都城”条，可以概见。
郡记以后为图经。宁薛季宣在《雁荡山赋》内注引《隋图经》，可见郎蔚《隋诸州图经集》包括永嘉郡废后所置处州或改名括州的图经。唐人陆羽在《茶经》七所引《永嘉图经》，则为隋大业后恢复永嘉郡之图经。上引《方志辑佚》别引《温州图经》一条，注明：“约唐代作”。我怀疑应为北宋大中祥符三年李宗谔纂修的《祥符温州图经》，戴栩《重建三十六坊记》就明确提及：“《祥符图经》：坊五十有七。”至今发现征引《图经》佚文的，除上开四条外，见于《元丰九域志》卷五《北雁荡山》、《方舆胜览》卷九《瑞安府·北亭》，《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四《浙江》六《松台山》，林季仲《竹轩杂着》卷一《哭薛吏部》诗注，陈傅良《止斋集》卷四二《跋云山寿昌院右贴公据》，各一条。而弘治《温州府志》所引就有六条，如卷一《建置沿革》所引：“《图经》：永嘉民李行抚诣阙，请置州。四月，制以永嘉、安固二县置温州，其地自温峤山以西，民多火耕，冬月地常暖少寒，故名。”“《图经》：徙湖州刺史戴日用牧温州兼静海军使。”卷六《坊门·墨池坊》所引：“《图经》云：王羲之涤笔池，今立右军祠，俗名滴水巷。”这些《图经》尽管很难断定属唐属宋，但其史料价值都是不容低估的。
南宋以后，图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新的志书体裁出现了。淳熙三年，知温州周澄修、教授徐嘉言撰《永嘉志》，共七卷，《嘉定赤城志》卷九、《方舆胜览》卷九，《大明一统志》卷十八均曾援引，《弘治温州府志》卷八《宦职·谢灵运》下注引一条，称《淳熙旧志》。该志亡佚已久，内容未详。绍熙三年，知温州孙懋修、曹叔远纂的《永嘉谱》，共二十四卷，分年谱（建置沿革）、地谱（山川、疆域、名胜、古迹）、人谱（官师除署、选举人物）、名谱（物产等）等四目，卷帙较前大增。该谱《永乐大典》中有残篇断简，张国淦氏曾予辑录。《弘治温州府志》卷五《浦西埭》、卷六《金舟乡》下各见一条，卷三则称《绍熙旧谱》：“俗传郭璞初欲于白石黄塘建县治，后以土轻不果。”极为珍贵。姜准《岐海琐谈》录有五条，篇幅较长，除卷十叙“柑桔所产”条外，卷五“康乐遗诗”条录其《温州楠溪》诗！《登石室饭僧》诗、《泉山》诗和《丹山诗》，并云：“《永嘉谱》谢诗尽录全章，不知何自而得耳。”同卷录《永嘉谱》所载断章摘句，有“上安桥旧利仁坊”戴诗，“州治清心堂后”芙蓉亭林季仲诗，“延福院”朱着诗，“仙居乡慧日院”僧文献诗，“瑞安县丞厅”不负轩王十朋诗，“陶山寺”僧虚己诗，“观石岗斗门”赵凯、朱素、林石赋诗，“雁池河”旧阁贾氏妇钱文婉诗。卷十“《仙游记》与《莽墟赋》”条记“宋曹叔远修《永嘉谱》将此《记》与《赋》附在乐清雁山之后，意指其地属于北雁也。”据此，诗文题记府于山川，宫室。古迹之下，《永嘉谱》已开其端。卷五“曹叔远生平”条记“郡守孙公懋请修《永嘉谱》，坐大云僧舍，阅半岁而成，人谓得史法。”可见反映良好。尽管存在一些疏误，但在卷帙上、在体例上均已奠定温州志书的坚实基础。
嘉定九年，知温州留元刚修、陈谦纂《永宁编》共十五卷，据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卷七介绍，内容为“叙州，叙县，叙山，叙川，叙赋，叙役，叙兵，叙人，叙产，叙遗”，现存留元刚《永宁编序》云：“是编非取夫搜摭新故，夸诩形胜而已，事变之会，风俗之趋，盖将有考焉。”足证为谨严之作，又云：“观《叙州》自晋以来，守凡几人？孰贤孰否？观《叙人》自国初以来，作者几人？孰先孰后？熙宁而后，所易兵制，善于古否？建炎而后，所增税赋，安于民否？水利何为而便？役法何为而病？是非得失之迹，废兴沿革之由，安危理乱于是乎在。一言去取，万世取信。”不公证实了“十叙”体例。而且阐发了志书存史资治要义。可惜该编久佚。《弘治温州府志》卷一《风俗》所录《永宁编》：“温居涂泥斤卤，土薄艰艺，民勤于力而以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工，不宜粟麦而稻足，不宜漆而器用备。”（《方舆胜览》卷九所录此条作《永嘉志》、《万历志》卷二所录此条作《永宁编》）最为人称道。卷六《邑里》“梅屿”云：“汉梅福隐处，见《永宁编》。”而卷三《山》有两条，永嘉“石柜山”引《嘉定旧编》：“旧传：昔黄帝缄玉版篆册于此。”乐清“雁荡山”引《嘉定旧编》达二百五十字。《岐海琐谈》卷八所录《绍定旧编》“东瓯王官五年”，亦为珍贵史料。
绍定在嘉定以后三年，未闻有人编志，故《绍定旧编》为《嘉定旧编》之讹，均为《永宁编》之异称。陈谦官至宝谟阁待制，着有《春秋后传》。《左氏章指》等书多种，王瓒在《弘治府收》卷十一《陈谦传》中云：“永嘉图经自绍熙有《永嘉谱》旧志，至嘉定中，谦复辑《永宁编》十五卷，详悉，议者取之。”所谓“详悉”，指的体例较为完善，对旧志的简略状态有显着突破，它是宋代温州方志的成熟之作。
元至大三年，平阳章哲，永嘉夏开先纂《温州路志》二十卷。延祜六年，章哲又奉温守赵风仪之命，改编《路志》为《东瓯志》十册。赵在《稽古阁记》中提及“永嘉学问渊源”，“予既载之《郡志》，刊于学宫。”足以证实。《路志》在《永乐大典》中尚有残篇断简，张国淦氏曾予辑录。《林霁山集》卷三《鹿城晚眺》诗章祖程注引《温州路志》：“归附后，军民官不相统摄，至元二十八年，分为一十七翼，各有千户所镇守，皆周岁更戍焉。”涉及兵制，弥足珍贵。《弘治府志》收录二条，均作《元志》，卷一《形势》引《元志》云：“东界巨海，西际重山。”卷五《水利》引《元志》云：“嘉定五年，郡守杨简复奏筑黄浦埭，相视官临海主簿吴宝卿申合先筑六斗门以泄上流，仍开庄严院前一带旧河以通舟楫，遂立埭，后不成，斗门少利。”《东瓯志》久佚，但明初修志以为蓝本。可见《路志》和《东瓯志》在《永嘉谱》和《永宁编》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增益。
明洪武十一年，温州知府任敬奉命修图志，于是属府学校授徐宗起、永嘉县学训导张升“集四邑之耆年宿学，相与采摭讨论，考究《延东瓯志》而续补其所未备者。“该志久佚，卷数不详，仅存任敬《温州府图志序》，对“疆理、山川、人民、社稷、田赋、土产、事实、沿革”以及“人物消长、风俗盛衰”，郡守、道学、文物等颇为重视。《弘治府志》卷十《人物叙》云：“旧志尝析孝友、忠义、艺文之类各纪之传。”即指《洪武温州府图志》。例如卷十二《人物·行谊》元陈宏磐传注：“按：此当收入《理学门》内，书者依《洪武旧志》录于此。”又如《弘治府志》已将《学业传》改为《理学》，将《忠节传》改为《忠义》，但卷十三《人物·科举》。下王景山、周行己、许景衡、丁志夫等十六人仍据《洪武旧志》注《学生传》，王公彦、章纶、汤宗等仍据《洪武旧志》注《忠节传》，可见《洪武温州府图志》在《弘治府志》里留下了大量的痕迹。
继《洪武图志》之后，洪熙、宣德间致仕大学士黄淮曾修《温州府志》，并为此后《弘治温州府志》的蓝本。《康熙温州府志》王国泰序云：“明时黄文简淮，王文定瓒、王郡丞光蕴代修之。”王锡馆《康熙永嘉县志叙》云：“吾邑自文简黄公编摩郡乘，书法最备。家文定又取文简一书为之踵事而增华焉。”因传本无存，卷数及体例均未见记载。
弘治十六年，温州知府邓淮倡修府志，因王瓒“尝修国史、修《会典》”，敦请他“重加编辑”。王瓒对家乡志籍非常熟悉，认为“载籍有纪，盖起于晋，如《永嘉记》是已。继是为图经、为志、为谱、为编。作者选兴，岁久湮毁。皇明洪武己未，任守敬尝一修之，然所纪悉启运初务，未及重熙累洽之盛也。况当详而略，当约而泛，其亦奚所钩考以为政化资哉！”于是会同蔡芳等在南塘日新寺辑理，“凡六越月而成编，总为二十二卷。”因“还朝戒期”，匆匆离温赴京，未及反复校核，期待蔡芳“补正缺疵而嗣理之。”上述《宏治温州府志》保留若干《洪武旧志》痕迹以及刻本误讹、涂黑、空缺甚多等“缺疵”显然根源于此。但全志体大思精，详略得当，言必有据，古今并重，总体上非常成功，堪称杰作。
嘉靖十六年，致仕首辅张璁独力编纂《温州府志》，现存天一阁本共二册八卷，对“城池、风俗、山川、人物与夫宫室、丘墓、书目、诗文”这类间有可观者采录之。而有关“明伦”及自身经历资料占全书相当大篇幅，相对削弱了史志各要素的分量，以致受到孙诒让等学者的严正批评：“其书承王《志》之后，而卷数乃不及王《志》之半，盖吾乡地志之简陋，自此始矣。”但该志也增加一些可贵资料，例如卷三《贡赋》就比《经治府志》详细得多，不仅有官田、官地，还有官山、官塘、官池的当代统计数字，未可厚非。
万历二十年，温州知府汤日昭“怅旧志之阙佚而思一编辑之。”因迁秩未果。二十三年，知府刘芳誉责成府县学知名人士开局编志，历时年余，“为卷凡十有八。”二十六年，知府林继衡将志稿送请衡府长史王光蕴重行改编。光蕴“受而卒业，稍为整齐诠次，间为论着以发其义。盖因乎成书者十九，而附以臆说者十一。”书成，汤日昭来温任兵备道，“更手校而正之”，由知府陈公相（二十九年到任）付梓，至三十三年莳光彦任知府时方才出版。《万历温州府志》照抄《弘治府志》而有所删节订正，便《弘治府志》注文所引原始出处，历代郡守任职年分均未照录，对全书的可信性和利用价值损害甚大，以致《四库全书书目提要》着录此书，认为“颇多舛略”，“体例亦嫌繁碎”。孙诒让因未见《弘治府志》，无法进行对比，在旧志久佚的条件下无可奈何地认为《万历志》：“体例尚为渊雅”，“印帙偶存，诚吾乡之宝笈也。”是可以理解的。康熙十二年，清廷下诏郡国各葺其书来献，于是“东瓯开局，属郡博士延儒绅纂辑郡志，阅岁书成。”后因三藩之乱搁置。二十二年，温州知府王国泰取十二年所成志稿：“属郡博补缀甲寅（十三年）已后十年事，缮誊以进。”并予付梓。据魏裔悫《康熙温州府志序》，参预补缀修订的郡博为王锡、陈振麟、李象坤和周天锡。二十三年冬，知府汪莅任，次年出版，共十册三十二卷。该书温州图书馆藏有原刻本，《凡例》五条，提及采录“《弘治旧志》、各邑新志与国史、家乘、稗编、文集，纂辑成书”。卷前均有《论》，但全书未见引证资料出处，显然沿袭《万历温州府志》的陋例。
乾隆二十一年，温州道朱椿延请着名学者齐召南和汪沆纂修《温州府志》，十月间设局于杭州万松书院，据朱撰《重修温州府志序》去：“阅九月而各门俱竣，唯盐法、田赋、人物诸门尚须综核典要始成。”二十三年，朱椿以志稿交新任知府李琬，李氏延请永嘉儒学教谕赵镇主持修订，“开局于瓯，补所未备，期年而工竣。”计凡例二十一条，全书三十卷。对照《康熙府志》、《乾隆府志》卷目相同的有星野、疆域、山川、城池、公署、学校、祠祀、盐法、水利、风俗、职官、名宦、选举、人物、列女、古迹、寺观、仙释、艺文、祥异、杂记等二十一卷，稍有改动的有建置（《康志》称建置沿革）、田赋（包括户口，附屯田，《康志》称贡赋）、封爵（《康志》称帝王）、寓贤（《康志》称流寓）、冢墓（《康志》称陵墓）等六卷，删掉《康志》茶法、马政、屯田、考义、隐逸等五卷，并入相应各卷，新增关梁、物产、经籍等三卷，此外凡例九说到“增附海塘”，李琬《重修温州府志叙》说到：“若盐法，若战舰，若海运，皆补前志所未备。”凡例十二说到“职官自唐及宋，前志不无错落，今悉从晋、宋以来诸史，参之省府县各志，及间见别书者悉为增入。”经查对，元前温州郡守增补达二十九人。此外，艺文收集文献颇为齐备，久已佚失的留元刚《永宁编序》亦已入编，可见本志致力甚深，成就颇着，确属名家大作。可惜校对似不及《康熙志》审慎。后者卷三十二张又新《郭公山》诗“南望群峰如列宿”，而《乾隆志》卷四此诗竟误为“南望群州如列宿”以致引起后人怀疑。无怪乎受到孙诒让的批评：“今核其记载，大抵以万历王《志》及康熙汪《志》为蓝本而稍为订补。徒以齐，汪初纂开局远在杭州，采访既难，编辑复略，及于郡中续补，则复任意羼改，漫无义例。书成之后，又未经原纂之人精为核定，故疏漏舛误，展卷皆是。”
《乾隆府志》是温州最后的一部府志。由于《康熙府志》和《乾隆府志》，都没有越出《万历府志》的藩蓠，因此连孙衣言、孙诒让这样的大学者都未能看到《弘治府志》，于是温州历史上一些历代相传的记载，诸如东瓯王都城在那里？郭璞曾否来温卜城？王羲之曾否任永嘉郡守？《证道歌》是否玄觉所作？都遭到无端的怀疑。《温州方志通讯》曾组织讨论王羲之问题，《温州市志》某副编还在《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发表《郭璞永嘉郡卜城说质疑》。温州申报历史文化名城期间，晋前县城，宋前街坊、寺庙和历史古迹，都必须拿出可靠的记载，于是找寻《万历志》以前的旧志便成为推动温州古代史研究的迫切需要。
温州图书馆藏有《厚庄日记》稿本多册，作者刘绍宽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一日记云：“梅冷生云：天一阁有前明《温州府志》二部，《乐清志》一部，须捐金一百方可借抄。”同月二十三日记云：“赵柏顷来函云：天一阁有《温州府志》弘治、嘉靖二本，（弘治本）共廿二卷，嘉靖本仅八卷。又有《乐表县志》八卷，……姑定为永乐间所修。三志一并移抄，并代乡哲遗着会缴捐款百元。”次年六月一日记云：“访梅冷生，得见天一阁抄来弘治《温州府志》一部，计八厚册，系永嘉王瓒、平阳蔡芳同编，颇为简要。查得平阳婆山，即北港蒲山。原注云：“在县西南七十五里迳口，绵亘崇、宰二乡。”地段甚明，乃《乾隆志》删去‘迳、口、崇、宰’四字，令人不知所在。新志遂误以望州山当之。”在《日记》的启示下，终于找到温州乡着会化一百大洋，按原书规格影写的八册廿二卷《弘治温州府志》。粗粗一看，已经美不胜收，于是市文物处复印一部，完满地解决了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若干资料空白。经过再三研读，我认为《弘治府志》在温州郡志中具有承先启后地位，是明中叶以前旧志的累积性载体。说它承先，它在卷三罗浮山和帆游山下二引《永嘉记》；在卷一、卷六、卷七曾六引《图经》（内三条见上文）；卷八引《淳熙旧志》一条(阐明谢灵运“何以称贤守?”)；卷五、卷六各引《永嘉谱》一条，卷三引《淳熙旧谱》一条；卷一、卷六各引《永宁编》一条，卷三引《嘉定旧编》二条；卷一、卷五各引《元志》一条；卷十、卷十二各引《洪武旧志》一条；此外，各卷引《旧郡志》、《旧志》、《续志》、《永嘉旧志》、《古总叙》达二十馀次；说它启后，《嘉靖府志》上承王《志》，《万历志》则“因乎成书者十九”，而《康熙志》和《乾隆志》则以《万历志》为蓝本。《万历志》卷七《秩官·郡职》晋下注云：“自晋至宋，郡职名次，依《永嘉谱》补正。”可见“郡职”部分，《万历志》抄自《弘治志》，《弘治志》抄自《洪武志》，《洪武志》抄自《温州路志》，《路志》抄自《永宁编》，《永宁编》抄自《永嘉谱》。由于《弘治志》普遍地摘录旧志中有特色有创新的条文，而且卷帙最为宏富，因此堪称明中叶以前旧志的累积性载体。
《弘治府志》还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一是保存了大量失佚的温州古史资料：以卷六坊门为例，如平市坊，下注：“汉永宁县城濠在此。”五马坊，下注：“晋守王羲之庭列五马，出则鞭之，自前街过此，故名。”谢池坊，下注：“晋谢灵运旧游处。”康乐坊，下注：“谢灵运袭封康乐公，常由此出东门，故名。”竹马坊，下注：“晋谢灵运出守，儿童骑竹马迎，故名。”嘉会坊，下注：“萧齐驯雉坊。”瑞颖坊，下注：“隋从西洋产嘉禾，故名。”问政坊，下注：“唐问俗坊。”礼贤坊，下注：“唐清平坊。”士宁坊，下注：“唐止戈坊。”棠阴防，下注：“唐宋泰坊。”安宁坊，下注：“唐永泰坊。”井莲坊，下注：“唐利仁坊。”太平坊，下注：“唐百贾坊”，加上已见前述的墨池坊，唐前坊名竟多达十五处。以郭璞卜城为例，卷一《形胜》据《旧郡志》及《一统志》叙“郭璞登山相地”之语，据《旧志》叙“晋郭景纯迁（瑞安）县治”之缘由，同卷《城池》叙“郭璞初谋城于江北”。卷二《公署》叙瑞安县治“晋太宁间用郭景纯卜，迁于邵屿。”卷三《山》有“郭公山，又名郭公峰”，据《绍熙旧谱》叙“郭璞初欲于白石黄塘建县治。”卷六《邑里》乐清三都有郭路村（郭璞路过此地得名）。卷十五《古迹》新城云：“郭璞初谋城于此。”卷十六《祠庙》郭记室祠云：“晋郭璞字景纯，卜城有功于民，立祠。”“又有郭仙庵。”有关记载多达九次。以名人故居为例，保存了周行己、张辉、仰忻、叶味道、郑泰臣等故居的记载，以宋人别墅为例，保存了陈氏别业、薛氏别业、洪氏别业、项氏别业、鲍氏别业、杨叶举别业、朱士廉别墅、郑氏莲花庄等记载，以生产技术为例，卷七保存了明前蠲纸的制造法，漆器制造的辉煌史，蜃灰的用途，明矾炼制始于弘治时的平阳宋洋，民间检验河豚毒性的方法和解毒药等。这许多宝贵资料大都被《万历志》和以后的府志蒸发掉，该是何等的可惜！
二是体例上有重大创新：曹叔远《永嘉谱》由“四谱”组成全书，陈谦《永宁编》由“十叙”组成全书，都是温州旧志体例上的重大突破。《弘治府志》主编王瓒是一位曾任史官的学者，官至礼部左侍郎。其史德、史识和史才堪称第一流。他善于发现旧志的种种缺陷，毅然大加变革。他是温州志籍上首先开辟书目专卷的总纂，首先化繁为简，同类合并，设立词翰、人物专卷的总纂，自先严立规范，突出重点的总纂。凡例八云：“书目系吾乡儒先述作，旧志不载，缺典也。今悉搜访增入，庶不泯其着作之功。”开启了《万历志》设置书目章、《乾隆志》立经籍卷的先河。凡例六云：“理学、文艺、忠义、宦业、孝友、行谊、隐逸、科甲、荐辟，惟以人物为总名。”凡例十云：“记述、杂着、奏疏、诗行，惟以词输为总名。”凡例十一云：“旧志以灾怪、风潮、火灾，各自为类，今俱以灾异为名。”并在卷十七和祥瑞合并为祥异。开始了《万历志》、《康熙志》和《乾隆志》设艺文卷、设人物卷、设祥异卷（《康志》和《乾志》）或讥祥章（《万历志》)的先河。凡例二云：“疑以传疑，信以传信，史法也，其缪悠丑诋不可为训者删之。”故多录原始记载，具有可信性。凡例三云：“名宦、人物，必其人已殁乃录，事定也；官职、科目、题名，无间于存亡，可征也。”凡例四云：“属县悉以去府远近为先后，其境内山川、祠庙、寺观等类，亦以去县远近为次。”凡例九云：“寺观必设于洪武以前者录之，新增者在所禁，不录。”凡例十二云：“祠庙在洪武以前立者，仍旧录之。新增者，必其以劳定国，以死勤事，以道开来，以惠及民耳。”凡例五云“公署、坛遗、其舍宇数目可省，故止书创修年月。”凡例七云：“物产与他方同者不赘，止存其名；惟特产者详之。”凡例十云：“凡泛常私家文字俱不能载，其叙咏山川名胜之类，录之不厌重复者，以有关于山川郡邑而足以为重者也。这些规范，阐明取舍原则，重视创修年月、任职年分和地域人文、物产特色，作为史法，显着提高了全书的学术水平，并为以后志书所取法。
三是立论鲜明，识见卓越，富于人民性：各卷章目前叙后评，为总纂所作史论，如卷三《水》叙云：“温为东南山水之窟，素号奇胜。”卷二《书院》叙云：“吾瓯自宋以来，有书院，有义塾，学业炽盛，正藉于此。”卷五《水利》叙云：“水利之于温盛矣。”卷十《人物》叙云：“历唐逮宋，人物浸盛，王儒志倡道学于伊洛未出之先，林塘岙讲《春秋》于王氏新学之际，真豪杰之士也。且洛学之兴，远方名郡未有知向风者，而先正之游从多至十馀人焉。然则吾瓯性命道德之学渊源邃矣。”卷十三《科第》叙云：“吾瓯登科者始于唐吴畦、薛正明，而莫盛于有宋，耆儒硕彦，茅拔之兴，所以赫赫史册，增重乡邦，类皆由此出焉。”都能开门见山，一语破的。如卷一《风俗》叙云：“验之他邦，鲜有及者。”卷三《山》叙云：“所以钟神秀而擅名胜者，自昔盛矣。“卷五《桥梁》叙云：“五邑桥梁多至数千万所，……盖举天下郡邑而鲜伦焉。”卷七《土产》叙云：“矾铁、鱼盐、谷粟、柑桔之类赡于境，而他郡资焉。”同卷《布帛》论曰：“机杼之家涩于买卖，故人力取精以倍其赢，女子夜织，男子以织名家者相望，于是‘温克丝’之名遍东南，言衣者必资焉。”《漆器》论曰：漆非土产，仰于徽、严之商，征重而价贵，故人力取精而倍其赢，于是温之漆器名天下。”对温州人文风物的优势作了充份的发扬。卷十三《科举》叙云：“宋以科举取士，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又有制科，童子，然唯进士为极重，而其试之也亦惟进士为维。”卷十六《祠庙》叙云：“岂乐鬼信巫。瓯之为俗固然哉，是亦学之不讲也。……今因其旧额而悉存之，使用观焉问焉，知其孰为当祀，孰为不当祀也。”同卷《寺观》叙云：“佛、老二教，虚无诞妄，先儒论之明，辟之详矣。……今合通境而备载之，使知其居之所当庐者，犹若是其众也。”卷十八《书目》叙云：“极义理之精微，究礼法之委曲，陈世变之升降和经制之本末，昭阐圣经，矫正百氏，以扶翊大道，则吾乡诸儒之书具焉。”卷十九《词翰》叙云：“记序以载事实之详，歌诗以写景物之胜，奏疏以示趋向之正，……凡有关于山川、人物之大与夫世道之要者，抡采而入之，一郡之文概见于斯矣。”可见其史识之高超，分析事物之锐利。卷一《城池》叙云：“然则时修缮以销奸萌，洽人和以保丰庶，则有司存焉。”卷二《官制》叙云：“自郡守而下，亦皆大廷命吏，崇卑不齐，禄秩咸在，得不随其官而思尽其职也哉！若外公徇私，缘利废义，则众建是官而多困是民也。”同卷《公署》叙云：“夫环千里之地而总其治，举五邑之众而听其令，心贵慈爱，体尚尊严，惟公惟廉，则画戟森列，百度秩然，细民欣望而得其所赖，否则豪民能吏经行于门，喧语于庑，而失其所以为尊者矣。”卷五《水利》叙云：“盖温多坦壤则宜蓄，而近江海则易泄，启闭以时，缓急有备，其不在于长民之吏哉！”卷七《版籍》叙云：“惟良有司公明以察之，务俾悉均平可也。”同卷《差役》叙云：“随力定役，随役防奸，禁其所当禁，矜其所当矜，而省其所可省，以体国家保惠元元之意，亦今政之要务也。”卷八《宦职》叙云：“其政绩尤崭异矣，别为传以诏将来，庶几激厉观式以休吾民也。”站在人民的立场对地方官吏多方面提出严正告诫和期待。这些叙、论，短小精悍，把《弘治府志》存史资治的宗旨发挥得淋漓尽致。此后的《万历志》、《康熙志》和《乾隆志》虽然也都或多或少保留这种形式，但在立论的鲜明性、识见的敏锐性、立场的人民性上都是望尘莫及的。
正是由于《弘治温州府志》是这样一部里程碑式的优秀府志，因此我下决心予以校注出版。
《温州市地方志书目一览》
1 嘉靖温州府志8卷 张孚敬 撰 明嘉靖刻本
2 万历温州府志18卷 汤日昭総修、王继明纂 万暦三十三年1605序刊本
3 弘治温州府志22卷 王瓒、蔡芳撰 明弘治十六年1503刻本
4 乾隆温州府志30卷 李琬 修、齐召南 撰 清乾隆二十五年刊，民国三年补刻本
5 永乐乐清县志8卷 不详 明刻本
6 光绪乐清县志16卷 李登云修、陈珅 撰 清光绪二十七年修，民国元年补刊本
7 嘉靖永嘉县志9卷 王叔杲、王应辰 撰 明嘉靖四十五年刻增修本
8 光绪永嘉县志38卷 张宝琳修、王棻等纂 清光绪八年刊本
9 隆庆平阳县志9卷 朱东光纂修、万民华补遗 隆庆五年修、康熙中增补钞本
10 康煕平阳县志12卷 金以埈修、吕弘诰撰 清康熙刻本
11 民国平阳县志98卷 符璋、刘绍宽撰 民国十四年铅印本
12 光绪分疆录12卷 林鹗撰、林用霖续编纂 清康熙四年刊本
13 嘉靖瑞安县志10卷 刘畿修、朱绰撰 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
14 乾隆瑞安县志10卷 章昱撰 清刻本
作者：胡珠生 2010-1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