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旧志影印：以陕甘宁旧志为中心
发布时间：2020-04-24 点击数：1428
提 要：旧志数量众多，需求广泛，编纂质量不一。对每部旧志均进行标点、排印整理，既无此必要，也不能满足使用者量的需求。所以影印是目前旧志整理出版中使用最广的整理方法。但是，影印本旧志底本来源不清、版本不明、校勘不精、整理不规范不仅不能达到存真复原的目的，有的甚至会误导研究者使用错误的资料和信息。所以，对目前出版的纸质和电子影印本旧志作一全面梳理，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思考旧志影印的规范化，对旧志影印的出版和旧志的深入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旧志 影印 规范
地方旧志因其所记内容的地域性、领域的广泛性、时间的连续性，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但旧志数量众多、馆藏各异，且通常存世量不大，编修质量又不一，若每部旧志均排印整理，实无必要，且无法在短期内满足量的需求。所以，影印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旧志整理方法。旧志影印本就是采用照相或电脑扫描等技术获取某部旧志原本的全文书影，将书影结集、整理、制版后以某种物质载体发行的旧志复制品。目前公开发行的旧志影印本主要有纸质本和数字影像本，这些影印本整理质量不一，有些甚至会误导研究者。因此，在众多的旧志影印本中，怎样评价、使用这些影印本，怎样更加规范地进行旧志影印整理，显得尤为重要。
一、纸本旧志影印概况及其优势
目前旧志的影印出版多是丛书，单行本较少，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全国性旧志影印，将全国各地区、各时期的旧志进行选印。如台湾成文出版社1966—1985年陆续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的《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上海书店出版社、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从1992年起合作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分为乡镇志专辑、府县志辑、省志辑）。
二是断代旧志影印，只收录某一时期的旧志，如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的“宋元方志丛刊”。
三是馆藏旧志影印，只收录某一图书馆或研究机构等收藏的旧志。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策划的“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从2005—2015年10年间，已出版21家图书馆的稀见方志。又如学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续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稀见方志初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稀见方志续编》，故宫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稀见方志丛刊”等。
四是馆藏与断代结合的旧志影印，收录某一馆藏中某一时期的旧志。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书店1990年出版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孤本方志选》，线装书局2001年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方志选》第一辑、第二辑和2002年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乡土志抄稿本选编》。
五是特定区域旧志影印，收录某区域内各时期的传世旧志。如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和2003年出版的《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又如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分别于1994年、1997年出版的《中国西北稀见方志》和《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
六是影印古籍丛书中的旧志，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故宫珍本丛刊”“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等都有一部分旧志收录。又如各地的地方文献整理项目，如《无锡文库》《扬州文库》《金陵全书》等，旧志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
从出版质量来看，“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是旧志影印中质量较高的，但这套丛书没有统一规划，各图书馆在整理时做法不一。笔者愚见，以规范化程度来说（详见下文），“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整理质量最高，影印旧志时可参考。其他旧志影印本，以馆藏和断代旧志影印为优，全国性和区域性旧志影印质量较为参差，使用时需要仔细甄别。
从出版时间来看，2000年之前旧志的影印以全国性、大区域性为主，以满足普遍性的需求；2000年之后，影印旧志出版向馆藏化、稀见化、地域化发展。同时，影印旧志出版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体量大大超越了点校、注释等其他旧志整理形式，这是由旧志的性质及影印的优势决定的。首先，影印旧志出版效率比排印旧志高；其次，影印旧志最大程度地反映了原书原貌，且旧志数量多、价值不一，不一定都需要点校；再次，旧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稿本、抄本，在处理这些复杂的旧志时，排印本不一定能很好地反映，而影印就有其独到之处。
二、旧志影印的新形式——数字化
蒋鹏翔在《古籍影印的体例革新与定位变化》一文中将古籍影印定义为：“指通过照相、扫描等技术手段获取底本原书的全文书影，采用以图集为主的形式，制版批量印行的古籍复制品。”这里的“印行”明显突出的是纸本。但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在纸质影印本之外，更多的古籍被制成数字化影像，有的还被结集成大型数据库。这些数字影像同样是“通过照相、扫描等技术手段获取底本原书的全文书影”，然后经整理、制版后通过软件或网络发行，除了载体之外，其本质与纸质影印本无二，所以我们认为全文数字影像可以归入影印。近年来，古籍数字化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各界对古籍数字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旧志数字化也在这样的趋势下发展迅速。按目的来说，旧志数字化可分为商业性旧志数据库和公益性旧志数据库两大类。
（一）商业性旧志数据库
专门的商业性旧志数据库有中国方志库和中国数字方志库，其他如万方数据库、雕龙数据库等也都有方志专类。中国方志库由北京大学刘俊文总策划、编纂、监制，爱如生公司出品，“共收录汉魏至民国历代地方志类典籍1万种。总计全文超过20亿字，影像超过1200万页，数据总量约400G。同时配备强大的检索系统和完备的功能平台，可进行毫秒级全文检索和一站式整理研究作业”。此计划将分5期出版，目前已出版2期，共4000种旧志，可分网络版和单机版安装。中国数字方志库是由北京籍古轩图书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发行的大型旧志数据库，目前共收录1949年以前的旧志1万余种（大部分为地志和专志），是目前收录旧志最多的专门数据库，主要是网络版发行，使用IP控制登录。
从使用的方便性来说，笔者认为爱如生的中国方志库较优。此数据库分区域检索、分类检索、条目检索、全文检索等检索形式，原版图像和文字显示在同一页面上，左图右文，方便阅读比勘。同时，此数据库还可进行标注、书签、文本复制，还配有版本速查、古今地名、常用字典、中外纪年等辅助工具。其他的几种数据库大致与之类似，但是均侧重于检索，配套的辅助工具并不是很完善。
商业性旧志数据库的最大问题就是某些旧志的版本不清、来源不明。如中国方志库、中国数字方志库、雕龙数据库都有一部乾隆《中卫县志》，均著录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但经笔者目验，这3种数据库中所收的版本与“中国方志丛书”所收一致，有抄补的内容，且卷9《艺文编》有道光时期郑元吉所撰内容，定非乾隆原刻印本。其次是所收版本不精，如中国数字方志库收有乾隆《银川小志》，是油印本，康熙《鄠县志》非足本，缺卷8至卷12。再者就是文字识别时出现错误，未能精校。这些问题大概与其商业性有关，数据库开发成本和销售问题使得其版本使用上受到资金的限制，文史专业人员的缺乏使得文本校勘方面的投入较少。
（二）公益性旧志数据库
公益性旧志数据库以公共图书馆和科研机构为主，主要突出馆藏，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地方志，华东师范大学方志库等。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库共收明、清、民国旧志6868种，是收录旧志最多的公益性旧志数据库。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地方馆资源——地方志”收录了从地方馆（如贵州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等）征集的方志资料40多万页，其中大部分为旧志。华东师范大学方志库是一个整合馆藏资源和外购资源的旧志数据库，共收书近5万册，支持在线浏览，并可通过地图进行地区可视化浏览（此功能似尚未开通）。此外，在苏州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等图书馆的古籍影像数据库中，均不同程度地收录有旧志。
公益性旧志数据库最大的优势就是版本明确、来源清晰。另外，公益性旧志数据库在展现旧志面貌方面也有其独特之处。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其版面为彩色，一页一拍，能将版心的信息完整地呈现给读者。又如日本的图书馆，将原书从书衣开始依次拍摄，旁边配有色卡和标尺。这样做虽然版心信息不可见，但能直观感受到整部书的风貌。中国国家图书馆地方志也是使用这种方法，但是没有色卡和标尺，图像也只是灰度图而不是彩图。不过公益性旧志数据库检索功能不强，只能根据书名或出版项等进行检索，没有区域或全文检索的功能，总体来看还只是图像数据库。
商业性旧志数据库和公益性旧志数据库，因其开发目的、开发能力、资源掌握程度等不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优势和劣势。以目前的条件和开发进度来看，研究者可通过商业性旧志数据库进行内容检索，通过公益性旧志数据库进行版本比对。而最终的趋势，笔者以为，应当以公益性旧志数据库为主导，联合商业性旧志数据库成熟的文字识别和检索开发能力，将版本明确、来源清晰的书影和强大的文字检索结合，再辅以各种关联性知识工具和线索。
三、旧志影印中存在的问题
旧志影印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旧志资料，且有些旧志是稿本、抄本，甚至孤本，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相当的便利。但是，旧志影印不规范，不仅失去了影印应带来的价值，还为研究增添了阻力。
（一）来源不明
“书有一印本，即有一种不同处。”注明来源不仅方便研究者核对原书，还能比较不同本子之间的差异，特别是有的旧志稿本、抄本，每一种都是不同的面貌。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67册（以下简称“北大本”）和国家图书馆藏《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5册（以下简称“国图本”）均有一部《咸阳乡土志》，其中《兵事录》中有一人，北大本作“胜宫保保”，第2个“保”为小字，从上下文体例可知小字为名，“宫保”是其官职，故其姓名为“胜保”；国图本作“胜宫保”，“宫保”二字为小字，若无北大本对照，仅从体例看，就会误认为此人姓名为“胜宫保”。但是目前除了馆藏旧志影印外，全国性、区域性、断代性的旧志影印很少注明来源，这很容易使研究者误以为某影印本代表了这部旧志，从而导致研究的偏差，有的甚至会引起学术争议。如《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修四库全书》第649册、中国数字方志库均影印了一部嘉靖《宁夏新志》，此志目前学界公认为海内孤本，仅范氏天一阁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自不待言，其底本来自天一阁，《重修宁夏新志·序》下有“范氏天一阁藏书”阳文朱印。《续修四库全书》第649册的嘉靖《宁夏新志》，版本项说明为“明嘉靖十九年刻本”，然此影印本《重修宁夏新志序》下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藏书”“范氏天一阁藏书”两印，显是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所藏之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再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影印本。中国数字方志库影印之嘉靖《宁夏新志》版本项著录为“嘉靖间刻本”，可是此本没有任何钤印（疑被修），又没有注明版本来源，会让人感觉除了天一阁之外，天壤间尚有另一嘉靖《宁夏新志》存焉。像这类影印本，若能注明来源，研究者自可对照原本以作深入研究，否则误人不浅。
（二）版本不清
旧志的版本系统一般来说不会复杂，因为作为官方主导编纂的地方性文献，它在当时的使用范围和使用价值都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局限性，且志书详今略古的时效性又使得新志一出旧志遂废，所以传世的旧志刻本以一种一版居多。然而，许多影印本不写明版本，或伪造版本，使得本来清晰的旧志版本变得复杂，浪费了研究者的精力。
如乾隆《宁夏府志》（以下简称《宁夏府志》），从笔者目前的调查来看，只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一种刻本。是志目前有“中国方志丛书”、《宁夏历代方志萃编》《中国地方志集成》“宁夏地方志丛刊”“中国西北文献丛书”5种影印本，竟呈现出4种不同的版本面貌，只有“中国方志丛书”与《宁夏历代方志萃编》是同一版本。
一是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本（简称“成文本”），这是《宁夏府志》最早的影印本，该本版权页说明是据“嘉庆三年刊本”影印。但从影印本内容看，未见新增嘉庆年间撰写的序文，正文也未见新增嘉庆时期的史料，文本也未见有避清仁宗“颙琰”名讳的现象，如卷10“王颙若”、卷18“杨炎”等。所以，成文本所言的“嘉庆三年刊本”可能并不存在。另外，成文本误将《纂修〈宁夏府志〉详文》2页装订在《凡例》第2页与第3页之间，将杨守礼《重修〈宁夏志〉旧序》误置于杨应聘《〈朔方志〉旧序》后。与乾隆四十五年（1780）原刻本相校，成文本在版式、字体风格、文字内容等方面有较多不同，经过比对，其卷9、卷13、卷16、卷17、卷18、卷20、卷21、卷22等8卷当为乾隆本原刻，其他各卷均不同程度存在抄补现象。天津古籍出版社《宁夏历代方志萃编》当据成文本翻印，且沿袭了成文本的装订错误。
二是凤凰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本（以下简称“凤凰本”），此本影印说明曰：“本书二十二卷首一卷，据清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刻本影印。书中间有漫漶不清处，诸馆藏本均同，无法配补。”然据笔者目验，凤凰本只是将成文本《纂修〈宁夏府志〉详文》的装订错误改正了过来，其卷7的第15、17、18、19、24页与乾隆原刻本一致，其余全同成文本，显非其所言为“清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刻本影印”。又其所言“漫漶不清处”，甘肃图书馆及国家图书馆所藏均可补之，并非“无法配补”。
三是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宁夏地方志丛刊》本（以下简称“宁夏本”），3函17册，线装出版。宁夏本无出版说明，所据底本不详。乾隆刻本卷2《沿革表》最上一列的时代名称中原无“清”“中华民国”，而宁夏本中增加了“清”“中华民国”等5字，可知宁夏本或为民国时期印本，定非乾隆四十五年（1780）原刻初印本。另，宁夏本有些文字书写风格与乾隆本有明显不同，或为民国新印时对原刻本漫漶不清之处修饰所致。宁夏本卷19卷端及版心书名用字作“甯夏府志”，非“寧夏府志”。与成文本一样，宁夏本亦将杨守礼《重修〈宁夏志〉旧序》误置于杨应聘《〈朔方志〉旧序》后。
四是兰州古籍书店“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本，此本为甘肃学者张维抄补本《宁夏府志》。钤盖有“鸿汀”“临洮张氏”“还读我书楼藏书印”等章，自卷13起为原刻本，卷首至卷12是从北平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抄补的。前有张维辛亥（1911）仲冬提要一篇，对宁夏府的行政归属有所考证。张维抄补本卷首至卷12与乾隆本有部分出入。乾隆刻本卷首的排列顺序是：勒尔谨《宁夏府志·序》、永龄《宁夏府志·序》、张金城《宁夏府志·序》、杨守礼《重修〈宁夏志〉旧序》、杨应聘《〈朔方志〉旧序》、张金城《纂修宁夏府志详文》《凡例》《修志姓氏》《目录》《图考》，张维抄补本将《图考》置于杨应聘序后，杨守礼序被置于《图考》和《凡例》之间，《纂修宁夏府志详文》置于《凡例》之后，使得篇章次序较为混乱。行款上，张维抄补本卷1《恩纶纪》为半页10行，没有按照乾隆本半页9行抄写。另外，张维抄补本内容缺漏较多，如卷4缺第11页至第20页，卷22缺第65、66两页。抄补过程中，文字出现脱、讹、衍、倒等情况。
可见，目前的影印本中没有一种是真正的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本《宁夏府志》，除了张维抄本渊源有自，其他几种影印本的版本均暧昧不清。其实《宁夏府志》流传较广，北京、甘肃、宁夏等地的图书馆均有收藏，东洋文库等海外藏书机构也有藏，择一文本清晰者影印，以嘉惠学林，并非难事。
（三）校勘不精
影印本不是简单的“拿来就印”，它也需要经过校勘的过程，比较版本间的差异，不仅需要选择善本、足本，还需要选择文本清晰度高的。然而，目前的旧志影印本，校勘较为薄弱，大有“拿来就印”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孤本不孤。孤本强调的是唯一性，旧志因时效的需要，前修志书淘汰率较高，所以多有孤本出现。如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方志选》第一辑，其《编辑说明》指出这套丛书所影印的旧志“全部为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独家收藏的古籍方志”。但是其第11册康熙《长武县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和陕西省图书馆两家，非为孤本。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影印出版康熙《长武县志》，比较两种影印本，我们又发现陕西省图书馆所藏者为足本，上下两卷完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仅有下卷。所以从影印出版来说，出版陕西省图书馆所藏者更合适。
二是足本不足，且无说明。有些影印本，使用的底本并非足本，但只是其中的某几页缺失，若不通读文本，或与他们对勘，很难发现是否缺页。如嘉靖《陕西通志》目前一共有三种影印本，分别是收在《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以下简称“西北本”）、“华东师范大学稀见方志丛刊”（以下简称“华东本”）和“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以下简称“甲库本”）中，底本分别来自甘肃省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今收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这3种影印本中，华东本半页一印，版面洁净，字大易读，从文本的清晰度上比其他两种本子要好，但华东本并不是足本。西北本、甲库本均有赵廷瑞、周南、王邦瑞、马理、王九思5人的序，而华东本只有赵廷瑞序的上半部分和王九思序的下半部分。由于嘉靖《陕西通志》中除了马理署名在文末，其他人署名都在最前面，且提要和正文中也没有说明中间缺页，若不通读或与他本对校，仅查阅华东本，很容易认为是书只有赵廷瑞一篇序。并且，西北本的出版远早于华东本，华东本若能校勘后以之配补或做说明，其质量一定会更高。又如康熙《鄠县志》，《中国地方志稀见汇刊》第8册、“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2、3册均有影印，但后者康如琏序少半页，脱“赐进士第文林郎知鄠县事鹾城康如琏”16字及墨印2枚。
三是把误装当缺页。有些影印本，因为底本本身有页码，所以凡页码不连续者均注曰缺某页，可有时只是误装在其他页间，并非缺页。如《中国地方志稀见汇刊》与“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影印的康熙《鄠县志》均缺卷11之第24、34、35页，这是缺页，《中国地方志稀见汇刊》注明，“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未注明。同时，《中国地方志稀见汇刊》卷12第24页亦注缺页，实际上这一页被误装在了卷11第25页之前，即张孟宗的《重建渼陂记》，“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不误。
四、旧志影印规范化的思考
（一）慎择底本
不同于排印本，影印本不能在比较各种不同本子之后对某文本进行修改，而是将某一部旧志原貌完整呈现出来，所以影印本在选择底本时应比排印本更加严格，择善而从。张之洞在《輶轩语》中说：“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抄。”目前，旧志的价值很大程度表现在资料性上，所以足本是旧志影印首先要考虑的。若限于馆藏旧志的影印，则可用其他本子进行配补。如“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355册影印了一部万历《固原州志》，为万历原刻本，影印价值很高。但这部书并不是足本，有缺页，若能用其他馆藏中的万历刻本补足就更好了。其次当选择精本和旧本。如1990年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影印熙宁《长安志》，选择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经毕沅校勘的经训堂丛书本，就是把重点放在精校上。201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仍影印了熙宁《长安志》，主要的考虑就是版本为稀见旧抄本。除了这三点，影印本还要注重底本字迹的清晰度及页面的破损程度。如道光《平罗纪略》，中国数字方志库所用底本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所用底本为甘肃省图书馆藏本。这两种本子虽然没有版本间的差异，但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有破损情况，有的是正文中的破损，不如甘肃省图书馆藏本。所以选择影印时，自然以甘肃省图书馆藏本为底本更加合适。
（二）撰写前言或出版说明
底本的选择过程、底本的价值、整理情况等均不能在影印本中体现，需要撰写简明的前言或出版说明，其中应该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交待来源。旧志影印必然只能以某一藏所的某一部旧志为影印的底本，每一部旧志经过一定时间的流传后必定有不同的面貌，所以此一影印本不能完全代表整个系统内的所有的旧志。故注明来源，既方便研究者追根溯源，又能与其他藏所的同一部旧志进行比较。不过目前只有馆藏旧志的影印有明确来源，其他旧志的影印均不注明来源，有的甚至故意隐没来源。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做法，每一部影印本均注明馆藏。
第二是明确版本。旧志影印本未注明版本的较少，但是注错或伪造的仍不少。如1968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影印的“明抄本”弘治《宁夏新志》，吴忠礼先生就从编排、体裁、序文、体例、篇目、内容6个方面证实此书确为伪书无疑。又如“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355册影印的万历《朔方新志》，版本项注为“据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影印”，然此书有顺治、康熙年间增刻的内容，定非万历四十五年（1617）原刻初印本。
第三是选择标准。说明为什么选择这部旧志为影印的底本，它与已经出版或还未出版的其他旧志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这可以保证有价值的志书先影印，也防止重复影印而造成资源浪费。如《辽宁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序》曰：“‘稀见’的标准是指收藏单位在四家以内的，对影印出版过的稀见方志，即使为本馆所藏，亦不再收入。”又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影印了一部康熙《新河县志》，这部志书虽然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台湾“国家图书馆”均有藏，但均是康熙十八年（1679）刻本，而中国人民大学所藏者为方志学家傅振伦钞校本，并有傅振伦跋语和钤印，与原刻本不可等量观之。
第四是整理说明。影印本是一种整理本，并不能完全代替原刻本，且不论原刻本的纸张、墨色等是影印本无法表现的，影印本在整理、制版过程中还会进行修改，甚或增加其他的错误也未可知。所以，在整理过程中，一定要将整理者对文本的删削、增补、描润、修改等情况一一说明，若无说明则默认未作改动。如“故宫珍本丛刊”（以下简称“故珍本”）和“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以下简称“甲库本”）均影印了万历《朔方新志》，从两部志书均有顺治、康熙年间的内容来看，当均为增刻后印本。但是两部志书的正文前的内容排序完全不一样，赵可教《跋》故珍本在卷5末，甲库本在卷4末。并且，甲库本重复页码比故珍本多，经笔者分析，大致能恢复出两种不同时期的印本。
（三）编写新目录
目录可以使使用者最快了解该影印志书是否为自己所需要的，它应当包括的著录项有以下3项。一是年代。旧志的名称很多是相同的，所以加了年代之后方便区分同一名称的不同志书，也提示了志书编纂的年限。其次，年代还提示了所收地域的范围。如书名同为《陕西通志》，康熙九年（1670）之前编纂的就有宁夏内容，而之后由于宁夏划归甘肃布政司管辖，《陕西通志》中也就没有了宁夏的内容。二是书名、卷数（包括实际存藏卷数）、编修者，这方面除极个别影印本外，多数都会写明。三是版本、藏所。版本与藏所的重要性前已详述，不再赘言。可喜的是，有些影印本不仅为整部丛书编制了目录，还为每一部旧志编制了详细的新目录，方便研究者查找相关内容。如“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为每部志书编有卷内详目。
（四）撰写提要
笔者以为，在做到以上几点的前提下，撰写提要主要可侧重编纂者生平及编纂过程，同时介绍此编纂者是否还有其他旧志传世。此外应着重论述旧志资料价值，纠正过去研究中的偏颇等，卷数及每卷内容目录已经呈现，可略之。若是收录在大型丛书中，提要可针对某志书的特殊情况略加说明。但有的旧志影印本提要未能做到对旧志仔细研究后做出结论，停留在从目录到目录的层面。如“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4册《蓝田县乡土志》提要载此志“记事迄光绪二十九年（1903）”，同《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然笔者翻检是志，《纪事》一目有“（光绪）三十三年，有年麦亩石余”的记载。
关键词：旧志 影印 规范
地方旧志因其所记内容的地域性、领域的广泛性、时间的连续性，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但旧志数量众多、馆藏各异，且通常存世量不大，编修质量又不一，若每部旧志均排印整理，实无必要，且无法在短期内满足量的需求。所以，影印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旧志整理方法。旧志影印本就是采用照相或电脑扫描等技术获取某部旧志原本的全文书影，将书影结集、整理、制版后以某种物质载体发行的旧志复制品。目前公开发行的旧志影印本主要有纸质本和数字影像本，这些影印本整理质量不一，有些甚至会误导研究者。因此，在众多的旧志影印本中，怎样评价、使用这些影印本，怎样更加规范地进行旧志影印整理，显得尤为重要。
一、纸本旧志影印概况及其优势
目前旧志的影印出版多是丛书，单行本较少，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全国性旧志影印，将全国各地区、各时期的旧志进行选印。如台湾成文出版社1966—1985年陆续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的《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上海书店出版社、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从1992年起合作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分为乡镇志专辑、府县志辑、省志辑）。
二是断代旧志影印，只收录某一时期的旧志，如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的“宋元方志丛刊”。
三是馆藏旧志影印，只收录某一图书馆或研究机构等收藏的旧志。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策划的“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从2005—2015年10年间，已出版21家图书馆的稀见方志。又如学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续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稀见方志初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稀见方志续编》，故宫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稀见方志丛刊”等。
四是馆藏与断代结合的旧志影印，收录某一馆藏中某一时期的旧志。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书店1990年出版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孤本方志选》，线装书局2001年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方志选》第一辑、第二辑和2002年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乡土志抄稿本选编》。
五是特定区域旧志影印，收录某区域内各时期的传世旧志。如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和2003年出版的《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又如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分别于1994年、1997年出版的《中国西北稀见方志》和《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
六是影印古籍丛书中的旧志，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故宫珍本丛刊”“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等都有一部分旧志收录。又如各地的地方文献整理项目，如《无锡文库》《扬州文库》《金陵全书》等，旧志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
从出版质量来看，“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是旧志影印中质量较高的，但这套丛书没有统一规划，各图书馆在整理时做法不一。笔者愚见，以规范化程度来说（详见下文），“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整理质量最高，影印旧志时可参考。其他旧志影印本，以馆藏和断代旧志影印为优，全国性和区域性旧志影印质量较为参差，使用时需要仔细甄别。
从出版时间来看，2000年之前旧志的影印以全国性、大区域性为主，以满足普遍性的需求；2000年之后，影印旧志出版向馆藏化、稀见化、地域化发展。同时，影印旧志出版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体量大大超越了点校、注释等其他旧志整理形式，这是由旧志的性质及影印的优势决定的。首先，影印旧志出版效率比排印旧志高；其次，影印旧志最大程度地反映了原书原貌，且旧志数量多、价值不一，不一定都需要点校；再次，旧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稿本、抄本，在处理这些复杂的旧志时，排印本不一定能很好地反映，而影印就有其独到之处。
二、旧志影印的新形式——数字化
蒋鹏翔在《古籍影印的体例革新与定位变化》一文中将古籍影印定义为：“指通过照相、扫描等技术手段获取底本原书的全文书影，采用以图集为主的形式，制版批量印行的古籍复制品。”这里的“印行”明显突出的是纸本。但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在纸质影印本之外，更多的古籍被制成数字化影像，有的还被结集成大型数据库。这些数字影像同样是“通过照相、扫描等技术手段获取底本原书的全文书影”，然后经整理、制版后通过软件或网络发行，除了载体之外，其本质与纸质影印本无二，所以我们认为全文数字影像可以归入影印。近年来，古籍数字化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各界对古籍数字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旧志数字化也在这样的趋势下发展迅速。按目的来说，旧志数字化可分为商业性旧志数据库和公益性旧志数据库两大类。
（一）商业性旧志数据库
专门的商业性旧志数据库有中国方志库和中国数字方志库，其他如万方数据库、雕龙数据库等也都有方志专类。中国方志库由北京大学刘俊文总策划、编纂、监制，爱如生公司出品，“共收录汉魏至民国历代地方志类典籍1万种。总计全文超过20亿字，影像超过1200万页，数据总量约400G。同时配备强大的检索系统和完备的功能平台，可进行毫秒级全文检索和一站式整理研究作业”。此计划将分5期出版，目前已出版2期，共4000种旧志，可分网络版和单机版安装。中国数字方志库是由北京籍古轩图书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发行的大型旧志数据库，目前共收录1949年以前的旧志1万余种（大部分为地志和专志），是目前收录旧志最多的专门数据库，主要是网络版发行，使用IP控制登录。
从使用的方便性来说，笔者认为爱如生的中国方志库较优。此数据库分区域检索、分类检索、条目检索、全文检索等检索形式，原版图像和文字显示在同一页面上，左图右文，方便阅读比勘。同时，此数据库还可进行标注、书签、文本复制，还配有版本速查、古今地名、常用字典、中外纪年等辅助工具。其他的几种数据库大致与之类似，但是均侧重于检索，配套的辅助工具并不是很完善。
商业性旧志数据库的最大问题就是某些旧志的版本不清、来源不明。如中国方志库、中国数字方志库、雕龙数据库都有一部乾隆《中卫县志》，均著录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但经笔者目验，这3种数据库中所收的版本与“中国方志丛书”所收一致，有抄补的内容，且卷9《艺文编》有道光时期郑元吉所撰内容，定非乾隆原刻印本。其次是所收版本不精，如中国数字方志库收有乾隆《银川小志》，是油印本，康熙《鄠县志》非足本，缺卷8至卷12。再者就是文字识别时出现错误，未能精校。这些问题大概与其商业性有关，数据库开发成本和销售问题使得其版本使用上受到资金的限制，文史专业人员的缺乏使得文本校勘方面的投入较少。
（二）公益性旧志数据库
公益性旧志数据库以公共图书馆和科研机构为主，主要突出馆藏，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地方志，华东师范大学方志库等。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库共收明、清、民国旧志6868种，是收录旧志最多的公益性旧志数据库。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地方馆资源——地方志”收录了从地方馆（如贵州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等）征集的方志资料40多万页，其中大部分为旧志。华东师范大学方志库是一个整合馆藏资源和外购资源的旧志数据库，共收书近5万册，支持在线浏览，并可通过地图进行地区可视化浏览（此功能似尚未开通）。此外，在苏州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等图书馆的古籍影像数据库中，均不同程度地收录有旧志。
公益性旧志数据库最大的优势就是版本明确、来源清晰。另外，公益性旧志数据库在展现旧志面貌方面也有其独特之处。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其版面为彩色，一页一拍，能将版心的信息完整地呈现给读者。又如日本的图书馆，将原书从书衣开始依次拍摄，旁边配有色卡和标尺。这样做虽然版心信息不可见，但能直观感受到整部书的风貌。中国国家图书馆地方志也是使用这种方法，但是没有色卡和标尺，图像也只是灰度图而不是彩图。不过公益性旧志数据库检索功能不强，只能根据书名或出版项等进行检索，没有区域或全文检索的功能，总体来看还只是图像数据库。
商业性旧志数据库和公益性旧志数据库，因其开发目的、开发能力、资源掌握程度等不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优势和劣势。以目前的条件和开发进度来看，研究者可通过商业性旧志数据库进行内容检索，通过公益性旧志数据库进行版本比对。而最终的趋势，笔者以为，应当以公益性旧志数据库为主导，联合商业性旧志数据库成熟的文字识别和检索开发能力，将版本明确、来源清晰的书影和强大的文字检索结合，再辅以各种关联性知识工具和线索。
三、旧志影印中存在的问题
旧志影印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旧志资料，且有些旧志是稿本、抄本，甚至孤本，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相当的便利。但是，旧志影印不规范，不仅失去了影印应带来的价值，还为研究增添了阻力。
（一）来源不明
“书有一印本，即有一种不同处。”注明来源不仅方便研究者核对原书，还能比较不同本子之间的差异，特别是有的旧志稿本、抄本，每一种都是不同的面貌。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67册（以下简称“北大本”）和国家图书馆藏《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5册（以下简称“国图本”）均有一部《咸阳乡土志》，其中《兵事录》中有一人，北大本作“胜宫保保”，第2个“保”为小字，从上下文体例可知小字为名，“宫保”是其官职，故其姓名为“胜保”；国图本作“胜宫保”，“宫保”二字为小字，若无北大本对照，仅从体例看，就会误认为此人姓名为“胜宫保”。但是目前除了馆藏旧志影印外，全国性、区域性、断代性的旧志影印很少注明来源，这很容易使研究者误以为某影印本代表了这部旧志，从而导致研究的偏差，有的甚至会引起学术争议。如《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修四库全书》第649册、中国数字方志库均影印了一部嘉靖《宁夏新志》，此志目前学界公认为海内孤本，仅范氏天一阁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自不待言，其底本来自天一阁，《重修宁夏新志·序》下有“范氏天一阁藏书”阳文朱印。《续修四库全书》第649册的嘉靖《宁夏新志》，版本项说明为“明嘉靖十九年刻本”，然此影印本《重修宁夏新志序》下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藏书”“范氏天一阁藏书”两印，显是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所藏之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再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影印本。中国数字方志库影印之嘉靖《宁夏新志》版本项著录为“嘉靖间刻本”，可是此本没有任何钤印（疑被修），又没有注明版本来源，会让人感觉除了天一阁之外，天壤间尚有另一嘉靖《宁夏新志》存焉。像这类影印本，若能注明来源，研究者自可对照原本以作深入研究，否则误人不浅。
（二）版本不清
旧志的版本系统一般来说不会复杂，因为作为官方主导编纂的地方性文献，它在当时的使用范围和使用价值都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局限性，且志书详今略古的时效性又使得新志一出旧志遂废，所以传世的旧志刻本以一种一版居多。然而，许多影印本不写明版本，或伪造版本，使得本来清晰的旧志版本变得复杂，浪费了研究者的精力。
如乾隆《宁夏府志》（以下简称《宁夏府志》），从笔者目前的调查来看，只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一种刻本。是志目前有“中国方志丛书”、《宁夏历代方志萃编》《中国地方志集成》“宁夏地方志丛刊”“中国西北文献丛书”5种影印本，竟呈现出4种不同的版本面貌，只有“中国方志丛书”与《宁夏历代方志萃编》是同一版本。
一是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本（简称“成文本”），这是《宁夏府志》最早的影印本，该本版权页说明是据“嘉庆三年刊本”影印。但从影印本内容看，未见新增嘉庆年间撰写的序文，正文也未见新增嘉庆时期的史料，文本也未见有避清仁宗“颙琰”名讳的现象，如卷10“王颙若”、卷18“杨炎”等。所以，成文本所言的“嘉庆三年刊本”可能并不存在。另外，成文本误将《纂修〈宁夏府志〉详文》2页装订在《凡例》第2页与第3页之间，将杨守礼《重修〈宁夏志〉旧序》误置于杨应聘《〈朔方志〉旧序》后。与乾隆四十五年（1780）原刻本相校，成文本在版式、字体风格、文字内容等方面有较多不同，经过比对，其卷9、卷13、卷16、卷17、卷18、卷20、卷21、卷22等8卷当为乾隆本原刻，其他各卷均不同程度存在抄补现象。天津古籍出版社《宁夏历代方志萃编》当据成文本翻印，且沿袭了成文本的装订错误。
二是凤凰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本（以下简称“凤凰本”），此本影印说明曰：“本书二十二卷首一卷，据清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刻本影印。书中间有漫漶不清处，诸馆藏本均同，无法配补。”然据笔者目验，凤凰本只是将成文本《纂修〈宁夏府志〉详文》的装订错误改正了过来，其卷7的第15、17、18、19、24页与乾隆原刻本一致，其余全同成文本，显非其所言为“清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刻本影印”。又其所言“漫漶不清处”，甘肃图书馆及国家图书馆所藏均可补之，并非“无法配补”。
三是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宁夏地方志丛刊》本（以下简称“宁夏本”），3函17册，线装出版。宁夏本无出版说明，所据底本不详。乾隆刻本卷2《沿革表》最上一列的时代名称中原无“清”“中华民国”，而宁夏本中增加了“清”“中华民国”等5字，可知宁夏本或为民国时期印本，定非乾隆四十五年（1780）原刻初印本。另，宁夏本有些文字书写风格与乾隆本有明显不同，或为民国新印时对原刻本漫漶不清之处修饰所致。宁夏本卷19卷端及版心书名用字作“甯夏府志”，非“寧夏府志”。与成文本一样，宁夏本亦将杨守礼《重修〈宁夏志〉旧序》误置于杨应聘《〈朔方志〉旧序》后。
四是兰州古籍书店“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本，此本为甘肃学者张维抄补本《宁夏府志》。钤盖有“鸿汀”“临洮张氏”“还读我书楼藏书印”等章，自卷13起为原刻本，卷首至卷12是从北平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抄补的。前有张维辛亥（1911）仲冬提要一篇，对宁夏府的行政归属有所考证。张维抄补本卷首至卷12与乾隆本有部分出入。乾隆刻本卷首的排列顺序是：勒尔谨《宁夏府志·序》、永龄《宁夏府志·序》、张金城《宁夏府志·序》、杨守礼《重修〈宁夏志〉旧序》、杨应聘《〈朔方志〉旧序》、张金城《纂修宁夏府志详文》《凡例》《修志姓氏》《目录》《图考》，张维抄补本将《图考》置于杨应聘序后，杨守礼序被置于《图考》和《凡例》之间，《纂修宁夏府志详文》置于《凡例》之后，使得篇章次序较为混乱。行款上，张维抄补本卷1《恩纶纪》为半页10行，没有按照乾隆本半页9行抄写。另外，张维抄补本内容缺漏较多，如卷4缺第11页至第20页，卷22缺第65、66两页。抄补过程中，文字出现脱、讹、衍、倒等情况。
可见，目前的影印本中没有一种是真正的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本《宁夏府志》，除了张维抄本渊源有自，其他几种影印本的版本均暧昧不清。其实《宁夏府志》流传较广，北京、甘肃、宁夏等地的图书馆均有收藏，东洋文库等海外藏书机构也有藏，择一文本清晰者影印，以嘉惠学林，并非难事。
（三）校勘不精
影印本不是简单的“拿来就印”，它也需要经过校勘的过程，比较版本间的差异，不仅需要选择善本、足本，还需要选择文本清晰度高的。然而，目前的旧志影印本，校勘较为薄弱，大有“拿来就印”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孤本不孤。孤本强调的是唯一性，旧志因时效的需要，前修志书淘汰率较高，所以多有孤本出现。如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方志选》第一辑，其《编辑说明》指出这套丛书所影印的旧志“全部为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独家收藏的古籍方志”。但是其第11册康熙《长武县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和陕西省图书馆两家，非为孤本。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影印出版康熙《长武县志》，比较两种影印本，我们又发现陕西省图书馆所藏者为足本，上下两卷完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仅有下卷。所以从影印出版来说，出版陕西省图书馆所藏者更合适。
二是足本不足，且无说明。有些影印本，使用的底本并非足本，但只是其中的某几页缺失，若不通读文本，或与他们对勘，很难发现是否缺页。如嘉靖《陕西通志》目前一共有三种影印本，分别是收在《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以下简称“西北本”）、“华东师范大学稀见方志丛刊”（以下简称“华东本”）和“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以下简称“甲库本”）中，底本分别来自甘肃省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今收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这3种影印本中，华东本半页一印，版面洁净，字大易读，从文本的清晰度上比其他两种本子要好，但华东本并不是足本。西北本、甲库本均有赵廷瑞、周南、王邦瑞、马理、王九思5人的序，而华东本只有赵廷瑞序的上半部分和王九思序的下半部分。由于嘉靖《陕西通志》中除了马理署名在文末，其他人署名都在最前面，且提要和正文中也没有说明中间缺页，若不通读或与他本对校，仅查阅华东本，很容易认为是书只有赵廷瑞一篇序。并且，西北本的出版远早于华东本，华东本若能校勘后以之配补或做说明，其质量一定会更高。又如康熙《鄠县志》，《中国地方志稀见汇刊》第8册、“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2、3册均有影印，但后者康如琏序少半页，脱“赐进士第文林郎知鄠县事鹾城康如琏”16字及墨印2枚。
三是把误装当缺页。有些影印本，因为底本本身有页码，所以凡页码不连续者均注曰缺某页，可有时只是误装在其他页间，并非缺页。如《中国地方志稀见汇刊》与“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影印的康熙《鄠县志》均缺卷11之第24、34、35页，这是缺页，《中国地方志稀见汇刊》注明，“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未注明。同时，《中国地方志稀见汇刊》卷12第24页亦注缺页，实际上这一页被误装在了卷11第25页之前，即张孟宗的《重建渼陂记》，“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不误。
四、旧志影印规范化的思考
（一）慎择底本
不同于排印本，影印本不能在比较各种不同本子之后对某文本进行修改，而是将某一部旧志原貌完整呈现出来，所以影印本在选择底本时应比排印本更加严格，择善而从。张之洞在《輶轩语》中说：“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抄。”目前，旧志的价值很大程度表现在资料性上，所以足本是旧志影印首先要考虑的。若限于馆藏旧志的影印，则可用其他本子进行配补。如“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355册影印了一部万历《固原州志》，为万历原刻本，影印价值很高。但这部书并不是足本，有缺页，若能用其他馆藏中的万历刻本补足就更好了。其次当选择精本和旧本。如1990年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影印熙宁《长安志》，选择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经毕沅校勘的经训堂丛书本，就是把重点放在精校上。201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仍影印了熙宁《长安志》，主要的考虑就是版本为稀见旧抄本。除了这三点，影印本还要注重底本字迹的清晰度及页面的破损程度。如道光《平罗纪略》，中国数字方志库所用底本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所用底本为甘肃省图书馆藏本。这两种本子虽然没有版本间的差异，但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有破损情况，有的是正文中的破损，不如甘肃省图书馆藏本。所以选择影印时，自然以甘肃省图书馆藏本为底本更加合适。
（二）撰写前言或出版说明
底本的选择过程、底本的价值、整理情况等均不能在影印本中体现，需要撰写简明的前言或出版说明，其中应该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交待来源。旧志影印必然只能以某一藏所的某一部旧志为影印的底本，每一部旧志经过一定时间的流传后必定有不同的面貌，所以此一影印本不能完全代表整个系统内的所有的旧志。故注明来源，既方便研究者追根溯源，又能与其他藏所的同一部旧志进行比较。不过目前只有馆藏旧志的影印有明确来源，其他旧志的影印均不注明来源，有的甚至故意隐没来源。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做法，每一部影印本均注明馆藏。
第二是明确版本。旧志影印本未注明版本的较少，但是注错或伪造的仍不少。如1968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影印的“明抄本”弘治《宁夏新志》，吴忠礼先生就从编排、体裁、序文、体例、篇目、内容6个方面证实此书确为伪书无疑。又如“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355册影印的万历《朔方新志》，版本项注为“据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影印”，然此书有顺治、康熙年间增刻的内容，定非万历四十五年（1617）原刻初印本。
第三是选择标准。说明为什么选择这部旧志为影印的底本，它与已经出版或还未出版的其他旧志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这可以保证有价值的志书先影印，也防止重复影印而造成资源浪费。如《辽宁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序》曰：“‘稀见’的标准是指收藏单位在四家以内的，对影印出版过的稀见方志，即使为本馆所藏，亦不再收入。”又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影印了一部康熙《新河县志》，这部志书虽然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台湾“国家图书馆”均有藏，但均是康熙十八年（1679）刻本，而中国人民大学所藏者为方志学家傅振伦钞校本，并有傅振伦跋语和钤印，与原刻本不可等量观之。
第四是整理说明。影印本是一种整理本，并不能完全代替原刻本，且不论原刻本的纸张、墨色等是影印本无法表现的，影印本在整理、制版过程中还会进行修改，甚或增加其他的错误也未可知。所以，在整理过程中，一定要将整理者对文本的删削、增补、描润、修改等情况一一说明，若无说明则默认未作改动。如“故宫珍本丛刊”（以下简称“故珍本”）和“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以下简称“甲库本”）均影印了万历《朔方新志》，从两部志书均有顺治、康熙年间的内容来看，当均为增刻后印本。但是两部志书的正文前的内容排序完全不一样，赵可教《跋》故珍本在卷5末，甲库本在卷4末。并且，甲库本重复页码比故珍本多，经笔者分析，大致能恢复出两种不同时期的印本。
（三）编写新目录
目录可以使使用者最快了解该影印志书是否为自己所需要的，它应当包括的著录项有以下3项。一是年代。旧志的名称很多是相同的，所以加了年代之后方便区分同一名称的不同志书，也提示了志书编纂的年限。其次，年代还提示了所收地域的范围。如书名同为《陕西通志》，康熙九年（1670）之前编纂的就有宁夏内容，而之后由于宁夏划归甘肃布政司管辖，《陕西通志》中也就没有了宁夏的内容。二是书名、卷数（包括实际存藏卷数）、编修者，这方面除极个别影印本外，多数都会写明。三是版本、藏所。版本与藏所的重要性前已详述，不再赘言。可喜的是，有些影印本不仅为整部丛书编制了目录，还为每一部旧志编制了详细的新目录，方便研究者查找相关内容。如“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为每部志书编有卷内详目。
（四）撰写提要
笔者以为，在做到以上几点的前提下，撰写提要主要可侧重编纂者生平及编纂过程，同时介绍此编纂者是否还有其他旧志传世。此外应着重论述旧志资料价值，纠正过去研究中的偏颇等，卷数及每卷内容目录已经呈现，可略之。若是收录在大型丛书中，提要可针对某志书的特殊情况略加说明。但有的旧志影印本提要未能做到对旧志仔细研究后做出结论，停留在从目录到目录的层面。如“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4册《蓝田县乡土志》提要载此志“记事迄光绪二十九年（1903）”，同《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然笔者翻检是志，《纪事》一目有“（光绪）三十三年，有年麦亩石余”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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