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旭光：读乾隆《山西志辑要》拾零
发布时间：2019-12-06 点击数：1795
夜读经史，本身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尤其是读到有关家乡的内容。
近读乾隆《山西志辑要》（下称《辑要》）卷七，其中关于古泽州府高平县的历史沿革和风土人情的记述，有一些知识和故事是过去不甚了解或未曾关注的，讵料竟阅之如饴，颇觉有益亦有趣。故撷取一二，以飨同好。
一、泽州府与高平郡
泽州府是今晋城市的前身，春秋时是晋国属地，战国时属韩、赵两国；到了秦朝实行郡县制后，始为上党郡高都县；晋代升为建兴郡，北魏“罢郡置建州”；到了隋朝，改建州为泽州……至清雍正六年（1728）“升为府”。泽州府下辖凤台、高平、阳城、陵川、沁水五县。
高平（长平）位于山西东南部、泽州盆地北端、太行山西南边缘，自古以来为战略要地。战国时的长平之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最早、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大型歼灭战，秦昭襄王曾亲临高平；发生在五代的高平之战，是后周和北汉、契丹联军之间进行的一次关键性战役，也是五代十国时期最为重要的一次决战，后周皇帝柴荣曾率军亲征，宋太祖赵匡胤当时是后周禁军将领，在此战中崭露头角、立下汗马功劳；唐玄宗早在做潞州别驾时就到过高平，做皇帝后又多次莅临高平巡察，十分看重高平的地理优势和战略支点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泽州域内曾两设高平郡：一是北周建德三年（574），并高都郡、长平郡为高平郡；二是唐天宝初，泽州改称高平郡。然此高平非今之高平也。因北魏改置建州时，治高都城，辖高都、长平、安平、泰宁四郡；北周更是将高都郡、长平郡合为高平郡。我想，此“高平”应是取义高都之“高”及长平之“平”。
二、长平郡和盖州
高平在战国时为赵国属地，谓“长平”，有曰“长平邑”。著名的长平之战即发生于此。汉朝设为泫氏县，延袭至晋；北魏置长平郡，领高平、泫氏二县；北齐时，泫氏并入高平，属高都郡。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改泽州为长平郡。此长平郡和北魏长平郡不是一个概念。隋义宁二年（618），长平郡复改为泽州。到了唐朝，高平一度“于县置盖州”。至贞观初，高平又从盖州改回高平县，隶属泽州。此后，五代、宋、金、元、明等皆此。
唐朝置盖州，在唐高祖立唐之初。因殷商时高平曾为盖国属地，盖州即可能由此而得名。当时，盖州领丹川、盖城、陵川、高平四县，治所在高平米山（即今高平市米山镇）。米山在春秋战国已成集镇，是长平之战赵军的指挥中心。据传，赵国老将廉颇曾“积米于此”，故名米山。《辑要》亦有此说，称米山在“县东十里，赵将廉颇积米于此，土人名大粮山”，并称其为泽州和潞州之要冲，“商贾辏聚，百货咸集”。
盖州虽然设置时间不长，唐贞观元年（627）即复并于泽州，但作为地名却流传了下来。比如《水浒传》说的是北宋末年的事，仍多有提及盖州。该书第九十一回《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中描写道：宋江统兵征剿田虎。先是卢俊义率花荣、李逵、鲁智深等一举夺得陵川、高平，继则宋江来到高平，“即日与吴用、卢俊义商议如今当去打哪个州郡”。吴用道：“盖州山高涧深，道路险阻，今已克了两个属县，其势已孤。当先取盖州……”宋江道：“先生之言，正合我意。”遂传令柴进同李庆去守陵川，替回花荣等六将前来听用，史进同穆弘守高平。次日，花荣等已到。宋江即兵分五路，“杀奔盖州来，却似龙离大海，虎出深林。正是：人人要建封侯绩，个个思成荡寇功。毕竟宋江兵马如何攻打盖州，且听下回分解”。
三、城高三丈五
古代的城墙是有一定规制的，但就其高度而言并不十分严格，尤其不同朝代差距甚大。比如，唐朝都城的长安城墙高度只有6米，也就是一丈八；北宋时，东京汴梁的城墙高达四丈，超13米；北京的明城墙，据《顺天府志》记载，“下石上砖，共高三丈五尺五寸”；清朝开封的古城墙高度为11.3米，即三丈四。一般说来，都城的城墙最高，别的城都要比都城矮，城墙高度多为8～10米。
及于高平城墙，《辑要》载明，“城周四里，高三丈五尺”。高平城不大，城高三丈五可算是够高的了，这与当时的太原府、潞城府的城墙一样高。同在山西的平遥城要比高平城大得多，明洪武三年（1370），平遥城的扩建奠定了现存城墙高“三丈二尺”的基本形制，明清两代先后有20多次维修，城墙高度基本保持在10米左右。不过在乾隆年间，不知何故，山西竟有不少城墙高得出奇。据《辑要》记载，平遥城城墙“高三丈八尺”、交城城墙“高四丈余”自不在话下，惟翼城县的城墙“高六丈”令人惊异，许是地势所就“四面悬崖"之故，亦不可知。
“惟城围民，惟池围城”。“池”是“城”的屏障，故常以“护城河”称。《辑要》亦载明，高平城“池深一丈”，应不谓不深。然而，若较翼城的“池深数丈”，则不可同日而语。翼城也太个例了。
四、丹水流长
丹河是黄河北岸沁河最大的支流，古称泫水、丹水等，全长160多公里，流经晋城市和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因发源于高平丹朱岭，故名。
丹朱岭，位于高平北45里，是长治市与晋城市的界山。丹朱是中国上古部落联盟首领尧的长子。相传，因为丹朱不肖，尧把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让给了舜。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说：“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以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关于丹河名称的来源，还有一个流传较广的说法是：2000多年前战国时代的长平之战中，秦军坑杀赵卒40万，河水被血染红而得名。此说见晋代程玑的《上党记》。《上党记》载言：“秦坑赵众，流血成河，由是俗名为丹水。”
今读《辑要》，始知还有一说，即“丹河源出发鸠山，经县境自西北而东南，入凤台县境，合白水泻于沁，上党诸山之水建瓴而下，暴雨辄涨二三丈，涌赤土，水色如丹”。因“涌赤土，水色如丹”而名丹河，此说其实早有流布，如清初的《读史方舆纪要》就明言：丹水每遇暴雨，“浮沙赤赭，水流如丹，因名。”如此等等，只是我孤陋寡闻，未曾关注而已。
不仅于此，《辑要》引发我兴趣的还在于它所披示的有关丹河的其他一些有趣的信息。
一是“丹河石堤高十八丈，长六百尺”。这个大坝究竟建在什么位置不得而知，但就它的体量来说，高60米、长200米，也可算是庞然大物了，尤其是“高十八丈”，使人惊奇。
二是历史上曾多水患，“暴雨辄涨二三丈"。在我的印象中，高平和山西省内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属于干旱缺水的地区，不说十年九旱也差不多，起码以前我看到的丹河每年都有断流。没想到历史上居然也曾水患连连，河水竟“辄涨二三丈”。难怪《辑要》记述，早在唐贞元年间，县令明济就曾“濬治丹河，免民于水患”。
三是丹河边上有个“龙曲村”。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们家从城里搬到了乡下，其中在县城往南四五里的龙渠村住了几年。《辑要》所提“龙曲村”不知是不是就是现在的龙渠村。若按《辑要》的描述，县城附近有一个浚水桥，此桥应修于明代。那时，由于“多水患”，邑令李桢“凿濠引水，由南之东，抵龙曲村，会丹河，因筑此桥于关外，以通往来”。这里描述的一些内容倒与龙渠村暗合。巧的是，龙渠村村北头还真有座桥（桥的北边紧挨着就是桥北村），这座桥不是横跨丹河，而是与河的流向顺行。桥下深深的桥洞，一端通向丹河，一端连着桥北村南侧的沟渠，显然有“浚水”的功能。由于该桥正位于丹河的一个拐弯处，弯道又有点急，因此夏季发大水时这里常会呈现洪水滔滔的景象。这个时候，便会有数以百计的村民站在桥头岸边看热闹，而最有看头的是捞“浮财”——一些青壮汉子在滚滚河水中打捞上游漂下来的庄稼、木材、家畜等。在《辑要》中读到这段“引水”“筑桥”的内容时，我的眼前便浮现出小时候挤在桥头“看热闹”的情景，心里却寻思着这桥会不会就是当年的“浚水桥”呢？
四是李贺有诗写丹河。据传，写丹河的诗很多，如：“丹水流衍曲如带，风皱罗纹听管弦”（[唐]《硖石山杨夫人摩崖诗刻》）；“春游丹水上，花木弄粉黛”（[宋] 梅尧臣《寄怀刘使君》）；“太行北麓近，丹流东逝深”（[明]杨慎《过河内作》）；“王屋山光邀去鸟，丹河水色舞蜻蜓”（[明]傅淑训《青莲寺》）；“清化近覃怀，沟渠引丹水”（[清]乾隆《清化镇》）等等。这些诗寄情山水，亦不失为佳句，但《辑要》唯引唐代大诗人李贺的名句“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铜花”（《长平箭头歌》），目之却叫人心头一震，顿觉穿越两千年，仿佛体味到那场战争的惨烈、悲怆和凄惋。而李贺这首诗名为《长平箭头歌》，也直白得很。“长平”和“箭头”都是地名， 但在此合用之，便不再是地名，所“歌”者乃长平之战也。
五、炎帝陵和神农庙
众所周知，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的部落首领，和黄帝并称华夏始祖。相传，炎帝发明耒耜、教民稼穑，遍尝百草、发明医药，因此号神农氏。
关于炎帝故里，时下有六地之争，即陕西宝鸡、湖南炎陵、湖北随州、山西高平、河南柘城、湖南会同。然而这“六地之争”却未必冲突。现在较为趋近一致的一个观点是：炎帝出生于陕西宝鸡姜水之岸，后又迁徙到湖北、湖南、山西等地，在多地活动均为故里。而且很多人认为炎帝不止一位，因此炎帝陵便不止一处。比如有观点主张，宝鸡的炎帝陵是第一代陵，炎陵县（原酃县）的炎帝陵是第八代陵。
高平也有炎帝陵，《辑要》记载：“上古炎帝陵，相传在县北四十里换马镇，帝尝五谷于此，后人思之，乃作陵。陵后有庙，春秋供祀。”又说，依县志，“炎帝陵在湖广衡州府酃县康乐乡，此特其虚塚云”。乾隆时“虚塚”说可以理解，但令前人没有想到的是，200多年后在高平发现了炎帝陵石碑，而且是目前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炎帝陵石碑。该碑刻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孟夏吉旦”。它的发现，显然对高平炎帝陵的“虚塚”说有所消弱。
不仅如此，在高平境内与炎帝神农氏有关的遗址遗迹众多，羊头山上的神农城、神农井、神农泉、五谷畦、耒耜洞，炎帝行宫、炎帝寝宫、神农庙、五谷庙等30余座庙宇院落，还有记载有关炎帝事迹的碑碣100余通。其中关于神农庙，《辑要》记载：“神农庙，一在羊头山，曰上庙，为神农尝五谷处；一在换马镇，曰中庙，有神农遗塚；一在东关，曰下庙。”中庙之所在换马镇即今天的神农镇，而神农镇不过是复名历史上有过的“神农乡”而已。现藏于羊头山神农庙、勒石于唐天祐七年（910）的一块碑石上，就清晰刻有“神农乡”字样，说明“神农乡”最迟在唐代已经出现。在现存碑碣中，2003年5月16日在羊头山神农城下的五谷畦发现的《羊头山五佛碑》，为北齐天保二年（551）之物，是目前国内记载神农炎帝遗迹最早的石刻文字。
据专家介绍，有关炎帝神农氏的遗存在高平发现最多，实物和文字记载的年代也最早，但由于陕西和湖南等地的炎帝文化发掘较早，声名远播，高平炎帝陵的影响远不及前者。即使山西本省的文化学者，每每说起山西文明的久远，也几乎总是言必称尧舜，不知有神农。尽管近几年来高平炎帝陵一年一度的拜祖活动有些声势——有几十个国家的海外华人前来寻根祭祖，尤其是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洪秀柱、吴伯雄和新党主席郁慕明等相继到来。然我却感觉，高平炎帝除了在当地叫响之外，在山西其他地方的影响好像还不如在台湾。这个文化现象有点奇怪。
六、神奇的米山风洞及其他
米山风洞位于高平县米山镇的北朱庄村，在当地妇孺皆知。据说此洞“三天吹风，三天吸风，三天停风”，颇为神奇。《辑要》亦记载：“县东南十里，风出洞恒三日，入洞恒三日。”清康熙年间泽州知府朱樟看过风洞后，深感惊异，当场赋诗一首：“噫气泄土囊，一窍主耗溢。三日先吟风，自口吐而出。三日倒纳风，张口咽而入。呼吸如有神，洞内涉怪谲。”开国大将黄克诚、中组部副部长李锐等看后亦无不啧啧称奇。更有游观者慨叹：“中华大地一奇观，吞吐自如数百年。”
由于风洞之神奇，竟演绎出一个神奇的传说来。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时，“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败于黄帝，向西逃窜，却被太行山堵住去路。蚩尤使出土遁法，潜入山底。黄帝遂拿出五色旗祭祀，运用神功，将蚩尤压在了高平境内的七佛山下，让其永世不得出山。蚩尤被压山下，只留一个小孔通到地面，可得呼吸。蚩尤一呼、一吸、一喘间，需阳世人间三天三夜。
米山风洞虽不像传说中那样的由来，风出风入也不再如记载中的那样规律，但毕竟作为一种神奇的自然现象而引起人们的好奇，并由此渐渐形成为当地的一个景观。记得小时候听大人讲，风洞上原是压了一个磨盘，通过磨盘中间的眼出风和入风。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人们在此处修起了一座风神庙，将风洞置于风神庙内，磨盘也换成了一个大龙头，龙头的嘴成了风的通道。
除神奇的风洞外，《辑要》还记载了其他奇异之事，兹列一二。其一，汉代的“费长房，修真高平县之南山，有提壶卖药翁，日行市中，入壶以憩。长房见而异之，礼为师。翁曰：孺子可教，并引壶中，绝非人境。遂予竹杖及缩地法，数千里倾刻可至，后不知所终”。说的是东汉时期的费长房，在高平县南山修道。有一天，看到一位提壶卖药的老翁，行至市中，跳入壶中休息。费长房见后惊异，遂揖礼拜师。老翁说“孺子可教”，并将费长房引入壶中仙境，又赠予竹杖、教其缩地法，“数千里倾刻可至”。此费氏可非凡人，著名典故“悬壶济世”即源自于他。其二，唐代的“李通敏，高平人，学辟谷，去妻子，隐于西山，不入城市，年逾百岁，无疾终。后有遇于王屋者”。说的是唐代的读书人李通敏，李唐皇族后裔，号游仙。他弃科举，学辟谷，离开妻子，隐于西山，活了一百多岁，无疾而终。后有人在王屋山又遇见了他，竟仪貌如生。现在高平境内的游仙山、游仙井都是藉他而名。还有因他而建的游仙寺，更成为今天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寺始建于唐，北宋淳化年间(990-994)重建，后历代屡有修葺，寺内现存一通清乾隆十七年（1752）的《重修游仙寺碑记》记述了有关历史。费长房修真也好，李通敏辟谷也好，如此等等，亦庄亦谐、亦史亦闻，无不为高平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平添一抹亮彩。
近读乾隆《山西志辑要》（下称《辑要》）卷七，其中关于古泽州府高平县的历史沿革和风土人情的记述，有一些知识和故事是过去不甚了解或未曾关注的，讵料竟阅之如饴，颇觉有益亦有趣。故撷取一二，以飨同好。
一、泽州府与高平郡
泽州府是今晋城市的前身，春秋时是晋国属地，战国时属韩、赵两国；到了秦朝实行郡县制后，始为上党郡高都县；晋代升为建兴郡，北魏“罢郡置建州”；到了隋朝，改建州为泽州……至清雍正六年（1728）“升为府”。泽州府下辖凤台、高平、阳城、陵川、沁水五县。
高平（长平）位于山西东南部、泽州盆地北端、太行山西南边缘，自古以来为战略要地。战国时的长平之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最早、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大型歼灭战，秦昭襄王曾亲临高平；发生在五代的高平之战，是后周和北汉、契丹联军之间进行的一次关键性战役，也是五代十国时期最为重要的一次决战，后周皇帝柴荣曾率军亲征，宋太祖赵匡胤当时是后周禁军将领，在此战中崭露头角、立下汗马功劳；唐玄宗早在做潞州别驾时就到过高平，做皇帝后又多次莅临高平巡察，十分看重高平的地理优势和战略支点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泽州域内曾两设高平郡：一是北周建德三年（574），并高都郡、长平郡为高平郡；二是唐天宝初，泽州改称高平郡。然此高平非今之高平也。因北魏改置建州时，治高都城，辖高都、长平、安平、泰宁四郡；北周更是将高都郡、长平郡合为高平郡。我想，此“高平”应是取义高都之“高”及长平之“平”。
二、长平郡和盖州
高平在战国时为赵国属地，谓“长平”，有曰“长平邑”。著名的长平之战即发生于此。汉朝设为泫氏县，延袭至晋；北魏置长平郡，领高平、泫氏二县；北齐时，泫氏并入高平，属高都郡。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改泽州为长平郡。此长平郡和北魏长平郡不是一个概念。隋义宁二年（618），长平郡复改为泽州。到了唐朝，高平一度“于县置盖州”。至贞观初，高平又从盖州改回高平县，隶属泽州。此后，五代、宋、金、元、明等皆此。
唐朝置盖州，在唐高祖立唐之初。因殷商时高平曾为盖国属地，盖州即可能由此而得名。当时，盖州领丹川、盖城、陵川、高平四县，治所在高平米山（即今高平市米山镇）。米山在春秋战国已成集镇，是长平之战赵军的指挥中心。据传，赵国老将廉颇曾“积米于此”，故名米山。《辑要》亦有此说，称米山在“县东十里，赵将廉颇积米于此，土人名大粮山”，并称其为泽州和潞州之要冲，“商贾辏聚，百货咸集”。
盖州虽然设置时间不长，唐贞观元年（627）即复并于泽州，但作为地名却流传了下来。比如《水浒传》说的是北宋末年的事，仍多有提及盖州。该书第九十一回《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中描写道：宋江统兵征剿田虎。先是卢俊义率花荣、李逵、鲁智深等一举夺得陵川、高平，继则宋江来到高平，“即日与吴用、卢俊义商议如今当去打哪个州郡”。吴用道：“盖州山高涧深，道路险阻，今已克了两个属县，其势已孤。当先取盖州……”宋江道：“先生之言，正合我意。”遂传令柴进同李庆去守陵川，替回花荣等六将前来听用，史进同穆弘守高平。次日，花荣等已到。宋江即兵分五路，“杀奔盖州来，却似龙离大海，虎出深林。正是：人人要建封侯绩，个个思成荡寇功。毕竟宋江兵马如何攻打盖州，且听下回分解”。
三、城高三丈五
古代的城墙是有一定规制的，但就其高度而言并不十分严格，尤其不同朝代差距甚大。比如，唐朝都城的长安城墙高度只有6米，也就是一丈八；北宋时，东京汴梁的城墙高达四丈，超13米；北京的明城墙，据《顺天府志》记载，“下石上砖，共高三丈五尺五寸”；清朝开封的古城墙高度为11.3米，即三丈四。一般说来，都城的城墙最高，别的城都要比都城矮，城墙高度多为8～10米。
及于高平城墙，《辑要》载明，“城周四里，高三丈五尺”。高平城不大，城高三丈五可算是够高的了，这与当时的太原府、潞城府的城墙一样高。同在山西的平遥城要比高平城大得多，明洪武三年（1370），平遥城的扩建奠定了现存城墙高“三丈二尺”的基本形制，明清两代先后有20多次维修，城墙高度基本保持在10米左右。不过在乾隆年间，不知何故，山西竟有不少城墙高得出奇。据《辑要》记载，平遥城城墙“高三丈八尺”、交城城墙“高四丈余”自不在话下，惟翼城县的城墙“高六丈”令人惊异，许是地势所就“四面悬崖"之故，亦不可知。
“惟城围民，惟池围城”。“池”是“城”的屏障，故常以“护城河”称。《辑要》亦载明，高平城“池深一丈”，应不谓不深。然而，若较翼城的“池深数丈”，则不可同日而语。翼城也太个例了。
四、丹水流长
丹河是黄河北岸沁河最大的支流，古称泫水、丹水等，全长160多公里，流经晋城市和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因发源于高平丹朱岭，故名。
丹朱岭，位于高平北45里，是长治市与晋城市的界山。丹朱是中国上古部落联盟首领尧的长子。相传，因为丹朱不肖，尧把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让给了舜。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说：“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以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关于丹河名称的来源，还有一个流传较广的说法是：2000多年前战国时代的长平之战中，秦军坑杀赵卒40万，河水被血染红而得名。此说见晋代程玑的《上党记》。《上党记》载言：“秦坑赵众，流血成河，由是俗名为丹水。”
今读《辑要》，始知还有一说，即“丹河源出发鸠山，经县境自西北而东南，入凤台县境，合白水泻于沁，上党诸山之水建瓴而下，暴雨辄涨二三丈，涌赤土，水色如丹”。因“涌赤土，水色如丹”而名丹河，此说其实早有流布，如清初的《读史方舆纪要》就明言：丹水每遇暴雨，“浮沙赤赭，水流如丹，因名。”如此等等，只是我孤陋寡闻，未曾关注而已。
不仅于此，《辑要》引发我兴趣的还在于它所披示的有关丹河的其他一些有趣的信息。
一是“丹河石堤高十八丈，长六百尺”。这个大坝究竟建在什么位置不得而知，但就它的体量来说，高60米、长200米，也可算是庞然大物了，尤其是“高十八丈”，使人惊奇。
二是历史上曾多水患，“暴雨辄涨二三丈"。在我的印象中，高平和山西省内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属于干旱缺水的地区，不说十年九旱也差不多，起码以前我看到的丹河每年都有断流。没想到历史上居然也曾水患连连，河水竟“辄涨二三丈”。难怪《辑要》记述，早在唐贞元年间，县令明济就曾“濬治丹河，免民于水患”。
三是丹河边上有个“龙曲村”。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们家从城里搬到了乡下，其中在县城往南四五里的龙渠村住了几年。《辑要》所提“龙曲村”不知是不是就是现在的龙渠村。若按《辑要》的描述，县城附近有一个浚水桥，此桥应修于明代。那时，由于“多水患”，邑令李桢“凿濠引水，由南之东，抵龙曲村，会丹河，因筑此桥于关外，以通往来”。这里描述的一些内容倒与龙渠村暗合。巧的是，龙渠村村北头还真有座桥（桥的北边紧挨着就是桥北村），这座桥不是横跨丹河，而是与河的流向顺行。桥下深深的桥洞，一端通向丹河，一端连着桥北村南侧的沟渠，显然有“浚水”的功能。由于该桥正位于丹河的一个拐弯处，弯道又有点急，因此夏季发大水时这里常会呈现洪水滔滔的景象。这个时候，便会有数以百计的村民站在桥头岸边看热闹，而最有看头的是捞“浮财”——一些青壮汉子在滚滚河水中打捞上游漂下来的庄稼、木材、家畜等。在《辑要》中读到这段“引水”“筑桥”的内容时，我的眼前便浮现出小时候挤在桥头“看热闹”的情景，心里却寻思着这桥会不会就是当年的“浚水桥”呢？
四是李贺有诗写丹河。据传，写丹河的诗很多，如：“丹水流衍曲如带，风皱罗纹听管弦”（[唐]《硖石山杨夫人摩崖诗刻》）；“春游丹水上，花木弄粉黛”（[宋] 梅尧臣《寄怀刘使君》）；“太行北麓近，丹流东逝深”（[明]杨慎《过河内作》）；“王屋山光邀去鸟，丹河水色舞蜻蜓”（[明]傅淑训《青莲寺》）；“清化近覃怀，沟渠引丹水”（[清]乾隆《清化镇》）等等。这些诗寄情山水，亦不失为佳句，但《辑要》唯引唐代大诗人李贺的名句“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铜花”（《长平箭头歌》），目之却叫人心头一震，顿觉穿越两千年，仿佛体味到那场战争的惨烈、悲怆和凄惋。而李贺这首诗名为《长平箭头歌》，也直白得很。“长平”和“箭头”都是地名， 但在此合用之，便不再是地名，所“歌”者乃长平之战也。
五、炎帝陵和神农庙
众所周知，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的部落首领，和黄帝并称华夏始祖。相传，炎帝发明耒耜、教民稼穑，遍尝百草、发明医药，因此号神农氏。
关于炎帝故里，时下有六地之争，即陕西宝鸡、湖南炎陵、湖北随州、山西高平、河南柘城、湖南会同。然而这“六地之争”却未必冲突。现在较为趋近一致的一个观点是：炎帝出生于陕西宝鸡姜水之岸，后又迁徙到湖北、湖南、山西等地，在多地活动均为故里。而且很多人认为炎帝不止一位，因此炎帝陵便不止一处。比如有观点主张，宝鸡的炎帝陵是第一代陵，炎陵县（原酃县）的炎帝陵是第八代陵。
高平也有炎帝陵，《辑要》记载：“上古炎帝陵，相传在县北四十里换马镇，帝尝五谷于此，后人思之，乃作陵。陵后有庙，春秋供祀。”又说，依县志，“炎帝陵在湖广衡州府酃县康乐乡，此特其虚塚云”。乾隆时“虚塚”说可以理解，但令前人没有想到的是，200多年后在高平发现了炎帝陵石碑，而且是目前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炎帝陵石碑。该碑刻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孟夏吉旦”。它的发现，显然对高平炎帝陵的“虚塚”说有所消弱。
不仅如此，在高平境内与炎帝神农氏有关的遗址遗迹众多，羊头山上的神农城、神农井、神农泉、五谷畦、耒耜洞，炎帝行宫、炎帝寝宫、神农庙、五谷庙等30余座庙宇院落，还有记载有关炎帝事迹的碑碣100余通。其中关于神农庙，《辑要》记载：“神农庙，一在羊头山，曰上庙，为神农尝五谷处；一在换马镇，曰中庙，有神农遗塚；一在东关，曰下庙。”中庙之所在换马镇即今天的神农镇，而神农镇不过是复名历史上有过的“神农乡”而已。现藏于羊头山神农庙、勒石于唐天祐七年（910）的一块碑石上，就清晰刻有“神农乡”字样，说明“神农乡”最迟在唐代已经出现。在现存碑碣中，2003年5月16日在羊头山神农城下的五谷畦发现的《羊头山五佛碑》，为北齐天保二年（551）之物，是目前国内记载神农炎帝遗迹最早的石刻文字。
据专家介绍，有关炎帝神农氏的遗存在高平发现最多，实物和文字记载的年代也最早，但由于陕西和湖南等地的炎帝文化发掘较早，声名远播，高平炎帝陵的影响远不及前者。即使山西本省的文化学者，每每说起山西文明的久远，也几乎总是言必称尧舜，不知有神农。尽管近几年来高平炎帝陵一年一度的拜祖活动有些声势——有几十个国家的海外华人前来寻根祭祖，尤其是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洪秀柱、吴伯雄和新党主席郁慕明等相继到来。然我却感觉，高平炎帝除了在当地叫响之外，在山西其他地方的影响好像还不如在台湾。这个文化现象有点奇怪。
六、神奇的米山风洞及其他
米山风洞位于高平县米山镇的北朱庄村，在当地妇孺皆知。据说此洞“三天吹风，三天吸风，三天停风”，颇为神奇。《辑要》亦记载：“县东南十里，风出洞恒三日，入洞恒三日。”清康熙年间泽州知府朱樟看过风洞后，深感惊异，当场赋诗一首：“噫气泄土囊，一窍主耗溢。三日先吟风，自口吐而出。三日倒纳风，张口咽而入。呼吸如有神，洞内涉怪谲。”开国大将黄克诚、中组部副部长李锐等看后亦无不啧啧称奇。更有游观者慨叹：“中华大地一奇观，吞吐自如数百年。”
由于风洞之神奇，竟演绎出一个神奇的传说来。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时，“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败于黄帝，向西逃窜，却被太行山堵住去路。蚩尤使出土遁法，潜入山底。黄帝遂拿出五色旗祭祀，运用神功，将蚩尤压在了高平境内的七佛山下，让其永世不得出山。蚩尤被压山下，只留一个小孔通到地面，可得呼吸。蚩尤一呼、一吸、一喘间，需阳世人间三天三夜。
米山风洞虽不像传说中那样的由来，风出风入也不再如记载中的那样规律，但毕竟作为一种神奇的自然现象而引起人们的好奇，并由此渐渐形成为当地的一个景观。记得小时候听大人讲，风洞上原是压了一个磨盘，通过磨盘中间的眼出风和入风。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人们在此处修起了一座风神庙，将风洞置于风神庙内，磨盘也换成了一个大龙头，龙头的嘴成了风的通道。
除神奇的风洞外，《辑要》还记载了其他奇异之事，兹列一二。其一，汉代的“费长房，修真高平县之南山，有提壶卖药翁，日行市中，入壶以憩。长房见而异之，礼为师。翁曰：孺子可教，并引壶中，绝非人境。遂予竹杖及缩地法，数千里倾刻可至，后不知所终”。说的是东汉时期的费长房，在高平县南山修道。有一天，看到一位提壶卖药的老翁，行至市中，跳入壶中休息。费长房见后惊异，遂揖礼拜师。老翁说“孺子可教”，并将费长房引入壶中仙境，又赠予竹杖、教其缩地法，“数千里倾刻可至”。此费氏可非凡人，著名典故“悬壶济世”即源自于他。其二，唐代的“李通敏，高平人，学辟谷，去妻子，隐于西山，不入城市，年逾百岁，无疾终。后有遇于王屋者”。说的是唐代的读书人李通敏，李唐皇族后裔，号游仙。他弃科举，学辟谷，离开妻子，隐于西山，活了一百多岁，无疾而终。后有人在王屋山又遇见了他，竟仪貌如生。现在高平境内的游仙山、游仙井都是藉他而名。还有因他而建的游仙寺，更成为今天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寺始建于唐，北宋淳化年间(990-994)重建，后历代屡有修葺，寺内现存一通清乾隆十七年（1752）的《重修游仙寺碑记》记述了有关历史。费长房修真也好，李通敏辟谷也好，如此等等，亦庄亦谐、亦史亦闻，无不为高平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平添一抹亮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