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壤孤本康熙《荣县志》的发现
发布时间：2019-04-10 点击数：2322
中国的地方志在世界文化的视野里，是一种类型独特的史地学著作。方志的编修，历来是时盛时衰。方志版本的流传，也是存佚不一。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全国共存民国之前旧志8200种以上。其数量庞大固然可观，但存佚，或失传者也不在少数。现代以来，对地方志版本及馆藏的考录，民国时期有朱士嘉先生的《中国地方志综录》。1985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为中国大陆各文献机构存藏旧志的全面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志编纂的兴起和对旧志研究广泛开展，又有为数很少未经目录记载的旧志版本被发现，每一种旧志的“复出”，都是一次极有价值的发现。同时期，大陆之外收藏的中国稀见方志，也通过考录著作得到反映，或已影印出版。在历经“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搜讨之后，是否还有未经著录的旧志出现，也越来越可期待。
出自西南，三百年后现身西北
正是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四川历代旧志目录》未著录、大陆之外的文献机构未见收藏，台湾《数位典藏》联合目录、《中国数字方志库》均无记载的清康熙版《荣县志》，却突然“复活”于世。
康熙《荣县志》出版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迄今整整329年。此前对它不仅从未见过馆藏记录，专门研究者也一向以“佚志”视之。如国内明清史专家周绍泉先生的《绍熙府设置年代及所辖州县之我见》说：“黄大本在乾隆《荣县志?沿革》补遗篇追记‘绍定六年二月丁亥升府’，并注明这段记载来自刘世璋旧志（即康熙《荣县志》，该书已佚）”。
康熙《荣县志》是甘肃一位藏友去年与朋友在山西介休张兰镇古玩交流会上得到的。书册前后用旧信纸草草粘糊，书名页、目录、舆图、序、凡例等久已脱失，正文也有缺页。书边风化磨蚀，书口干裂，以至于无页不开而无页不蜷曲，有如絮片散飞之状。状况之差，是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的。这种干裂蜷曲的状态说明是长期流散于西北地区的结果。但问题是，荣县在四川省的南部，而旧志却存身于西北，两地遥不相及，这其中究竟有些什么特别的因缘呢？
一些痕迹似乎流露出此册古籍的特别之处，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在卷三《士宦志》“知县”有不接上页空行的一页补刻，续记了高弘贤、陈士献（康熙三十四年任职）二人。又有墨笔补记续任的职官、选举人物，下限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此外，还有两页补抄，用纸与刊本一致。这些让我们对这部旧志的传藏有了基本的判断：原藏者对此册极为珍视，身份或与志书的编纂相关。之后，他因为调职或赴任，离开地处川南的荣县，远赴西北之地。多年之后，藏家逝去，此《荣县志》不知自何时起流散民间，就此一直无人理会，且日益残损剥落。正是民间收藏风气的兴起，此书终于露面，只不过是来得太迟。
古籍“蓬首垢面”的外表之下，却是不能掩其“金玉”之质，因为这是天壤间的一部孤本。
康熙《荣县志》的编纂
康熙《荣县志》卷端题名反映出主修与主纂者的责任：“嘉定州荣县知县韩荩光校阅，井研摄荣县知县朱大任重校，嘉定州荣县知县易其极增定”，另有“训导赵发祥订正，典史屠之烘监梓”。具体的编纂者则有：“举人刘世璋纂修，举人刘容参订”。卷一封域志，下设星野、沿革、疆理、山川、古迹、地利、物产、赋役、风俗各目。卷二建置志，下设城池、县治、学校、文庙、祀祠、公署、宫室、坊市、集场、桥梁、寺观各目。卷三士宦志，下设官师、选举、人物三目。卷四为艺文志，含制诰、古碑记、古诗行三目。
到了乾隆年间，《荣县志》重修，将康熙《荣县志》卷前朱大任、易其极、刘世璋的三篇序文以及《凡例》《纂志姓氏》原文转录，因此得以考察康熙志编纂的始末。据刘世璋序文记载，康熙二年（1663年），他发现了一部明代万历甲戌（万历二年，1574年）编纂的旧志：“春日山游，忽得甲戌抄本于农家，喜不自禁。惜乎毁于风雨虫鼠，类多残缺，又不无往迹湮沉之感。”到了康熙二十三年秋，“邑侯韩公访余邑志，余日废簏中有抄本四卷，乱离后所仅得者，编摩之亦可为吾荣一部掌故观。公借览之。见精而核，严而有体，旋有志于校刊。”于是以万历甲戌志为底本，增补延续至康熙二十五年的史实。其间先后经三任知县主持，康熙《荣县志》编纂完成并出版。
木活字印本
康熙《荣县志》四卷，9行19字，四周双边，开本高26厘米，宽18厘米。版框高21厘米，14厘米。纸用蜀地麻料，纤维较粗，也因此能在极为干燥的西北地区留存下来。如果是竹纸印本，又没有好的存身之处，恐怕早己脆裂而片纸无存了。
此书编纂者刘世璋序文落款时间是康熙二十五年的秋七月，是志书编修完成之时。全书以写刻上版。字体大小参差且斜正不一。虽然没发现横置倒卧的情形，但有的字偏斜游离的程度，与雕版刻字明显不符。字划也从未出现交叉的情况，页面有的墨色深浅不一，版框接口与栏线端常见空缝。这些都是活字本的特征。更为明显的是不少版框印迹完全一致（活字本大多用数块边框反复使用），这是刻版书不可能出现的情况。综合这几种特征，可以确定康熙《荣县志》为木活字排印本。
雕版刻本的版片可长期保留而多次重印。活字本刊刷时数量本来就很有限，而且拆版后即告完结，因此留下的几率更少。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出现了蜀地无存而在山西存留一部这“命悬一线”的孤危之状。
现存《荣县志》的“祖本”
荣县修志历史始于唐代邑人王禹，而“往志散失”。笔者据《舆地纪胜》，知宋代先后有（荣州）《旧经》《荣州图经》《荣州志》，至明代已不存。明代正统和嘉靖年间，地方相继纂志而未成。到了万历二年（1574年）续修成志，至崇祯九年（1636年）又经邑人简敕增修。清代一朝，《荣县志》历经四次纂修，见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的有乾隆、嘉庆、道光三个版本。乾隆志仅故宫、南京图书馆各藏一部（分别收录于《故宫珍本丛刊?四川府州县志》《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嘉庆志完整的也仅一部，收藏于四川省图书馆，另一残册存湖南省图书馆。明清易代，荣县文献残毁散佚之情见于刘世璋序文：“无何甲申来，酷于兵燹，虽有邺架亦不免焉，区区邑志存者几希”。如果刘世璋当时未能访得仅存一册抄本的万历甲戌志，修志则无所本。即使可以据其他文献（如府志、省志等）采录，但内容确定不如县志记载的详细。陈光贻先生《稀见地方志提要》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所谓省府州县志书，县至下焉，为地未甚广，纪载较详；为省府修志所取材焉，故县志为地方志之基础。”而如果一个地方出现修志的时代断层，则史实必然缺略。宋代总志《舆地纪胜》记载全国许多地方普遍编修方志，而留存至今者绝少。即使由其他典籍传录下来宋代旧志的片言只语，也往往有为明、清纂修志书失载之例。从康熙《荣县志》的内容看，所据万历旧志记载了不少宋代的内容，或者说直承宋代旧志。康熙《荣县志》当是现存《荣县志》的祖本。它承上而启下，接续明代自万历二年至清康熙二十五年的地方史实。至乾隆续修《荣县志》，内容、体例、卷目依承康熙《荣县志》而延伸和扩展。尔后有嘉庆志，有道光志，有民国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两部新编《荣县志》。一方文献之传承，始于艰危，而修志则代有新编。
《佚志目录》为何未记录康熙志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历代旧志目录》（2011年4月出版）中，其《现存目录》记载了乾隆、嘉庆、道光和民国《荣县志》四种。所附的《佚志目录》却没有记载康熙《荣县志》。本来，据乾隆《荣县志》引录的前志内容，足以说明康熙志编纂并出版的事实。既然未见馆藏著录，则当入佚志目录。及阅看此书前言，知其所以。书目记录馆藏（存世）方志，是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同时参考《四川省地方志联合目录》《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还有四川省各单位、各地的存藏。至于《佚志目录》的记载，是依据张国淦先生的《中国古方志考》。此书考录的只是宋元时期之前的方志，而明、清时期各地编纂的方志散佚不传的数量其实不在少数。事实上，《佚志目录》是因为失考的原因，才未将康熙《荣县志》纳入佚目。
旧志的考录，历代有之。如果从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计起，80年以来从未“谋面”的康熙《荣县志》终于“回归”。中国旧志目录里再增加一种存世孤品，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
出自西南，三百年后现身西北
正是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四川历代旧志目录》未著录、大陆之外的文献机构未见收藏，台湾《数位典藏》联合目录、《中国数字方志库》均无记载的清康熙版《荣县志》，却突然“复活”于世。
康熙《荣县志》出版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迄今整整329年。此前对它不仅从未见过馆藏记录，专门研究者也一向以“佚志”视之。如国内明清史专家周绍泉先生的《绍熙府设置年代及所辖州县之我见》说：“黄大本在乾隆《荣县志?沿革》补遗篇追记‘绍定六年二月丁亥升府’，并注明这段记载来自刘世璋旧志（即康熙《荣县志》，该书已佚）”。
康熙《荣县志》是甘肃一位藏友去年与朋友在山西介休张兰镇古玩交流会上得到的。书册前后用旧信纸草草粘糊，书名页、目录、舆图、序、凡例等久已脱失，正文也有缺页。书边风化磨蚀，书口干裂，以至于无页不开而无页不蜷曲，有如絮片散飞之状。状况之差，是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的。这种干裂蜷曲的状态说明是长期流散于西北地区的结果。但问题是，荣县在四川省的南部，而旧志却存身于西北，两地遥不相及，这其中究竟有些什么特别的因缘呢？
一些痕迹似乎流露出此册古籍的特别之处，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在卷三《士宦志》“知县”有不接上页空行的一页补刻，续记了高弘贤、陈士献（康熙三十四年任职）二人。又有墨笔补记续任的职官、选举人物，下限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此外，还有两页补抄，用纸与刊本一致。这些让我们对这部旧志的传藏有了基本的判断：原藏者对此册极为珍视，身份或与志书的编纂相关。之后，他因为调职或赴任，离开地处川南的荣县，远赴西北之地。多年之后，藏家逝去，此《荣县志》不知自何时起流散民间，就此一直无人理会，且日益残损剥落。正是民间收藏风气的兴起，此书终于露面，只不过是来得太迟。
古籍“蓬首垢面”的外表之下，却是不能掩其“金玉”之质，因为这是天壤间的一部孤本。
康熙《荣县志》的编纂
康熙《荣县志》卷端题名反映出主修与主纂者的责任：“嘉定州荣县知县韩荩光校阅，井研摄荣县知县朱大任重校，嘉定州荣县知县易其极增定”，另有“训导赵发祥订正，典史屠之烘监梓”。具体的编纂者则有：“举人刘世璋纂修，举人刘容参订”。卷一封域志，下设星野、沿革、疆理、山川、古迹、地利、物产、赋役、风俗各目。卷二建置志，下设城池、县治、学校、文庙、祀祠、公署、宫室、坊市、集场、桥梁、寺观各目。卷三士宦志，下设官师、选举、人物三目。卷四为艺文志，含制诰、古碑记、古诗行三目。
到了乾隆年间，《荣县志》重修，将康熙《荣县志》卷前朱大任、易其极、刘世璋的三篇序文以及《凡例》《纂志姓氏》原文转录，因此得以考察康熙志编纂的始末。据刘世璋序文记载，康熙二年（1663年），他发现了一部明代万历甲戌（万历二年，1574年）编纂的旧志：“春日山游，忽得甲戌抄本于农家，喜不自禁。惜乎毁于风雨虫鼠，类多残缺，又不无往迹湮沉之感。”到了康熙二十三年秋，“邑侯韩公访余邑志，余日废簏中有抄本四卷，乱离后所仅得者，编摩之亦可为吾荣一部掌故观。公借览之。见精而核，严而有体，旋有志于校刊。”于是以万历甲戌志为底本，增补延续至康熙二十五年的史实。其间先后经三任知县主持，康熙《荣县志》编纂完成并出版。
木活字印本
康熙《荣县志》四卷，9行19字，四周双边，开本高26厘米，宽18厘米。版框高21厘米，14厘米。纸用蜀地麻料，纤维较粗，也因此能在极为干燥的西北地区留存下来。如果是竹纸印本，又没有好的存身之处，恐怕早己脆裂而片纸无存了。
此书编纂者刘世璋序文落款时间是康熙二十五年的秋七月，是志书编修完成之时。全书以写刻上版。字体大小参差且斜正不一。虽然没发现横置倒卧的情形，但有的字偏斜游离的程度，与雕版刻字明显不符。字划也从未出现交叉的情况，页面有的墨色深浅不一，版框接口与栏线端常见空缝。这些都是活字本的特征。更为明显的是不少版框印迹完全一致（活字本大多用数块边框反复使用），这是刻版书不可能出现的情况。综合这几种特征，可以确定康熙《荣县志》为木活字排印本。
雕版刻本的版片可长期保留而多次重印。活字本刊刷时数量本来就很有限，而且拆版后即告完结，因此留下的几率更少。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出现了蜀地无存而在山西存留一部这“命悬一线”的孤危之状。
现存《荣县志》的“祖本”
荣县修志历史始于唐代邑人王禹，而“往志散失”。笔者据《舆地纪胜》，知宋代先后有（荣州）《旧经》《荣州图经》《荣州志》，至明代已不存。明代正统和嘉靖年间，地方相继纂志而未成。到了万历二年（1574年）续修成志，至崇祯九年（1636年）又经邑人简敕增修。清代一朝，《荣县志》历经四次纂修，见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的有乾隆、嘉庆、道光三个版本。乾隆志仅故宫、南京图书馆各藏一部（分别收录于《故宫珍本丛刊?四川府州县志》《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嘉庆志完整的也仅一部，收藏于四川省图书馆，另一残册存湖南省图书馆。明清易代，荣县文献残毁散佚之情见于刘世璋序文：“无何甲申来，酷于兵燹，虽有邺架亦不免焉，区区邑志存者几希”。如果刘世璋当时未能访得仅存一册抄本的万历甲戌志，修志则无所本。即使可以据其他文献（如府志、省志等）采录，但内容确定不如县志记载的详细。陈光贻先生《稀见地方志提要》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所谓省府州县志书，县至下焉，为地未甚广，纪载较详；为省府修志所取材焉，故县志为地方志之基础。”而如果一个地方出现修志的时代断层，则史实必然缺略。宋代总志《舆地纪胜》记载全国许多地方普遍编修方志，而留存至今者绝少。即使由其他典籍传录下来宋代旧志的片言只语，也往往有为明、清纂修志书失载之例。从康熙《荣县志》的内容看，所据万历旧志记载了不少宋代的内容，或者说直承宋代旧志。康熙《荣县志》当是现存《荣县志》的祖本。它承上而启下，接续明代自万历二年至清康熙二十五年的地方史实。至乾隆续修《荣县志》，内容、体例、卷目依承康熙《荣县志》而延伸和扩展。尔后有嘉庆志，有道光志，有民国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两部新编《荣县志》。一方文献之传承，始于艰危，而修志则代有新编。
《佚志目录》为何未记录康熙志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历代旧志目录》（2011年4月出版）中，其《现存目录》记载了乾隆、嘉庆、道光和民国《荣县志》四种。所附的《佚志目录》却没有记载康熙《荣县志》。本来，据乾隆《荣县志》引录的前志内容，足以说明康熙志编纂并出版的事实。既然未见馆藏著录，则当入佚志目录。及阅看此书前言，知其所以。书目记录馆藏（存世）方志，是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同时参考《四川省地方志联合目录》《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还有四川省各单位、各地的存藏。至于《佚志目录》的记载，是依据张国淦先生的《中国古方志考》。此书考录的只是宋元时期之前的方志，而明、清时期各地编纂的方志散佚不传的数量其实不在少数。事实上，《佚志目录》是因为失考的原因，才未将康熙《荣县志》纳入佚目。
旧志的考录，历代有之。如果从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计起，80年以来从未“谋面”的康熙《荣县志》终于“回归”。中国旧志目录里再增加一种存世孤品，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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