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刻书述评（陈香白）
发布时间：2019-03-16 点击数：2283
考潮州刻书，似可上溯至唐《唐集叙录》载，朱熹校《昌黎先生外集》题识云：“惟只夏卿以为《明水赋》、《通解》、《崔虞部书》、《河南同官记》皆见于赵德《文录》，计必德亲受于文公者，比他本最为可信。而李汉不以人集，则疑凡外集所载，汉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也”又，方菘卿（莆田人，宋孝宗时尝知台州）撰《韩集举正》淳熙己酉(1189)刊于南安。此书一出，传为善本方自序云：“校订韩集，旁取赵德《昌黎文录》……参互证征”。又，宋本《五百家注释韩昌黎全集》之“韩集所收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开列唐代姓名之三便为“天水赵氏，名德，编集韩文，号《文录》，有序”，之四为“陇西李氏，名汉，字南纪，编集并序”又，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 三》有云：“杭本（指嘉佑七年杭州刻本）并无目录……赵德之序文录列于李汉之先。”据以上引文，可供证征者三：
一、赵德编《昌黎文录》早于李汉之《昌黎先生集》
赵德，潮州海阳人，学者称“天水先生”韩愈刺潮时，聘之摄海阳尉，主持州学他在韩愈生前，便集韩文七十二篇，成《昌黎文录》，其中之《明水赋》等尚为李本所缺者李汉是韩愈门生，于韩愈逝世后，在唐穆宗长庆四年（824）编《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可见五百家注韩集，赵希弁读书附志将赵德列于李汉之前是至为恰切的
二、迟至宋淳熙间，赵德之《昌黎文录》犹存
三、《昌黎文录》虽属选本，然有目有序，体例完备；且因其“亲受于文公”，“比他本最为可信”，故屡被后学用于参校
那么，赵德之《昌黎文录》究竟属抄本还是刻本呢？惜上述引用之书皆无明说笔者就其流传之广之长，且屡被后学用于参校的事实推断，《昌黎文录》很可能为刻本。
宋代，潮州刻书业可谓盛矣！除“岁久浸灭、多不复存者”外，彼时新旧刻板，计有经书《吕氏易集解》、《春秋集传或问向》、《孟子说》等十种，史书《通鉴总类》、《新修潮阳图经》、《三阳讲义》、《汉隽》等四种，子书《瘴论》、《治未病方》、《备急方》等六种，集书《赵忠简集》、《许东涧应龙集》、《北门集》、《镰溪大成集》等十四种；凡三十四种，共一万零八百九十板内容丰富，形式各别，出版业之发达当可一窥全豹又，《三阳志 历代序文》载常祎《潮州图经序》，其中提及“锓版郡斋”事，当知此时期之州治内也置刻书之专门机构
值得注意的书有《朱文公论孟或问》、《朱文公中庸辑略》、《北溪字义》等。朱熹用理学家的思想解释《四书》，影响颇大。陈淳字安卿，学者称北溪先生，是朱熹晚年的人室弟子朱熹生前曾说：“吾道喜得陈淳”而陈淳的《北溪字义》正是按照朱熹的观点解释《四书》等儒家经典中的概念和范畴的。这些研究朱熹派理学思想的重要资料之刊行，可证宋时理学早已在潮州流布，为明代理学盛行岭南开其先河。
医药书籍之刊印，确需较高水平药物使用，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刻板务必保证无误《备急方》、《治未病方》刊布，正可反映出版水平
《三阳志》所载集部之《韩文公集》，还分大字、中字、考异三种。其实，宋代潮本韩集除上述三种外，尚有大观（宋徽宗年号）初年刘允（海阳东津人，绍圣四年进士）“以郡昌黎庙香火钱刊行”的小字本《昌黎先生集》绍兴九年（1139)，刘允之子刘昉
（宣和六年进士，官至龙图阁学士，俗称“刘龙图”）依旧集重刊，并作《序》一篇。这篇《序》保存在潘祖荫之《滂熹斋藏书记 卷三》中①南宋陈知柔曾有《读潮本韩集》诗问世；反映知名学者对潮刻本之重视程度综上所述，终宋一代，有史可稽者，潮州刻韩集便有大字、中字、小字、考异四种；而小字本复有大观、绍兴二种。足证彼时刻书业之盛。惜乎万曼《唐集叙录 昌黎先生集》②在谈宋刻时，只简单地提到方裕卿撰《韩集举正》，“对于当时刊行的杭监本、潮本、袁本也都涉及”。但对潮本之具体情况则未见介绍，似嫌疏略。
《林贤良草范集》（五十板）系林贤良著作。林贤良即林巽，潮州海阳人。宋仁宗天圣年间曾应试，因对策鲠切忤权贵，主司不敢取。庆历间，他投匦进书论事。宋仁宗阅后，惊叹其才，特授徐州仪曹他却辞官不就，归故里读易著书。乡人尊称这为“草范先生”《林贤良草范集》乃州人著作镂板之最先例
《三阳志》不单开列了三十四种书的书名、板数，而且注明各雕板的储藏地点大字《韩文公集》并考异等十九种藏子城郡治内；《镰溪大成集》等三种藏濂溪书院内；《朱文公论孟或问》等九种藏郡学内以上三十一种属旧板新刊者有《元城刘忠定公集》、《春秋辨传》、《牟心斋读史诗 古瀛丁集》三种，未注明藏板地点新板当刻成于南宋，旧板则可能全部或部份刻成于北宋。
广东著名学者、藏书家徐信符在其《广东板片记略》中断言：“宋代雕刻粤东寂然无闻”；《广东早期的出版业》③在论及宋代刻书时，只字未涉潮州刻书。《广东板刻记事》④也忽略了宋代潮州刻书。于此似可补遗
历朝刻本，大凡可分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地方政府刻的书，当属官刻本，一般以其机关名称呼之。上列宋刻，估计大部分为官刻：藏板郡治内者属州刻本；藏板书院内者属书院本；藏板郡学内者属郡学本。
元代潮州刻本，首先可从府、县志的编修情况中找到些线索
《永乐大典》“潮”字号载，元时所修郡志有《三阳志》、《三阳图志》。林仕猷《潮州府志序》云：“潮郡乘曰《三阳图志》……其板藏于宣圣庙之万卷楼。”元承宋风，州治刻书机关也设，对于郡志之刊印颇为重视。
其次，《补元史艺文志 易类》著录潮阳陈禧《周易例略补释》一卷；光绪《海阳县志》著录海阳陈肃《莲峰集》此外，《补元史艺文志》尚著录潮阳县尹雷杭《周易注解》，然此书是否刻于潮州，则不得而知。
朱明一代，各地政府机关刻本及家刻本颇多。
嘉靖年间，潮州知府郭春震主修潮州府志。动员了教授黄仲阳，教谕宋揖，生员薛良翰、谢以质等十人参与编辑，少府王贵、陈豫章在调任前，也曾致力其事。编辑队伍相当可观嘉靖二十六年（1547）志成，郭春震作序，序中提到：“檄县丞叶文鼎督刻于仰韩堂，少府龙溪陈君令前都谏三山林君庭蟹咸同议襄成”仰韩堂设府学内。终明一代，潮州撰修府志近十次，很可能皆镂板于府学。
不同地区的刻书，大体均具各自风格。然则，潮刻特色何在呢？拟就嘉靖郭志等书述评如次
嘉靖郭志系有注本；书法结构方整，略带颜柳笔意；每页九行，每行二十一字；版心上方有空心鱼尾，下方只画一道横线，把版心分为三栏，上栏刻“潮州府志”四字，中栏上方刻卷数，下方刻页数，下栏无刻字；版心中缝对折处无纵线，在版式上即所谓 “白口”。
隆庆六年（1572)，刻于潮阳的《潮阳县志》也系注本。字体正方，笔画横乎竖直，结构紧密整齐，颇近欧体风格；每页十行，每行十九字；版心上方有实心鱼尾，下方画二道横线，横线内刻页数，鱼尾上面刻书名，鱼尾下面刻卷数；白口。
以上二志均系官刻本，其版式十分接近特别受到人们重视的北宋版
万历四十一年（1613）刻之《东涯集》，系翁拢刊于潮州之家刻本。每页十八行，每行十八字；黑口；字体属典型欧笔，直弯钩很像隶书写法，住笔这一钩，向右顺笔斜出作收，不作趯钩这种版式，较接近于南宋版软字（字体秀劲圆润）黑口的特点。然（东涯集》之潮刻本系重刻本，仍保持着嘉靖三十四年（1555）邹一山首刻本原貌（笔者所见系民国潮阳郭氏双百鹿斋刊本。郭泰棣有跋云：“本集为嘉靖间旧刻，行款古雅，工非草，故文字一仍原本”于此知后刻诸本，皆存嘉靖本原貌，故引以为例）
嘉靖年间，文化复古的风气业已盛行。刻书人普遍转而模仿北宋的字体和白口形式，也有的师法南宋之软字黑口形式。这个时期之潮刻，同样出现了宋刻版式，可见受复古风气影响不浅
发展至隆庆、万历年间，一般刻工均喜欢用方笔写字，因其便于施刀刻字，省时省工。然字形变方，结构板滞，渐渐失去用笔之意清蒲松龄《聊斋笔记 卷上》指出：“隆、万时有书工专写肤郭字样，谓之宋体刊本有宋体字，盖昉于此”。这时期的潮刻，有些也受时代潮流左右万历四十一年（1613），林大春之子克鸣，家刻其父著作，成《井丹诗文集》，用的便是横轻直重、横细直肥、四角斩方的字体，谓之“宋体”。其实，这种字体早已不是宋体字的原本面目了。
终明一代，潮州刻书以集书所占比重较大据《潮州志 艺文志》载，嘉靖刻本有潮阳林大春刊于郡斋之《策对二卷》（林大钦撰），潮阳萧端贲、萧端升刊《同野集》（六卷，萧端蒙撰）等；方历刻本有潮阳令徐学曾翻刻之《三试全录》（林大钦撰），九年（1581）海阳陈一松自刻《玉简山堂集十卷》，二十七年（1599)刊《宫詹遗稿三卷 外编三卷》（李龄撰），二十八年（1600）揭阳曾迈刊林大钦诗集等；祟祯刻本有四年（1631）刊《郭循夫集六卷》（郭廷序撰）等品种繁多，兹不一一录出。
清代刻书，较早雕板乃顺治《潮州府志》，时潮州知府吴颖主持其事。顺治吴志也为有注本，每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注文用小号字，相当于正文之半，既对照鲜明，又比例匀称；正楷书写，比较美观，突破了明代方方正正的“匠体字”常套；板框内有一条条直行细黑的界行线，使版面具备了古代竹木简书写遗痕之韵味；边栏粗黑厚重；版心骑缝上方有实心带纹鱼尾，成为引人注目的符号，以突出鱼尾之一上的书名；白口其总体设计，让人“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
追溯清代刻书，绝不能忽视丁日昌的贡献丁日昌字持静，别号雨生，又作禹生。生于道光三年（1823)，卒于同治八年（1882)贡生出身，官至江苏、福建巡抚。丁氏酷好藏书，书斋初名实事求是斋，后名百兰山馆、持静斋、读五千卷书室；其藏书“渊源有自，堪称东南文献之正宗”⑤丁氏不仅以藏书著称于世，且曾用“百兰山馆”为名家刻书籍。如刊于揭阳榕江絜园之《荔枝唱和册》，其版极具特色该册白口；版心上方有实心鱼尾，鱼尾上方刻“百兰山馆”，下方空白，只刻页数。前半部多为何绍基手迹；下半部系手写楷书，字体秀媚圆活，为典型之赵孟俯笔意，深具元代版刻风格刊行手迹，在雕板技术上说来，这需要用雕刻版画技法，非具备较熟练技艺不行。所以这种雕板已由一般工艺进而发展成为工艺美术了 无怪乎丁惠衡（丁日昌之子。日昌刊印《荔枝唱和册》，工半而逝，惠衡为之续刻）在《跋》中提及：“觅善手摹勒”此纪实之语也。
道光四年（1824)，海阳大和（今潮州市凤塘镇）淇园乡郑昌时曾自撰自刻《韩江闻见录》十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冬，潮州教授冯奉初集明代潮贤文章，厘为二十卷，命名《潮州耆旧集》刊行此本为无注本，白口；每页九行，每行二十四字，字体直粗横细，极接近今之“宋体”铅字；全书行格疏朗，整齐悦目，世称善本
《潮乘备采录》系海阳巡检陈坤所撰咸丰十一年（1861）刻于潮城东府巷儒美斋。硬体字，每页九行，每行二十二字。版心设计较奇特：分上中下三栏；上下栏黑口，中栏白口；上中栏之间用带纹实心鱼尾隔开，中下栏之间仅一横线；中栏刻书名及页数。
同为典型硬体字的《海阳县志》，刻于光绪二十六年（1990)，由潮城“谢存文馆”及“王存文楼”两家联合承刊。刊语的字体及位置并不求一致，则构成本书特色之一：字体——多用硬体，独于池序后用软体；位置——或出现于版心第三栏右侧（如“卷首”），或出现于序文后空页左下方（如“卷首”），或出现于地图左下方空白处（如“卷二”），多数则出现于诸卷“卷终”行下方（并非皆有）刊语的反复出现，显然带有宣传和保护版权之双重作用，而位置不固定，则体现刻工镂版时较大的随意性卷二十三、三十一终结处，署有“潮城王存文楼承刊”字样，可证承刊县志者非只一家。
光绪五年（1879)《对汇会海》，吴瑞文堂刊为适应“韵对”特点，每页用界行线隔成五栏，每栏按一字、二字、三字……“成双成对”依次刊刻极便阅读。
光绪八年（1882）《增订十五音》六卷，林文堂刊，属巾箱本。书前保存了嘉庆二十五年（1820)“壶麓主人”序一篇。其中有云：“厥后《广韵》、《唐韵》、《集韵》愈出而弥详、然其书浩繁，农工商贾不尽合于取资焉”遂编《十五音》，并于六十四开本印行，使之可“藏于巾箱”，极便普及。全书朱、墨两色套印，序及目录用红色。声母代表字刊于行首，每字均环以圆形墨圈。“卷一目录”则刻有刊语“林文堂刊”字样巾箱本尤盛行于南宋。重要字眼加圆圈，刻写刊语，均为宋本常见手法。于此可见潮州刻书之传承关系
《历代帝王歌》乃潮州“桥西仿陶子”所撰幼学课本之一，由叶氏爱菊草堂刊布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此书边栏分二式《历代国统图》单边，序例及正文双边。序例每页九行，正文每页六行，均加界行线扉页背面刻有楷体单线牌记；“丁酉叶氏爱菊草堂校刊”，牌记之内左下方复刻篆体阴文双线牌记：“板藏潮城吴瑞文堂”阴文牌记酷肖印章，与大牌记相映成趣在宋代，牌记乃刊语之进一步发展，即指于刊语外面四周环以单线或双线墨圈。观此《历代帝王歌》牌记，既直接师法宋本格式，而又于牌记之中，复含牌记，则宋代板片，似未之见！
此外，值得重视的刻本尚有海阳韩氏刊于光绪年间的戴蓥《尔雅郭注补正》九卷⑥，潮城府前街福文堂刊于光绪年间的《信音》，吴瑞文堂重刊于光绪十六年（1890)的《忠孝经全文》等。
潮州歌册之印行，乃是潮州刻书的不可忽视部分出版商号多集中于潮州市，其中之最大最久者当数开业于清咸丰年间的李万利李万利后代又分万利老店、万利春记、万利生记（万利和王生记合店）此外，尚有王生记、陈财利堂、吴瑞文堂、王友芝堂等，也皆从事于潮州歌册的印行业务⑦
早期歌册，均为木刻本；到了清末民国初，始有石印本和铅印本。据郭马风先生初步调查，收存旧版计有《一世报》、《二度梅》等221部。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其版刻风格，可以“潮城府前街瑞文堂藏板”《新造冯长春》，“潮城府内财利堂藏板”《新造滴水记》为代表上述两种版刻，均每页八行，每行二十八字。字体介乎匠体与正楷之间，即采用了略扁而接近于匠体之正楷除出现大量方言字外，还有不少简体，如云（出）、艮（银）、斈（学）、禽（命）等 至于错别字，则时有所见。这些都是清代通俗文学刻本的通病。
统观清代潮州刻书，硬、软字体兼有，板刻风格多样，且能运用雕刻版画、套色等技法，使刻书水平在原来基础上又提高了一步。一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字体较为潦草并欠规范之通俗文学刻本。
民国刻书，有全国性影响者，当推《龙溪精舍丛书》。这套丛书乃潮阳郑尧臣（国勋）辑，是一部汇集上起先秦两汉下迄六朝重要著作的大型古籍丛书。初刊于民国六年(1917)全书收经史子集珍本、善本凡五十九种，计四百四十卷；附刻郑尧臣的老师唐晏所著《两汉三国学案》十一卷总数达六十种，四百五十一卷。书前有原江苏省省长齐耀琳序，近代词家冯煦序，郑尧臣自序，书后有唐晏跋。每种书前，大都有郑氏自撰序及《四库全书总目》，分别介绍原书梗概
通观《龙溪精舍丛书》，实具有内容丰富、选择严格等特点学术价值颇高。
这套丛书，所收著作六十种，涵盖面极广，涉及各方面内容。所选古籍，尤注意其代表性如明嘉靖十四年（1535）袁褧嘉趣堂刻本《世说新语》，世推善本；清卢抱经群书拾补校本《风俗通义》，为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列入参校本之一；《吴越春秋》取元大德徐天祜音注精本；《山海经》取清郝懿行“栖霞郝氏遗书本”
郑氏附刻其师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十一卷，也值得注意。唐晏，满族人。原名震钧，字在廷，自号涉江道人，辛亥革命后改名唐晏他晚年曾执教于京师大学堂，出任过江宁八旗学堂总办。他博学多闻，著述颇丰。人选本丛书著作尚有《洛阳伽蓝记钩沈》五卷、《陆子新语校注》二卷等。《两汉三国学案》以资料汇编的形式，揭示了两汉、三国经学发展情况，为读者提供一部系统的参考资料。1984年，吴东民采用此丛书本为工作底本进行整理。1986年，点校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书目答问补正》很重视这套丛书的雕板，收录经书二种，史书十三种，子书十九种，集书二种；总计达三十六种之多。足见其在学术界之影响不容忽视。
《龙溪精舍丛书》用硬体字，配以界行线不论在版式或字体上，于板滞中，尚能透露出秀丽有神、疏密匀称之风韵宋板边栏，通常是上下单边，左右双边郑氏雕板，师法宋刻格式，深得宋人遗意
民国二十年（1931），谢氏族人续修《谢氏宗谱》，假座揭阳桃光学校事毕，刻印八百部民国二十六年（1937），谢氏族人再度组成“谢氏联谱事务所”，“假揭阳第二区桃光学校印刷。念八年（1939）春，谱方竣成⑧”。该谱分甲、乙、丙、丁四编甲、乙编各分三卷，丙、丁编各分二卷，共十卷，分装四大册。最令人感兴趣者，乃是该谱附录了编印经费收支情况中有云：“核算材料印费一切，每部需国币伍元陆角，计八百部，共费国币四千四百八十元正⑨”。保留了难得的经济信息。
此外，本地还有《正草隶篆四体千字文》（凤城郭锷书）等多种雕板书刊行
民国时期，雕板印刷已渐次被淘汰。“但在民国初年，几家著名的藏书家，受到清末张之洞劝人刻书的影响，仍用木板雕印了不少书籍”⑩。潮州刻书的传布，多赖私家，抑或也受张氏启迪？
综上所述，潮州刻书可能始于唐，至宋而昌到了元代，刻书业呈停滞状态明代刻书再度兴旺；嘉靖年间，普遍出现宋板风格，弥足珍贵前清时期，刻书业颇盛，。私家刻书跃居首位，版式不拘一格，灵活善变，深为学者推重民国时期，雕板虽谓渐次让位于铅字排版，然以潮阳郑氏《龙溪精舍丛书》为代表，仍可显示潮州刻书业之实力及水平
①转引饶宗颐先生《赵德及其昌黎文录》
②中华书局1980年11月第一版，1982年12月 北京第一次印刷
③《南方日报》1981年5月24 11《星期天》第七十一期
④《广东图书馆学刊》1982年第三期。
⑤郑伟章、李万健《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
⑧《书目答问补正 卷一 经部》。
⑦郭马风先生《旧潮州歌册调查杂记》、《旧潮州歌册版本初步调查目录》
⑧⑨《谢氏宗谱》（民国二十八年版）
⑩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 古籍雕板印刷发展史》。
一、赵德编《昌黎文录》早于李汉之《昌黎先生集》
赵德，潮州海阳人，学者称“天水先生”韩愈刺潮时，聘之摄海阳尉，主持州学他在韩愈生前，便集韩文七十二篇，成《昌黎文录》，其中之《明水赋》等尚为李本所缺者李汉是韩愈门生，于韩愈逝世后，在唐穆宗长庆四年（824）编《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可见五百家注韩集，赵希弁读书附志将赵德列于李汉之前是至为恰切的
二、迟至宋淳熙间，赵德之《昌黎文录》犹存
三、《昌黎文录》虽属选本，然有目有序，体例完备；且因其“亲受于文公”，“比他本最为可信”，故屡被后学用于参校
那么，赵德之《昌黎文录》究竟属抄本还是刻本呢？惜上述引用之书皆无明说笔者就其流传之广之长，且屡被后学用于参校的事实推断，《昌黎文录》很可能为刻本。
宋代，潮州刻书业可谓盛矣！除“岁久浸灭、多不复存者”外，彼时新旧刻板，计有经书《吕氏易集解》、《春秋集传或问向》、《孟子说》等十种，史书《通鉴总类》、《新修潮阳图经》、《三阳讲义》、《汉隽》等四种，子书《瘴论》、《治未病方》、《备急方》等六种，集书《赵忠简集》、《许东涧应龙集》、《北门集》、《镰溪大成集》等十四种；凡三十四种，共一万零八百九十板内容丰富，形式各别，出版业之发达当可一窥全豹又，《三阳志 历代序文》载常祎《潮州图经序》，其中提及“锓版郡斋”事，当知此时期之州治内也置刻书之专门机构
值得注意的书有《朱文公论孟或问》、《朱文公中庸辑略》、《北溪字义》等。朱熹用理学家的思想解释《四书》，影响颇大。陈淳字安卿，学者称北溪先生，是朱熹晚年的人室弟子朱熹生前曾说：“吾道喜得陈淳”而陈淳的《北溪字义》正是按照朱熹的观点解释《四书》等儒家经典中的概念和范畴的。这些研究朱熹派理学思想的重要资料之刊行，可证宋时理学早已在潮州流布，为明代理学盛行岭南开其先河。
医药书籍之刊印，确需较高水平药物使用，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刻板务必保证无误《备急方》、《治未病方》刊布，正可反映出版水平
《三阳志》所载集部之《韩文公集》，还分大字、中字、考异三种。其实，宋代潮本韩集除上述三种外，尚有大观（宋徽宗年号）初年刘允（海阳东津人，绍圣四年进士）“以郡昌黎庙香火钱刊行”的小字本《昌黎先生集》绍兴九年（1139)，刘允之子刘昉
（宣和六年进士，官至龙图阁学士，俗称“刘龙图”）依旧集重刊，并作《序》一篇。这篇《序》保存在潘祖荫之《滂熹斋藏书记 卷三》中①南宋陈知柔曾有《读潮本韩集》诗问世；反映知名学者对潮刻本之重视程度综上所述，终宋一代，有史可稽者，潮州刻韩集便有大字、中字、小字、考异四种；而小字本复有大观、绍兴二种。足证彼时刻书业之盛。惜乎万曼《唐集叙录 昌黎先生集》②在谈宋刻时，只简单地提到方裕卿撰《韩集举正》，“对于当时刊行的杭监本、潮本、袁本也都涉及”。但对潮本之具体情况则未见介绍，似嫌疏略。
《林贤良草范集》（五十板）系林贤良著作。林贤良即林巽，潮州海阳人。宋仁宗天圣年间曾应试，因对策鲠切忤权贵，主司不敢取。庆历间，他投匦进书论事。宋仁宗阅后，惊叹其才，特授徐州仪曹他却辞官不就，归故里读易著书。乡人尊称这为“草范先生”《林贤良草范集》乃州人著作镂板之最先例
《三阳志》不单开列了三十四种书的书名、板数，而且注明各雕板的储藏地点大字《韩文公集》并考异等十九种藏子城郡治内；《镰溪大成集》等三种藏濂溪书院内；《朱文公论孟或问》等九种藏郡学内以上三十一种属旧板新刊者有《元城刘忠定公集》、《春秋辨传》、《牟心斋读史诗 古瀛丁集》三种，未注明藏板地点新板当刻成于南宋，旧板则可能全部或部份刻成于北宋。
广东著名学者、藏书家徐信符在其《广东板片记略》中断言：“宋代雕刻粤东寂然无闻”；《广东早期的出版业》③在论及宋代刻书时，只字未涉潮州刻书。《广东板刻记事》④也忽略了宋代潮州刻书。于此似可补遗
历朝刻本，大凡可分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地方政府刻的书，当属官刻本，一般以其机关名称呼之。上列宋刻，估计大部分为官刻：藏板郡治内者属州刻本；藏板书院内者属书院本；藏板郡学内者属郡学本。
元代潮州刻本，首先可从府、县志的编修情况中找到些线索
《永乐大典》“潮”字号载，元时所修郡志有《三阳志》、《三阳图志》。林仕猷《潮州府志序》云：“潮郡乘曰《三阳图志》……其板藏于宣圣庙之万卷楼。”元承宋风，州治刻书机关也设，对于郡志之刊印颇为重视。
其次，《补元史艺文志 易类》著录潮阳陈禧《周易例略补释》一卷；光绪《海阳县志》著录海阳陈肃《莲峰集》此外，《补元史艺文志》尚著录潮阳县尹雷杭《周易注解》，然此书是否刻于潮州，则不得而知。
朱明一代，各地政府机关刻本及家刻本颇多。
嘉靖年间，潮州知府郭春震主修潮州府志。动员了教授黄仲阳，教谕宋揖，生员薛良翰、谢以质等十人参与编辑，少府王贵、陈豫章在调任前，也曾致力其事。编辑队伍相当可观嘉靖二十六年（1547）志成，郭春震作序，序中提到：“檄县丞叶文鼎督刻于仰韩堂，少府龙溪陈君令前都谏三山林君庭蟹咸同议襄成”仰韩堂设府学内。终明一代，潮州撰修府志近十次，很可能皆镂板于府学。
不同地区的刻书，大体均具各自风格。然则，潮刻特色何在呢？拟就嘉靖郭志等书述评如次
嘉靖郭志系有注本；书法结构方整，略带颜柳笔意；每页九行，每行二十一字；版心上方有空心鱼尾，下方只画一道横线，把版心分为三栏，上栏刻“潮州府志”四字，中栏上方刻卷数，下方刻页数，下栏无刻字；版心中缝对折处无纵线，在版式上即所谓 “白口”。
隆庆六年（1572)，刻于潮阳的《潮阳县志》也系注本。字体正方，笔画横乎竖直，结构紧密整齐，颇近欧体风格；每页十行，每行十九字；版心上方有实心鱼尾，下方画二道横线，横线内刻页数，鱼尾上面刻书名，鱼尾下面刻卷数；白口。
以上二志均系官刻本，其版式十分接近特别受到人们重视的北宋版
万历四十一年（1613）刻之《东涯集》，系翁拢刊于潮州之家刻本。每页十八行，每行十八字；黑口；字体属典型欧笔，直弯钩很像隶书写法，住笔这一钩，向右顺笔斜出作收，不作趯钩这种版式，较接近于南宋版软字（字体秀劲圆润）黑口的特点。然（东涯集》之潮刻本系重刻本，仍保持着嘉靖三十四年（1555）邹一山首刻本原貌（笔者所见系民国潮阳郭氏双百鹿斋刊本。郭泰棣有跋云：“本集为嘉靖间旧刻，行款古雅，工非草，故文字一仍原本”于此知后刻诸本，皆存嘉靖本原貌，故引以为例）
嘉靖年间，文化复古的风气业已盛行。刻书人普遍转而模仿北宋的字体和白口形式，也有的师法南宋之软字黑口形式。这个时期之潮刻，同样出现了宋刻版式，可见受复古风气影响不浅
发展至隆庆、万历年间，一般刻工均喜欢用方笔写字，因其便于施刀刻字，省时省工。然字形变方，结构板滞，渐渐失去用笔之意清蒲松龄《聊斋笔记 卷上》指出：“隆、万时有书工专写肤郭字样，谓之宋体刊本有宋体字，盖昉于此”。这时期的潮刻，有些也受时代潮流左右万历四十一年（1613），林大春之子克鸣，家刻其父著作，成《井丹诗文集》，用的便是横轻直重、横细直肥、四角斩方的字体，谓之“宋体”。其实，这种字体早已不是宋体字的原本面目了。
终明一代，潮州刻书以集书所占比重较大据《潮州志 艺文志》载，嘉靖刻本有潮阳林大春刊于郡斋之《策对二卷》（林大钦撰），潮阳萧端贲、萧端升刊《同野集》（六卷，萧端蒙撰）等；方历刻本有潮阳令徐学曾翻刻之《三试全录》（林大钦撰），九年（1581）海阳陈一松自刻《玉简山堂集十卷》，二十七年（1599)刊《宫詹遗稿三卷 外编三卷》（李龄撰），二十八年（1600）揭阳曾迈刊林大钦诗集等；祟祯刻本有四年（1631）刊《郭循夫集六卷》（郭廷序撰）等品种繁多，兹不一一录出。
清代刻书，较早雕板乃顺治《潮州府志》，时潮州知府吴颖主持其事。顺治吴志也为有注本，每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注文用小号字，相当于正文之半，既对照鲜明，又比例匀称；正楷书写，比较美观，突破了明代方方正正的“匠体字”常套；板框内有一条条直行细黑的界行线，使版面具备了古代竹木简书写遗痕之韵味；边栏粗黑厚重；版心骑缝上方有实心带纹鱼尾，成为引人注目的符号，以突出鱼尾之一上的书名；白口其总体设计，让人“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
追溯清代刻书，绝不能忽视丁日昌的贡献丁日昌字持静，别号雨生，又作禹生。生于道光三年（1823)，卒于同治八年（1882)贡生出身，官至江苏、福建巡抚。丁氏酷好藏书，书斋初名实事求是斋，后名百兰山馆、持静斋、读五千卷书室；其藏书“渊源有自，堪称东南文献之正宗”⑤丁氏不仅以藏书著称于世，且曾用“百兰山馆”为名家刻书籍。如刊于揭阳榕江絜园之《荔枝唱和册》，其版极具特色该册白口；版心上方有实心鱼尾，鱼尾上方刻“百兰山馆”，下方空白，只刻页数。前半部多为何绍基手迹；下半部系手写楷书，字体秀媚圆活，为典型之赵孟俯笔意，深具元代版刻风格刊行手迹，在雕板技术上说来，这需要用雕刻版画技法，非具备较熟练技艺不行。所以这种雕板已由一般工艺进而发展成为工艺美术了 无怪乎丁惠衡（丁日昌之子。日昌刊印《荔枝唱和册》，工半而逝，惠衡为之续刻）在《跋》中提及：“觅善手摹勒”此纪实之语也。
道光四年（1824)，海阳大和（今潮州市凤塘镇）淇园乡郑昌时曾自撰自刻《韩江闻见录》十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冬，潮州教授冯奉初集明代潮贤文章，厘为二十卷，命名《潮州耆旧集》刊行此本为无注本，白口；每页九行，每行二十四字，字体直粗横细，极接近今之“宋体”铅字；全书行格疏朗，整齐悦目，世称善本
《潮乘备采录》系海阳巡检陈坤所撰咸丰十一年（1861）刻于潮城东府巷儒美斋。硬体字，每页九行，每行二十二字。版心设计较奇特：分上中下三栏；上下栏黑口，中栏白口；上中栏之间用带纹实心鱼尾隔开，中下栏之间仅一横线；中栏刻书名及页数。
同为典型硬体字的《海阳县志》，刻于光绪二十六年（1990)，由潮城“谢存文馆”及“王存文楼”两家联合承刊。刊语的字体及位置并不求一致，则构成本书特色之一：字体——多用硬体，独于池序后用软体；位置——或出现于版心第三栏右侧（如“卷首”），或出现于序文后空页左下方（如“卷首”），或出现于地图左下方空白处（如“卷二”），多数则出现于诸卷“卷终”行下方（并非皆有）刊语的反复出现，显然带有宣传和保护版权之双重作用，而位置不固定，则体现刻工镂版时较大的随意性卷二十三、三十一终结处，署有“潮城王存文楼承刊”字样，可证承刊县志者非只一家。
光绪五年（1879)《对汇会海》，吴瑞文堂刊为适应“韵对”特点，每页用界行线隔成五栏，每栏按一字、二字、三字……“成双成对”依次刊刻极便阅读。
光绪八年（1882）《增订十五音》六卷，林文堂刊，属巾箱本。书前保存了嘉庆二十五年（1820)“壶麓主人”序一篇。其中有云：“厥后《广韵》、《唐韵》、《集韵》愈出而弥详、然其书浩繁，农工商贾不尽合于取资焉”遂编《十五音》，并于六十四开本印行，使之可“藏于巾箱”，极便普及。全书朱、墨两色套印，序及目录用红色。声母代表字刊于行首，每字均环以圆形墨圈。“卷一目录”则刻有刊语“林文堂刊”字样巾箱本尤盛行于南宋。重要字眼加圆圈，刻写刊语，均为宋本常见手法。于此可见潮州刻书之传承关系
《历代帝王歌》乃潮州“桥西仿陶子”所撰幼学课本之一，由叶氏爱菊草堂刊布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此书边栏分二式《历代国统图》单边，序例及正文双边。序例每页九行，正文每页六行，均加界行线扉页背面刻有楷体单线牌记；“丁酉叶氏爱菊草堂校刊”，牌记之内左下方复刻篆体阴文双线牌记：“板藏潮城吴瑞文堂”阴文牌记酷肖印章，与大牌记相映成趣在宋代，牌记乃刊语之进一步发展，即指于刊语外面四周环以单线或双线墨圈。观此《历代帝王歌》牌记，既直接师法宋本格式，而又于牌记之中，复含牌记，则宋代板片，似未之见！
此外，值得重视的刻本尚有海阳韩氏刊于光绪年间的戴蓥《尔雅郭注补正》九卷⑥，潮城府前街福文堂刊于光绪年间的《信音》，吴瑞文堂重刊于光绪十六年（1890)的《忠孝经全文》等。
潮州歌册之印行，乃是潮州刻书的不可忽视部分出版商号多集中于潮州市，其中之最大最久者当数开业于清咸丰年间的李万利李万利后代又分万利老店、万利春记、万利生记（万利和王生记合店）此外，尚有王生记、陈财利堂、吴瑞文堂、王友芝堂等，也皆从事于潮州歌册的印行业务⑦
早期歌册，均为木刻本；到了清末民国初，始有石印本和铅印本。据郭马风先生初步调查，收存旧版计有《一世报》、《二度梅》等221部。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其版刻风格，可以“潮城府前街瑞文堂藏板”《新造冯长春》，“潮城府内财利堂藏板”《新造滴水记》为代表上述两种版刻，均每页八行，每行二十八字。字体介乎匠体与正楷之间，即采用了略扁而接近于匠体之正楷除出现大量方言字外，还有不少简体，如云（出）、艮（银）、斈（学）、禽（命）等 至于错别字，则时有所见。这些都是清代通俗文学刻本的通病。
统观清代潮州刻书，硬、软字体兼有，板刻风格多样，且能运用雕刻版画、套色等技法，使刻书水平在原来基础上又提高了一步。一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字体较为潦草并欠规范之通俗文学刻本。
民国刻书，有全国性影响者，当推《龙溪精舍丛书》。这套丛书乃潮阳郑尧臣（国勋）辑，是一部汇集上起先秦两汉下迄六朝重要著作的大型古籍丛书。初刊于民国六年(1917)全书收经史子集珍本、善本凡五十九种，计四百四十卷；附刻郑尧臣的老师唐晏所著《两汉三国学案》十一卷总数达六十种，四百五十一卷。书前有原江苏省省长齐耀琳序，近代词家冯煦序，郑尧臣自序，书后有唐晏跋。每种书前，大都有郑氏自撰序及《四库全书总目》，分别介绍原书梗概
通观《龙溪精舍丛书》，实具有内容丰富、选择严格等特点学术价值颇高。
这套丛书，所收著作六十种，涵盖面极广，涉及各方面内容。所选古籍，尤注意其代表性如明嘉靖十四年（1535）袁褧嘉趣堂刻本《世说新语》，世推善本；清卢抱经群书拾补校本《风俗通义》，为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列入参校本之一；《吴越春秋》取元大德徐天祜音注精本；《山海经》取清郝懿行“栖霞郝氏遗书本”
郑氏附刻其师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十一卷，也值得注意。唐晏，满族人。原名震钧，字在廷，自号涉江道人，辛亥革命后改名唐晏他晚年曾执教于京师大学堂，出任过江宁八旗学堂总办。他博学多闻，著述颇丰。人选本丛书著作尚有《洛阳伽蓝记钩沈》五卷、《陆子新语校注》二卷等。《两汉三国学案》以资料汇编的形式，揭示了两汉、三国经学发展情况，为读者提供一部系统的参考资料。1984年，吴东民采用此丛书本为工作底本进行整理。1986年，点校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书目答问补正》很重视这套丛书的雕板，收录经书二种，史书十三种，子书十九种，集书二种；总计达三十六种之多。足见其在学术界之影响不容忽视。
《龙溪精舍丛书》用硬体字，配以界行线不论在版式或字体上，于板滞中，尚能透露出秀丽有神、疏密匀称之风韵宋板边栏，通常是上下单边，左右双边郑氏雕板，师法宋刻格式，深得宋人遗意
民国二十年（1931），谢氏族人续修《谢氏宗谱》，假座揭阳桃光学校事毕，刻印八百部民国二十六年（1937），谢氏族人再度组成“谢氏联谱事务所”，“假揭阳第二区桃光学校印刷。念八年（1939）春，谱方竣成⑧”。该谱分甲、乙、丙、丁四编甲、乙编各分三卷，丙、丁编各分二卷，共十卷，分装四大册。最令人感兴趣者，乃是该谱附录了编印经费收支情况中有云：“核算材料印费一切，每部需国币伍元陆角，计八百部，共费国币四千四百八十元正⑨”。保留了难得的经济信息。
此外，本地还有《正草隶篆四体千字文》（凤城郭锷书）等多种雕板书刊行
民国时期，雕板印刷已渐次被淘汰。“但在民国初年，几家著名的藏书家，受到清末张之洞劝人刻书的影响，仍用木板雕印了不少书籍”⑩。潮州刻书的传布，多赖私家，抑或也受张氏启迪？
综上所述，潮州刻书可能始于唐，至宋而昌到了元代，刻书业呈停滞状态明代刻书再度兴旺；嘉靖年间，普遍出现宋板风格，弥足珍贵前清时期，刻书业颇盛，。私家刻书跃居首位，版式不拘一格，灵活善变，深为学者推重民国时期，雕板虽谓渐次让位于铅字排版，然以潮阳郑氏《龙溪精舍丛书》为代表，仍可显示潮州刻书业之实力及水平
①转引饶宗颐先生《赵德及其昌黎文录》
②中华书局1980年11月第一版，1982年12月 北京第一次印刷
③《南方日报》1981年5月24 11《星期天》第七十一期
④《广东图书馆学刊》1982年第三期。
⑤郑伟章、李万健《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
⑧《书目答问补正 卷一 经部》。
⑦郭马风先生《旧潮州歌册调查杂记》、《旧潮州歌册版本初步调查目录》
⑧⑨《谢氏宗谱》（民国二十八年版）
⑩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 古籍雕板印刷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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