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地方志论丛：元河南志
发布时间：2019-02-20 点击数：1949
藕香零拾丛书本《元河南志》，是清末人缪荃孙根据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河南志》钞本校刻而来的。由于它被收入了缪氏所校刻的藕香零拾丛书中，故称为藕香零拾丛书本《元河南志》，或缪氏校刻本《元河南志》。这部书，是研究我国自周到宋元时期洛阳城的宫殿布局、城市规制、坊市名称、名胜古迹及河渠堰堨等的变化发展的重要书籍，尤其是研究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的必读书籍。清人徐松所著的《唐两京城坊考》一书中所引用的若干重要史料，就有不少来源于此书（关于这一点，详见拙作《〈唐两京城坊考〉东都部分质疑》一文，刊《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三辑。）然而，这样一部重要的书籍，既有书名上的分歧说法，又在卷帙上存在着紊乱，还有关于该书内容评价上的不一致，更存在元人写的《河南志》却很少记载元代洛阳情况的矛盾现象。如此等等，疑窦非一。以书名来说，徐松的钞辑本作《河南志》，而缪氏的校刻本作《元河南志》，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以致后来的人也说法不一。例如，解放后，朱士嘉先生所编《中国地方志综录》一书，便从徐松说，作《河南志》；而日人远藤元男等所著的《史籍解题》（平凡社版），则从缪荃孙说，作《元河南志》，元代无名氏撰。其他如李剑农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中，亦引作《元河南志》；新近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第二册第五四四页，也作《元河南志》，四卷，元××撰，清徐松辑。以该书卷数来说，徐松辑本无卷数，而缪氏校刻本作四卷，二者断然不同。又如对该书内容的评价，徐松在其《唐两京城坊考序》中说：他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河南志》，“灼是次道（即宋敏求──敏注）旧帙，其源出于韦述《两京记》而加详焉”，意即他辑录的《河南志》，简直就是宋人宋敏求的《河南志》的原貌，而《宋志》则是根据唐人韦述的《两京记》补充扩展而来，根本否定了他所辑录的《河南志》是元人所撰，自然更不存在元代撰志者对该书的改易。而缪氏校刻该书时，一方面认为徐松辑录的《河南志》，并不是宋敏求《河南志》的“首册”，而应正名为《元河南志》；另一方面又说它“仍是《宋志》原文”，既反映出他的看法与徐松有差异，又有令人费解处。大约正是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以致有人对该书的史料价值也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如日人加藤繁在其《中国经济史考证》一书中说：“《元河南志》是元人编纂的。它的关于唐代洛阳的记载，似乎主要是根据宋代宋敏求的《河南志》的大约是足以信凭的”（见该书第339页，重点为引者所加）。一个“似乎”，一个“大约是”，便把加藤繁氏对该书史料价值的怀疑显示出来了。
既然关于《元河南志》一书的看法如此分歧，那么，它的真实情况究竟怎样呢？我不自揣固陋，愿把自己阅读该书后的一些粗浅体会说出来，以求得教益！
（一）关于书名问题
宋人宋敏求（字次道，生于宋天禧三年，卒于元丰二年，即公元1019年—1079年）撰有《河南志》，二十卷，《宋史? 艺文志? 史部 ?地理类》载之，明人焦纮所撰《国史经籍志》的《史部?地理类》亦载宋敏求《河南志》二十卷（以下简称《宋志》），可见此书明代尚存。至清人傅维鳞编《明书经籍志》以补《明史艺文志》所载书之缺漏时，其中的《古今志类》，便无宋敏求《河南志》一书，可见清代此书已佚。既然如此，则元时《宋志》尚在。元代人撰写《河南志》时，（以下简称《元志》）必以《宋志》为据。至于书名，元代洛阳属河南府路，因此仍有名为《河南志》的可能；且元人撰志，决不会自己加“元”字。这就是说，《宋志》与《元志》，本来都有可能叫《河南志》。因此，当徐松把他辑录的本子定名为《河南志》时，也许就是元代人撰写的《河南志》的原名；然而他又说它“灼是次道旧帙”，使人容易把它与《宋志》混为一谈， 误为一书。
正因为这个原因，缪氏在校刻徐松辑本时，给它正名为《元河南志》，籍以区别于《宋志》。缪氏改定书名的经过是这样：首先，他偶于火神庙书肆，“见《河南志》钞本一巨帙，无卷数，用 《全唐文》格子封面，题《河南志。》”根据这一情况，缪氏认为它“是徐星伯先生（即清人徐松─敏注）手笔。宫阙城池，自周至唐悉具。知是宋次道《河南志》之首册，而星伯先生修《全唐文》时所录者”。这就是说，在开始，缪氏以为徐松的辑录本就是《宋志》的首册，完全把二者等同起来了；后来，到了缪氏细读徐松辑录本时，才发现它“开卷即云河南府路罗城，方知《大典》所录为《元河南志》，而仍是《宋志》原文”（均见缪氏校刻本《元河南志》跋）。这就是说，“路”的设置属于元制，既然徐松辑录本开卷就说“河南府路”的话，表明修志者是元人，应名为《元河南志》，与《宋志》是两部不同的书。
上述缪氏改定书名的作法，无疑是正确的，这样改定，既避免了徐松把其辑录本名曰《河南志》所引起的与《宋志》混同的毛病，又符合该书实况，更准确地反映了该书的时代特征。不过，缪氏只举出了所以改变书名的一个重要理由，实则应正名为《元河南志》的理由还有不少，现补充如下：
第一，《宋史? 艺文志》载宋敏求《河南志》有二十卷，而徐松辑录者“无卷数”，经缪氏校刻以后，始分为四卷，可见徐松所辑非《宋志》原帙甚明。
第二，宋敏求以宋人撰《河南志》，关于宋代的洛阳，一定会写得比较详细，而且会另立专章；可是，徐松辑录的《河南志》，却把宋代的洛阳与隋唐时期洛阳的门坊街隅名称合在一起叙述，或曰“自隋通叙至宋”，或曰“自隋至宋通叙”，这又一次表明徐松所辑录者并非《宋志》。
第三，宋敏求辑写的《河南志》，是决不会称他所属的王朝为宋朝的；可是，徐松撰录的《河南志》，曾多次出现“宋朝”字样，如《元志》卷四的“朱城阙古迹”的标题，上引卷一的“自隋通叙至宋”，“自隋至宋通叙”及《思顺坊》条注文的“宋徙乐城坊”、《时邕坊》条注文的“至宋避庙讳改”等，（全书称宋者，据统计，近二十处），都直称“宋”朝，足证徐松所辑为宋以后人所撰《河南志》。
第四，徐松辑录的《河南志》，缪氏校刻本卷一有“京城……唐末兵乱，摧圮殆尽，周世宗显德元年命留守武行德葺之，然甚痹陋 。至宋景祜元年，王曾判府事。复奏加筑”等语；又卷三有“隋都城，即今河南府路”及卷四“按宋以河南为别都，宫室皆因×××，或增葺而非创造。今，先序五代，而以宋统之”等语。在这里，不仅直称“宋”朝名称，又讲到“路”的设置，还以“今”与“宋”并列，这就确证这里的“今”是指元代。因此， 徐松辑录的《河南志》是元人所撰《河南志》。无疑区别于《宋志》，定名为《元河南志》是完全正确的。
第五，徐松所辑录的《河南志》，还有若干地方，明显地留下了元代人撰《志》时的痕迹。如全书每当讲到洛阳城时，除使用周之“王城”、“成周”、“后汉都城”、“魏宫城”、“后魏京城”等名称外，其述隋、唐洛阳城，则用由“宫城”、“东城”、“皇城”组成的“东都城”名之。而入宋、金以后，则屡称“河南府城”之名，且简称为“府城”。如《元志》卷一，谓隋罗郭城南面建春门，“在府城东南一十里”；又如卷二开头有“实今府城也”的话；卷三“隋皇城在府治城西二里”等，即其例证。这显然是以宋，金、元时的洛阳城的名称，去称呼隋、唐时洛阳城。此外，《元志》还两次提到：“金于正大初筑城”。按“正大”，为金哀宗年号。如果此书系宋敏求《河南志》，又何以会有宋敏求死后的情况载入书中呢？又何以屡用金元时期习用的“河南府城”的名称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元志》卷一《宣风坊》条注文曰：此坊之安国寺，“会昌中废，后复葺之，改为僧居诸院，牡丹特盛，今徙东城承福门内，为祝厘之所，内有八思巴帝师殿。”按八思巴，为元代忽必烈时第一次主管宗教事务的帝师。《元志》既载入此事，则其出于元人之手，非宋敏求《河南志》，岂不甚明！
第六，在避讳方面，也同样表现出该书是元人所撰《河南志》而非《宋志》的明显痕迹。通观全书，凡遇唐太宗“贞观”年号，有改为“正观”者，也有仍用”贞观”者。究其所以改“贞观”为“正观”，在于避北宋仁宗赵祯之名讳。由此可见，凡改“贞观”为“正观”之处，均可视为宋敏求《河南志》之原文，因为只有他才有避仁宗名讳的必要，反之，凡书中作“贞观”之处，可视为元代修志者对《宋志》的改易，因为他没有避仁宗名讳之必要。因此，书中“贞观”年号的大量存在，正是元代撰志者所留下的痕迹；其仍作“正观”者，则反映出元代修志者之大量抄录《宋志》原文。所以，书中这一避讳情况的存在，同时反映出上述两种实况。
如上所云，徐松把他所摘录的本子称为《河南志》，本来没有什么不妥；但是，由于他误认为这就是《宋志》的“旧帙”，就引起了混二书为一书的误解。缪氏正是从消除这种误解出发，才把徐松辑本改名为《元河南志》，藉以区别于宋敏求《河南志》的。上述事实证明，徐氏所辑，确为元人所撰《河南志》，正名为《元河南志》是正确和必要的。
（二）关于卷数问题
《宋志》为二十卷，这是《宋史?艺文志》有明确记载的。徐松从《永乐大典》中所辑《河南志》，“无卷数”，这是缪氏在校刻徐松辑录本的《跋》文中明确交代了的。然而，藕香零拾丛书本《元河南志》（即缪氏校刻本）作“四卷”。这一情况表明：“四卷”之分，显然出自校刻者缪荃孙之手。这是因为，元代无名氏撰写的《河南志》，既不可能全抄《宋志》的二十卷，也不可能无卷数；然则徐松的无卷数辑录本及缪氏校刻的四卷本均非《元河南志》的原貌。
那么，元代无名氏撰写的《河南志》，究竟是多少卷呢？由于这部书已经散佚，元、明、清诸代人言艺文或经籍者，都不载此书，故原书卷数已无法明白。但我们可以确定：《永乐大典》所收元代人撰的《河南志》，决不会象徐松所辑录的《河南志》那么少。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关键，在于徐松辑录时，只抄录了该书的宋以前部分，而对金元时期的洛阳城的情况，则省略成寥寥数语而已，正如缪氏所说：“至述元时，寥寥数语，必是星伯先生止录《宋志》，元代事则置之耳。”（《元河南志》跋）实则徐不仅对宋以后的部分有所删节，即使抄录以前的部分，也未必全部收录。因此，造成了“无卷数”的一个抄辑本，影响了《元河南志》的完整性。
我们何以知道徐松在辑录时，是上述这样抄录的呢？其证据如下：
我们知道，元代人撰写《河南志》，必然对金、元时期的洛阳，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徐松辑录的《河南志》，关于金、元两代的洛阳，叙述极为简略，都是寥寥数语，与元代人修撰的《河南志》极不相称。如果元代人撰写的《河南志》确是如此，试问有什么必要重撰《河南志》呢？因此，这种状况决不可能是《元志》的原貌；这种状况的造成，只能是徐松辑录时任意取舍的产物。
事实证明，徐松确有任意取舍的表现，如徐松辑本叙元代洛阳的情况时说：
“元朝皆如旧制。但故皇城内暨水南种×民田，城内止十四坊。东城、西城、西关。然居人稀少，×××旧。”
这段话，附于徐松辑录本的最末尾。论内容，是对元代洛阳城全部情况的概述；论表述形式，显然不是《元志》修撰者说的话，因为它直称“元朝”。因此，从这一情况来看，可以确定这是徐松辑录时，为了略去《元志》的元代部分，就用自己的话对元代部分作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因而就出现了“元朝”这样的说法，是他任意取舍《元志》的确证。
另外，还有 不少迹象，也同样表明徐松在辑录《元河南志》时，有所删节和取舍。如《元志》卷一“次北尚善坊，坊之直北，坊之东”条注文曰：“引龙桥，详桥类”；又曰：“郭从义，安审琦宅，详宅类”。又同书同卷“次北宜人坊西南隅”条注文曰：“菏泽寺，详见寺类”。这些情况表明：元人所撰《河南志》，本来是有“宅类”、“桥类”及“寺类”等专篇的。但是，今所见徐松抄本及缪氏校刻本，既无“寺类”专篇，又无“宅类”专条，更不见“桥类”专目，说明今本《元河南志》有明显的不完整性。而这种情况的所以造成，只可能是徐松辑录时的删节、取舍造成的。
又《元河南志》卷四“千金塌”条注文曰：“事具河南县中”。同书卷二“万岁亭”条注文曰：“按亭在故嵩阳县西北，已载登封事中。”由此可见，《元河南志》原书中，曾载有河南府路所属各县的详细情况。而今所见徐松抄本及据徐松抄本而来的缪氏校刻本，均无这方面的内容。这岂不是进一步证明徐松在辑录《元河南志》时，确有所删节，取舍吗？
徐松辑录时，其所以要这样作，在于他的指导思想是要恢复宋敏求《河南志》旧貌。所以，凡是以宋代洛阳一百二十个坊名为内容的正文与注文，他都一一抄录了，再把《元志》关于金、元时期洛阳的部分删去，他以为这样就算恢复了《宋志》的旧貌。无怪乎他把他所辑抄的《河南志》，既不题撰人，也不注卷数，只题《河南志》，并说“灼是次道旧帙”了。
既然徐松辑本并无卷数，而经缪氏校刻后，却被分成了四卷，则四卷之分，系出自缪氏之手甚明。实则，缪氏在校刻该书的过程中，给该书打上的烙印，远不止于卷数的划分。略举数例如下：
第一，《元志》卷末有“下阙”二字，用阴文刻印，我疑这是缪氏所加，因为徐松辑录该书时既然有意删去了它的金、元部分，自然就不会再注明“下阙”字样，从而知应为缪氏所加。
第二，《元志》中的黑底白字阴文标题，有题不符文处。例如第二卷分别为“成周宫阙古迹”、“后汉城阙宫殿古迹”、“魏城阙宫古迹”和“晋城阙宫殿古迹”，但到了第三、四卷，标题均作“某朝城阙古迹”，较前少“宫殿”二字，然而内容中却仍有“宫殿”部份，显然题文不符。又如第三卷“隋城阙古迹”条下注文曰：“以下自隋通叙至宋”，即自隋至宋，在《元志》中本是合于一卷的，可是缪氏校刻本却把这部分内容分置于第三、第四两卷，因而也有题文不合处。这些事实，不仅反映出卷数之分是出于缪氏之手，而且《元志》采用黑底白字阴文标题的这种作法，也是出于缪氏的设计。
第三，缪氏校刻该书的时代属于清末，清代的避讳制度，必然会在书中留下痕迹。查《元志》文中凡遇“弘”、“玄”、“淳”、“烨”、“琰”、“历”字的地方，除了按避讳惯例写作缺笔字外，还于字周加一圆圈，这些情况无疑都是为了避清代皇帝之讳而留下的痕迹，必非《元志》原貌。
第四，缪氏在按语中说：“北魏朝校以《伽蓝记》，颇有益处；周、汉、魏、晋只能以正史、《寰宇记》校之。”这说明缪氏在校刻该书时，曾用他书校正，这样也必然要留下缪氏校订的痕迹。此外，抄本中的一些错字，缪刻本已经作了改正，这也应是缪校时所留下的烙印。
如上所述，可知藕香零拾丛书本《元河南志》，不仅它的卷数是缪氏所分，而且还打上了缪氏校刻时的不少烙印；至于《元河南志》本来的卷数，也决不可能只有四卷。其所以造成这个不完整的状况，与徐松辑录时的任意取舍是分不开的。
（三）关于其内容可靠性的评价
既然今本《元志》是经过徐松辑录和缪氏校刻而来，而且分别打上了辑录者与校刻者的烙印，严重地影响了《元河南志》的原貌，那么，该书的史料价值究竟如何呢？换言之，它虽然不象徐松所说的“灼是次道旧帙”，是不是《宋志》的原文在《元志》中毫无保留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察：一是要看《元志》的修撰者关于宋以前的洛阳的记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抄自《宋志》；二是要看《元志》修撰者，有没有改易《宋志》原文的地方，并看这种改易是否影响内容的可靠性。
首先，让我们考察《元志》修撰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据了《宋志》的问题。
第一，《元志》在撰写的体例上，基本上是仿照《宋志》。
《元河南志》卷一《明教坊》条注文曰：“唐有龙兴观、宋璟宅、崔融宅。凡坊内韦述《记》所著隋、唐旧迹者，大书之；改易者，附见其下；湮灭者，注于坊名之下。韦述《记》后，唐事及五代后事，虽毁废，皆大书之，所以续旧志之阙。”这个注文很重要，它说明宋敏求《河南志》的体例是这样：以洛阳坊名为纲，分正文与注文，而且字体有大小之别。凡韦述《两京新记》中记载的隋唐旧迹到宋代还存在者，都用大字书写；凡名称有改变的，“附见其下”，显然是用小字书写；凡已经湮灭的，在坊名之下用小字注明。另外，凡“韦述《记》后，唐事及五代事”，即不载于韦述《两京新记》中之发生于唐代后期及五代时的事，虽然到宋代已经毁坏或废弃了，还是大书之，作为韦述《两京新记》的延续和补充。按韦述死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以后不久，故唐代后期及五代事，确为韦述《记》所不及载。因此，这个注文，是 《宋志》原文无疑。《元志》修撰者把《宋志》这个说明体例原则的注文，也一字一句地抄上，这说明《元志》中的宋以前的部分，确实保留了《宋志》的原文。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元志》的体例，几乎同上述《宋志》 的体例一模一样。从徐松辑录、缪氏校刻的《元河南志》来看，体例上也分正文与注文，正文顶格书字，注文低一格书字；洛阳的坊名，也是内容的纲目；坊名的变化情况，都以注文注明于坊名之下。这样的写法，难道不是与《宋志》的体例一脉相承吗？
第二，在洛阳城诸坊的名称与位置方面，全依《宋志》。
《隋书?地理志》云：河南府东都有“里一百三，市三”； 《旧唐书?地理志》谓唐代东都“城内纵横各十街，街分一百三坊、二市”。可见隋、唐时期洛阳城内均为一百零三坊”。但是，《元河南志》卷一正文有“《洛阳志》云：凡一百二十坊”语；其下又以一百二十坊的名称为纲目，逐坊注明其兴废沿革及坊内住宅等。这个一百二十坊的数字，同隋、唐时洛阳城内的坊数不合，说明它显然不是以隋、唐坊数为依据的。又《元河南志》卷一讲到宋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河南知府张奎修葺洛阳城时，曾“依约旧地”，布列为坊，并定出坊名，榜于通衢，随即列举了一百二十个坊的名称。然则，一百二十坊之数，实始于宋皇祐二年张奎修复洛阳城时。因此，《元志》所依据的洛阳城内一百二十坊的坊数、坊名与位置等，都是以宋代洛阳城的情况为基础的。不仅如此，即使它所引的《洛阳志》一书，也有是宋敏求《河南志》的别名的可能，因为遍查《宋史》、《明史》之《艺文志》及明人焦纮所著《国史经籍志》、清人傅维鳞所编《明书经籍志》等，均无《洛阳志》一书，也许是元代修撰《河南志》的作者，为了使自己的《河南志》区别于宋敏求的《河南志》，便把《宋志》称为《洛阳志》的。但也可能是泛指有关洛阳的方志，应句读为“洛阳《志》”。因为除这里提到洛阳《志》外，《元志》卷二“成周城阙宫殿古迹”条下云：“至光武竟都之，历魏、晋、元魏，皆以为都；唐日尚佳，今为丘墟矣。大抵周、召营卜之城，今皆夷荡或半存。兹辑洛阳《志》至城阙宫殿，迎为详著之，庶几后人易喻云。”这显然是宋敏求撰《河南志》时叙述其资料来源的情况，则此处之所谓“兹辑洛阳《志》”，是泛指有关洛阳的各种方志。总之，不论《洛阳志》是否为《宋志》别称，《元志》以宋代洛阳城的一百二十坊为纲的作法，正如上述《宋志》以坊名为纲，然后逐坊注明其沿革的作法是相同的。
第三，《元志》在文句上也有整句整句抄自《宋志》的地方，甚至连带有表示宋代时间的字句也未加改易地抄录下来了。
《元志》之抄录《宋志》原文者，除了上述《明教坊》条注文外，还有若干带有表示宋代时间的字句也未加改动的地方。例如《元志》卷一载长夏门街东第二街的从善坊之北为“唐之南市，今通利坊”；又同书卷一载洛阳城内有“一百二十坊”，其下注文曰：“隋曰里，一百三，市三；唐改曰坊。今八十八坊隶河南县，三十二坊隶洛阳县。”因为宋皇祐二年始划洛阳城内为一百二十坊，而元代洛阳“坊内止十四坊”（《元志》卷四）。因此，这里的两个“今”字是指宋代无疑，可见这些话都是《宋志》原文。
同样的例证还不少，为了确证《元志》抄录《宋志》原文之多，再举数例如下：
《元志》卷一《乐成坊》条注文曰：“即唐南市与通利坊之地，旧有榷货务，本唐李勣宅，今废。今礼部侍郎吴育光宅，本驸马都尉王衍宅。”这里一连两个“今”字，如果说前一个“今”字的时间限界还难于确定，而后一个“今”字则可确证为宋，因为礼部侍郎吴育光为宋人，《宋史》卷291有传，他出生于景德元年（1004年），死于嘉祐三年（1058年），同宋敏求同时而略早，则宋敏求《河南志》记载吴育光事是完全可能的，又 《元志》 卷一《集贤坊》条注文曰：“唐有……中书令裴度宅，园池尚存，今号湖园，属民家。”查《说郛》卷二十六宋人李格非所著《洛阳名园记》，确有湖园，因此“今号湖园”的“今”是宋代无疑。
又《元志》卷一《怀义坊》条注文曰：“按韦述《记》：唐通济坊即隋怀义坊。今通济坊外，更增怀义，置广利坊之地，即隋富义坊。”唐无怀义坊，五代时，洛阳城内“鞠为荆棘”，“坊久无榜”，至宋皇祐二年才有知府张奎“依约旧地”布列坊名，始有怀义坊之置，故这里的“今”，也是指宋代甚明。
还如《元志》卷一《从善坊》条注文曰：“今保平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文彦博家庙并宅”。文彦博为宋人，从善坊有其家庙及住宅，并谓之“今”，则这里的“今”是指宋代，显系《宋志》原文。
更如《元志》卷一“南曰建春门”条注文曰：“隋曰建阳，唐初改。按韦述《记》，中曰建阳，南曰永通，周广顺中犹存。疑国初废塞而开罗门”。这里的“国初”是指宋，初甚明。
又如《元志》卷一《修文坊》条注文所云，则情况更为明显。注文曰：“隋立国子学于此，因曰修文。唐显庆二年，尽并一坊之地为雍王宅。王升储，立为弘道观，因改名曰弘道。国初，避讳复曰修文”。这里叙述修文坊的沿革甚详，叙唐代情况后，接着便是“国初”，则“国初”系指宋初甚明。又宋太祖父名弘殷、故改弘道观为修文坊以避讳，正符合宋代的避讳制度，进一步证明这里的“国初”是指宋初，显然是《宋志》原文。在全书中，称宋初为“国初”者不少，此不悉举。
在《宋志》中这一系列称“今”和“国初”的文句，当《元志》修撰者抄录时，连这些明显带有宋代时间标记的字句也未改动，可见《元志》的宋以前部分，确是一字一句地抄自《宋志》。
第四，《元志》 的下面两个特征，也有力地说明它的内容大部分是《宋志》的原文：
贯穿于《元志》卷一诸条的一个共同点是，凡叙述隋、唐、五代洛阳诸坊的情况时，总是冠以朝代名称，如某坊隋有某某宅、唐有某某宅等，但每当它叙述到宋代诸坊情况时，只书年号如景祐、皇祐、太平兴国等，而不再冠以朝代名，即使有文也很少见。这一情况，也表明《元志》绝大部分注文，是从《宋志》原文抄来。
另一个特征是，当《元志》叙述宋代洛阳城内诸坊的情况时，没有一条是属于宋敏求死后的，难道宋敏求死后的洛阳诸坊就没有变化了吗？这是决不可能的。《元志》之所以不载宋敏求死后洛阳诸坊的情况，关键就在于《宋志》不记载。《宋志》所不记载者，《元志》也付之阙如，这难道不进一步反映出《元志》抄录《宋志》原文的实况吗？
其次，《元志》也偶为改易《宋志》原文的地方，但这种改易，并不影响《宋志》的原意。其例证如下：
例一，《元志》卷一《思顺坊》条文注曰：“旧有留司御史台，宋徙乐成坊。”又同卷《乐成坊》条文注云：“庆历中，诏遣京西转运一员居洛，寻以非便，复许留司御史台”。这两条注文彼此呼应，都说到 “留司御史台”事。但是，这两条注文，前一条似非《宋志》原文，因为宋敏求叙述本朝事，是不会说“宋徙”之类语言的。第二条注文，“庆历中“之前未加“宋”字，而所述情节甚细，似应为《宋志》原文。依此类推，我认为《道政坊》条注文之“至宋开宝五年重修”语、《时邕坊》条注文之“至宋淳化三年”语、《容宣坊》条注文之“宋大中祥符中改”语、《陶化坊》条注文之“宋咸平三年重修”语及《从善坊》条注文之“宋嘉祐四年判河南府文潞公奏改”语等，其中都使用了“宋”字，而且时间都在宋敏求死前，他是见到了这些事的，则《宋志》原文必然无“宋”字。因此，这些“宋”字都可能是《元志》修撰者加上去的。但是，这种改易或增添一二字的作法，都毫不影响《宋志》的原意。
例二，《元志》卷一开卷处“京城”二字下注文有“以下自隋通叙至宋”一语；又在“河南府路罗城，隋筑”一语下，注文有“自隋至宋通叙”语。宋敏求以宋人写《河南志》，既不应称“河南府路”，又不应直称“宋”朝，因疑这几句都是《元志》修撰者所加。但这种增加的语句，只说明它的体例，也许还反映出《元志》有合并、压缩《宋志》的地方，不过都不影响《宋志》原文的史料价值。
例三，《元志》卷一《从善坊》条注文曰：“……太师赵普宅。……今保平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文彦博家庙并宅。《庆历元年郊祀敕》：许三品以下立家庙，而未有奏诏者。皇祐三年，公为宰相，奏于河南府建私庙，可之。其制四室。自宋，大臣有家庙，此为始焉。”这里的“公”，是指文彦博。因此，“其制四室”前几句，讲宋事而只书年号不云“宋”朝者，都可能是《宋志》原文；但“自宋，大臣有家庙，此为始焉”一句，应为《元志》撰修者所加，即非《宋志》原文，其理由有三：一是称“宋”，与《宋志》体例不合；二是宋代大臣立家庙，始于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下距宋敏求之死年（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为时并不久，还不致于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宋敏求未见到这种风气，是无法出此语的；三是即使在宋敏求死前大臣立家庙者已成风气，宋敏求也不敢在其《河南志》中以贬责的口吻说出这种话的。因此，我认为“自宋，大臣有家庙，此为始焉”一句，可能是《元志》作者所加。然而这种增加，并不直接涉及洛阳城本身的变化发展，从而并不影响《宋志》的史料价值。
例四，《元志》卷一《时邕坊》条注文曰：……广顺洪福尼院，晋天福七年建，周广顺元年赐名弘福，至宋避庙讳改。”按宋制：宋太祖之父名弘殷，因此讳“弘”字，曾改“弘”为“洪”（见陈垣著《史讳举例》第159页）则此处之改“弘福”为“洪福”，恰恰符合宋代避讳规定，结合前引《修文坊》条注文谓此坊一度名“弘道坊”，“国初，避讳复曰修文” 一事，则时邕坊条注文的《宋志》原文，应为“国初避讳改洪福” ”。因此，《元志》的“至宋避庙讳改”。一语，显然有《元志》修撰者改易《宋志》的痕迹。不过，这种改易，也同样不影响《宋志》内容的原意。
如上所述，可知《元志》虽不是“次道旧帙”，但元代无名氏在撰写《元志》过程中，除了有合并、压缩《宋志》的情况外，凡是被它吸收了的内容，几乎是一字一句地抄录了宋敏求《河南志》的有关原文，以致连若干反映宋代时间概念的“今”与“国初”等字样，也被原封不动地抄录下来，可见《元志》的宋以前部分，的确保留了《宋志》的原文，其史料的原始性与可靠性是不容怀疑的；虽有改易一二字或增添一二句的痕迹，不过这种改易与增添，并不影响《宋志》的原意。因此，总的说来，《元河南志》被保留下来的部分，确在很大程度上是《宋志》的原文，缪氏所谓 “仍是《宋志》原文”的话，是基本可信的，只是他缺乏详细说明而已。《元志》既然保留了《宋志》的原文，而《宋志》又是自称本于唐人韦述《记》和“续旧志之阙”（见《元志》卷一《明教坊》条注文）的，可视为韦述《记》的延续与扩大。因此，《元志》所保留的内容，对于研究隋、唐时期的洛阳城，是极为宝贵的和原始的材料，不可因其为元人所撰和名为《元河南志》而忽视或怀疑其史料的可靠性。
1962年5月初稿
1978年夏季修改
1982年夏再次补充修改
既然关于《元河南志》一书的看法如此分歧，那么，它的真实情况究竟怎样呢？我不自揣固陋，愿把自己阅读该书后的一些粗浅体会说出来，以求得教益！
（一）关于书名问题
宋人宋敏求（字次道，生于宋天禧三年，卒于元丰二年，即公元1019年—1079年）撰有《河南志》，二十卷，《宋史? 艺文志? 史部 ?地理类》载之，明人焦纮所撰《国史经籍志》的《史部?地理类》亦载宋敏求《河南志》二十卷（以下简称《宋志》），可见此书明代尚存。至清人傅维鳞编《明书经籍志》以补《明史艺文志》所载书之缺漏时，其中的《古今志类》，便无宋敏求《河南志》一书，可见清代此书已佚。既然如此，则元时《宋志》尚在。元代人撰写《河南志》时，（以下简称《元志》）必以《宋志》为据。至于书名，元代洛阳属河南府路，因此仍有名为《河南志》的可能；且元人撰志，决不会自己加“元”字。这就是说，《宋志》与《元志》，本来都有可能叫《河南志》。因此，当徐松把他辑录的本子定名为《河南志》时，也许就是元代人撰写的《河南志》的原名；然而他又说它“灼是次道旧帙”，使人容易把它与《宋志》混为一谈， 误为一书。
正因为这个原因，缪氏在校刻徐松辑本时，给它正名为《元河南志》，籍以区别于《宋志》。缪氏改定书名的经过是这样：首先，他偶于火神庙书肆，“见《河南志》钞本一巨帙，无卷数，用 《全唐文》格子封面，题《河南志。》”根据这一情况，缪氏认为它“是徐星伯先生（即清人徐松─敏注）手笔。宫阙城池，自周至唐悉具。知是宋次道《河南志》之首册，而星伯先生修《全唐文》时所录者”。这就是说，在开始，缪氏以为徐松的辑录本就是《宋志》的首册，完全把二者等同起来了；后来，到了缪氏细读徐松辑录本时，才发现它“开卷即云河南府路罗城，方知《大典》所录为《元河南志》，而仍是《宋志》原文”（均见缪氏校刻本《元河南志》跋）。这就是说，“路”的设置属于元制，既然徐松辑录本开卷就说“河南府路”的话，表明修志者是元人，应名为《元河南志》，与《宋志》是两部不同的书。
上述缪氏改定书名的作法，无疑是正确的，这样改定，既避免了徐松把其辑录本名曰《河南志》所引起的与《宋志》混同的毛病，又符合该书实况，更准确地反映了该书的时代特征。不过，缪氏只举出了所以改变书名的一个重要理由，实则应正名为《元河南志》的理由还有不少，现补充如下：
第一，《宋史? 艺文志》载宋敏求《河南志》有二十卷，而徐松辑录者“无卷数”，经缪氏校刻以后，始分为四卷，可见徐松所辑非《宋志》原帙甚明。
第二，宋敏求以宋人撰《河南志》，关于宋代的洛阳，一定会写得比较详细，而且会另立专章；可是，徐松辑录的《河南志》，却把宋代的洛阳与隋唐时期洛阳的门坊街隅名称合在一起叙述，或曰“自隋通叙至宋”，或曰“自隋至宋通叙”，这又一次表明徐松所辑录者并非《宋志》。
第三，宋敏求辑写的《河南志》，是决不会称他所属的王朝为宋朝的；可是，徐松撰录的《河南志》，曾多次出现“宋朝”字样，如《元志》卷四的“朱城阙古迹”的标题，上引卷一的“自隋通叙至宋”，“自隋至宋通叙”及《思顺坊》条注文的“宋徙乐城坊”、《时邕坊》条注文的“至宋避庙讳改”等，（全书称宋者，据统计，近二十处），都直称“宋”朝，足证徐松所辑为宋以后人所撰《河南志》。
第四，徐松辑录的《河南志》，缪氏校刻本卷一有“京城……唐末兵乱，摧圮殆尽，周世宗显德元年命留守武行德葺之，然甚痹陋 。至宋景祜元年，王曾判府事。复奏加筑”等语；又卷三有“隋都城，即今河南府路”及卷四“按宋以河南为别都，宫室皆因×××，或增葺而非创造。今，先序五代，而以宋统之”等语。在这里，不仅直称“宋”朝名称，又讲到“路”的设置，还以“今”与“宋”并列，这就确证这里的“今”是指元代。因此， 徐松辑录的《河南志》是元人所撰《河南志》。无疑区别于《宋志》，定名为《元河南志》是完全正确的。
第五，徐松所辑录的《河南志》，还有若干地方，明显地留下了元代人撰《志》时的痕迹。如全书每当讲到洛阳城时，除使用周之“王城”、“成周”、“后汉都城”、“魏宫城”、“后魏京城”等名称外，其述隋、唐洛阳城，则用由“宫城”、“东城”、“皇城”组成的“东都城”名之。而入宋、金以后，则屡称“河南府城”之名，且简称为“府城”。如《元志》卷一，谓隋罗郭城南面建春门，“在府城东南一十里”；又如卷二开头有“实今府城也”的话；卷三“隋皇城在府治城西二里”等，即其例证。这显然是以宋，金、元时的洛阳城的名称，去称呼隋、唐时洛阳城。此外，《元志》还两次提到：“金于正大初筑城”。按“正大”，为金哀宗年号。如果此书系宋敏求《河南志》，又何以会有宋敏求死后的情况载入书中呢？又何以屡用金元时期习用的“河南府城”的名称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元志》卷一《宣风坊》条注文曰：此坊之安国寺，“会昌中废，后复葺之，改为僧居诸院，牡丹特盛，今徙东城承福门内，为祝厘之所，内有八思巴帝师殿。”按八思巴，为元代忽必烈时第一次主管宗教事务的帝师。《元志》既载入此事，则其出于元人之手，非宋敏求《河南志》，岂不甚明！
第六，在避讳方面，也同样表现出该书是元人所撰《河南志》而非《宋志》的明显痕迹。通观全书，凡遇唐太宗“贞观”年号，有改为“正观”者，也有仍用”贞观”者。究其所以改“贞观”为“正观”，在于避北宋仁宗赵祯之名讳。由此可见，凡改“贞观”为“正观”之处，均可视为宋敏求《河南志》之原文，因为只有他才有避仁宗名讳的必要，反之，凡书中作“贞观”之处，可视为元代修志者对《宋志》的改易，因为他没有避仁宗名讳之必要。因此，书中“贞观”年号的大量存在，正是元代撰志者所留下的痕迹；其仍作“正观”者，则反映出元代修志者之大量抄录《宋志》原文。所以，书中这一避讳情况的存在，同时反映出上述两种实况。
如上所云，徐松把他所摘录的本子称为《河南志》，本来没有什么不妥；但是，由于他误认为这就是《宋志》的“旧帙”，就引起了混二书为一书的误解。缪氏正是从消除这种误解出发，才把徐松辑本改名为《元河南志》，藉以区别于宋敏求《河南志》的。上述事实证明，徐氏所辑，确为元人所撰《河南志》，正名为《元河南志》是正确和必要的。
（二）关于卷数问题
《宋志》为二十卷，这是《宋史?艺文志》有明确记载的。徐松从《永乐大典》中所辑《河南志》，“无卷数”，这是缪氏在校刻徐松辑录本的《跋》文中明确交代了的。然而，藕香零拾丛书本《元河南志》（即缪氏校刻本）作“四卷”。这一情况表明：“四卷”之分，显然出自校刻者缪荃孙之手。这是因为，元代无名氏撰写的《河南志》，既不可能全抄《宋志》的二十卷，也不可能无卷数；然则徐松的无卷数辑录本及缪氏校刻的四卷本均非《元河南志》的原貌。
那么，元代无名氏撰写的《河南志》，究竟是多少卷呢？由于这部书已经散佚，元、明、清诸代人言艺文或经籍者，都不载此书，故原书卷数已无法明白。但我们可以确定：《永乐大典》所收元代人撰的《河南志》，决不会象徐松所辑录的《河南志》那么少。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关键，在于徐松辑录时，只抄录了该书的宋以前部分，而对金元时期的洛阳城的情况，则省略成寥寥数语而已，正如缪氏所说：“至述元时，寥寥数语，必是星伯先生止录《宋志》，元代事则置之耳。”（《元河南志》跋）实则徐不仅对宋以后的部分有所删节，即使抄录以前的部分，也未必全部收录。因此，造成了“无卷数”的一个抄辑本，影响了《元河南志》的完整性。
我们何以知道徐松在辑录时，是上述这样抄录的呢？其证据如下：
我们知道，元代人撰写《河南志》，必然对金、元时期的洛阳，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徐松辑录的《河南志》，关于金、元两代的洛阳，叙述极为简略，都是寥寥数语，与元代人修撰的《河南志》极不相称。如果元代人撰写的《河南志》确是如此，试问有什么必要重撰《河南志》呢？因此，这种状况决不可能是《元志》的原貌；这种状况的造成，只能是徐松辑录时任意取舍的产物。
事实证明，徐松确有任意取舍的表现，如徐松辑本叙元代洛阳的情况时说：
“元朝皆如旧制。但故皇城内暨水南种×民田，城内止十四坊。东城、西城、西关。然居人稀少，×××旧。”
这段话，附于徐松辑录本的最末尾。论内容，是对元代洛阳城全部情况的概述；论表述形式，显然不是《元志》修撰者说的话，因为它直称“元朝”。因此，从这一情况来看，可以确定这是徐松辑录时，为了略去《元志》的元代部分，就用自己的话对元代部分作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因而就出现了“元朝”这样的说法，是他任意取舍《元志》的确证。
另外，还有 不少迹象，也同样表明徐松在辑录《元河南志》时，有所删节和取舍。如《元志》卷一“次北尚善坊，坊之直北，坊之东”条注文曰：“引龙桥，详桥类”；又曰：“郭从义，安审琦宅，详宅类”。又同书同卷“次北宜人坊西南隅”条注文曰：“菏泽寺，详见寺类”。这些情况表明：元人所撰《河南志》，本来是有“宅类”、“桥类”及“寺类”等专篇的。但是，今所见徐松抄本及缪氏校刻本，既无“寺类”专篇，又无“宅类”专条，更不见“桥类”专目，说明今本《元河南志》有明显的不完整性。而这种情况的所以造成，只可能是徐松辑录时的删节、取舍造成的。
又《元河南志》卷四“千金塌”条注文曰：“事具河南县中”。同书卷二“万岁亭”条注文曰：“按亭在故嵩阳县西北，已载登封事中。”由此可见，《元河南志》原书中，曾载有河南府路所属各县的详细情况。而今所见徐松抄本及据徐松抄本而来的缪氏校刻本，均无这方面的内容。这岂不是进一步证明徐松在辑录《元河南志》时，确有所删节，取舍吗？
徐松辑录时，其所以要这样作，在于他的指导思想是要恢复宋敏求《河南志》旧貌。所以，凡是以宋代洛阳一百二十个坊名为内容的正文与注文，他都一一抄录了，再把《元志》关于金、元时期洛阳的部分删去，他以为这样就算恢复了《宋志》的旧貌。无怪乎他把他所辑抄的《河南志》，既不题撰人，也不注卷数，只题《河南志》，并说“灼是次道旧帙”了。
既然徐松辑本并无卷数，而经缪氏校刻后，却被分成了四卷，则四卷之分，系出自缪氏之手甚明。实则，缪氏在校刻该书的过程中，给该书打上的烙印，远不止于卷数的划分。略举数例如下：
第一，《元志》卷末有“下阙”二字，用阴文刻印，我疑这是缪氏所加，因为徐松辑录该书时既然有意删去了它的金、元部分，自然就不会再注明“下阙”字样，从而知应为缪氏所加。
第二，《元志》中的黑底白字阴文标题，有题不符文处。例如第二卷分别为“成周宫阙古迹”、“后汉城阙宫殿古迹”、“魏城阙宫古迹”和“晋城阙宫殿古迹”，但到了第三、四卷，标题均作“某朝城阙古迹”，较前少“宫殿”二字，然而内容中却仍有“宫殿”部份，显然题文不符。又如第三卷“隋城阙古迹”条下注文曰：“以下自隋通叙至宋”，即自隋至宋，在《元志》中本是合于一卷的，可是缪氏校刻本却把这部分内容分置于第三、第四两卷，因而也有题文不合处。这些事实，不仅反映出卷数之分是出于缪氏之手，而且《元志》采用黑底白字阴文标题的这种作法，也是出于缪氏的设计。
第三，缪氏校刻该书的时代属于清末，清代的避讳制度，必然会在书中留下痕迹。查《元志》文中凡遇“弘”、“玄”、“淳”、“烨”、“琰”、“历”字的地方，除了按避讳惯例写作缺笔字外，还于字周加一圆圈，这些情况无疑都是为了避清代皇帝之讳而留下的痕迹，必非《元志》原貌。
第四，缪氏在按语中说：“北魏朝校以《伽蓝记》，颇有益处；周、汉、魏、晋只能以正史、《寰宇记》校之。”这说明缪氏在校刻该书时，曾用他书校正，这样也必然要留下缪氏校订的痕迹。此外，抄本中的一些错字，缪刻本已经作了改正，这也应是缪校时所留下的烙印。
如上所述，可知藕香零拾丛书本《元河南志》，不仅它的卷数是缪氏所分，而且还打上了缪氏校刻时的不少烙印；至于《元河南志》本来的卷数，也决不可能只有四卷。其所以造成这个不完整的状况，与徐松辑录时的任意取舍是分不开的。
（三）关于其内容可靠性的评价
既然今本《元志》是经过徐松辑录和缪氏校刻而来，而且分别打上了辑录者与校刻者的烙印，严重地影响了《元河南志》的原貌，那么，该书的史料价值究竟如何呢？换言之，它虽然不象徐松所说的“灼是次道旧帙”，是不是《宋志》的原文在《元志》中毫无保留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察：一是要看《元志》的修撰者关于宋以前的洛阳的记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抄自《宋志》；二是要看《元志》修撰者，有没有改易《宋志》原文的地方，并看这种改易是否影响内容的可靠性。
首先，让我们考察《元志》修撰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据了《宋志》的问题。
第一，《元志》在撰写的体例上，基本上是仿照《宋志》。
《元河南志》卷一《明教坊》条注文曰：“唐有龙兴观、宋璟宅、崔融宅。凡坊内韦述《记》所著隋、唐旧迹者，大书之；改易者，附见其下；湮灭者，注于坊名之下。韦述《记》后，唐事及五代后事，虽毁废，皆大书之，所以续旧志之阙。”这个注文很重要，它说明宋敏求《河南志》的体例是这样：以洛阳坊名为纲，分正文与注文，而且字体有大小之别。凡韦述《两京新记》中记载的隋唐旧迹到宋代还存在者，都用大字书写；凡名称有改变的，“附见其下”，显然是用小字书写；凡已经湮灭的，在坊名之下用小字注明。另外，凡“韦述《记》后，唐事及五代事”，即不载于韦述《两京新记》中之发生于唐代后期及五代时的事，虽然到宋代已经毁坏或废弃了，还是大书之，作为韦述《两京新记》的延续和补充。按韦述死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以后不久，故唐代后期及五代事，确为韦述《记》所不及载。因此，这个注文，是 《宋志》原文无疑。《元志》修撰者把《宋志》这个说明体例原则的注文，也一字一句地抄上，这说明《元志》中的宋以前的部分，确实保留了《宋志》的原文。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元志》的体例，几乎同上述《宋志》 的体例一模一样。从徐松辑录、缪氏校刻的《元河南志》来看，体例上也分正文与注文，正文顶格书字，注文低一格书字；洛阳的坊名，也是内容的纲目；坊名的变化情况，都以注文注明于坊名之下。这样的写法，难道不是与《宋志》的体例一脉相承吗？
第二，在洛阳城诸坊的名称与位置方面，全依《宋志》。
《隋书?地理志》云：河南府东都有“里一百三，市三”； 《旧唐书?地理志》谓唐代东都“城内纵横各十街，街分一百三坊、二市”。可见隋、唐时期洛阳城内均为一百零三坊”。但是，《元河南志》卷一正文有“《洛阳志》云：凡一百二十坊”语；其下又以一百二十坊的名称为纲目，逐坊注明其兴废沿革及坊内住宅等。这个一百二十坊的数字，同隋、唐时洛阳城内的坊数不合，说明它显然不是以隋、唐坊数为依据的。又《元河南志》卷一讲到宋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河南知府张奎修葺洛阳城时，曾“依约旧地”，布列为坊，并定出坊名，榜于通衢，随即列举了一百二十个坊的名称。然则，一百二十坊之数，实始于宋皇祐二年张奎修复洛阳城时。因此，《元志》所依据的洛阳城内一百二十坊的坊数、坊名与位置等，都是以宋代洛阳城的情况为基础的。不仅如此，即使它所引的《洛阳志》一书，也有是宋敏求《河南志》的别名的可能，因为遍查《宋史》、《明史》之《艺文志》及明人焦纮所著《国史经籍志》、清人傅维鳞所编《明书经籍志》等，均无《洛阳志》一书，也许是元代修撰《河南志》的作者，为了使自己的《河南志》区别于宋敏求的《河南志》，便把《宋志》称为《洛阳志》的。但也可能是泛指有关洛阳的方志，应句读为“洛阳《志》”。因为除这里提到洛阳《志》外，《元志》卷二“成周城阙宫殿古迹”条下云：“至光武竟都之，历魏、晋、元魏，皆以为都；唐日尚佳，今为丘墟矣。大抵周、召营卜之城，今皆夷荡或半存。兹辑洛阳《志》至城阙宫殿，迎为详著之，庶几后人易喻云。”这显然是宋敏求撰《河南志》时叙述其资料来源的情况，则此处之所谓“兹辑洛阳《志》”，是泛指有关洛阳的各种方志。总之，不论《洛阳志》是否为《宋志》别称，《元志》以宋代洛阳城的一百二十坊为纲的作法，正如上述《宋志》以坊名为纲，然后逐坊注明其沿革的作法是相同的。
第三，《元志》在文句上也有整句整句抄自《宋志》的地方，甚至连带有表示宋代时间的字句也未加改易地抄录下来了。
《元志》之抄录《宋志》原文者，除了上述《明教坊》条注文外，还有若干带有表示宋代时间的字句也未加改动的地方。例如《元志》卷一载长夏门街东第二街的从善坊之北为“唐之南市，今通利坊”；又同书卷一载洛阳城内有“一百二十坊”，其下注文曰：“隋曰里，一百三，市三；唐改曰坊。今八十八坊隶河南县，三十二坊隶洛阳县。”因为宋皇祐二年始划洛阳城内为一百二十坊，而元代洛阳“坊内止十四坊”（《元志》卷四）。因此，这里的两个“今”字是指宋代无疑，可见这些话都是《宋志》原文。
同样的例证还不少，为了确证《元志》抄录《宋志》原文之多，再举数例如下：
《元志》卷一《乐成坊》条注文曰：“即唐南市与通利坊之地，旧有榷货务，本唐李勣宅，今废。今礼部侍郎吴育光宅，本驸马都尉王衍宅。”这里一连两个“今”字，如果说前一个“今”字的时间限界还难于确定，而后一个“今”字则可确证为宋，因为礼部侍郎吴育光为宋人，《宋史》卷291有传，他出生于景德元年（1004年），死于嘉祐三年（1058年），同宋敏求同时而略早，则宋敏求《河南志》记载吴育光事是完全可能的，又 《元志》 卷一《集贤坊》条注文曰：“唐有……中书令裴度宅，园池尚存，今号湖园，属民家。”查《说郛》卷二十六宋人李格非所著《洛阳名园记》，确有湖园，因此“今号湖园”的“今”是宋代无疑。
又《元志》卷一《怀义坊》条注文曰：“按韦述《记》：唐通济坊即隋怀义坊。今通济坊外，更增怀义，置广利坊之地，即隋富义坊。”唐无怀义坊，五代时，洛阳城内“鞠为荆棘”，“坊久无榜”，至宋皇祐二年才有知府张奎“依约旧地”布列坊名，始有怀义坊之置，故这里的“今”，也是指宋代甚明。
还如《元志》卷一《从善坊》条注文曰：“今保平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文彦博家庙并宅”。文彦博为宋人，从善坊有其家庙及住宅，并谓之“今”，则这里的“今”是指宋代，显系《宋志》原文。
更如《元志》卷一“南曰建春门”条注文曰：“隋曰建阳，唐初改。按韦述《记》，中曰建阳，南曰永通，周广顺中犹存。疑国初废塞而开罗门”。这里的“国初”是指宋，初甚明。
又如《元志》卷一《修文坊》条注文所云，则情况更为明显。注文曰：“隋立国子学于此，因曰修文。唐显庆二年，尽并一坊之地为雍王宅。王升储，立为弘道观，因改名曰弘道。国初，避讳复曰修文”。这里叙述修文坊的沿革甚详，叙唐代情况后，接着便是“国初”，则“国初”系指宋初甚明。又宋太祖父名弘殷、故改弘道观为修文坊以避讳，正符合宋代的避讳制度，进一步证明这里的“国初”是指宋初，显然是《宋志》原文。在全书中，称宋初为“国初”者不少，此不悉举。
在《宋志》中这一系列称“今”和“国初”的文句，当《元志》修撰者抄录时，连这些明显带有宋代时间标记的字句也未改动，可见《元志》的宋以前部分，确是一字一句地抄自《宋志》。
第四，《元志》 的下面两个特征，也有力地说明它的内容大部分是《宋志》的原文：
贯穿于《元志》卷一诸条的一个共同点是，凡叙述隋、唐、五代洛阳诸坊的情况时，总是冠以朝代名称，如某坊隋有某某宅、唐有某某宅等，但每当它叙述到宋代诸坊情况时，只书年号如景祐、皇祐、太平兴国等，而不再冠以朝代名，即使有文也很少见。这一情况，也表明《元志》绝大部分注文，是从《宋志》原文抄来。
另一个特征是，当《元志》叙述宋代洛阳城内诸坊的情况时，没有一条是属于宋敏求死后的，难道宋敏求死后的洛阳诸坊就没有变化了吗？这是决不可能的。《元志》之所以不载宋敏求死后洛阳诸坊的情况，关键就在于《宋志》不记载。《宋志》所不记载者，《元志》也付之阙如，这难道不进一步反映出《元志》抄录《宋志》原文的实况吗？
其次，《元志》也偶为改易《宋志》原文的地方，但这种改易，并不影响《宋志》的原意。其例证如下：
例一，《元志》卷一《思顺坊》条文注曰：“旧有留司御史台，宋徙乐成坊。”又同卷《乐成坊》条文注云：“庆历中，诏遣京西转运一员居洛，寻以非便，复许留司御史台”。这两条注文彼此呼应，都说到 “留司御史台”事。但是，这两条注文，前一条似非《宋志》原文，因为宋敏求叙述本朝事，是不会说“宋徙”之类语言的。第二条注文，“庆历中“之前未加“宋”字，而所述情节甚细，似应为《宋志》原文。依此类推，我认为《道政坊》条注文之“至宋开宝五年重修”语、《时邕坊》条注文之“至宋淳化三年”语、《容宣坊》条注文之“宋大中祥符中改”语、《陶化坊》条注文之“宋咸平三年重修”语及《从善坊》条注文之“宋嘉祐四年判河南府文潞公奏改”语等，其中都使用了“宋”字，而且时间都在宋敏求死前，他是见到了这些事的，则《宋志》原文必然无“宋”字。因此，这些“宋”字都可能是《元志》修撰者加上去的。但是，这种改易或增添一二字的作法，都毫不影响《宋志》的原意。
例二，《元志》卷一开卷处“京城”二字下注文有“以下自隋通叙至宋”一语；又在“河南府路罗城，隋筑”一语下，注文有“自隋至宋通叙”语。宋敏求以宋人写《河南志》，既不应称“河南府路”，又不应直称“宋”朝，因疑这几句都是《元志》修撰者所加。但这种增加的语句，只说明它的体例，也许还反映出《元志》有合并、压缩《宋志》的地方，不过都不影响《宋志》原文的史料价值。
例三，《元志》卷一《从善坊》条注文曰：“……太师赵普宅。……今保平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文彦博家庙并宅。《庆历元年郊祀敕》：许三品以下立家庙，而未有奏诏者。皇祐三年，公为宰相，奏于河南府建私庙，可之。其制四室。自宋，大臣有家庙，此为始焉。”这里的“公”，是指文彦博。因此，“其制四室”前几句，讲宋事而只书年号不云“宋”朝者，都可能是《宋志》原文；但“自宋，大臣有家庙，此为始焉”一句，应为《元志》撰修者所加，即非《宋志》原文，其理由有三：一是称“宋”，与《宋志》体例不合；二是宋代大臣立家庙，始于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下距宋敏求之死年（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为时并不久，还不致于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宋敏求未见到这种风气，是无法出此语的；三是即使在宋敏求死前大臣立家庙者已成风气，宋敏求也不敢在其《河南志》中以贬责的口吻说出这种话的。因此，我认为“自宋，大臣有家庙，此为始焉”一句，可能是《元志》作者所加。然而这种增加，并不直接涉及洛阳城本身的变化发展，从而并不影响《宋志》的史料价值。
例四，《元志》卷一《时邕坊》条注文曰：……广顺洪福尼院，晋天福七年建，周广顺元年赐名弘福，至宋避庙讳改。”按宋制：宋太祖之父名弘殷，因此讳“弘”字，曾改“弘”为“洪”（见陈垣著《史讳举例》第159页）则此处之改“弘福”为“洪福”，恰恰符合宋代避讳规定，结合前引《修文坊》条注文谓此坊一度名“弘道坊”，“国初，避讳复曰修文” 一事，则时邕坊条注文的《宋志》原文，应为“国初避讳改洪福” ”。因此，《元志》的“至宋避庙讳改”。一语，显然有《元志》修撰者改易《宋志》的痕迹。不过，这种改易，也同样不影响《宋志》内容的原意。
如上所述，可知《元志》虽不是“次道旧帙”，但元代无名氏在撰写《元志》过程中，除了有合并、压缩《宋志》的情况外，凡是被它吸收了的内容，几乎是一字一句地抄录了宋敏求《河南志》的有关原文，以致连若干反映宋代时间概念的“今”与“国初”等字样，也被原封不动地抄录下来，可见《元志》的宋以前部分，的确保留了《宋志》的原文，其史料的原始性与可靠性是不容怀疑的；虽有改易一二字或增添一二句的痕迹，不过这种改易与增添，并不影响《宋志》的原意。因此，总的说来，《元河南志》被保留下来的部分，确在很大程度上是《宋志》的原文，缪氏所谓 “仍是《宋志》原文”的话，是基本可信的，只是他缺乏详细说明而已。《元志》既然保留了《宋志》的原文，而《宋志》又是自称本于唐人韦述《记》和“续旧志之阙”（见《元志》卷一《明教坊》条注文）的，可视为韦述《记》的延续与扩大。因此，《元志》所保留的内容，对于研究隋、唐时期的洛阳城，是极为宝贵的和原始的材料，不可因其为元人所撰和名为《元河南志》而忽视或怀疑其史料的可靠性。
1962年5月初稿
1978年夏季修改
1982年夏再次补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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