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台及其《郾城县记》
发布时间：2019-02-12 点击数：3818
陈金台，字延堂，号燕卿，出生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卒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郾城县风宪里(今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大陈村)人。明嘉靖湖广按察司副使陈玑(字天仪)的第十二代孙，其父传谨诰封中宪大夫、户部主事，世代书香门弟。良好的家庭熏陶，加之他天资聪慧，好学深思，刻苦钻研，强学博记，光绪壬午科(1887年)中举人，己丑科(1889年)中进士。历户部陕西司主事，改度支部制用司主事，宣统二年(1910年)选拔安徽滁州直隶州知州。他为官清政廉洁，怜爱百姓，特别是在滁州任知州时，竭尽全力，兴利除害。滁州地处滁河之滨，盗贼出没，百姓深受其害，为此，他恩威并施，予以平息，百姓方得安居乐业，当地人民称金台为“贤刺史，不可多得”。
辛亥革命后，金台从滁州返回郾城，致力于地方的教育事业，首创郾城第一所女子小学，使女子同男子一样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民国四年(1915年)，与叔父陈伟勋(壬辰科进士，曾任四川会理州知州)，开始筹划创设郾城县志局，并着手纂修郾城县志。时隔二年，其叔父病故，金台独自担起纂修县志的重任。在纂修县志的整个过程中，他博访通人，相助搜集，参考旧志，取长补短。多次求教于业师陈祥南，又专程赴南阳请教著名的方志学家张中孚。后在李寿堂、杨心芳、郭子廉、顿尉南、石廷箴、陶向渠、赵镇恒等人的大力协助下，广搜资料，循其义类，宗其会归，屏其孳乳，昭其次弟，至民国10年(1921年)，郾城县志已正式脱稿，定名《郾城县记》，全书分为图经、疆域篇(上、中、下)、大事篇、学校篇(上、中、下)、赋役篇、沟防篇、职官篇(上、下)、封国篇、科目篇、艺文篇(上、下)、金石篇、耆旧篇(一、二、三、四、五、六、七)、列女篇、述略、文徵内篇(上、下)、文徵外篇(上、下)，共30卷。开篇冠以县城池图、行政区划图、河流分布图。上限大事记起自周平王，下限截止宣统三年。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郾城县记》未出版，陈金台卒。后由周世臣(即周云，清光绪二十五年任郾城知县)整理，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出版。该县记出版发行后，一时在方志界，震动很大，颇负时望，誉之者称为中州方志名著。
通读《郾城县记》，如含醇醪，美沁心脾，如入桃源，引人入胜，称得郡邑良史方志上品。再结合我任新编《郾城县志 》主编的实践感受。曾想：细品《郾城县记》：旨存史，信乃大；宜鉴今、律乃大。欲使其鉴今与传史，启今人而惠后人者，应重事考，考其究竟，澄其源流，而不能以已之昏，贻今人误后人。如斯，非功是过。再品《郾城县记》：举宏图，在胆识；念久远，在毅力。欲立千秋之言而不废者，应常怀“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唯志乘或可当此”之念。否则，心不从，志不立，事难为。要有博大的胸襟，顽强的毅力，靠全身心的投入，方能奏效。再细品《郾城县记》：求精湛，以诱人；入细微，启心智。欲扣人心扉以启迪智慧者，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宜谨小慎微，忌敷衍从事，要字斟句酌，痛下功夫。从长远计，些微之陷，往往贻误多端。反之，精雕细刻之于宏伟的宫殿，则以细微末节之功以壮观瞻，故秉笔直书，不可妄书，而应谨慎从事，推敲再三。这是陈金台纂修《郾城县记》成功之所在，也是我拜读《郾城县记》之感。
郾城历史上曾多次修志，据文献所载，最早的志书当推元至正年间(1341—1370)纂修的《郾城县志》，但早已失传，书目、内容已无可稽考。第二部是洪武年间(1368—1398)倪俊编纂的《氵隐阳志》。原本无存，其序收录到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3年)编纂的《郾城县志》里。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郾城国内发现藏书的仍有六部：即明嘉靖三十三年赵应式编纂的《郾城县志》十二卷刊本；明崇祯十年(1637年)李振声、李豫纂修的《郾城县志》，北京图书馆、日本东方文化学院藏有胶卷本；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荆其惇修、傅鸿邻补修、闫举等纂修的《郾城县志》十卷刊本；清乾隆十年(1745年)赵作霖纂修的《郾城县志》十卷刊本；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傅豫纂修的《郾城县志》十八卷刊本；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陈金台纂修的《郾城县记》三十卷刊本。
现存的六部旧志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民国二十三年陈金台纂修的《郾城县记》。它记载的历史资料最多，三十卷、十二册。集前五部志书之精华，集前五部志书之重要资料，所容信息量最大，从搜集资料、选材、编排，突出郾城特色，到语言文字加工，较前几部旧志相比，不但版本完整，质量也较其前志书为高。
古人把地方志的作用概括为六个字：“资治、教化、存史”。就“存史”而言，《郾城县记》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史实。你知道在郾城这块土地上，历代有哪些国州郡、邑、县吗？在这块土地上，又有哪几个朝代，有多长时期没有郾城吗？元正和十二年韩愈与李从正在郾城县晚秋夜总会上的联句50首，刻于彼岸寺内的寺壁上，留下了千古绝唱，要知详情，请看《郾城县记》。大事记从周平王八年郑伯取胡，齐恒公伐楚盟于召陵，邓伯会楚人于邓，楚灭赖、灭蔡，魏败楚陉山，秦取楚召陵，讨淮西叛军吴元济郾城之战，宋金郾城之战等的印证，使我们读者看到郾城这块宝地上战争频繁，人民涂炭，何言发展生产力之有？它无形中教育了今人要对历史的发展负责，对人民负责，要为发展生产力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贡献力量。要了解这些战争的情况，请看《郾城县记》。从这些历史事件中也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封建制社会一定要代替奴隶制社会。一定的社会形态，是一定高度的生产力和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生产力是个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它绝不停留在一个水平线上，而是不停顿地向高水平发展，这就注定人类社会形态要向有阶段地一步一步发展到能够给生产力充分发展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去。
《郾城县记》存史量大，资料丰富，表现最突出的是文徵篇，分内篇上下、外篇上下，从17—30卷，四册，共收录诗文313篇，其中文章150篇，包括古文、选辑、名人传记、寺庙铭文、河流、修桥碑记、贞烈事略、族谱祭文、地名考证诸方面；诗词163首。内容包括咏物明志、写景抒怀、歌功颂德、鞭打时弊、往事追记、会友谈情、把酒对歌等。单就选诗而言，上溯春秋战国，下至清末，两千多年沙澧大地，历史沿革、沧桑演变、方方面面。诗人多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进士、举人、及弟的地方官吏，文人墨客，也有闻名遐迩的文字家、诗人，诸如：韩愈、杜甫、元好问、柳宗元、苏东坡、苏子由、蔡邕等等。有些诗，表现了蔑视权贵的傲岸精神，对当时政治的腐败作了尖锐的批判；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同情，诸如：郭子嶙《村饮曲》、李达之《河夫歌》、《食树皮草子饼》、寒理石《严霜行》、荆其惇《召陵行》等；有些诗描绘了壮丽的自然景色，表达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郾城这块土地的热爱，诸如：王季立《郾城八景》、冯兆京《郾城八景》、杨祥元《郾城八景》、李振声《郾城八景》、谢公翼《郾城八景》、元好问的《氵隐亭》、苏之由的《文殊院古柏》等，诗风雄奇豪放，想像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有的从民歌、神话中吸取营养和材料，构成其特有的瑰玮绚烂的色彩。有些诗讴歌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战争。宋金郾城之战，讴歌了民族英雄岳飞，痛斥了卖国贼秦桧一伙，诸如：赵嘉宾的《岳忠武祠》、王璋的《岳忠武祠》、傅尔德的《岳忠武祠》等。这更是本志的一点珍贵。评价一部志书，应该抓住其根本属性，即资料。一部志书的优劣，主要表现在资料质量的高下，以此观之，《郾城县记》不愧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资料书。
陈金台在编写安排《郾城县记》的整体上突出了许慎《说文解字》这个地方特色。首先，原文录载了《许叔重<说文解字>叙目》，许慎儿子《许冲上<说文解字>书》。并附有：《汪法安请撰集古今文字表》、《徐楚金<说文解字>系述》、《徐鼎臣等校定<说文解字>进状一和进状二》、《朱君<说文解字>叙》、《王怀祖<说文>统系图跋》、《段若膺汲古阁<说文>订序》、《姚秋农<说文>声系序》、《严铁桥许君事跡考》、《孙渊如重刻宋本<说文>序》、《陈恭甫<五经異义>疏证序》、《桂未谷<说文解字>附说》、《祁春圃重刻影宋本<说文>系传序》、《李申耆跋祁刻<说文>系传》、《王菉友<说文>句读叙》、《张香涛<说文解字>桂氏义证叙》、《王舟瑶儗许先生从祀诸儒考略》、《张星钅监许叔重颂》、《郾城县儒学请转申以汉儒许慎从祀文庙牒文》、《礼部等衙门会议准汉儒许慎从祀文庙奏》、《郾城县建许南阁祭酒祠请列入祀典禀》、《孟瑞堂创修后汉许公祠碑记》等二十二篇，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为进一步研究许慎提供了资料来源，又从不同的方面歌颂许慎的功德。这说明陈金台对东汉这个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早就认识到他在国内、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其意义重大。
特设耆旧篇(1—7)记载世家又是《郾城县记》一大重要特点：“耆老”者，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记述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华民族尊重老人的传统美德。在耆旧篇内。记载世家，用表的形式写了二十余个世家，其中记十二世以上的世家10姓，召陵刘氏，参，写了十九世；凤宪里陈氏，鸾(即陈金台世家)，写了十二世。这些世家都记述了他们现在居住所在地，姓氏的来历，即各姓氏宗族从何地迁来。比如：凤宪里陈氏(即陈金台世家)。在陈氏序文开始写道：“郾城、临颍、西平、舞阳陈氏咸祖汉太邱长，寔(陈寔)。以中郎之碑有曰：留葬所卒，而郾城有太邱墓焉。然大陈村(凤宪里)陈氏，实於明自山西洪洞迁居。始迁者兄弟五人：曰甫勲、曰甫有、曰甫栋、曰甫举、曰甫申。甫举子曰号鼎。号鼎四子：曰方、曰元、曰公、曰迪。元、公、迪皆居大陈。明季大乱，谱牒散佚，迪以下二世不可考，迪之曾孙鸾。言世系自鸾始，而大陈村之名凤宪里，则由於玑(鸾子)官副使。”可能有人要问，志书记载世家能算特色吗？因为世家是客观存在的，是一个历史与现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中国史书记载世家者比比皆是。《史记》有齐太公、鲁周公、孔子、陈涉等三十世家；《汉书》在七十二列传中，由父及子，至于孙，其至绵延七代者，不下二十家；《晋书》中《列传第四十五·王湛》和《列传第四十九·谢安》名为列传，实为庞然的家族群。总之，记载世家是中国史书记载的一个重要传统。
耆旧篇从篇一到篇七，立传者共三百八十四人，均记有世家，记载了他们的各姓氏宗族来历，这在郡、县志中也是少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物的出现、成长、成功，乃至失败、灭亡，绝不是独立的、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和社会原因的。人的价值的实现主要决定于社会环境或社会条件。马克思在致约·巴·施韦泽的信中说：“每个人都是更多地受环境的支配，而不是受自己意志的支配。”(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73页)，鲁迅先生说过：“木匠箱子善弄斧凿，兵家儿早识刀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对人的成长影响很大。父祖兄弟，递相影响，便形成家庭或家族在行业习尚、道德规范等方面的独特风貌。或禽心兽行，不齿于乡里；或谋国利民，成一代风范。这些都是历史的真实，是社会的真实。清代著名史志学家章学诚曾说：“邑志尤重人物，取舍贵辨真伪。”清代另一个学者龚炜说：“修志之难，难在人物传。”《郾城县记》耆旧篇记三百八十多个人，职官篇记六十三个人，都有声有色的活跃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从不同的侧面给人们留下印记。
修志个人的质量取决于志书的成败。《郾城县记》写得这么成功，取决于陈金台，正如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把修志人员的质量概括为：“识是以断凡例，明是以决去取，公是以绝请托。”这里的“识”是指修志者学识要完全能够判断“凡例”；这里的“明”是指修志者的业务素质、文学功底要完全能决定资料的取舍，犹如庖丁解牛，取舍立断，谙练自如，恰到好处；这里的“公”是指修志者要具有秉公直书的史学工作者的品质，不为私人感情所动，不唯权贵所屈，不为个人的“请托”而“笔下生花”或“刀下留人”，更不能拿原则做交易。我认为陈金台完全符合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所概括的“识、明、公”三个字，这就是《郾城县记》能够成为中州名志，方志上品的原因所在。
读《郾城县记》，面前仿佛树立起一尊历史的丰碑，令人起敬，激人奋进，深受启迪。
市委、市政府几年前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打造文化品牌，促进我市经济快速发展。打造文化品牌，就是要开掘历史的蕴藏，总结历史的规律，了解漯河的历史。2004年12月，漯河区划调整，原郾城县境全部划归漯河市，原《郾城县记》也就自然上升为漯河市区志了。要了解漯河的过去，就要到《郾城县记》里去寻找，这就是笔者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所在。
辛亥革命后，金台从滁州返回郾城，致力于地方的教育事业，首创郾城第一所女子小学，使女子同男子一样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民国四年(1915年)，与叔父陈伟勋(壬辰科进士，曾任四川会理州知州)，开始筹划创设郾城县志局，并着手纂修郾城县志。时隔二年，其叔父病故，金台独自担起纂修县志的重任。在纂修县志的整个过程中，他博访通人，相助搜集，参考旧志，取长补短。多次求教于业师陈祥南，又专程赴南阳请教著名的方志学家张中孚。后在李寿堂、杨心芳、郭子廉、顿尉南、石廷箴、陶向渠、赵镇恒等人的大力协助下，广搜资料，循其义类，宗其会归，屏其孳乳，昭其次弟，至民国10年(1921年)，郾城县志已正式脱稿，定名《郾城县记》，全书分为图经、疆域篇(上、中、下)、大事篇、学校篇(上、中、下)、赋役篇、沟防篇、职官篇(上、下)、封国篇、科目篇、艺文篇(上、下)、金石篇、耆旧篇(一、二、三、四、五、六、七)、列女篇、述略、文徵内篇(上、下)、文徵外篇(上、下)，共30卷。开篇冠以县城池图、行政区划图、河流分布图。上限大事记起自周平王，下限截止宣统三年。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郾城县记》未出版，陈金台卒。后由周世臣(即周云，清光绪二十五年任郾城知县)整理，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出版。该县记出版发行后，一时在方志界，震动很大，颇负时望，誉之者称为中州方志名著。
通读《郾城县记》，如含醇醪，美沁心脾，如入桃源，引人入胜，称得郡邑良史方志上品。再结合我任新编《郾城县志 》主编的实践感受。曾想：细品《郾城县记》：旨存史，信乃大；宜鉴今、律乃大。欲使其鉴今与传史，启今人而惠后人者，应重事考，考其究竟，澄其源流，而不能以已之昏，贻今人误后人。如斯，非功是过。再品《郾城县记》：举宏图，在胆识；念久远，在毅力。欲立千秋之言而不废者，应常怀“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唯志乘或可当此”之念。否则，心不从，志不立，事难为。要有博大的胸襟，顽强的毅力，靠全身心的投入，方能奏效。再细品《郾城县记》：求精湛，以诱人；入细微，启心智。欲扣人心扉以启迪智慧者，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宜谨小慎微，忌敷衍从事，要字斟句酌，痛下功夫。从长远计，些微之陷，往往贻误多端。反之，精雕细刻之于宏伟的宫殿，则以细微末节之功以壮观瞻，故秉笔直书，不可妄书，而应谨慎从事，推敲再三。这是陈金台纂修《郾城县记》成功之所在，也是我拜读《郾城县记》之感。
郾城历史上曾多次修志，据文献所载，最早的志书当推元至正年间(1341—1370)纂修的《郾城县志》，但早已失传，书目、内容已无可稽考。第二部是洪武年间(1368—1398)倪俊编纂的《氵隐阳志》。原本无存，其序收录到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3年)编纂的《郾城县志》里。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郾城国内发现藏书的仍有六部：即明嘉靖三十三年赵应式编纂的《郾城县志》十二卷刊本；明崇祯十年(1637年)李振声、李豫纂修的《郾城县志》，北京图书馆、日本东方文化学院藏有胶卷本；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荆其惇修、傅鸿邻补修、闫举等纂修的《郾城县志》十卷刊本；清乾隆十年(1745年)赵作霖纂修的《郾城县志》十卷刊本；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傅豫纂修的《郾城县志》十八卷刊本；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陈金台纂修的《郾城县记》三十卷刊本。
现存的六部旧志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民国二十三年陈金台纂修的《郾城县记》。它记载的历史资料最多，三十卷、十二册。集前五部志书之精华，集前五部志书之重要资料，所容信息量最大，从搜集资料、选材、编排，突出郾城特色，到语言文字加工，较前几部旧志相比，不但版本完整，质量也较其前志书为高。
古人把地方志的作用概括为六个字：“资治、教化、存史”。就“存史”而言，《郾城县记》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史实。你知道在郾城这块土地上，历代有哪些国州郡、邑、县吗？在这块土地上，又有哪几个朝代，有多长时期没有郾城吗？元正和十二年韩愈与李从正在郾城县晚秋夜总会上的联句50首，刻于彼岸寺内的寺壁上，留下了千古绝唱，要知详情，请看《郾城县记》。大事记从周平王八年郑伯取胡，齐恒公伐楚盟于召陵，邓伯会楚人于邓，楚灭赖、灭蔡，魏败楚陉山，秦取楚召陵，讨淮西叛军吴元济郾城之战，宋金郾城之战等的印证，使我们读者看到郾城这块宝地上战争频繁，人民涂炭，何言发展生产力之有？它无形中教育了今人要对历史的发展负责，对人民负责，要为发展生产力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贡献力量。要了解这些战争的情况，请看《郾城县记》。从这些历史事件中也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封建制社会一定要代替奴隶制社会。一定的社会形态，是一定高度的生产力和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生产力是个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它绝不停留在一个水平线上，而是不停顿地向高水平发展，这就注定人类社会形态要向有阶段地一步一步发展到能够给生产力充分发展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去。
《郾城县记》存史量大，资料丰富，表现最突出的是文徵篇，分内篇上下、外篇上下，从17—30卷，四册，共收录诗文313篇，其中文章150篇，包括古文、选辑、名人传记、寺庙铭文、河流、修桥碑记、贞烈事略、族谱祭文、地名考证诸方面；诗词163首。内容包括咏物明志、写景抒怀、歌功颂德、鞭打时弊、往事追记、会友谈情、把酒对歌等。单就选诗而言，上溯春秋战国，下至清末，两千多年沙澧大地，历史沿革、沧桑演变、方方面面。诗人多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进士、举人、及弟的地方官吏，文人墨客，也有闻名遐迩的文字家、诗人，诸如：韩愈、杜甫、元好问、柳宗元、苏东坡、苏子由、蔡邕等等。有些诗，表现了蔑视权贵的傲岸精神，对当时政治的腐败作了尖锐的批判；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同情，诸如：郭子嶙《村饮曲》、李达之《河夫歌》、《食树皮草子饼》、寒理石《严霜行》、荆其惇《召陵行》等；有些诗描绘了壮丽的自然景色，表达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郾城这块土地的热爱，诸如：王季立《郾城八景》、冯兆京《郾城八景》、杨祥元《郾城八景》、李振声《郾城八景》、谢公翼《郾城八景》、元好问的《氵隐亭》、苏之由的《文殊院古柏》等，诗风雄奇豪放，想像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有的从民歌、神话中吸取营养和材料，构成其特有的瑰玮绚烂的色彩。有些诗讴歌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战争。宋金郾城之战，讴歌了民族英雄岳飞，痛斥了卖国贼秦桧一伙，诸如：赵嘉宾的《岳忠武祠》、王璋的《岳忠武祠》、傅尔德的《岳忠武祠》等。这更是本志的一点珍贵。评价一部志书，应该抓住其根本属性，即资料。一部志书的优劣，主要表现在资料质量的高下，以此观之，《郾城县记》不愧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资料书。
陈金台在编写安排《郾城县记》的整体上突出了许慎《说文解字》这个地方特色。首先，原文录载了《许叔重<说文解字>叙目》，许慎儿子《许冲上<说文解字>书》。并附有：《汪法安请撰集古今文字表》、《徐楚金<说文解字>系述》、《徐鼎臣等校定<说文解字>进状一和进状二》、《朱君<说文解字>叙》、《王怀祖<说文>统系图跋》、《段若膺汲古阁<说文>订序》、《姚秋农<说文>声系序》、《严铁桥许君事跡考》、《孙渊如重刻宋本<说文>序》、《陈恭甫<五经異义>疏证序》、《桂未谷<说文解字>附说》、《祁春圃重刻影宋本<说文>系传序》、《李申耆跋祁刻<说文>系传》、《王菉友<说文>句读叙》、《张香涛<说文解字>桂氏义证叙》、《王舟瑶儗许先生从祀诸儒考略》、《张星钅监许叔重颂》、《郾城县儒学请转申以汉儒许慎从祀文庙牒文》、《礼部等衙门会议准汉儒许慎从祀文庙奏》、《郾城县建许南阁祭酒祠请列入祀典禀》、《孟瑞堂创修后汉许公祠碑记》等二十二篇，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为进一步研究许慎提供了资料来源，又从不同的方面歌颂许慎的功德。这说明陈金台对东汉这个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早就认识到他在国内、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其意义重大。
特设耆旧篇(1—7)记载世家又是《郾城县记》一大重要特点：“耆老”者，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记述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华民族尊重老人的传统美德。在耆旧篇内。记载世家，用表的形式写了二十余个世家，其中记十二世以上的世家10姓，召陵刘氏，参，写了十九世；凤宪里陈氏，鸾(即陈金台世家)，写了十二世。这些世家都记述了他们现在居住所在地，姓氏的来历，即各姓氏宗族从何地迁来。比如：凤宪里陈氏(即陈金台世家)。在陈氏序文开始写道：“郾城、临颍、西平、舞阳陈氏咸祖汉太邱长，寔(陈寔)。以中郎之碑有曰：留葬所卒，而郾城有太邱墓焉。然大陈村(凤宪里)陈氏，实於明自山西洪洞迁居。始迁者兄弟五人：曰甫勲、曰甫有、曰甫栋、曰甫举、曰甫申。甫举子曰号鼎。号鼎四子：曰方、曰元、曰公、曰迪。元、公、迪皆居大陈。明季大乱，谱牒散佚，迪以下二世不可考，迪之曾孙鸾。言世系自鸾始，而大陈村之名凤宪里，则由於玑(鸾子)官副使。”可能有人要问，志书记载世家能算特色吗？因为世家是客观存在的，是一个历史与现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中国史书记载世家者比比皆是。《史记》有齐太公、鲁周公、孔子、陈涉等三十世家；《汉书》在七十二列传中，由父及子，至于孙，其至绵延七代者，不下二十家；《晋书》中《列传第四十五·王湛》和《列传第四十九·谢安》名为列传，实为庞然的家族群。总之，记载世家是中国史书记载的一个重要传统。
耆旧篇从篇一到篇七，立传者共三百八十四人，均记有世家，记载了他们的各姓氏宗族来历，这在郡、县志中也是少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物的出现、成长、成功，乃至失败、灭亡，绝不是独立的、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和社会原因的。人的价值的实现主要决定于社会环境或社会条件。马克思在致约·巴·施韦泽的信中说：“每个人都是更多地受环境的支配，而不是受自己意志的支配。”(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73页)，鲁迅先生说过：“木匠箱子善弄斧凿，兵家儿早识刀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对人的成长影响很大。父祖兄弟，递相影响，便形成家庭或家族在行业习尚、道德规范等方面的独特风貌。或禽心兽行，不齿于乡里；或谋国利民，成一代风范。这些都是历史的真实，是社会的真实。清代著名史志学家章学诚曾说：“邑志尤重人物，取舍贵辨真伪。”清代另一个学者龚炜说：“修志之难，难在人物传。”《郾城县记》耆旧篇记三百八十多个人，职官篇记六十三个人，都有声有色的活跃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从不同的侧面给人们留下印记。
修志个人的质量取决于志书的成败。《郾城县记》写得这么成功，取决于陈金台，正如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把修志人员的质量概括为：“识是以断凡例，明是以决去取，公是以绝请托。”这里的“识”是指修志者学识要完全能够判断“凡例”；这里的“明”是指修志者的业务素质、文学功底要完全能决定资料的取舍，犹如庖丁解牛，取舍立断，谙练自如，恰到好处；这里的“公”是指修志者要具有秉公直书的史学工作者的品质，不为私人感情所动，不唯权贵所屈，不为个人的“请托”而“笔下生花”或“刀下留人”，更不能拿原则做交易。我认为陈金台完全符合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所概括的“识、明、公”三个字，这就是《郾城县记》能够成为中州名志，方志上品的原因所在。
读《郾城县记》，面前仿佛树立起一尊历史的丰碑，令人起敬，激人奋进，深受启迪。
市委、市政府几年前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打造文化品牌，促进我市经济快速发展。打造文化品牌，就是要开掘历史的蕴藏，总结历史的规律，了解漯河的历史。2004年12月，漯河区划调整，原郾城县境全部划归漯河市，原《郾城县记》也就自然上升为漯河市区志了。要了解漯河的过去，就要到《郾城县记》里去寻找，这就是笔者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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