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地方史志专家费著

费著，元代华阳大姓。根据他所著的《氏族谱》自叙说，天下姓费的都是大费的后裔。大费是因辅佐大禹“平水土有功”而使后来的“费氏多贤”。但“后来入蜀莫知何自从”，仅能知道五代前蜀王衍时，辅佐官员中有费宗陶、费叔熊。宗陶之后人为广都房，叔熊之后人为沙渠镇房。费著属于广都房后裔。广都在元代已不复存在，费著自然就成为华阳人。

这一支费氏家族，在五代和宋，曾先后有多人得中进士，是华阳有名的大族之一。关于费著本人的生平，则很少有资料流传下来，成为“史缺无征”。至今发现的有关他生平的记载，最早见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刊行的《四川总志》卷九《成都府?人物志》中，全文引录于下：

费著，进士，授国子助教，有时名。居母丧尽礼，哀毁骨立。历汉中廉访使，调重庆府总管。明玉珍攻城，著遁居犍为而卒。兄克诚，擢第，时人谓之成都二费。

明正德《四川总志》是现存的最早一部四川总志。自此以后，明嘉靖《四川总志》、万历《四川总志》、天启《成都府志》以及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地理类》、民国《华阳县志·人物志》中，都有关于费著的记载。但其文字，则或与明正德《总志》相同，或仅是删减个别字句，并无新的增补,仅万历《四川总志》与清嘉庆《重修一统志》的这段文字中，“有时名”作“有诗名”，这恐怕是在转抄中出现的鱼鲁之误。除明杨慎所编《全蜀艺文志》而外，有关费著的诗文无论元明诗文总集抑或私家作品集中，都未见有他的其它诗文、或有他的生平事迹资料。

费著的主要活动年代，大致是在元顺帝时期。因为费著在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为四川官修《成都志》作过序，而在元末明玉珍攻下重庆时又遁居犍为。明玉珍攻占重庆，是在至正十七年（1357年）二月，元朝官兵仅略作抵抗便投降或逃遁。费著大概是不愿意投降明玉珍，才逃遁到犍为隐居，最后死在那里。

费著的生平事迹虽然知之不多，但他给我们留下的七谱、一记、一考、一序共十篇文字，足以让他的名字与成都的历史并存。

所谓七谱三记考，就是《岁华纪丽谱》、《笺纸谱》、《蜀锦谱》、《楮币谱》、《氏族谱》、《钱币谱》、《器物谱》和《蜀名画记》、《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成都志序》。七、八百年来，费著的这些谱记长期为研究成都史的专家学者所征引，甚至远及日本和美国。如日本就有以森田宪司为首的研究费著的学派，曾出版过《成都氏族谱》小考之类的学术研究著作。

唐宋时代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经济空前繁荣，人才辈出，文化发达，是四川古代史上继秦汉以后的又一个发展高潮时期。初唐诗人陈子昂说：“伏以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又京都府库，岁月珍贡，尚在其外”（《全唐文》卷211《上蜀川军事》) 。正因为四川地区的富庶及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所以唐玄宗和唐僖宗才两次为避乱而出亡成都。到唐代后期，成都与长江下游的扬州，并列为当时全国最繁荣的两大工商业都市，有“扬一益二”之称。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卷九说：唐代“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四川地区先后处在前后蜀的统治之下，基本未受战乱的破坏，社会相对安定，因而经济文化继续发展。到宋代，四川仍然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北宋成都诗人吕陶说：“夫蜀之四隅，绵亘数千里，土腴物衍，资货以蕃，财利贡赋率四海三之一，县官指为外府。” ( 《净德集》卷14《成都新建备武堂记》)。经济的繁荣，使四川地区，尤其是成都的工商业和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宋代刘锡说，当时的成都“列肆云罗，珠贝莹煌于三市；居人栉比，酋豪繁盛于五陵。俗尚嬉游，家多宴乐。犬子扬雄之故里，文翁石室以犹存，所以时有才名，好藏文籍。劝分务穑,俗久返于淳和；说礼敦诗，门竟成于邹鲁。既富且庶，役寡赋轻，古为奥区，今犹壮观。（杨慎编《全蜀艺文志》卷45《至道圣德颂》) 。唐宋时期成都城市的繁荣和游乐休闲的盛行，蚕市、药市、锦市等月月有市的商品交易集市的广泛出现，蜀锦、蜀纸的制造闻名全国，世界上最早发行的纸币交子的产生和广泛流通，均表明了四川地区，尤其是成都及其周边一带经济文化的繁荣。所以清乾隆时《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说：“成都自唐代号为繁庶，甲于西南。其时为之帅者，大抵以宰臣出镇，富贵悠闲，岁时燕集，寝相沿习。……其侈丽繁华，虽不可训，而民物殷阜，歌咏风流，亦往往传为佳话。”(《四库全书总目》卷70《岁华纪丽谱》提要）。

费著的十篇著作中，《岁华纪丽谱》、《笺纸谱》、《蜀锦谱》、《楮币谱》四篇，又从不同角度，系统地记载了唐宗时代四川地区，尤其是成都的文化风俗、手工业及纸币的发展变迁情况，是其中最具有价值的部分之一。不仅可作为研究四川历史的资料，而且对于今天超常规发展成都经济，招商引资，快速发展经济文化建设，推进城市化进程，也不无参考价值。从人类文化学的视角来看，费著的著作，是给后人留下了 “足资考证” 的文化遗产，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卷70还说：“《笺纸》、《蜀锦》二谱，盖自汉唐以来，二物为蜀中所擅，而未有专述其源委者。（费）著因风俗而及土产，稽求名品，胪列颇详，是亦足资考证者矣。”

纸币的产生是中国也是世界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产生在北宋时的成都，对宋及宋以后的纸币发行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所以到南宋时，对四川纸币的发展变迁情况作一个总结性的记述，是当时修纂成都志的客观需要。《楮币谱》较详尽地记载了交子产生的经过，和南宋庆元三年（1197年）以前四川地区纸币交子和钱引发行中的重要事件。同时谱中记述了印制钱引的铸印数量、名称和色彩。对于成都设立抄纸场以专门制造纸币用纸的记载，以及南宋四川钱引的图案样式的详尽记录，都是宋代纸币发行史料中所仅见的。

《笺纸谱》见于《全蜀艺文志》卷56上，其中说：“双流纸出于广都，……双流实无有也，而以为名。盖隋炀帝始改广都曰双流，疑纸名自隋始也。” 考广都县在隋代改为双流后，到唐代高宗时又分双流重置广都，自此两县并存，有宋一代仍因之。但到元代广都县又废，《元史?地理志》所载成都府辖九县，有双流而无广都。《笺纸谱》中把广都、双流二县并列，并且屡提到广都纸，显然与元代情形不符。这样看来，费著虽然是元代人,但是他在其著作《笺纸谱》中，所反映出来的是唐宋时期广都、双流的造纸业情况，或者说，是费著用了唐宋时期广都、双流造纸业的载记资料，至元代他进行著述时，反映在他的著作之中。不管怎么说，费著其功不可没，终归给后世留下了这笔文化遗产。

现存费著的七谱、一记、一考、一序十篇著作，是有关四川特别是成都唐宋元时期情况的宝贵资料。因为元代以前的四川地方文献，由于元初和明末两次大战乱的破坏，大多数遭到毁灭。就以地方志而言，如唐代卢求《成都记》、宋代赵忭《成都古今记》、王刚中《续成都古今记》、范成大《成都古今丙记》、胡元质《成都古今丁记》，以及袁说友的庆元《成都志》、佚名的《四川记》和元代费著的至正《成都志》等，均已散佚，片纸无存。现在还能看到县人费著给我们留下这十篇宝贵财富，这是双流地方文献中的吉光片羽，自然是弥足珍贵。时至今日，相当一部分的研究唐宋四川政治经济文化的论著，包括一些国外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引用这些资料，这并不是偶然的，而费著之名反而不彰，实在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