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志介绍
书名：宋代墓志辑释
作者：郭茂育 刘继保编著出版：中州古籍出版社
时间：2016年
页码：541页
格式：PDF
大小：169MB
简 介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惊喜地看到，国内有关古代石刻的各种图录、汇集与研究著作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仅近十年间出版的历代石刻著录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二十世纪中出版的全部石刻著录。尤其是全国各省、市、县独自整理编着的地方石刻集录，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与各地文博历史学者的辛勤努力及地方领导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显示出石刻研究的学术春天已经到来。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洛阳地区，历史资源极其丰富，历代石刻层出不穷。除去著名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安千唐志斋与关林石刻艺术馆等重要收藏外，洛阳市与各县博物馆中也收藏有大量石刻资料。以往已有黄明兰、朱亮编着的《洛阳名碑集释》、刘景龙编着的《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以及《洛阳新出土墓志》《洛阳新出土墓志续编》等多种大型石刻著录出版。洛阳地区的民间收藏家们也陆续编印了《邙洛墓志三百种》《河洛墓刻拾零》《新出唐志百种》《洛阳新获七朝墓志》等新近流入坊间的墓志材料。这些著录，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与洛阳考古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也使我们看到了洛阳市的学者们对于收藏和研究古代石刻的无比热情。
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郭茂育研究馆员新编着的《宋代墓志辑释》一书，就是这种学术热情的又一次灿烂体现。
郭茂育先生从2010年开始留意宋代墓志，通过购买、交换等手段，陆续积累了墓志拓片200余件。这些墓志大多是新出土或尚未发表的墓志，少量为其他书籍已经刊登过图版的墓志。这批墓志中蕴含了极其宝贵的史实，可以为宋史研究者提供最新的资料。它们的整理出版是一个造福学界的大好消息。
古代墓志的整理研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日益被学术界所重视，已经取得了丰盛的成果。华夏古国历来重视史载，墓志则是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自汉魏南北朝起，书刻墓志的丧葬礼制逐渐定型，由此延至明清时期，一千多年来，在中国大地上埋设下了难以计数的各种墓志，而后也多有出土问世。在学界的努力下，陆续出土的历代墓志现在都逐渐被汇集整理成书。但是限于地域广大，材料分散，各种著录都很难做到完整全面。因此，各地各种石刻著录的出版，都在填补着有关空白，扩展着我们的认识。每一种著录都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而像郭茂育先生收集的这些形制巨大、内涵丰富的精美宋代墓志，就更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数据了。
我在总结二十世纪出土石刻情况的小书《古代石刻》中归纳过，当时已发表的新出土宋代墓志近三百件，就其分布情况来看，在中原的各个省市都有所发现，其中出土墓志数量较多的主要有河南、江西、陕西、江苏与浙江等地。虽然由于发表材料并不够完全，不能贸然就现有情况断定这些地区就是当时使用墓志最普遍的地区，但由于宋代社会使用墓志的人物主要是官员、贵族与士人等社会中上层人士，这些人士多聚居在政治中心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而河南、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在当时正属于这样的地区，从这一点来看，它们也应该是使用墓志较多的地区。考古发现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应该是比较吻合的。相对来说，南方的宋代墓志多属于南宋时期。而北宋的重要墓志则集中于河南境内。如孟津出土的元丰七年十月十九日太常少卿、朝议大夫王尚恭墓志，伊川出土的元丰八年十二月甲申彰德军节度使、北京留守王拱辰墓志，巩县出土的元佑九年二月乙酉宋神宗皇叔、魏王赵覠墓志及其妻王氏墓志，密县出土的元佑九年八月壬申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冯京墓志及其妻富氏等墓志，郏县出土的宣和五年十月晦日著名文人苏辙次子苏适墓志及其妻黄氏墓志以及新郑出土的北宋著名文人欧阳修子孙多人墓志等，都是令宋史研究者们欣喜不已的重要史料。
此外，在河南巩县宋陵范围内还出土了大量宋代陪葬于帝陵附近的宋室子孙及其家属墓志。这些墓志中，大部分属于宋太祖子赵德昭、赵德芳的后裔，也有太子、公主与宗室亲王等。它们的文字都很简略，只记录死者官职姓名等，形制近同，字体相似，可能是由皇宫内府统一制作的。说明当时陪葬有统一的管理制度与专责部门。已发表材料的这类墓志有60余件。南方的宋代墓志，曾有陈柏泉先生的《江西出土墓志》一书加以汇集。而现在郭茂育先生的大作，则在上述基础上极大地扩充了宋代墓志的新发现。
河南洛阳，在宋代被定为西京，位居陪都，兼以隋唐以来的都城余韵，应该列于北宋时期最为富庶的文化昌明之地。不少高级官员祖业创建于此，致仕后退居于此，世代生息于此，从而建有祖孙延续安葬的大型家族墓地，也就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宋代墓志，这在郭茂育先生汇集的材料中有着明确的体现。例如太平兴国九年四月五日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石熙载墓志、皇佑元年十二月庚申太子少师石中立墓志、宝佑元年十二月庚申朝奉郎守国子博士上骑都尉石从简墓志与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二十九日朝请大夫石祖温墓志等，就是从石熙载开始，包括子石中立、孙石从简、曾孙石祖温四代的家族墓葬实证。这些墓志中都明确记载，葬于河南府洛阳县宣武原，石中立以下的墓葬都是“祔先仆射元懿公之茔”。石熙载、石中立等人在《宋史》中均有列传。而这些墓志中的详细记载，则不仅大量补充了史籍所载，而且可以详细地排列出石熙载家族的谱系与亲姻关系，必然会有助于加深对于宋代官阀家族与宋代政治史的认识。
本书中，类似石熙载家族这样在《宋史》中有传记记载的重要官员家族墓志还可举出很多，如：天禧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武胜军节度邓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使持节邓州诸军事行邓州刺史判河南府西京留守上柱国魏国公冯拯墓志与崇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故宣德郎知鄜州洛交县事冯贻孙墓志，就是祖孙两人的墓志，记载了它们同是埋葬在偃师县内的一个家族墓地中。冯拯作为宋真宗时期的重要官员，曾位居中枢，多次任相，在《宋史》中列有传记。但是墓志仍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未见诸史载的材料，如《宋史·冯拯传》仅记载了他的两个儿子“行己、伸己”，而墓志中则详细记载：“有子九人，用己、恕己，并殿中丞；端己，宫苑副使；晦己，供奉官；称己，大理寺丞；勤己，内殿崇班；行己，供奉官，皆阁门祗候；虚己、洁己，并太常寺奉礼郎，淑行美才，韡韡联秀。婿三人，曰殿直张起，曰大理寺丞馆阁校勘刘立礼，曰太常博士同判南京留守司皇甫泌。”近年来，对宋代家族制度的研究论文逐渐增多，如王善军先生《宋代宗族与宗族制度研究》一书，对大宗族与社会的关系，宗族家产、家法、族规、谱系等都有深入的研究。这些墓志提供的大族家庭情况，无疑是有关研究中的可贵实证。
古代墓志与史籍记载的关系十分密切，有些文辞甚至同出一辙。这共同的出处可能就是古代官员的行状。例如本书收录的宋代著名文人程颢所撰熙宁十年二月丙申朝散大夫守光禄卿致仕上护军李孝基墓志，起首即称“其孤以状来请铭”。而我们看到墓志中的多处记载与《宋史·李孝基传》的记载相同。如墓志载李孝基“庆历中举进士高第，仁宗召之墀下，注视久之，喜为宰相曰：‘此李某孙耶？能世其家，可嘉也。’……阆中江水大，上城且没，捍守者皆散走，郡将招公亟去。公曰：‘孰当救斯人耶？’独率所部，冒险而进，决水射旁谷，城获存，所全活者盖十余万计。舒吏受赇诬平民以杀人，狱具将决。公察其冤，力与守争，留之三日，果得其情，吏皆伏辜，一郡大惊。”以及“晏元献公尝荐其文，宜在书馆。时相有欲恩出于己者，候召公。公曰：‘朝廷名器可私请邪？’终不往，事遂格”，等等，均见于史传。借此墓志，既说明古代行状的重要历史作用，也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古代对于人事行政档案的保存情况以及修史的数据渊源。
以上仅就在正史中列传的人物墓志略作简介，这里还有众多在史籍中可以见到的人物，如范仲淹的妻子，撰文的著名文人范祖禹、蒋之奇，篆盖的名士梅尧臣，等等。可谓琳琅满目，唇齿含香。此外，这里还有比较罕见的北宋平民墓志。在近年已经发掘的大量北宋平民墓葬中，只发现过极少量的简劣砖石墓志材料、镇墓券与买地券以及一些书写在墓室中的墓记。致使我们一度认为在北宋官方礼制限制平民使用墓志。而本书中搜集的熙宁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张文玉墓志，墓主仅是一名里正，却也有乡贡进士为之撰写完整工致的墓志。使我们修正了对宋代墓志使用制度的认识。
对于该书收录的丰富内容来说，这些例证不过是略见一斑。至于在书法艺术、文学欣赏等方面的受益，更不是我这篇小序所能尽言的。只好请读者诸君自己到这一学术宝库中尽情撷取吧。
《宋代墓志辑释》一书，也反映出洛阳学者们的团结合作精神，余扶危先生及其他一些学者曾对此书的编写给予大力鼓励和支持。因此，我愿意也加入到支持保护华夏传统文化的这一行列中，诚挚地向您推荐这一重要的历史资料汇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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