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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州志 26卷 康熙12年刊本.PDF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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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介绍


    《康熙昌平州志》是吴都粱、耿继先纂修,康熙十二年(1673年)澹然堂刻本。共二十六卷,今缺首卷。图十二,均有小序。艺文志所收历代皇帝诗文,多与昌平无关。


    康熙十二年,皇帝命各州县修志。昌平州官福建人吴慎与奉天人耿继先,“出清政之余闲”,仅用了数月的工夫便完成了一部新的昌平州新志——这是徐化成为该志写的序中透露的。俗话说:“慢工出巧匠,快了没好活。”如此仓促成篇,作者肯定没有时间做实地考察,其质量如何是可以预知的。

    从新志序中可以看到,徐化成是昌平人。吴慎、耿继先的州志在付梓之前,请徐化成作序。徐化成在“数千里”之外为官,看过之后称赞吴、耿二人“砥节敬官”,编修新志是“覃思远举、表彰绝业”,志稿“博采旁搜、洪纤毕举”,并指出了该志两个主要贡献,一是收录了清朝皇帝“礼爱前朝诸陵庙”、禁止左右樵猎、每岁遣官致祭,并且为崇祯修陵的“盛德宏规”;二是“其最所异者,则有田赋里役之志”,各乡邑田亩几何、赋税多少、如何出徭役等等可谓不厌其繁。徐序中透露,吴、耿二人乃“勋德名家”,可能出身是有背景的,因而徐化成不敢得罪;况且应邀作序是好大的大面子,自然要极力赞美、只敢褒而不敢挑毛病。

    其实吴、耿修的这部新志,除了对清帝廷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之外,内容涉及有限,编纂粗糙,舛误多多。

    比如,新志将明初大将徐达、常遇春也收录在“名宦”之中,实在没有道理,因为这两位当过京城的长官,跟昌平的关系不大;比如文字差错,“在州治西北十五里,相传元时积粟饷兵”的“积粟山”错为“积栗山”。如果说这是编排中抄写造成的笔误,那么将燕平八景之首的“天峰拔萃”误为“天峰拔翠”,就是原稿之错了。我估计,吴耿二人可能不懂“拔萃”是什么意思。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身为昌平的地方官,竟然不熟悉昌平的地理。比如对高梁河的描述,说高梁河“东经州治沙涧,又东南经高梁店,流入都城海子”。流经沙涧的是南沙河;高梁店位于北京城东南的通州,不在京城西北。笔者以为:新志大概把温榆河与高梁河弄混了。

    再如神岭峰,新志说是在州南三十五里。——州南三十五里快到清河了,那里有山?再往南倒是有一座仰山,那是北京奥运会之前堆起来的!

    还有仙人洞所在地的蒋山,位于昌平城以北3公里,新志说“在州治东二十里”。仙人洞原来也叫神仙洞,本是一个山洞,在新志中却变成了两个,“一在东北蒋山中,一在中山口”。

    银山铁壁,在昌平城东15公里处,新志说“银山,在州治东北七十里”。山的方位、里数都不对。

    更为可笑的是,新志把白浮山和龙泉山说成是两座山——

    “白浮山,在州治东南十里,上有二龙潭,流经白浮村。元郭守敬引此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流入积水潭以通漕运。今潭上有神龙祠。”

    “龙泉山,在州东南五里,山之绝颠有敕建都龙王祠。山腰间一洞……洞之北麓有龙潭,深不可测。潭之东有数泉出乱石间,清冽可濯,遇旱往祷告辄应,山水颇佳,为一郡游观之所,即八景龙泉喷玉处。”

    旧志说:“龙泉山即白浮山,在城东南五里。上有都龙王祠,山半一洞……洞北有潭,潭西北泉出乱石间”——此泉就是白浮泉。

    新志不仅把白浮泉所在地一分为二、而且拉开了五里的距离。最后一句“即八景龙泉喷玉处”尤为荒谬。燕平八景之一的龙泉喷玉说的是九龙池。九龙池位于“昭陵西南,于山崖下凿石为龙头,泉出其吻,瀦而为池”。   新志中也标明了九龙池的方位“在昭陵右侧,泉出山麓,凿九龙以注池”,却明知故犯,把“龙泉喷玉”搬到了白浮泉,并说“喷”字不雅,改龙泉喷玉为龙泉漱玉,然后张冠李戴,把崔学履吟咏九龙池的诗也安到了“龙泉山”头上。新志的作者不是昌平人,出错倒也情有可原,而今人则走得更远,索性把九龙池也搬到白浮泉来了!

    为了尽快完成皇上交办的差事而敷衍了事,哪管错误多多,这就是《康熙昌平州志》。光绪年间修成的《昌平州志》则没有沿袭康熙新志,倒是纠正了吴、耿的一些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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