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康熙仙居县志》的是是非非
发布时间:2020-07-26 点击数:2877
《康熙仙居县志》三十卷,知县郑录勋修,邑人张明焜、张徽谟纂,是仙居继《正统志》、《万历志》、《崇祯志》之后的第四部县志。《康熙仙居县志·重修仙居邑乘序》(郑录勋)曾记述:是志“洎甲寅(1674)之夏,稿将脱,萑苻俄作,狡焉启疆,邑荡然无遗矣!此架上之帙,安保其不同汉高斩蛇剑从烈焰中飞去耶?嗟嗟!三载搜罗,一朝散失;垂成之业,忽若镂氷。”可以说,《康熙志》从康熙十二年(1673)开局修编,到十三年耿精忠之变书稿被毁,期间曾是历经坎坷。所幸的是,知县郑录勋在书稿被毁后,仍不废勾求,加之“绿字丹书,精芒未泯,随现汲冢之藏;光宵照乘,故穴乍移,还呈合浦之瑞”,使得这部志书在康熙十七年(1678)终于成书。但从序言的记录来看,《康熙志》之所以能够最终修成,可能与所谓的“随现汲冢之藏”有关,而这“汲冢之藏”极有可能是稿成未刊的《崇祯志》。对此,诸如户口、田赋等志,《康熙志》均比《万历志》要详细,则可以为证明。
《康熙仙居县志》在修成刊印后,曾遭到过很多批评。最早发飙的是朱溪人朱之鹏(字符冲,拔贡,着有《谁思草》、《四书归真》、《山人问答》、编有《安洲诗遗》)。他曾专门写作《山人问答》一卷以讥讽《康熙志》的过失,有“假甲第”、“假官爵”、“假诗文”诸目。据后来《光绪志》的评价,朱之鹏虽然在文才上不及张明焜等人,但《山人问答》一书对《康熙志》的讥讽也基本切中要害。至咸丰、同治年间,王魏胜在编写《安洲诗录》时,也指摘张明焜等恣意增削,大改原本之旧。而民国的《台州府志》则干脆指摘该志 “多浮词”。从目前考据的情况看,《康熙仙居县志》在资料选择和甄别上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如笔者在和季之恺先生一同点校《康熙志》过程中,的确发现了是志存在朱之鹏所说的“假诗文”现象:将明代林应麒的诗列到了西张某人名下。除此之外,《康熙志》还存在好坐实的毛病。旧志存疑之词,在是志中都被一一据以为真。如山川门之葛仙井条,《万历志》云“相传葛玄炼丹于此”,而《康熙志》则说“后汉葛玄所凿”;又如县内七井,《万历志》不载起源,而《康熙志》则说是宋代朱熹所凿;还有大兴寺,《嘉定赤城志》载为“宋开宝八年建”,《康熙志》则多出了“东汉兴平元年(194)建”一段文字,亦不知道所出何据。
诸上的问题,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而究其原因则可能与修志者的理念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前者正如《康熙仙居县志·凡例》所云:录诗词“其有失韵、脱格者,稍为推敲更定。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也”;作传“原有体,不容以平浅敷演。今字句颇于读,而实本之古人。虽不敢上追龙门,亦不致贻哂涑水也”,修纂者有如是可笑想法,“假甲第”、“假官爵”、“假诗文”等问题自然难以避免。后者知县郑录勋在《康熙仙居县志·重修仙居邑乘序》中也有所谈及:“余弱冠膺天子简命,承乏浙之僊居。下车伊始,寥寥数民,鸠鹄之形可掬也!余以凉德局蹐荒署中,惟日夕挥长沙之涕、绘监门之图,不暇给耳!邑之文献典故皆无遑深考焉。间尝驱马一出,浏览遗墟,见有若赐第者,有若楔旌者,有若歌楼者,有若舞榭者,有若石床、丹灶者,昔人已去,铜驼安存?僊子不回,白云空在,凭吊之余,徒生怅恨而已!”在经历了明清易代的战乱之后,仙居民生凋敝,文化衰败,但在经历康熙朝十年安定后,“流亡渐集,政稍暇适”,一个王朝的盛世似乎即将到来,而作为一县之长的郑录勋,那种使“前贤徃哲、鸿文伟行”流传后世的使命感油然而生。那么,如何使仙居曾经的辉煌与即将到来的太平盛世遥相呼应?若当下的“元真造龙”,将旧志疑似之词,一一坐实,自然而然便可达到顺理成章的目的了。
当然,《康熙仙居县志》除却一些小缺点外,更多的是优点。《康熙志》中列有“法度”一目,内记坊役、里役、粮长、条鞭、审丁、则壤等项的沿革历史;还有在“文苑”中列“申详”一目,篇幅达全书的十分之一,连篇累牍地收录了反映康熙初年仙居及周围地方军事、社会、政治、情况的申文。这些创见都为同时代台州同类志书中所不见。此外,在《康熙志》的“则壤”条中直接指名记录名贤吴时来与民争利的“劣迹”,在“里役”条中记录了顺治十八年(1664)台州两庠退学案制造者郭曰燧的“阴险横暴、比周扇虐”;以及在“申详”中记录了耿精忠之变时清军屠城、社会残破的情形等等,也都说明了是志的不简单和史料价值之高。
《康熙仙居县志》在修成刊印后,曾遭到过很多批评。最早发飙的是朱溪人朱之鹏(字符冲,拔贡,着有《谁思草》、《四书归真》、《山人问答》、编有《安洲诗遗》)。他曾专门写作《山人问答》一卷以讥讽《康熙志》的过失,有“假甲第”、“假官爵”、“假诗文”诸目。据后来《光绪志》的评价,朱之鹏虽然在文才上不及张明焜等人,但《山人问答》一书对《康熙志》的讥讽也基本切中要害。至咸丰、同治年间,王魏胜在编写《安洲诗录》时,也指摘张明焜等恣意增削,大改原本之旧。而民国的《台州府志》则干脆指摘该志 “多浮词”。从目前考据的情况看,《康熙仙居县志》在资料选择和甄别上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如笔者在和季之恺先生一同点校《康熙志》过程中,的确发现了是志存在朱之鹏所说的“假诗文”现象:将明代林应麒的诗列到了西张某人名下。除此之外,《康熙志》还存在好坐实的毛病。旧志存疑之词,在是志中都被一一据以为真。如山川门之葛仙井条,《万历志》云“相传葛玄炼丹于此”,而《康熙志》则说“后汉葛玄所凿”;又如县内七井,《万历志》不载起源,而《康熙志》则说是宋代朱熹所凿;还有大兴寺,《嘉定赤城志》载为“宋开宝八年建”,《康熙志》则多出了“东汉兴平元年(194)建”一段文字,亦不知道所出何据。
诸上的问题,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而究其原因则可能与修志者的理念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前者正如《康熙仙居县志·凡例》所云:录诗词“其有失韵、脱格者,稍为推敲更定。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也”;作传“原有体,不容以平浅敷演。今字句颇于读,而实本之古人。虽不敢上追龙门,亦不致贻哂涑水也”,修纂者有如是可笑想法,“假甲第”、“假官爵”、“假诗文”等问题自然难以避免。后者知县郑录勋在《康熙仙居县志·重修仙居邑乘序》中也有所谈及:“余弱冠膺天子简命,承乏浙之僊居。下车伊始,寥寥数民,鸠鹄之形可掬也!余以凉德局蹐荒署中,惟日夕挥长沙之涕、绘监门之图,不暇给耳!邑之文献典故皆无遑深考焉。间尝驱马一出,浏览遗墟,见有若赐第者,有若楔旌者,有若歌楼者,有若舞榭者,有若石床、丹灶者,昔人已去,铜驼安存?僊子不回,白云空在,凭吊之余,徒生怅恨而已!”在经历了明清易代的战乱之后,仙居民生凋敝,文化衰败,但在经历康熙朝十年安定后,“流亡渐集,政稍暇适”,一个王朝的盛世似乎即将到来,而作为一县之长的郑录勋,那种使“前贤徃哲、鸿文伟行”流传后世的使命感油然而生。那么,如何使仙居曾经的辉煌与即将到来的太平盛世遥相呼应?若当下的“元真造龙”,将旧志疑似之词,一一坐实,自然而然便可达到顺理成章的目的了。
当然,《康熙仙居县志》除却一些小缺点外,更多的是优点。《康熙志》中列有“法度”一目,内记坊役、里役、粮长、条鞭、审丁、则壤等项的沿革历史;还有在“文苑”中列“申详”一目,篇幅达全书的十分之一,连篇累牍地收录了反映康熙初年仙居及周围地方军事、社会、政治、情况的申文。这些创见都为同时代台州同类志书中所不见。此外,在《康熙志》的“则壤”条中直接指名记录名贤吴时来与民争利的“劣迹”,在“里役”条中记录了顺治十八年(1664)台州两庠退学案制造者郭曰燧的“阴险横暴、比周扇虐”;以及在“申详”中记录了耿精忠之变时清军屠城、社会残破的情形等等,也都说明了是志的不简单和史料价值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