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明嘉靖广西通志刊刻年代考
发布时间：2019-12-19 点击数：1820
嘉靖《广西通志》六十卷，明林富修，黄佐纂，嘉靖十年（1531）成书，是广西现存最早的一部省志类著作。广西修纂通志自明代弘治年间始，弘治元年（1488），两广总督闵圭、巡按监察御史祁司员命广西提学副使周孟中修撰《广西通志》。遵照《明一统志》体例，“据郡邑志纂集，可去者去之，可存者存之，未备者缺之”（弘治《广西通志· 序》），弘治六年（1493）书成付梓。此书现已亡佚，仅存二序附于嘉靖《广西通志》中。
弘治《广西通志》刊行之后，嘉靖四年（1525），提学佥事唐胄又在弘治本的基础上续加修辑，同时有郑琬、徐淮、杨梁等广西本地有才学的士人协助编修。书未成而唐胄调任，修志之事继由总督都御史姚镆承担。姚镆委任黄芳刊补，不久，黄芳亦迁任别处，修志之事随之中断。嘉靖八年（1529）林富来督广西，次年秋，修纂工作正式开始，由黄佐担任主修，参考周孟中等修撰的弘治《广西通志》及唐胄的增补之作，“发凡举例，因旧为新，删繁撮要，阐幽订误”（蒋冕《序》）。稿未成，这年冬天，黄佐因母病归省，将修志之事委托他人，由梧州同知舒栢、周釴等率诸生严肃、李承简、李廷礼、莫遗贤、廖绍禋等人完成通志的修纂。嘉靖十年（1531）书成，林富又“手自窜定，始秩然成书，遂以锓梓”。黄佐《后序》又称“既成书，则梧州知府刘君士奇寔提调梓锲，合六十卷，为帙凡十有二云”，则嘉靖《广西通志》初刻于嘉靖十年，具体在十月至十二月之间，论说详后。
现存嘉靖《广西通志》刻本有三种：1.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六十卷，24册，蓝印，著录为明嘉靖十年序刊本（以下简称内阁文库本）。2.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六十卷，18册，蓝印，著录为明嘉靖刻本（以下简称国图本）。3.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部藏本，六十卷，38册，缺卷第十六至第二十一、第二十八、第二十九，著录为明嘉靖十一年刊本（以下简称京都大学本）。
考辨现存嘉靖《广西通志》刊刻年代的关键在于卷首蒋冕和林富的两篇序文。林富序作于嘉靖十年十月，落款署“嘉靖辛卯冬十月朔，赐进士第、通议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奉敕提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莆阳省吾林富书”；蒋冕序作于嘉靖十一年正月，落款署“嘉靖壬辰春正月甲子，洮阳病叟蒋冕书于湘皋之赐闲堂”，此序另收入蒋冕《湘皋集》、康熙《广西通志》和清初汪森编《粤西文载》，无落款及时间。又收入万历《广西通志》，题作《广西旧志序》，落款与嘉靖《广西通志》同。蒋冕嘉靖三年五月致仕返乡，嘉靖十一年七月病逝于家。蒋冕《序》称嘉靖十年秋林富平叛归来，“手自窜定，始秩然成书，遂以锓梓”。又称，“冕卧病山中，快睹乡国图志梓行”。可以推知，该书嘉靖十年初次刊刻，印出来之后送蒋冕求序，时已是嘉靖十一年正月，序文后附于重印本卷首。今考蒋冕序文书口处称“序”，其他三篇序文书口处称“序文”，体例不同，或可证明蒋序是后来附加到卷首的。此后嘉靖《广西通志》即成定本，后世所修《广西通志》，如万历本、康熙本、雍正本、嘉庆本，在引述旧志时，均提到了卷首蒋冕序。
以下根据各版本书前序文情况的不同，对其刊刻年代略作考订。
（一）内阁文库本
内阁文库本著录为嘉靖十年序刊本，则卷首显然没有蒋冕序。由于条件所限，我们无法看到内阁文库本的原件。根据日本学者谷口房男《关于万历版〈广西通志〉》［1］的描述，内阁文库本书前有林富的序言和弘治《广西通志》的两篇序，而没有蒋冕序。且内阁文库本为蓝印本，所谓蓝印本即书籍雕版完成后用蓝墨试印以供校正的本子。根据后来所修《广西通志》诸本的描述，其所见的嘉靖本均有蒋冕序文。前文已论，嘉靖《广西通志》在嘉靖十年成书后即付梓印行，内阁文库本应为嘉靖十年的蓝墨试印本。印成后，呈送蒋冕求序，蒋冕即于嘉靖十一年作序，后出的版本均有此序，因此可以推定：1.内阁文库本为嘉靖十年初刻本；2.现存另外两个含有蒋冕序的版本，其刊刻年代均晚于内阁文库本。出于谨慎，日本图书馆将内阁文库本著录为“嘉靖十年序刊本”。我们从两个晚出的版本（国图本和京都大学本）进行反观，同时考察明万历至清嘉庆所修的四部通志对嘉靖《广西通志》卷首序文情况的描述可以得出，这个没有蒋冕序的内阁文库本应为嘉靖十年初刻本，且印量较少，附加了蒋冕序的重印本出来后被迅速替代，因此后世所见均是有蒋冕序的本子。
（二）国图本
国图本先后被宁波天一阁、扬州测海楼等藏书机构收藏，《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1802年）、《天一阁书目》（1808年）并有著录。书前钤有“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朱文方印，即曾被吴引孙测海楼收藏。该书后来散出，辗转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关于国图本的刊刻年代，目前有两种说法：嘉靖刻和嘉靖十一年刻，前说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后说流传较广，分见各方志目录中，后文将详辨。是书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单边。是书版刻不精，多有模糊缺漏之处。国图本为蓝印本，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卷二十五引冀淑英云：“蓝色颜色稍浅，有的卷近乎墨印”［2］。国图本书前有蒋冕、林富序文和弘治旧志的两篇序文。今人方志目录常因其蓝印本而著录为嘉靖十一年刻本，此说实缺少根据。根据现有材料，可推定其为嘉靖十一年以后的重刻或递刻本，在没有新的史料出现前，国图本只可定为嘉靖十一年序刊本。仅因其有嘉靖十一年的蒋冕序和蓝印本等特征，实在难以确定为嘉靖十一年的刻本。
（三）京都大学本
京都大学本为《四库全书》采进本，书前钤有“翰林院印”大官印。《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三“《嘉靖广西通志》六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3］。《两淮盐政李呈送书目》：“嘉靖《广西通志》六十卷，明黄佐编，四十本。”［4］后来卷十六至二十一、卷二十八、卷二十九等八卷散佚，所剩三十八册残本为傅增湘收藏，见《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五。傅增湘藏书散出后，该书被京都大学收藏。
京都大学本著录为“嘉靖十一年刊本”，依据不详。由于条件所限，我们无法看到京都大学本的全貌。根据傅增湘和日本梶浦晋［5］的描述，京都大学本为金镶玉装帧，卷首有嘉靖壬辰蒋冕序、嘉靖辛卯林富序和弘治旧志的两篇序文。另外，“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中有原书扫描件一页，为嘉靖《广西通志》卷一《图经（上）》，墨印，行款与国图本同。雕刻笔迹则与国图本颇异，可断定为另一版本。又经仔细比对，国图本字体呆滞，雕刻手法粗粝，而京都大学本刀法纯属，雕工精善，又因国图本为蓝墨本，似乎可以断定，京都大学本的刊刻年代应晚于国图本。至于其著录为“嘉靖十一年刊本”，实不详其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今人对现存嘉靖《广西通志》刊刻年代尚不甚明了，对其著录也多有失误。内阁文库本应确定为嘉靖十年初刻本，而非仅嘉靖十年序刊本；国图本应定为嘉靖十一年序刊本，而不能确定为嘉靖十一年的刻本；京都大学本从版刻上看似乎晚于国图本，至于其著录为嘉靖十一年刻本，因未见全书，不敢轻易置词。
今人所编地方志目录常因袭前人，未对嘉靖《广西通志》作深入考辨，限于条件及闻见，仅知有国图本，对嘉靖《广西通志》的刊刻年代缺少较为深入的辨证，对国图本的著录也多有舛误，以下择要辨之。
（一）余士嘉编《中国地方志综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订）著录：广西通志60卷，版本：嘉靖10·四库全书，藏地：北图、浙江图、湖北图。按，1.是书以北图本（即国图本）为嘉靖十年刻本，显误；2.除北图外，其他藏地藏书应为抄本，此处未作说明；3.嘉靖《广西通志》为四库存目图书，载《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三《史部地理类存目二·都会郡县上》，并无四库全书抄本。
(二)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著录：广西通志60卷，明嘉靖十年（1531）刻本。刻本藏地：北图（又有胶卷）、广西档。抄本藏地：湖北图、区一图、区二图。按，是书以余氏编《中国地方志综录》为蓝本，补充修订而成。其对国图本刊刻年代的错误未作考辨，因袭相误。另，广西档案馆并无刻本，所藏仅为抄本。
（三）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台北：洛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嘉靖）广西通志六十卷……书前有蒋冕作的序，提出了不少方志理论问题……有嘉靖十年（1531）刻本、抄本。（杨邦礼撰）。按，是书以国图本或京都大学本等后出版本为叙述对象，对嘉靖《广西通志》作提要，篇末著录有嘉靖十年刻本原为不误，但这里明显是以为所叙述对象，即卷首有蒋冕序的本子为嘉靖十年刻本，对嘉靖《广西通志》的版本源流缺乏考辨，致生混淆。
（四）广西通志馆等编《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著录：广西通志60卷，嘉靖十年（1531）刻本，46册。藏地：区图（抄）、桂图（抄）、区通志馆（复印抄本）、区档案馆（抄本不全）。按，是书著录的是嘉靖《广西通志》在广西地区的收藏情况，所著录46册应为据刻本所做的抄本，而非实有46册的刻本。
另外，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卷二十五称“嘉靖广西通志六十卷……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年刻蓝印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前有嘉靖十一年壬辰蒋冕序云……”［2］称国图本为嘉靖十年刻本，且后又说书前有嘉靖十一年蒋冕序，前后矛盾，杜先生未作辨证，致生舛误，实为憾事。
弘治《广西通志》刊行之后，嘉靖四年（1525），提学佥事唐胄又在弘治本的基础上续加修辑，同时有郑琬、徐淮、杨梁等广西本地有才学的士人协助编修。书未成而唐胄调任，修志之事继由总督都御史姚镆承担。姚镆委任黄芳刊补，不久，黄芳亦迁任别处，修志之事随之中断。嘉靖八年（1529）林富来督广西，次年秋，修纂工作正式开始，由黄佐担任主修，参考周孟中等修撰的弘治《广西通志》及唐胄的增补之作，“发凡举例，因旧为新，删繁撮要，阐幽订误”（蒋冕《序》）。稿未成，这年冬天，黄佐因母病归省，将修志之事委托他人，由梧州同知舒栢、周釴等率诸生严肃、李承简、李廷礼、莫遗贤、廖绍禋等人完成通志的修纂。嘉靖十年（1531）书成，林富又“手自窜定，始秩然成书，遂以锓梓”。黄佐《后序》又称“既成书，则梧州知府刘君士奇寔提调梓锲，合六十卷，为帙凡十有二云”，则嘉靖《广西通志》初刻于嘉靖十年，具体在十月至十二月之间，论说详后。
现存嘉靖《广西通志》刻本有三种：1.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六十卷，24册，蓝印，著录为明嘉靖十年序刊本（以下简称内阁文库本）。2.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六十卷，18册，蓝印，著录为明嘉靖刻本（以下简称国图本）。3.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部藏本，六十卷，38册，缺卷第十六至第二十一、第二十八、第二十九，著录为明嘉靖十一年刊本（以下简称京都大学本）。
考辨现存嘉靖《广西通志》刊刻年代的关键在于卷首蒋冕和林富的两篇序文。林富序作于嘉靖十年十月，落款署“嘉靖辛卯冬十月朔，赐进士第、通议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奉敕提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莆阳省吾林富书”；蒋冕序作于嘉靖十一年正月，落款署“嘉靖壬辰春正月甲子，洮阳病叟蒋冕书于湘皋之赐闲堂”，此序另收入蒋冕《湘皋集》、康熙《广西通志》和清初汪森编《粤西文载》，无落款及时间。又收入万历《广西通志》，题作《广西旧志序》，落款与嘉靖《广西通志》同。蒋冕嘉靖三年五月致仕返乡，嘉靖十一年七月病逝于家。蒋冕《序》称嘉靖十年秋林富平叛归来，“手自窜定，始秩然成书，遂以锓梓”。又称，“冕卧病山中，快睹乡国图志梓行”。可以推知，该书嘉靖十年初次刊刻，印出来之后送蒋冕求序，时已是嘉靖十一年正月，序文后附于重印本卷首。今考蒋冕序文书口处称“序”，其他三篇序文书口处称“序文”，体例不同，或可证明蒋序是后来附加到卷首的。此后嘉靖《广西通志》即成定本，后世所修《广西通志》，如万历本、康熙本、雍正本、嘉庆本，在引述旧志时，均提到了卷首蒋冕序。
以下根据各版本书前序文情况的不同，对其刊刻年代略作考订。
（一）内阁文库本
内阁文库本著录为嘉靖十年序刊本，则卷首显然没有蒋冕序。由于条件所限，我们无法看到内阁文库本的原件。根据日本学者谷口房男《关于万历版〈广西通志〉》［1］的描述，内阁文库本书前有林富的序言和弘治《广西通志》的两篇序，而没有蒋冕序。且内阁文库本为蓝印本，所谓蓝印本即书籍雕版完成后用蓝墨试印以供校正的本子。根据后来所修《广西通志》诸本的描述，其所见的嘉靖本均有蒋冕序文。前文已论，嘉靖《广西通志》在嘉靖十年成书后即付梓印行，内阁文库本应为嘉靖十年的蓝墨试印本。印成后，呈送蒋冕求序，蒋冕即于嘉靖十一年作序，后出的版本均有此序，因此可以推定：1.内阁文库本为嘉靖十年初刻本；2.现存另外两个含有蒋冕序的版本，其刊刻年代均晚于内阁文库本。出于谨慎，日本图书馆将内阁文库本著录为“嘉靖十年序刊本”。我们从两个晚出的版本（国图本和京都大学本）进行反观，同时考察明万历至清嘉庆所修的四部通志对嘉靖《广西通志》卷首序文情况的描述可以得出，这个没有蒋冕序的内阁文库本应为嘉靖十年初刻本，且印量较少，附加了蒋冕序的重印本出来后被迅速替代，因此后世所见均是有蒋冕序的本子。
（二）国图本
国图本先后被宁波天一阁、扬州测海楼等藏书机构收藏，《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1802年）、《天一阁书目》（1808年）并有著录。书前钤有“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朱文方印，即曾被吴引孙测海楼收藏。该书后来散出，辗转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关于国图本的刊刻年代，目前有两种说法：嘉靖刻和嘉靖十一年刻，前说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后说流传较广，分见各方志目录中，后文将详辨。是书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单边。是书版刻不精，多有模糊缺漏之处。国图本为蓝印本，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卷二十五引冀淑英云：“蓝色颜色稍浅，有的卷近乎墨印”［2］。国图本书前有蒋冕、林富序文和弘治旧志的两篇序文。今人方志目录常因其蓝印本而著录为嘉靖十一年刻本，此说实缺少根据。根据现有材料，可推定其为嘉靖十一年以后的重刻或递刻本，在没有新的史料出现前，国图本只可定为嘉靖十一年序刊本。仅因其有嘉靖十一年的蒋冕序和蓝印本等特征，实在难以确定为嘉靖十一年的刻本。
（三）京都大学本
京都大学本为《四库全书》采进本，书前钤有“翰林院印”大官印。《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三“《嘉靖广西通志》六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3］。《两淮盐政李呈送书目》：“嘉靖《广西通志》六十卷，明黄佐编，四十本。”［4］后来卷十六至二十一、卷二十八、卷二十九等八卷散佚，所剩三十八册残本为傅增湘收藏，见《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五。傅增湘藏书散出后，该书被京都大学收藏。
京都大学本著录为“嘉靖十一年刊本”，依据不详。由于条件所限，我们无法看到京都大学本的全貌。根据傅增湘和日本梶浦晋［5］的描述，京都大学本为金镶玉装帧，卷首有嘉靖壬辰蒋冕序、嘉靖辛卯林富序和弘治旧志的两篇序文。另外，“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中有原书扫描件一页，为嘉靖《广西通志》卷一《图经（上）》，墨印，行款与国图本同。雕刻笔迹则与国图本颇异，可断定为另一版本。又经仔细比对，国图本字体呆滞，雕刻手法粗粝，而京都大学本刀法纯属，雕工精善，又因国图本为蓝墨本，似乎可以断定，京都大学本的刊刻年代应晚于国图本。至于其著录为“嘉靖十一年刊本”，实不详其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今人对现存嘉靖《广西通志》刊刻年代尚不甚明了，对其著录也多有失误。内阁文库本应确定为嘉靖十年初刻本，而非仅嘉靖十年序刊本；国图本应定为嘉靖十一年序刊本，而不能确定为嘉靖十一年的刻本；京都大学本从版刻上看似乎晚于国图本，至于其著录为嘉靖十一年刻本，因未见全书，不敢轻易置词。
今人所编地方志目录常因袭前人，未对嘉靖《广西通志》作深入考辨，限于条件及闻见，仅知有国图本，对嘉靖《广西通志》的刊刻年代缺少较为深入的辨证，对国图本的著录也多有舛误，以下择要辨之。
（一）余士嘉编《中国地方志综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订）著录：广西通志60卷，版本：嘉靖10·四库全书，藏地：北图、浙江图、湖北图。按，1.是书以北图本（即国图本）为嘉靖十年刻本，显误；2.除北图外，其他藏地藏书应为抄本，此处未作说明；3.嘉靖《广西通志》为四库存目图书，载《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三《史部地理类存目二·都会郡县上》，并无四库全书抄本。
(二)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著录：广西通志60卷，明嘉靖十年（1531）刻本。刻本藏地：北图（又有胶卷）、广西档。抄本藏地：湖北图、区一图、区二图。按，是书以余氏编《中国地方志综录》为蓝本，补充修订而成。其对国图本刊刻年代的错误未作考辨，因袭相误。另，广西档案馆并无刻本，所藏仅为抄本。
（三）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台北：洛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嘉靖）广西通志六十卷……书前有蒋冕作的序，提出了不少方志理论问题……有嘉靖十年（1531）刻本、抄本。（杨邦礼撰）。按，是书以国图本或京都大学本等后出版本为叙述对象，对嘉靖《广西通志》作提要，篇末著录有嘉靖十年刻本原为不误，但这里明显是以为所叙述对象，即卷首有蒋冕序的本子为嘉靖十年刻本，对嘉靖《广西通志》的版本源流缺乏考辨，致生混淆。
（四）广西通志馆等编《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著录：广西通志60卷，嘉靖十年（1531）刻本，46册。藏地：区图（抄）、桂图（抄）、区通志馆（复印抄本）、区档案馆（抄本不全）。按，是书著录的是嘉靖《广西通志》在广西地区的收藏情况，所著录46册应为据刻本所做的抄本，而非实有46册的刻本。
另外，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卷二十五称“嘉靖广西通志六十卷……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年刻蓝印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前有嘉靖十一年壬辰蒋冕序云……”［2］称国图本为嘉靖十年刻本，且后又说书前有嘉靖十一年蒋冕序，前后矛盾，杜先生未作辨证，致生舛误，实为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