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武功县旧志编修简介
发布时间：2019-09-26 点击数：3944
明弘治《武功县志稿》编纂者为康海之父康镛。康镛生于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宪宗成化二十二年(1486)出任平阳府经历司知事,一年后去职还乡。回乡后,康镛一面课子读书,一面撰修县志。县志修成后交县,知县却不予重视,结果将志稿丢失。后来,康海在自己修撰的《武功县志》开篇中说:“武功志,余先君子长公盖尝述之,然县官掌故弗严,人匿之矣。”康镛,字振远,因排行居长,世称“康长公”。
这就是说,康镛私家所修的首部武功县志,虽然已经脱稿,但却未及刊刻就亡佚了,所以其篇章内容无法知悉。
正德《武功县志》此志为康海继承父志,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七八月间仅用一月时间撰成。全志三卷,分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七篇,二万一千余字。该志问世以后,由于叙事“繁简取舍,咸得精守”;“文简事核,训词尔雅”;“官师直书,而劝戒自形”等特点,曾获得极高评价,“海内咸推第一”。因此,明、清以至民国,翻刻印行可考者不下数十版。
康海《武功县志》有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关中名儒、邑人孙景烈的简注本,近年常见的即为这个版本。
《武功县续志》知县李绍韩修,张文熙纂,清康熙元年(1662)刊刻问世。全书分官师、人物(附选举)、艺文三卷,约四万字。编纂者在“跋”中写道:“太史公(康海)旧志,昭若日月,兹不复赘,只就后未所及见而记者,缉而续之”。这就说明本志为什么只有官师、人物、艺文而无其他内容的原因。
本志原版已不多见,现存本多为雍正十二年(1734)重刊本。重刊前十年,即雍正二年(1724),本县著名学者、80岁高龄的康吕赐,曾对原本作了校补。“凡诸未妥,类加考订、增删,期于简质可信”,并“更定”了篇目。现在流传的就是更定本。
《武功县后志》知县沈华修,崔昭、孙景烈等40余人参与编纂。共四卷。篇目仿省通志。首卷地理、建置、祠祀;二卷田赋、官师、选举、人物、典礼;三卷武备、纪事;四卷撰述、艺文、拾遗。约十万字。雍正十一年(1733)刊印。
本志收录资料较多,范围亦较广泛。其中来自《南阿遗稿》者不少。《南阿遗稿》为康海裔孙康吕赐先生以多年心血积累的地方志资料。先生曾有志于效法其祖康海,续修本县县志,可惜未能如愿。
《续武功县志》知县张树勋修,王森文、党行义等18人参与编纂。志分四卷,卷一地理、建置、祠祀;卷二田赋、官师、选举;卷三人物(上);卷四人物(下)。约十万字。清嘉庆十九年(1814)刊刻。本志人文资料多采自李、沈及未见流传的钱汝器、黄景略诸志和邑学者孙景烈先生《邰封闻见录》。孙先生为雍正、嘉庆间人,曾有志于编纂武功新志、《邰封闻见录》即是他为修志而作的资料积累。
仍名《武功县续志》清光绪十四年(1888),知县张世英总纂,巨国桂等44人参修。全一册,分地理、建置、祠祀、赋役、灾异、官师、人物、选举、风俗九篇,五万一千余字。本志较真实的反映了清朝后期本县的社会情况,尤其是对当时武功各村男女死亡人数记载颇详。
《武功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知县高锡华修,邑人张尚谦纂。分沿革、政绩、兵事、耆旧录、人类、宗教、实业、地理、城内古迹、区内古迹、山、原、水、道路、物产、植物制造、矿物制造、商务、劝工所和补遗等20个大目及若干子目,约二万字。同年石印存世。本志是在废科举、兴新学的背景下,知县奉上司之令,组织人应急编纂的。志中关于鸦片一条,深刻揭示了清末烟毒为害之烈。编成之后,曾被作为乡土教材,在当时新办的县立高等小学堂讲授。
《稿簿》分九册,每册封面均题“稿簿”二字,毛笔楷书,字迹秀美。全稿小楷墨书,行间多见行草圈点、删改。内容为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新采人物、选举八篇。约草成于民国22年(1933)至民国24年(1935)之间。
本次修志始于民国17年(1928),时马屏西奉委编修新志材料。民国24年(1935)修志馆正式成立,马屏西任馆长,并聘请张伯荫等多人采编。民国30年(1941)10月,县府以其仅录“有清一代掌故,而民国事实全付缺如”,且一直未经考订。故聘兴平冯孝伯为总撰,县长马千里为督修,庞景文、马毅生、张咏房、郭宰丞、陈缙丞为参订,冯省吾、阎允恪、阎仲藩、杨汉丞、李学芝、史玉璋、郭志汾、许仰苏、徐良甫为采访的15人修志班子,进行考订和增补。传现存孤本《稿簿》字行间的删改即冯孝伯手笔。然而,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结束,《稿簿》依旧未见有民国内容。
民国年间武功修志断续工作达20余年,终未定稿付印,原因何在?值得后来者深思!
最后,应该提及的是,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新任知县钱汝器,刚一到任,即延揽人才,广搜博采,缵缉旧间,编成武功续志若干卷。然而,未及定稿,钱奉调他处。次年,黄景略接任知县后,遂将钱稿“卒成而梓之”。据旧志载,此志共18卷,嘉庆以后失传,内容若何,无由得知。
另外,还有一部《邰封闻见录》。这是乾隆年间,商州学正、翰林院检讨,后又三次主讲关中书院的邑人孙景烈私撰的一部地方志资料集。此录在嘉庆后期已佚。据文献记载,“邰封录”标目七篇,亦删祠祀,而增艺文,地理一篇独详。人物多康氏志及续志、后志所已录,增者仅数人。文未成篇,而征引繁富,足兹采择,余则搜辑未备。其自序曰:“予世籍邰封里,遂以里名所录”。
这就是说,康镛私家所修的首部武功县志,虽然已经脱稿,但却未及刊刻就亡佚了,所以其篇章内容无法知悉。
正德《武功县志》此志为康海继承父志,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七八月间仅用一月时间撰成。全志三卷,分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七篇,二万一千余字。该志问世以后,由于叙事“繁简取舍,咸得精守”;“文简事核,训词尔雅”;“官师直书,而劝戒自形”等特点,曾获得极高评价,“海内咸推第一”。因此,明、清以至民国,翻刻印行可考者不下数十版。
康海《武功县志》有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关中名儒、邑人孙景烈的简注本,近年常见的即为这个版本。
《武功县续志》知县李绍韩修,张文熙纂,清康熙元年(1662)刊刻问世。全书分官师、人物(附选举)、艺文三卷,约四万字。编纂者在“跋”中写道:“太史公(康海)旧志,昭若日月,兹不复赘,只就后未所及见而记者,缉而续之”。这就说明本志为什么只有官师、人物、艺文而无其他内容的原因。
本志原版已不多见,现存本多为雍正十二年(1734)重刊本。重刊前十年,即雍正二年(1724),本县著名学者、80岁高龄的康吕赐,曾对原本作了校补。“凡诸未妥,类加考订、增删,期于简质可信”,并“更定”了篇目。现在流传的就是更定本。
《武功县后志》知县沈华修,崔昭、孙景烈等40余人参与编纂。共四卷。篇目仿省通志。首卷地理、建置、祠祀;二卷田赋、官师、选举、人物、典礼;三卷武备、纪事;四卷撰述、艺文、拾遗。约十万字。雍正十一年(1733)刊印。
本志收录资料较多,范围亦较广泛。其中来自《南阿遗稿》者不少。《南阿遗稿》为康海裔孙康吕赐先生以多年心血积累的地方志资料。先生曾有志于效法其祖康海,续修本县县志,可惜未能如愿。
《续武功县志》知县张树勋修,王森文、党行义等18人参与编纂。志分四卷,卷一地理、建置、祠祀;卷二田赋、官师、选举;卷三人物(上);卷四人物(下)。约十万字。清嘉庆十九年(1814)刊刻。本志人文资料多采自李、沈及未见流传的钱汝器、黄景略诸志和邑学者孙景烈先生《邰封闻见录》。孙先生为雍正、嘉庆间人,曾有志于编纂武功新志、《邰封闻见录》即是他为修志而作的资料积累。
仍名《武功县续志》清光绪十四年(1888),知县张世英总纂,巨国桂等44人参修。全一册,分地理、建置、祠祀、赋役、灾异、官师、人物、选举、风俗九篇,五万一千余字。本志较真实的反映了清朝后期本县的社会情况,尤其是对当时武功各村男女死亡人数记载颇详。
《武功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知县高锡华修,邑人张尚谦纂。分沿革、政绩、兵事、耆旧录、人类、宗教、实业、地理、城内古迹、区内古迹、山、原、水、道路、物产、植物制造、矿物制造、商务、劝工所和补遗等20个大目及若干子目,约二万字。同年石印存世。本志是在废科举、兴新学的背景下,知县奉上司之令,组织人应急编纂的。志中关于鸦片一条,深刻揭示了清末烟毒为害之烈。编成之后,曾被作为乡土教材,在当时新办的县立高等小学堂讲授。
《稿簿》分九册,每册封面均题“稿簿”二字,毛笔楷书,字迹秀美。全稿小楷墨书,行间多见行草圈点、删改。内容为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新采人物、选举八篇。约草成于民国22年(1933)至民国24年(1935)之间。
本次修志始于民国17年(1928),时马屏西奉委编修新志材料。民国24年(1935)修志馆正式成立,马屏西任馆长,并聘请张伯荫等多人采编。民国30年(1941)10月,县府以其仅录“有清一代掌故,而民国事实全付缺如”,且一直未经考订。故聘兴平冯孝伯为总撰,县长马千里为督修,庞景文、马毅生、张咏房、郭宰丞、陈缙丞为参订,冯省吾、阎允恪、阎仲藩、杨汉丞、李学芝、史玉璋、郭志汾、许仰苏、徐良甫为采访的15人修志班子,进行考订和增补。传现存孤本《稿簿》字行间的删改即冯孝伯手笔。然而,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结束,《稿簿》依旧未见有民国内容。
民国年间武功修志断续工作达20余年,终未定稿付印,原因何在?值得后来者深思!
最后,应该提及的是,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新任知县钱汝器,刚一到任,即延揽人才,广搜博采,缵缉旧间,编成武功续志若干卷。然而,未及定稿,钱奉调他处。次年,黄景略接任知县后,遂将钱稿“卒成而梓之”。据旧志载,此志共18卷,嘉庆以后失传,内容若何,无由得知。
另外,还有一部《邰封闻见录》。这是乾隆年间,商州学正、翰林院检讨,后又三次主讲关中书院的邑人孙景烈私撰的一部地方志资料集。此录在嘉庆后期已佚。据文献记载,“邰封录”标目七篇,亦删祠祀,而增艺文,地理一篇独详。人物多康氏志及续志、后志所已录,增者仅数人。文未成篇,而征引繁富,足兹采择,余则搜辑未备。其自序曰:“予世籍邰封里,遂以里名所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