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版《同安县志》舛错举隅
发布时间：2019-03-29 点击数：3276
同安县于清康熙、乾隆、嘉庆三朝均有修志，其间隔都只有四十余年。此后至民国18年（1929年）续修，间隔却长达131年。所以，民国版《同安县志》（以下省称“民国志”）记载，保存了清中后期至民国初期同安的许多历史资料，在“存史”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当然，瑕瑜互见是所有优秀著作都不可避免的。其中一些舛错在刚出版的新编《同安县志》已得到纠正。考虑将来两部县志并存，孰是孰非，真假难辨，本文拟就“民国志”的一些舛错酌举数例，提出笔者的看法，对其中一些前后相左，暂时难下定论的记述，也提请有识之士共同探讨，寻找正确的答案。
同安县于何时正式设立？对如此重大的问题，“民国志”却作了不符史实，且自相矛盾的记述。卷一《疆域沿革》记为：“南唐大成四年，王延钧僭称帝，升大同场为同安县。”但是，不管南唐后唐，都没有“大成”年号。如果参照卷七《建筑》所记县署为“五代天成四年建”，如“南唐大成四年”是“后唐天成四年”之误，则同安县应建于后唐天成四年，即公元929年。但这一年王延钧尚未称帝，可见“民国志”卷一的记述不符史实。而卷三《大事记》的记述又跟卷一、卷七不一致：“南唐长兴三年，王延钧以大同场州置同安县”（编者注：“州”为衍文）。可是，长兴也不是南唐年号，而是后唐明宗的年号。后唐长兴三年为932年。显然，“民国志”对何时建县的记载含混不清又自相矛盾。即便认定它只是把朝代年号搞错，按卷一和卷三的记载将错就错，也会出现两个不同的建县时间，即929年和932年。人们无可奈何，转而去找康熙癸巳年《大同志》卷一的记载：“唐明宗时，审知卒。次子延钧僭称帝，国号闽。升大同场为同安县。”这里并未说明闽国设立的当年，或者若干年后把大同场升为同安县，实际上语焉未详。但因为感到“民国志”对建县时间的记载不可信，不得已抓住《大同志》提供的一点线索，把王延钧称帝时的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当作同安建县时间。此说便被多年沿用。
后来，笔者查阅《太平寰宇记》，该书卷之一百二第四页对同安设县经过却有准确的记述：“唐贞元十九年，析南安县南界四乡置大同场。福州伪命，已亥岁升为同安县。”福州伪命，即指王延钧在福州称帝。据《中国历史纪元表》，王延钧称帝为癸巳岁，六年后为己亥岁，即公元939年。《太平寰宇记》为北宋地理总志，成书于宋太平兴国年间，距同安建县仅30年左右，言之凿凿，应该比较可信。笔者又查阅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福建通志》，该书对同安建县时间也有准确记述：“后晋天福四年，升为同安县。”还有，1988年8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纂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第303页也这样认定：“同安县，五代闽永隆元年，升大同场置。”大家知道，后晋天福与闽永隆是同时存在的两个朝廷的帝王纪元，后晋天福四年与闽永隆元年指的是同一年，即己亥年，公元939年。有鉴于此，新编《同安县志·大事记》采取了二说并存。希望有识之士能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排除其中一说，准确地说出同安建县时间是933或939年。
“民国志”卷六关于都图称：“宋设四乡，领三十里。乡曰永丰、曰明盛、曰绥德、曰武德。后以武德为场，旋改为长泰县。”这里也有明显差错。查《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和其他史料，唐乾符三年（876年），划武德乡置武德场；五代南唐保大十三年（955年），升武德场为长泰县。这就是说，唐贞元十九年（803年），大同场刚设立时领有四乡，但876年武德乡就划出去，并于同安建县不久的955年，也建立了长泰县。所以，宋代同安县不可能再管辖武德乡。有鉴于此，新编《同安县志》已如实改为“宋设三乡。”
厦门、金门原属同安县，民国成立后析出，这也是件大事。对此，“民国志”也作了不一致的记述。卷一《疆域沿革》记：“民国二年十一月，析厦门嘉禾里为思明县。”“民国三年，析同安翔风浯里为金门县”。但卷三《大事记》却记为：“民国元年，划嘉禾里为思明县。”“四年六月，划本邑翔风浯里为金门县。”这里，除了时间自相矛盾，还有一个问题：金门并非直接从同安县划出。对此，在参考了近代翔实的史料后，新编《同安县志》作这样的记述：“民国2年11月，析同安之嘉禾里、金门、大小嶝岛立思明县，翌年1月正式分署。”“民国3年7月，析思明县之金门、大小嶝岛置金门县，翌年1月正式分署。”
“民国志”设卷二十一《外交》，居然洋洋万言。实则多为全国外交事务，如“国际条约后海关之组织”、“全国海关任用华洋人员一览表”，并非县志所应记。其余内容记厦门海关。民国期间修志，厦门已不再隶属同安，海关现状本不应再记。“厦门通商之缘起”之类所发生的年代厦门确属同安。但这些内容要记，则记事的地域范围是按各历史时期的隶属关系来确定。因此标准，清代都里就应列嘉禾里，厦门岛上的书院、社学也应记述。但卷六、卷十四都不见这些内容。可见“民国志”记事的地域范围也存在混乱现象。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划翔风、民安二里和同禾里的一部分设立马巷厅。民国元年废厅，马巷仍属县管。民国期间修志，马巷厅已不复存在，“民国志”却忽略了这一点。如卷十九《交通·铺递》：“店头铺……上接小盈铺，下接沈井铺，俱属马巷厅。沈井铺……上接马巷厅属店头铺，下接本县洪塘铺。”嘉庆年间修志，如此表述是正确的。民国期间修志，照搬“嘉庆志”原文，让人觉得似乎马巷厅及铺递依然如旧，造成了历史地理概念的模糊。
准确地记述每一重要事物的历史与现状，是志书的主要任务。卷十四《学校》有一条目记述舫山书院。志文为：“在县东民安里。清乾隆十一年知县张荃嘱里中绅士建于通利庙后。院中有杰阁，以祀文昌神。其阁下奉朱子像，士子会文其间。”这也是照抄“嘉庆志”原文。事实上，同治六年（1867年），舫山书院已迁址重建，规模已非原来这么个小阁楼所可比拟。光绪十九年（1893年），马巷厅通判黄家鼎写有一篇《马巷舫山书院碑记》，部分内容摘抄如下：“即同安教谕何君兰所撰《舫山书院碑记》，亦指通利庙后之文昌阁而言，非书院也。同治间新安鲍君复康来倅是厅……择地于后埕营造。周围广八十余丈，缭以高墉……外为照墙，深凡三进。头门以内明堂平旷，树木苍郁，荫可数亩；二进则分为三门，中为平房三间，东西翼以学舍各三间；三进则正房三间，左右有房，山长所居。东西廊墙外学舍各四间。再进则月台夹以花墙，外植花果，每当春华秋实，香气拂拂，从画槛出。最后三楹，中供朱子塑像，虚其左右室，可庋典籍。其上为楼，中祀朱衣神及梓潼帝君，傍祀有功于书院者。角门以外，左为空地，杂植果木；右平房二间，庖厨在焉。四周夹道，宽皆数丈，以便徼巡。经始于丁卯三月，历己巳八月落成，縻金钱五千缗有奇。制度宏敞，丹漆辉煌……”前后两段文字对照，可以看出嘉庆年间修志时马巷虽有一所舫山书院，但仅为一座小阁楼。而同治年间所建的舫山书院，规模堪称全县之最。民国期间修志，仍然照搬“嘉庆志”原文，而无视落成已60年之久的壮观书院，且上述《马巷舫山书院碑记》已载入校补《马巷厅志》，却未能引起“民国志”编纂者的注意，不能不说是个重大失误。
卷十四记述集美学校创办的概况，其中的“校主事略”；“嘉庚少失学。稍长，随父经商于新加坡”。这是不准确的。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弁言》说得很清楚：“余天资素钝，九岁入私塾，十七岁塾师谢世，辍学出洋。”一个世纪之前，能上八九年学的已是凤毛麟角，怎可称之“少失学”呢？同一卷记载的云山学校和养正学校，都注明“址在从顺里乌泥乡，民国十年成立。”是不是同一个村落在同一年建立两所学校呢？我们曾实地作过调查，证实：养正学校址在潘土乡。类似的舛错还有许多。
同一部志书对于同一事物的记载，如果前后矛盾，孰是孰非，必让读者大费周章。文公书院是全省最早的书院之一。卷七记建于“元至正十年”。卷十四却说建于“元至正元年。”好在林泉生和林希元各有一篇《记》可确证以前者为是。林泉生记：“书院作于至正十年之夏，成于十一年之秋，记于十六年正月。”林希元记：“其时前元至正岁庚寅。”至正十年正是庚寅岁，公元1350年。卷十四对于文公书院还有另一次记述：“明成化十二年，知县张逊重建于东门内畏垒庵。”从这句话看，东门内本来就有个畏垒庵。而卷八《名胜》对畏垒庵的记述却是：“在县治西北。宋绍兴间朱子莅同秩满，代者未至，假陈氏馆以居。名其庵曰畏垒。”畏垒庵究竟在何方？卷七《建筑》收录的林希元《记》：“择地东门重建文公书院，前为讲堂，刻公像于退轩，扁曰畏垒庵，盖用文公在时，假民居之号。”如再参照朱熹自己写的《畏垒庵记》，则可认定卷十四的记述有悖于事实，而是书院内悬有“畏垒庵”匾。
卷十四“儒学”条目，记述同安县儒学始建于五代末，经数次搬迁，“绍兴十年，邑士陈彦先等迁建今所。”但后面收录了一篇《记》，却说同安县儒学“肇基于唐，迨宋南渡，紫阳朱夫子来为簿兼学政，改创于此。”收录这篇与事实有出入的《记》，只能造成内容上的混乱。
同一个陈文瑞，“民国志”先后记述多处，却处处相抵牾。卷十四《选举》的“举人录”记陈文瑞为万历四十六年戊午举人，己丑进士；而“进士录”却记他是万历十七年己丑进士。一个人在中举之前29年中进士是不可思议的。不止如此，卷二十八《人物录·乡贤》肯定陈文瑞中举时间为万历戊午，但中进士时间却为天启乙丑。这比万历己丑晚了36年。还有，卷三《大事记》记载，诸生陈文瑞于万历四十七年葬父，“越年，文瑞登第。”这与“举人录”所记相差2年。如果说这是些同名同姓的几个人，但“举人录”与“进士录”所记陈文瑞都为仁德集美人；“进士录”记陈文瑞字应萃，吴县知县，与《乡贤》也是吻合的。上述相互抵牾之处，孰是孰非，难下定论。《同安文史资料》第11辑陈少斌、协文的《莲鸿宫陈府王爷》认定陈文瑞“明万历元年（1573年）诞生于集美社的一户农家，万历戊午（1618年）举人，天启乙丑（1625年）进士。”如果这段话有确凿证据，则“民国志”中与此相左的记述都应改正。又如，同一个许权，卷十五《选举》记其为治平二年乙巳进士，卷三十一《人物录·文苑》又称他“登治平元年甲辰科进士。”参照许权之孙许顺之的《许氏家谱》，才能认定卷三十一的记载正确。
卷七《建筑》记：“民国元年，省议会议员陈延香建阳翟学校。”然而，民国元年，陈延香尚未任议员。因为据卷十五《选举》载，他任省议员的时间为民国二年。又据卷十四《学校》载，阳翟学校成立于民国二年。是否学校未成立，先建筑校舍呢？也不是。因为陈延香亲自编辑的《同安阳翟学校十周年纪念刊》的“大事记”有如下记载：“民国二年一月十八日，创办人陈延香、陈仲赫请阳翟诸父老到荔园书斋议组织学校”（见该刊P61）；“二月十七日，行开校礼……暂就延香之荔园书斋为校舍”（见该刊P62）；“（民国）六年九月十七日开始建筑新校舍奠定地基”（（见该刊P73），由此可见，《建筑》卷所记“建阳翟学校”的时间是没有根据的。
修志是众手成书。如果总纂未能统览全书，既容易出现前后记述的矛盾，也难于避免内容的重复。例如，后浦人、安平中营把总许攀桂职位不高，也无显赫战功，却分别列入卷三十《人物录·武功》和卷三十四《人物录·忠义》，具体内容并无多大差别。又如卷十五《选举》的“贡生录”，其中张应星名下附注长达200字，不但显得异乎寻常，而且附注内容与卷二十八《人物录·乡贤》基本一样，也是完全不必要的重复。“武举人录”两次列李廷驹，一在乾隆乙卯，一在嘉庆己卯。己卯为嘉庆二十四年，但其父李长庚嘉庆十二年阵亡时，廷驹“已卒”，故以族子廷钰承袭封爵，所以不可能在嘉庆二十四年中武举人。类似这种“一人两次中举”的还有不少。又如卷四《山川》已提到十二龙潭，卷八《名胜·岩潭》再记一次也说得过去，但同卷又以“
北山龙潭”为条目再重复一次，就是编纂者失察了。
按历代官制，县的长官，宋为县令（知县事），元为达鲁花赤、县尹，明、清为知县，民国前期为知事。“民国志”对职官的称谓多有混淆。《人物录》及其他卷的清代部分，多处把知县称为县令，而卷十三《职官》第九页却称“清同安知事一员”，卷十五《选举》第十六页“明荐辟”又出现“授凤阳府临淮县尹。”
干支纪年搞错的也比比皆是。如卷七《建筑》有“宣统乙酉改建栖栅两等小学堂。”宣统元年岁次己酉，宣统在位仅三年，哪里会有乙酉的纪年呢？又如卷十五《选举》第三页“端平二年己未”，是乙未之误；第八页“嘉靖四年乙丑”，应为乙酉；七年戊午，应为戊子。而林希元中进士是丁丑年没错，但当年为正德十二年，“民国志”又误为十三年。
错别字更难于一一例举。圮与圯，字形相近，圮，意为毁；圯，义为桥。各种建筑物历经世代风雨，屡修屡毁，用“圮”的频率很高。“民国志”偏偏都错写为“圯”。卷四十一《杂录》第九页第三行，记载一则含谜讖语，其中的“千头衔鼠”是“干头衔鼠”之误。干头，即天干的头，为甲；鼠，按生肖与地支对应，鼠为子，“干头衔鼠”即为“甲子”，文中用以指甲子年。写为“千头衔鼠”就让人猜不透了。
在讨论“民国志”时，我们应感谢台北市福建省同安县同乡会洪福增、朱陈造诸位乡贤。“民国志”出版至今已七十余年，历经战乱和“文化大革命”，侥幸留存的为数很少。1986年，台北市的同安县同乡会组织为“民国志”加点断句，影印出版。目前，海内外同安人手中的“民国志”多为这个重印本。可以说，这个重印本对“民国志”的传播与保存起了重大作用，其功不可没。诸位乡贤爱国爱乡拳拳之心令人感动。
本来，给古文加点断句，出现一些差错不足为奇。下面顺便举几个例子，目的是提请读者阅读时留意。第95页（指台北市同安同乡会重印本，下同）有“天太平，丙午人，不解其意”，两点都错了。应改为“天太平丙午，人不解其意。”第195页有“唐进士谢翛偕弟修，宅在文圃山下”，点号应移到“宅”之后。因为文中的“修”非“修建”，而是指谢修。这里记载的是他们兄弟的第宅。第197页有“宋嘉熙间，建元至正甲午兵毁”，点号应移“建”之后。第425页“袤六十步三分，其袤而广，得一焉”，这样点让人不知所云。应改为“袤六十步，三分其袤而广得一焉”，表示射圃长为六十步，而宽为长的三分之一。第570页“将来此路一通，安溪不但商务可望发达”，点号应移“安溪”之后。否则，似乎此路（指同美车路，当时已经“通”了）尚未通，而“通”以后，是只有利于安溪了。
同安县于何时正式设立？对如此重大的问题，“民国志”却作了不符史实，且自相矛盾的记述。卷一《疆域沿革》记为：“南唐大成四年，王延钧僭称帝，升大同场为同安县。”但是，不管南唐后唐，都没有“大成”年号。如果参照卷七《建筑》所记县署为“五代天成四年建”，如“南唐大成四年”是“后唐天成四年”之误，则同安县应建于后唐天成四年，即公元929年。但这一年王延钧尚未称帝，可见“民国志”卷一的记述不符史实。而卷三《大事记》的记述又跟卷一、卷七不一致：“南唐长兴三年，王延钧以大同场州置同安县”（编者注：“州”为衍文）。可是，长兴也不是南唐年号，而是后唐明宗的年号。后唐长兴三年为932年。显然，“民国志”对何时建县的记载含混不清又自相矛盾。即便认定它只是把朝代年号搞错，按卷一和卷三的记载将错就错，也会出现两个不同的建县时间，即929年和932年。人们无可奈何，转而去找康熙癸巳年《大同志》卷一的记载：“唐明宗时，审知卒。次子延钧僭称帝，国号闽。升大同场为同安县。”这里并未说明闽国设立的当年，或者若干年后把大同场升为同安县，实际上语焉未详。但因为感到“民国志”对建县时间的记载不可信，不得已抓住《大同志》提供的一点线索，把王延钧称帝时的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当作同安建县时间。此说便被多年沿用。
后来，笔者查阅《太平寰宇记》，该书卷之一百二第四页对同安设县经过却有准确的记述：“唐贞元十九年，析南安县南界四乡置大同场。福州伪命，已亥岁升为同安县。”福州伪命，即指王延钧在福州称帝。据《中国历史纪元表》，王延钧称帝为癸巳岁，六年后为己亥岁，即公元939年。《太平寰宇记》为北宋地理总志，成书于宋太平兴国年间，距同安建县仅30年左右，言之凿凿，应该比较可信。笔者又查阅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福建通志》，该书对同安建县时间也有准确记述：“后晋天福四年，升为同安县。”还有，1988年8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纂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第303页也这样认定：“同安县，五代闽永隆元年，升大同场置。”大家知道，后晋天福与闽永隆是同时存在的两个朝廷的帝王纪元，后晋天福四年与闽永隆元年指的是同一年，即己亥年，公元939年。有鉴于此，新编《同安县志·大事记》采取了二说并存。希望有识之士能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排除其中一说，准确地说出同安建县时间是933或939年。
“民国志”卷六关于都图称：“宋设四乡，领三十里。乡曰永丰、曰明盛、曰绥德、曰武德。后以武德为场，旋改为长泰县。”这里也有明显差错。查《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和其他史料，唐乾符三年（876年），划武德乡置武德场；五代南唐保大十三年（955年），升武德场为长泰县。这就是说，唐贞元十九年（803年），大同场刚设立时领有四乡，但876年武德乡就划出去，并于同安建县不久的955年，也建立了长泰县。所以，宋代同安县不可能再管辖武德乡。有鉴于此，新编《同安县志》已如实改为“宋设三乡。”
厦门、金门原属同安县，民国成立后析出，这也是件大事。对此，“民国志”也作了不一致的记述。卷一《疆域沿革》记：“民国二年十一月，析厦门嘉禾里为思明县。”“民国三年，析同安翔风浯里为金门县”。但卷三《大事记》却记为：“民国元年，划嘉禾里为思明县。”“四年六月，划本邑翔风浯里为金门县。”这里，除了时间自相矛盾，还有一个问题：金门并非直接从同安县划出。对此，在参考了近代翔实的史料后，新编《同安县志》作这样的记述：“民国2年11月，析同安之嘉禾里、金门、大小嶝岛立思明县，翌年1月正式分署。”“民国3年7月，析思明县之金门、大小嶝岛置金门县，翌年1月正式分署。”
“民国志”设卷二十一《外交》，居然洋洋万言。实则多为全国外交事务，如“国际条约后海关之组织”、“全国海关任用华洋人员一览表”，并非县志所应记。其余内容记厦门海关。民国期间修志，厦门已不再隶属同安，海关现状本不应再记。“厦门通商之缘起”之类所发生的年代厦门确属同安。但这些内容要记，则记事的地域范围是按各历史时期的隶属关系来确定。因此标准，清代都里就应列嘉禾里，厦门岛上的书院、社学也应记述。但卷六、卷十四都不见这些内容。可见“民国志”记事的地域范围也存在混乱现象。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划翔风、民安二里和同禾里的一部分设立马巷厅。民国元年废厅，马巷仍属县管。民国期间修志，马巷厅已不复存在，“民国志”却忽略了这一点。如卷十九《交通·铺递》：“店头铺……上接小盈铺，下接沈井铺，俱属马巷厅。沈井铺……上接马巷厅属店头铺，下接本县洪塘铺。”嘉庆年间修志，如此表述是正确的。民国期间修志，照搬“嘉庆志”原文，让人觉得似乎马巷厅及铺递依然如旧，造成了历史地理概念的模糊。
准确地记述每一重要事物的历史与现状，是志书的主要任务。卷十四《学校》有一条目记述舫山书院。志文为：“在县东民安里。清乾隆十一年知县张荃嘱里中绅士建于通利庙后。院中有杰阁，以祀文昌神。其阁下奉朱子像，士子会文其间。”这也是照抄“嘉庆志”原文。事实上，同治六年（1867年），舫山书院已迁址重建，规模已非原来这么个小阁楼所可比拟。光绪十九年（1893年），马巷厅通判黄家鼎写有一篇《马巷舫山书院碑记》，部分内容摘抄如下：“即同安教谕何君兰所撰《舫山书院碑记》，亦指通利庙后之文昌阁而言，非书院也。同治间新安鲍君复康来倅是厅……择地于后埕营造。周围广八十余丈，缭以高墉……外为照墙，深凡三进。头门以内明堂平旷，树木苍郁，荫可数亩；二进则分为三门，中为平房三间，东西翼以学舍各三间；三进则正房三间，左右有房，山长所居。东西廊墙外学舍各四间。再进则月台夹以花墙，外植花果，每当春华秋实，香气拂拂，从画槛出。最后三楹，中供朱子塑像，虚其左右室，可庋典籍。其上为楼，中祀朱衣神及梓潼帝君，傍祀有功于书院者。角门以外，左为空地，杂植果木；右平房二间，庖厨在焉。四周夹道，宽皆数丈，以便徼巡。经始于丁卯三月，历己巳八月落成，縻金钱五千缗有奇。制度宏敞，丹漆辉煌……”前后两段文字对照，可以看出嘉庆年间修志时马巷虽有一所舫山书院，但仅为一座小阁楼。而同治年间所建的舫山书院，规模堪称全县之最。民国期间修志，仍然照搬“嘉庆志”原文，而无视落成已60年之久的壮观书院，且上述《马巷舫山书院碑记》已载入校补《马巷厅志》，却未能引起“民国志”编纂者的注意，不能不说是个重大失误。
卷十四记述集美学校创办的概况，其中的“校主事略”；“嘉庚少失学。稍长，随父经商于新加坡”。这是不准确的。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弁言》说得很清楚：“余天资素钝，九岁入私塾，十七岁塾师谢世，辍学出洋。”一个世纪之前，能上八九年学的已是凤毛麟角，怎可称之“少失学”呢？同一卷记载的云山学校和养正学校，都注明“址在从顺里乌泥乡，民国十年成立。”是不是同一个村落在同一年建立两所学校呢？我们曾实地作过调查，证实：养正学校址在潘土乡。类似的舛错还有许多。
同一部志书对于同一事物的记载，如果前后矛盾，孰是孰非，必让读者大费周章。文公书院是全省最早的书院之一。卷七记建于“元至正十年”。卷十四却说建于“元至正元年。”好在林泉生和林希元各有一篇《记》可确证以前者为是。林泉生记：“书院作于至正十年之夏，成于十一年之秋，记于十六年正月。”林希元记：“其时前元至正岁庚寅。”至正十年正是庚寅岁，公元1350年。卷十四对于文公书院还有另一次记述：“明成化十二年，知县张逊重建于东门内畏垒庵。”从这句话看，东门内本来就有个畏垒庵。而卷八《名胜》对畏垒庵的记述却是：“在县治西北。宋绍兴间朱子莅同秩满，代者未至，假陈氏馆以居。名其庵曰畏垒。”畏垒庵究竟在何方？卷七《建筑》收录的林希元《记》：“择地东门重建文公书院，前为讲堂，刻公像于退轩，扁曰畏垒庵，盖用文公在时，假民居之号。”如再参照朱熹自己写的《畏垒庵记》，则可认定卷十四的记述有悖于事实，而是书院内悬有“畏垒庵”匾。
卷十四“儒学”条目，记述同安县儒学始建于五代末，经数次搬迁，“绍兴十年，邑士陈彦先等迁建今所。”但后面收录了一篇《记》，却说同安县儒学“肇基于唐，迨宋南渡，紫阳朱夫子来为簿兼学政，改创于此。”收录这篇与事实有出入的《记》，只能造成内容上的混乱。
同一个陈文瑞，“民国志”先后记述多处，却处处相抵牾。卷十四《选举》的“举人录”记陈文瑞为万历四十六年戊午举人，己丑进士；而“进士录”却记他是万历十七年己丑进士。一个人在中举之前29年中进士是不可思议的。不止如此，卷二十八《人物录·乡贤》肯定陈文瑞中举时间为万历戊午，但中进士时间却为天启乙丑。这比万历己丑晚了36年。还有，卷三《大事记》记载，诸生陈文瑞于万历四十七年葬父，“越年，文瑞登第。”这与“举人录”所记相差2年。如果说这是些同名同姓的几个人，但“举人录”与“进士录”所记陈文瑞都为仁德集美人；“进士录”记陈文瑞字应萃，吴县知县，与《乡贤》也是吻合的。上述相互抵牾之处，孰是孰非，难下定论。《同安文史资料》第11辑陈少斌、协文的《莲鸿宫陈府王爷》认定陈文瑞“明万历元年（1573年）诞生于集美社的一户农家，万历戊午（1618年）举人，天启乙丑（1625年）进士。”如果这段话有确凿证据，则“民国志”中与此相左的记述都应改正。又如，同一个许权，卷十五《选举》记其为治平二年乙巳进士，卷三十一《人物录·文苑》又称他“登治平元年甲辰科进士。”参照许权之孙许顺之的《许氏家谱》，才能认定卷三十一的记载正确。
卷七《建筑》记：“民国元年，省议会议员陈延香建阳翟学校。”然而，民国元年，陈延香尚未任议员。因为据卷十五《选举》载，他任省议员的时间为民国二年。又据卷十四《学校》载，阳翟学校成立于民国二年。是否学校未成立，先建筑校舍呢？也不是。因为陈延香亲自编辑的《同安阳翟学校十周年纪念刊》的“大事记”有如下记载：“民国二年一月十八日，创办人陈延香、陈仲赫请阳翟诸父老到荔园书斋议组织学校”（见该刊P61）；“二月十七日，行开校礼……暂就延香之荔园书斋为校舍”（见该刊P62）；“（民国）六年九月十七日开始建筑新校舍奠定地基”（（见该刊P73），由此可见，《建筑》卷所记“建阳翟学校”的时间是没有根据的。
修志是众手成书。如果总纂未能统览全书，既容易出现前后记述的矛盾，也难于避免内容的重复。例如，后浦人、安平中营把总许攀桂职位不高，也无显赫战功，却分别列入卷三十《人物录·武功》和卷三十四《人物录·忠义》，具体内容并无多大差别。又如卷十五《选举》的“贡生录”，其中张应星名下附注长达200字，不但显得异乎寻常，而且附注内容与卷二十八《人物录·乡贤》基本一样，也是完全不必要的重复。“武举人录”两次列李廷驹，一在乾隆乙卯，一在嘉庆己卯。己卯为嘉庆二十四年，但其父李长庚嘉庆十二年阵亡时，廷驹“已卒”，故以族子廷钰承袭封爵，所以不可能在嘉庆二十四年中武举人。类似这种“一人两次中举”的还有不少。又如卷四《山川》已提到十二龙潭，卷八《名胜·岩潭》再记一次也说得过去，但同卷又以“
北山龙潭”为条目再重复一次，就是编纂者失察了。
按历代官制，县的长官，宋为县令（知县事），元为达鲁花赤、县尹，明、清为知县，民国前期为知事。“民国志”对职官的称谓多有混淆。《人物录》及其他卷的清代部分，多处把知县称为县令，而卷十三《职官》第九页却称“清同安知事一员”，卷十五《选举》第十六页“明荐辟”又出现“授凤阳府临淮县尹。”
干支纪年搞错的也比比皆是。如卷七《建筑》有“宣统乙酉改建栖栅两等小学堂。”宣统元年岁次己酉，宣统在位仅三年，哪里会有乙酉的纪年呢？又如卷十五《选举》第三页“端平二年己未”，是乙未之误；第八页“嘉靖四年乙丑”，应为乙酉；七年戊午，应为戊子。而林希元中进士是丁丑年没错，但当年为正德十二年，“民国志”又误为十三年。
错别字更难于一一例举。圮与圯，字形相近，圮，意为毁；圯，义为桥。各种建筑物历经世代风雨，屡修屡毁，用“圮”的频率很高。“民国志”偏偏都错写为“圯”。卷四十一《杂录》第九页第三行，记载一则含谜讖语，其中的“千头衔鼠”是“干头衔鼠”之误。干头，即天干的头，为甲；鼠，按生肖与地支对应，鼠为子，“干头衔鼠”即为“甲子”，文中用以指甲子年。写为“千头衔鼠”就让人猜不透了。
在讨论“民国志”时，我们应感谢台北市福建省同安县同乡会洪福增、朱陈造诸位乡贤。“民国志”出版至今已七十余年，历经战乱和“文化大革命”，侥幸留存的为数很少。1986年，台北市的同安县同乡会组织为“民国志”加点断句，影印出版。目前，海内外同安人手中的“民国志”多为这个重印本。可以说，这个重印本对“民国志”的传播与保存起了重大作用，其功不可没。诸位乡贤爱国爱乡拳拳之心令人感动。
本来，给古文加点断句，出现一些差错不足为奇。下面顺便举几个例子，目的是提请读者阅读时留意。第95页（指台北市同安同乡会重印本，下同）有“天太平，丙午人，不解其意”，两点都错了。应改为“天太平丙午，人不解其意。”第195页有“唐进士谢翛偕弟修，宅在文圃山下”，点号应移到“宅”之后。因为文中的“修”非“修建”，而是指谢修。这里记载的是他们兄弟的第宅。第197页有“宋嘉熙间，建元至正甲午兵毁”，点号应移“建”之后。第425页“袤六十步三分，其袤而广，得一焉”，这样点让人不知所云。应改为“袤六十步，三分其袤而广得一焉”，表示射圃长为六十步，而宽为长的三分之一。第570页“将来此路一通，安溪不但商务可望发达”，点号应移“安溪”之后。否则，似乎此路（指同美车路，当时已经“通”了）尚未通，而“通”以后，是只有利于安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