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版《畿辅通志》纂修述评及下载
发布时间：2018-12-15 点击数：1820
[摘 要] 《畿辅通志》是清朝时期直隶省纂修的省志。通过研究《畿辅通志》的版本情况和光绪版《畿辅通志》的纂修过程、内容、特点和出版情况，发现《畿辅通志》中所记述的资料为人们研究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系统完整的信息，因而具有极高的文献资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应对这座宝库进行有计划的整理和开发，以充分发挥其服务社会的功能。
[关键词] 《畿辅通志》 直隶省 京津冀
古代，人们把国都周围的地方称为“畿辅”或“京畿”。清朝时期，北京为国都，位于直隶省之中，所以直隶省号称“畿辅”。通志属于地方志书的一种，一般指以省为范围纂修的地方志。《畿辅通志》是清朝直隶省纂修的通志，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直隶省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直隶省在整个清代共纂修了三部《畿辅通志》。首部修于康熙年间，后人称之为康熙版《畿辅通志》。它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开始纂修，直隶巡抚于成龙、格尔古德先后监修，延聘翰林编修郭棻任总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修成。第二部修于雍正年间，后人称之为雍正版《畿辅通志》。它于雍正七年（1729年）由直隶总督唐执玉延聘田易（原任辰州同知）等人，在保定莲池内设局开始纂辑；后由直隶总督刘于义、李卫相继监修，聘翰林院侍读学士陈仪接着修纂。雍正十三年（1735年）刊行。第三部修于同光年间，后人称之为光绪版《畿辅通志》。它于同治十年（1871年）开始纂修，直隶总督李鸿章监修，莲池书院的主讲黄彭年任总纂，于光绪十年（1884年）完稿，光绪十二年（1886年）刊行。全书正文共300卷，首1卷，约1600万字，由纪、表、略、录、传、识余、叙传等诸体组成，下有若干分目。与康熙版、雍正版《畿辅通志》相比，光绪版《畿辅通志》内容更加丰富，材料更加翔实，而且条理贯通，便于查阅。
一、光绪版《畿辅通志》的纂修过程
在雍正版《畿辅通志》修成之后的近140年中，因各种原因，直隶省再也没有修过省志，这大大超过了省志每60年一修的国家规定。在这期间，直隶省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客观上需要一部新的志书为施政者所用。
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他上任的第二年便上奏朝廷，请求专设修志局，重修《畿辅通志》。同治十年（1871年），同治皇帝降旨准奏。
得到同治皇帝许可后，李鸿章在省城保定的莲池书院设立修志总局，延聘翰林院编修黄彭年担当总纂一职。黄彭年（1823—1890）是著名的史地及方志学者，当时为莲池书院的院长。此人不但著述丰富，而且经历极广。李鸿章延聘黄彭年任《畿辅通志》的总纂，可以说是知人善任，最大程度地保证了《畿辅通志》的编纂质量。
在李鸿章和黄彭年的组织下，一大批地方名流和莲池书院的师生参加了纂修。据《畿辅通志》的 “纂修职名表”记载，参加此次修志的纂修人员共90人，其中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等五品以上官员（多是卸任的官员）就有35人。在编纂人员中，李鸿章、张振声两任总督任总裁，前翰林院编修、原陕西按察使黄彭年任总纂；此外，原河南巡抚、前直隶布政使司布政使钱鼎铭等23人任“监修”，原热河都统、前直隶保定府知府恩福等15人任“协修”，原直隶河间府知府陈崇砥等4人任“提调”，前易州直隶州知州赵烈文等10人任“分纂”，任邱县知县林穗、香河县知县周锦心等19人任“襄纂”，国子监博士骆云衢等7人任“分校”，直隶候补典史戴清等4人任“绘图”，吴桥县典史等3人任“收掌”，前内阁中书李如松等2人任“顺天府采访”。在这些人员中，总纂、协修、分纂、襄纂、分校等人一般常在修志局工作，各司其职，分头撰辑，统一汇纂。
具体修志过程是：首先，由修志局制定出通志修订的章程和凡例。然后，将章程和凡例以公文形式下发至各个州府郡县，要求其按章程和凡例分门别类搜集相关资料，并汇总到修志局。最后，修志局再将汇总上来的资料精心整理，进行考订真伪、鉴别正误的工作，最终形成通志。
在纂修期间，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人力方面：纂修伊始，同黄彭年一起选派朴学员绅参加编修。财力方面：在《畿辅通志》的编修、刻印过程中，总共花费了11.99多万两白银，可以说是耗资巨大。物力方面：同治十年（1871年），李鸿章专门在莲池书院设立了修志局。可以说，《畿辅通志》能成为一代佳志，是李鸿章和黄彭年通力配合的结果。
《畿辅通志》从同治十年（1871年）开始编纂，于光绪十年（1884年）完稿，前后历时14年。完稿之后，畿辅通志局开始安排刻印。据《保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记载：为了刻印这部巨著，专门在保定城隍庙东侧土地祠内成立官刻印书局，设立刻字、印刷两部，共招录了200多名工人进行雕刻印刷。后人评价《畿辅通志》的雕刻技艺精湛，印刷水平高超，非一般刻书所能比。光绪十二年（1886年），《畿辅通志》完成刊行工作。
《畿辅通志》刊行于世后，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宣统二年（1910年），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在《重印畿辅通志后记》中写道：此志“辉辉煌煌，极志乘之大观也。”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于学忠在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畿辅通志》中的《重印畿辅通志序》中说，该志“十年成书，艺林称盛。刊行以后，颇负时望，为畿辅有志以来之所仅见，即在各省通志中亦且推为巨擘也”。 在当今，方志学界皆评价此志是全国最负盛名的省志之一。
[关键词] 《畿辅通志》 直隶省 京津冀
古代，人们把国都周围的地方称为“畿辅”或“京畿”。清朝时期，北京为国都，位于直隶省之中，所以直隶省号称“畿辅”。通志属于地方志书的一种，一般指以省为范围纂修的地方志。《畿辅通志》是清朝直隶省纂修的通志，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直隶省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直隶省在整个清代共纂修了三部《畿辅通志》。首部修于康熙年间，后人称之为康熙版《畿辅通志》。它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开始纂修，直隶巡抚于成龙、格尔古德先后监修，延聘翰林编修郭棻任总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修成。第二部修于雍正年间，后人称之为雍正版《畿辅通志》。它于雍正七年（1729年）由直隶总督唐执玉延聘田易（原任辰州同知）等人，在保定莲池内设局开始纂辑；后由直隶总督刘于义、李卫相继监修，聘翰林院侍读学士陈仪接着修纂。雍正十三年（1735年）刊行。第三部修于同光年间，后人称之为光绪版《畿辅通志》。它于同治十年（1871年）开始纂修，直隶总督李鸿章监修，莲池书院的主讲黄彭年任总纂，于光绪十年（1884年）完稿，光绪十二年（1886年）刊行。全书正文共300卷，首1卷，约1600万字，由纪、表、略、录、传、识余、叙传等诸体组成，下有若干分目。与康熙版、雍正版《畿辅通志》相比，光绪版《畿辅通志》内容更加丰富，材料更加翔实，而且条理贯通，便于查阅。
一、光绪版《畿辅通志》的纂修过程
在雍正版《畿辅通志》修成之后的近140年中，因各种原因，直隶省再也没有修过省志，这大大超过了省志每60年一修的国家规定。在这期间，直隶省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客观上需要一部新的志书为施政者所用。
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他上任的第二年便上奏朝廷，请求专设修志局，重修《畿辅通志》。同治十年（1871年），同治皇帝降旨准奏。
得到同治皇帝许可后，李鸿章在省城保定的莲池书院设立修志总局，延聘翰林院编修黄彭年担当总纂一职。黄彭年（1823—1890）是著名的史地及方志学者，当时为莲池书院的院长。此人不但著述丰富，而且经历极广。李鸿章延聘黄彭年任《畿辅通志》的总纂，可以说是知人善任，最大程度地保证了《畿辅通志》的编纂质量。
在李鸿章和黄彭年的组织下，一大批地方名流和莲池书院的师生参加了纂修。据《畿辅通志》的 “纂修职名表”记载，参加此次修志的纂修人员共90人，其中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等五品以上官员（多是卸任的官员）就有35人。在编纂人员中，李鸿章、张振声两任总督任总裁，前翰林院编修、原陕西按察使黄彭年任总纂；此外，原河南巡抚、前直隶布政使司布政使钱鼎铭等23人任“监修”，原热河都统、前直隶保定府知府恩福等15人任“协修”，原直隶河间府知府陈崇砥等4人任“提调”，前易州直隶州知州赵烈文等10人任“分纂”，任邱县知县林穗、香河县知县周锦心等19人任“襄纂”，国子监博士骆云衢等7人任“分校”，直隶候补典史戴清等4人任“绘图”，吴桥县典史等3人任“收掌”，前内阁中书李如松等2人任“顺天府采访”。在这些人员中，总纂、协修、分纂、襄纂、分校等人一般常在修志局工作，各司其职，分头撰辑，统一汇纂。
具体修志过程是：首先，由修志局制定出通志修订的章程和凡例。然后，将章程和凡例以公文形式下发至各个州府郡县，要求其按章程和凡例分门别类搜集相关资料，并汇总到修志局。最后，修志局再将汇总上来的资料精心整理，进行考订真伪、鉴别正误的工作，最终形成通志。
在纂修期间，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人力方面：纂修伊始，同黄彭年一起选派朴学员绅参加编修。财力方面：在《畿辅通志》的编修、刻印过程中，总共花费了11.99多万两白银，可以说是耗资巨大。物力方面：同治十年（1871年），李鸿章专门在莲池书院设立了修志局。可以说，《畿辅通志》能成为一代佳志，是李鸿章和黄彭年通力配合的结果。
《畿辅通志》从同治十年（1871年）开始编纂，于光绪十年（1884年）完稿，前后历时14年。完稿之后，畿辅通志局开始安排刻印。据《保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记载：为了刻印这部巨著，专门在保定城隍庙东侧土地祠内成立官刻印书局，设立刻字、印刷两部，共招录了200多名工人进行雕刻印刷。后人评价《畿辅通志》的雕刻技艺精湛，印刷水平高超，非一般刻书所能比。光绪十二年（1886年），《畿辅通志》完成刊行工作。
《畿辅通志》刊行于世后，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宣统二年（1910年），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在《重印畿辅通志后记》中写道：此志“辉辉煌煌，极志乘之大观也。”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于学忠在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畿辅通志》中的《重印畿辅通志序》中说，该志“十年成书，艺林称盛。刊行以后，颇负时望，为畿辅有志以来之所仅见，即在各省通志中亦且推为巨擘也”。 在当今，方志学界皆评价此志是全国最负盛名的省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