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明朝）
发布时间：2018-11-28 点击数：20715
明代建立初年，统治者即对方志编修工作予以高度重视。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诏儒士魏俊民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颠末为书”(《明史·艺文志》)洪武六年(1373)，又“令有司上山川险易图”(《明史·太祖纪》)洪武十六年(1383)，“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地理、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今言》卷一)洪武十七年(1384)，再“令朝觐官上土地人民图”(同上)。据史籍记载，洪武间成书的全国区域志有《大明志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寰宇通衢》3种。
《大明志书》修于洪武三年(1370)，参修者有魏俊民、黄篪、刘俨、丁凤、郑思先、郑权6人。主要内容是“编类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洪武实录》卷五十九)共记述当时12行省、120府、108州、887县，其区域“东至海，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今言》卷一)同年十二月成书后，朱元璋命秘书监印行。这是明代编纂的第一部地理总志。惜久佚于世，卷数亦无从考知。
《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24卷，传世明初刻本题刘基等撰，成书于洪武十七年(1384)闰十月，“其书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县，于郡县之下又详记古今建置沿革之由。”(《洪武实录》)是书曾于南雍刻印，并颁赐秦、晋、燕、周、楚、齐六府。明永乐间，修《永乐大典》，于诸府州郡县每引该书，条叙建置沿革，可见是书专志沿革，是一部专志体的全国区域志。
《寰宇通衢》1卷，成书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撰人不详。据郑晓《今言》介绍:“书分八目。东距辽东都司，又自辽东东北至三万卫；西极四川松藩卫，又西南距云南金齿；南逾广东崖州，又东南至福建漳州路；北暨北平大宁卫，又西北至陕西、甘肃。为驿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之道各一；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北平、湖广、广西、云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为驿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里，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驿不与焉。”这是一部专记全国交通驿程的总志。传世有明初刻本。
明成祖即位后，永乐十六年(1418)，诏修《天下郡县志书》，命户部尚书夏吉、翰林学士杨荣、金幼孜总领其事，并“遣使编采天下郡邑图籍，特命儒臣大加修纂，必欲成书，贻谋子孙，以嘉惠天下后世。”(《太宗实录》卷一一○)，可惜未能纂就。
继洪武《大明志书》后，明代政府大规模编修全国区域志是在景泰、天顺年间，分别成书《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
《寰宇通志》是在未完成的《天下郡县志》基础上纂修的。由陈循、彭时等主修。成书于代宗景泰七年(1456)五月，凡119卷。该志按两京、十三布政使司次序，分记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势、风俗、土产、城池、祀典、山陵、宫殿、宗庙、坛壝、馆阁、苑囿、府第、公廨、监学、学校、书院、楼阁、馆驿、堂亭、池馆、台榭、桥梁、井泉、关隘、寺观、祠庙、陵墓、坟墓、古迹、名宦、迁谪、留寓、人物、科甲、题咏等38门。附引用书目。是书仿宋人祝穆《方舆胜览》例，偏重于名胜景物的叙述，无官修总志常见的地图、道里、户口等项，因遭非议。有人提出:“今欲成盛代一统之书，宜有资军国，益劝戒。如地理户口，类不可缺。必如永乐中志书凡例，充广之可也。”(《今言》卷一)但也有人认为，如详列户口等项，岂不等同于造编黄册。由于存在争议，又因英宗复辟，代宗下台，该志虽印装已毕，却没能颁行，流传不广。今传世有明景泰刻本和《玄览堂丛书续集》本。
《大明一统志》始修于英宗天顺二年(1458)，距《寰宇通志》问世不到三年，在这样短时间内重修总志，这在中国历史上很罕见。近人分析其内幕，“盖因时迁景泰于南宫，修志乃国家大政所关，又为先述志者，岂能让景泰专美于前!因以‘繁简失宜，专取未当’为词，《一统志》之修乃为当务之急矣。”(梅辛白《寰宇通志与明一统志之比较》，载《禹贡》二卷九期)该志由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等主修，依《元一统志》义例，并袭其名。于天顺五年(1461)四月成书，凡90卷。该志以天顺时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分区，每府、州、县分记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祠庙、陵墓、古迹、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共19门。书后附“外夷”，记叙四域诸国。与《寰宇通志》相比较，《大明一统志》在内容上，除个别门类改名外，增绘了全国总图和各布政使司分图，列出各府至两京里数及至各属州县的里数，山川、湖泊、井泉罗列更详，并注明部位及特征。《大明一统志》成书后，历代学者对其毁誉不一，时人王阳明称“其纲简于《禹贡》而无遗，其目详于职方而不冗。”(《王阳明先生全集》卷五)而清《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舛讹牴牾，疎谬尤甚。”顾炎武撰《日知录》，也对该书的舛误多有指责。《大明一统志》修成后，分别于天顺五年(1461)、弘治十八年(1505)、嘉靖三十八年(1559)、万历十六年(1588)和崇祯年间刊行，这几种刻本，均有传世。清修《四库全书》，也收录了该志。
除上述几部重要的官修总志外，明人纂修的全国区域志还有一些，传世者有盛敬《形胜要略》12卷、沈一贯《大明一统舆图广略》15卷、蔡汝楠《舆地略》11卷、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不分卷、张天复《皇舆考》10卷、孙麟《大明一统志集略》不分卷，郑晓《皇明地理述》2卷、陆应阳《广舆记》24卷、程百二《方舆胜略》18卷、程禹谟《山河舆地考》不分卷、卢传印《职方考镜》6卷、王士性《广志绎》5卷、陆化熙《目营小辑》4卷等，(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者有蔡文《职方抄》10卷、曹嗣荣《舆地一览》15卷、徐枢《寰宇分合志》8卷等。(据《明史、艺文志》)这些著述多属私撰，流传不广，影响亦有限。
自宋代以来，每当朝廷大举修编总志时，都要求地方呈送图经、方志，以备汇纂，明代也不例外，洪武间“编类天下州郡地理形势”，永乐间“诏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三令五申督促编呈方志，使得州县志的编纂在明朝建国之始就十分繁盛。传世的《洪武苏州府志》、《永乐交趾总志》和保存在《永乐大典》中的《吴兴续志》、《梧州府志》、《苍梧志》、《古藤志》、《容州志》、《太原志》、《辽州志》、《南宁府志》、《河南府志》、《抚州府志》及诸府州《图经志》即是此时的作品。明景泰五年(1454)，为编《寰宇通志》，朝廷“敕天下郡县纂辑志书”。弘治十一年(1498)、正德十五年(1520)，明政府又两次下诏“遍征天下郡邑志书”(《光绪江阴县志》旧序)，许多州县志书在明代竟编修五六次之多，当时人称“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乾隆满城县志》旧序)，甚至“僻郡下邑，率多有志。”(《万历宁夏志》序)
为了统一规划方志体例内容，明永乐十年(1412)和十六年(1418)，明成祖朱棣还两次颁发《纂修志书凡例》，对志书中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的编纂，均作出具体规定。这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地方志编纂的政府条令。《大明永乐十年颁降修志凡例》载于《嘉靖寿昌县志》卷首，共17则，所列类目有25门；《永乐十六年颁降纂修志书凡例》载于《正德莘县志》卷首，共21则，除第8则并列土产、贡赋、田地、税粮、课程、税钞6项，其余每则各述一事，共26门。两个《凡例》在类目上很相近，叙述亦无大差别。两个《凡例》，对所列类目的内容、取材、书写方式均作出详细规定。由朝廷颁定修志凡例，对于各府、州县志书编纂的兴盛和内容的完备，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时不少志书是完全按《凡例》规定的类目编纂的，如天一阁藏明《永乐乐清县志》分为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郭、乡镇、土产、贡赋、田土、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廨舍、军卫、坛场、铺舍、寺院、宫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二十九目，即是本自《永乐十六年凡例》；《永乐交趾总志》的分目则完全依照《凡例》所拟；明中叶以后所修志书，也有不少是参酌此《凡例》拟定的篇目，如《弘治易州志》、《嘉靖昆山县志》、《万历丹徒县志》等。
由于政府的重视及督促，明代各省、府、州、县修志极其普遍，成书数量可观。但因诸家史目著录不全，尚难对明修方志数量作出精确统计，《明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收书471部，7498卷，除少部分舆图、杂志、游记外，多数是明代所编全国区域志、通志、州县志和山川志、杂志。明正统年间编的《文渊阁书目》记录了皇宫所藏图书，其卷十九收旧志，计593部，除一部分宋元方志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洪武间纂修的志书，如《北平志》、《北平图志》等，其卷二十收新志，计568部，基本是永乐至正统间所编方志。而这些方志传世甚少。如以这些书目的著录为据，作较保守的估计，明正统前所编志书就不下700种，加上现存正统以后所修方志900余种，终明一代，所修方志当在1600种以上。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明代方志有973种，以现行区划考其分布，则浙江最多，有113种，江苏、河南次之，各有96种，河北有88种，以下依次是福建(83种)、安徽(72种)、山东(68种)、山西(53种)、广东(49种)、江西(48种)、陕西(47种)、湖北(37种)、湖南(29种)、四川(21种)、上海(15种)、甘肃(14种)、广西(10种)、云南(10种)、北京(7种)、贵州(7种)、宁夏(6种)、辽宁(3种)、天津(1种)。
明代方志类型也有新的发展，除总志和府、州、县、镇志外，还创修了通志和关卫志。
通志即以省为范围纂修的方志。这种类型的志书，远在北宋时期就已萌始，郑樵《艺文略》著录有当时各路图经多种，但北宋十八路图经毕竟还未定型为成熟的方志，只是诸州县图经的汇编。元人于钦撰著的《齐乘》将所述范围扩大到数府，通常被视为省志之祖，实际上该志并未以元行省为单位纂就，而是上溯九州古域，专志三齐舆地，也难以论作省志。所以，以省为范围普遍修志，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除两京直隶区外，共建有十三个布政使司，但民间仍沿袭元代惯例，称为行省。这十三布政使司皆纂有志书，但名称不一，以名通志者居多，现存有16种，山西省于成化、嘉靖、万历先后3次纂修通志。后来清人继承了明代传统，专以通志名之省志，通志遂成为省志的代称。明代纂修的省志还有名总志者，有《成化河南总志》、《万历湖广总志》及嘉靖、万历间纂修的3部《四川总志》；名大志者，如嘉靖、万历时成书的两部《江西省大志》；名大记者，如《万历闽大记》、《万历粤大记》；名书者，如《万历闽书》；名图经者，如《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明代各布政使司普遍修志，有的省区还一修再修，如云南自洪武至天启，官修私撰省志竟达9种之多。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明代省志共37种。
明代在一些边防地区设有边关卫所，于是出现了以边关为单位的方志，称为边志、关志、卫志、镇志。主修多为守御边防的官员。许多边关志于防务之外，兼述其他，与府县志无大差别。如詹荣《山海关志》8卷，分为地理、关隘、建置、官师、田赋、人物、祠祀、选举等项；郑泫壁《延绥镇志》8卷，“历代建置沿革之由，水火险易厄塞之处，兵马收集选充之实，馈饷储积田赋登耗之数，力役征调支应之烦，祲祥赈恤补救之方，风俗学校典厘之法，文武经历建树久近之迹，河套侵犯要狭之情，元老经略条奏筹划安攘之策，靡不犁然备具。”(涂宗浚《延绥镇志》序)明代较知名的边关志有:魏焕《九边考》10卷，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后被影印，收入北京图书馆善本丛书。该志作于嘉靖二十年(1541)，卷一为镇戍、经略，卷二至九分述九边，各边之内又分疆域、保障、责任、军马、钱粮、边夷、经略七考。是书搜罗材料广泛，记述详备。刘效祖《四镇三关志》10卷，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本。此书作于万历二年(1574)至四年(1576)间。四镇为蓟、昌、保、辽，三关为居庸、紫荆、山海。该书分建置、形胜、军旅、粮饷、骑乘、经略、制疏、职官、才贤、夷部十考。其《凡例》称“所据各镇旧志入者十七，而间采迩年新增事十三。”孙世芳《宣府镇志》42卷，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本。是书刊于嘉靖四十年(1561)，凡考26卷，表7卷，传9卷，卷首有地图6页。《凡例》述其取材:“志所纪事，多自二十一史中考用。若二十一史外，则汉唐以来诸简册，国朝诸制书，历代儒贤诸文集，以及稗官所述，残碑所遗，亦皆取可传信者补阙焉。如或考索未明，则宁略不备，非敢臆度县断，失本真也。”明代边关志众多，仅《山海关志》就有詹荣、张时显、邵可立、尚綗等数本。近人王庸曾撰《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见《中国地理图籍丛考》甲编)，对存佚明代边关卫镇志书作了系统考录。
明人修志，继承了宋代方志的优良传统，并不泥于旧例成规。所设体例门目，多所改易。《万历嘉兴府志》于方伎外，别立“医药”一门；《嘉靖建阳县志》于艺文之外，更立“图书”一目，以彰建邑书坊之盛；《嘉靖临安府志》叙例述其革新志体的主张:“不志天文，江以西斗分广也；不志诗文，匪艺类也；不志释老，闲于经也；不详前制，布诸史也；不详物产，扬之南所同也。”此外，明代还出现了以《孟子》所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为宗旨设置类目的方志，俗称“三宝体”。如《万历湖州府志》即将全书分为土地、政事、人民三志；《万历广平县志》则分土地，人民、政事、文献四篇；《嘉靖武宁县志》分为舆地、官政、人物、杂志四类。
明代方志体例的进步还体现在采用纲目式二级分类或三级分目的志书日益增多，单列门目的志书渐次减少。宋元时期，不少志书采用平列门目，分类琐碎，列目众多，因而明代以来，多数方志均在大类之中，细分小目，有的还于小目内再分子目，这样，就形成二级、三级分目形式。例如，《隆庆乐清县志》，分为壤地、廨宇、财用、秩祀、官师、人物、志余7门，壤地下分14目，财用分10目，廨宇分8目，秩祀分2目，官师分7目，人物分11目，志余包括古迹、丘墓、丛祠、释老、方伎、纪异、纪变、艺文、书目9目。
明代方志中也有一些炫奇之作。有“全书编年为主，作一篇文字而不分门类者”，如黄克升《嘉靖长光县志》、颜木《万历随志》等，《万历随志》用《公羊传》，《谷梁传》体式，不仅编年系事，而且自问自答，《四库全书总目》称其“编年之例，全仿《春秋》经文，称随为我，而以地之沿革、官之迁除、士之中会试贡太学者，按年纪载，皆地志未为之例也。”还有的志书以州县别为卷次，卷中另分门类，如闻人诠修、陈沂纂《嘉靖南畿志》，卷一至卷三为总志，卷四至六十四述南畿属下13府4州，总志分为都城图、地理、户口、田赋、漕运、水利、关隘、武备、职官、坛庙、古迹；诸郡县志分为沿革、区域、城社、建置、学校、祠墓、古迹、宦迹、人物、列女、方外、艺文，这种体例明显照搬《一统志》模式，溯源推本，却又是唐宋图经总集的遗迹。虽然以地为纲，寻览之时，亦见方便处，但作为综括府县志的通志之体，却是不得要领。采用此体的还有《成化处州府志》18卷，《弘治岳州府志》10卷，后者以两卷篇幅述本府，八卷篇幅分述所辖8县，府县各成体系，支离涣散，如清人章学诚批评的那样，是不知辨体，而统县志而成府志者。明代还出现纪事本末体方志，多见于简志，如康海纂《正德武功县志》分七篇，一篇一文；王道修、韩邦靖纂《正德朝邑县志》分七篇，一篇一事，皆用撰述形式，不俱引原始材料。此体因简明扼要，曾得到不少志家推崇，但也有争议。明代以后，效法者寥寥。
明人修志，大都注重掌故，广采文献，因而保存了大量地方史料。《嘉靖河间府志》卷八财赋志徭役目分县记述各色力差，每类均详录名称、人数、雇银，是研究明代吏制的珍贵资料；《嘉靖昆山县志》卷一记户口，于本朝列出洪武九年(1376)、洪武二十四年(1391)、永乐元年(1403)、永乐二十年(1422)、宣德七年(1432)、正统七年(1442)、景泰三年(1452)、天顺八年(1464)、成化八年(1472)、成化十八年(1482)、弘治五年(1492)、弘治十五年(1502)、正德七年(1512)、嘉靖元年(1522)、嘉靖十一年(1532)15个数字，基本每相隔10年就有一次统计，这是了解明代人口和户籍制度的系统资料。明代方志于经济财赋记述特详，不仅大量征引黄册材料，还搜罗旧志文献，保存了不少前代史事。《弘治兴化府志》述户口、财赋，均详录宋《绍熙志》的有关记载；《嘉靖惟扬志》卷八户口志述前代数字，自汉至宋，一一举例，于唐有开元、天宝、贞元、元和四个时期，于宋有太平兴国、元丰、嘉定、大观、绍熙、嘉泰、宝祐7个年代。明代方志对各地特产的记述也很周备，《弘治徽州府志》述前代土贡，有表纸、麦光纸、白滑冰翼纸、乾预、药腊、芽茶、细布、白滑纸、大龙凤墨、白苧、纸、银、绢、狸、上供七色纸、上供帛等多项；《嘉靖建阳县志》卷五有“图书”目，称:“建邑两坊，昔称图书之府，今麻沙虽毁，字化愈蕃，盖海宇文人有所凭藉云。”其目分制书、经书、诸史、诸子、诸集、文集、诗集、杂书8类，是研究古代印刷技术史的重要资料。《成化湖州府志》、《嘉靖昆山县志》、《隆庆长洲县志》、《崇祯吴县志》记述了当地园林建筑的特点，《嘉靖许州志》、《隆庆临江府志》记录了当地工匠种类、名称，为了解明代园林艺术和手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史料。此外，明代方志收有不少图谱，尤其是地图资料，很是珍贵，《隆庆临江府志》列重刊宋临江军旧图、旧志图，《嘉靖江阴县志》列宋志全境图，《隆庆仪真县志》在皇朝疆域图前，列出唐、宋、元区域图各1幅，《嘉靖惟扬志》卷首列23幅地图，计古代1幅、南北朝2幅、隋唐2幅、宋代5幅、金代2幅、本朝11幅。明代方志地图所采用的地图符号也很先进，有些堪与罗洪先《广舆图》、陈洪绶《皇明职方地图》相媲美。
明代方志记载丰富，引用原始档案较多，为后人研究当时地理建置、经济物产和风俗人物、文化著述带来莫大方便，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但是，由于不少明志过于强调征实考信，列目琐碎，引文繁多，因而又有芜杂之讥。顾广圻《广陵通典》序云:“郡邑志乘，滥觞晋宋，后此继之，盈乎著录。……降及明叶，末流滋弊，事既归官，成于借手，府县等诸具之，撰修类皆不学，虽云但靡餐钱，虚陪礼帊，犹复俗语丹青，后生疑误。”阮元《仪征志》序亦指出:“明代事不师古，修志者多炫异居功，或蹈袭前人而攘善掠美，或弁髦载籍而轻改妄删。”为矫正此弊，明代一些志家追循宋《剡录》、元《至正昆山郡志》之法，撰述简志体方志。由黄润玉纂、黄溥续纂的《宁波府简要志》，采用纲目体式，共分15门，80目，内容极其扼要，全书只5卷篇幅。《四库全书总目》称“是编以旧志太冗，乃删除繁赘；定为是编。”由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寿宁待志》，分28门，叙述有详有略，详者如赋税开列有万历二十年(1592)后加裁之数，“使览者知寿民之艰与寿令之苦”；略者如人物诸目仅举其姓氏里贯及简要事迹，盖“叙事中多称功诵德之语，殊乖志体。”该书记述多为作者亲身经历或调查得来，对于旧志材料则逐条考辨，态度极为严谨，又叙述史事简明概括，虽列目较多，而卷帙甚略，通篇只2卷，5万多字。明代著名简志还有前述《武功》、《朝邑》二志，《正德武功县志》共3卷7篇，2万余字；《正德朝邑县志》2卷7篇，“总约不过六七千言，用纸十六七番。”(章学诚《书武功志后》)两志均被推为简志楷模，如王士祯称《武功县志》“文简事核，训词尔雅。”四库馆臣称其“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均见《四库全书总目》)还说:“自明以来，关中舆记，惟康海《武功志》与此志(按:即《朝邑志》)最为有名，论者谓《武功志》体例谨严，源出《汉书》，此志笔墨疏宕，源出《史记》。”但也有不少学者颇持异议，章学诚就指出:“康韩二志，筒而无当，潜滥荒疏”，不合史家法度，总体来看，两志虽然都力求文约事核，但篇帙过简，难免叙述过略，既不能体现“一方全史”的特征，也难为“国史取裁”所凭资，虽在矫正志书繁芜上有其可贵之处，但若称作方志纂修的样板，则未免过誉了。
明代的方志理论研究较前代更加深入，明代志家不仅普遍将志书与史书列为同类著作，还多方面、多角度地辨析史志关系。杨一清《嘉靖九江府志》序云:“国有史，郡有志。志以述事，事以藏往，藏往以知来，故文献足征焉，劝戒不惑焉。夫志，史之翼也。君子参伍通其变，小人法守以修其业。由俗以出政，省方以立教，不出书契而知天下者，稽之志而已矣。”张冕《嘉靖孝义县志》序云:“野有记，器有铭，人有传，家有乘，郁郁乎文盛矣。况百里之邑，有土地，有人民，有政事，有关于文献之重且大者，不啻百焉，顾可漫焉而无记载之书践？古者列国皆有史官，今郡县有志皆史也。”张嘉谟《万历隰州志》序称:“夫郡有乘，犹国有史，体裁虽异，而编摩考据，彰往诏来，则未始有异也。”出于见解差异，明人在阐述方志的性质时，往往也有不同的表述，但都不出史志同义的原则，如:“志也者，识也，郡之史也。”(《嘉靖思南府志》田秩序)“夫志，记也，所以纪事实、备观览、昭劝惩也。”(《嘉靖赵城县志》贺国定序)“志史，公案也。史，天下国家之公案也；志，郡邑之公案也。”(《嘉靖浑源州志》李尧年序)明人将志书列入史书范围，但也认识到邑志与国史存在着某些差异，认识到史志间的表里关系，“志固记载之具，史家之一体耳。”(《嘉靖襄垣县志》郝良臣序)“史以总计天下之事，志以详记州县之事。”(《正统广昌县志》何文渊序)“志惟真，则史将有在矣。故国史之修，野史之采也。”(《万历潞城县志》姚九功序)明人对方志多源也有新的认识，如卢廷选明确提出方志是记事、记人之书的合流，其源出先秦杂述中的地理书和郡书，“后世郡国之志，兼而有之，其叙土宇、山川，若物产、风化，往往模拟《湘中》，斟酌《三秦》，是地理书体也；至于英灵所钟，人伦所尚，《会稽》、《益部》而后，宏奖不乏，又郡书体也。郡书详于人，地理书详于事，合事与人，以纪载一方，证向今曩，谓之志。”(《万历南昌府志》序)杨廷和则指出方志为古代各类型史书的融合，“古之为史者有表、有书、有传，志符其一体耳。今之为志者，或纪建置，或纪山川，或纪土田、户口、祥异，或纪风俗、人才，盖兼诸体而杂出者。”(《弘治重修蒲州志》序)这些认识，都比宋元志家提出的方志源出《周官》外史、小史、诵训、职方更切乎实际，也更加周详明确。
明人于方志编纂有许多精辟见解，这是以往被忽略的。例如，明代学者普遍将文直事核，义严词工作为善志标准。《弘治抚州府志》序提出，志书应是“纪载核而不浮，明而不晦，直而辨，公而理。由今而古，古无遗；由今而后，后有征。”《万历彰德府志》序要求志书“纪载欲实，实则信；去取则直，直则公；闻见欲博，博则赅；文词欲工，工则传。”李维桢《万历高平县志》序更为志书编纂提出“三善”标准:“美哉志也，具三善焉:无所矜以眩长，故辞赡而约；无所隐以逃名，故事备而核；无所诎以行媚，故义正而严。可以言述，亦可以言作，可以言志，亦可以言史。”姚九功《万历潞城县志》序则将刘知几“史才”、“史学、”“史识”的作史三长说引申到纂志实践中，提出“直而核，质而不俚，华而不涉于泛，可以证往，可以鉴来，诚兼三长，而为邑之实录也。”还有些志家针对当时方志编修中存在的弊端，总结修志注意事项，张嘉谟《万历隰州志》序归纳有“四不”，即“不藻思以饰丽，不逸气以眩华，不虚誉以求奇，不妄削以没善。”《嘉靖开州志》凡例规定:“寺观淫祀不书，以崇正也；”“文无关系不录，敦雅教也。”马性鲁《重修顺昌县志》序认为，纂修志书应忌疏、冗、诞，“疏而弗备，弗备奚以稽？冗则弗精，弗精奚以观？诞则弗信，弗信奚以传？”并针对一些志书“义类不伦，统纪不明”的流弊，提出“叙事必详”、“修辞必严”、“考究必真”的主张。吕怀在《嘉靖永丰县志》序言中还为志书立下了“四贵”、“七不书”的原则，“四贵”是:“贵公也，而不欲滥；贵精也，而不欲逸；贵文也，而不欲虚；贵序也，而不欲便。”“七不书”是:“言非史册传记，不书；文非名贤金石，不书；非郡乘所载记，不书；非耳目显者，不书；非出山氓故老、缙绅贤者公论，不书；荒唐不书；疑似不书。”上述事例表明，明代志家不仅编纂出大量的记载翔实的方志，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修志经验，方志理论研究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并影响了清代方志学流派的形成。这是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中值得重视的一页。
统览明代方志编修事业，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官修方志演为主流，私撰志书已不多出现，即便冯梦龙《寿宁待志》，也是以知县的身份撰著的。第二，方志的品种和体例更加多样化，在纂修方式上，逐渐分化出繁、简两派。第三，明代志家普遍将史书的编纂原则及方法施用于修志工作中，对方志编纂理论的贡献颇巨。但在具体实践中，明代方志由于风气所尚，或失之芜，或失之简，佳构不多，反逊宋元方志，多受后人讥贬。第四，明代方志纂修的兴盛，固因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但官修方志也带来一些流弊，如王世贞所说:“今州邑之荐绅将举笔，而其人非邦君即先故，盖有所不得不避矣。是故古史之得在直，而今志之失在谀也。”(《万历通州志》序)
《大明志书》修于洪武三年(1370)，参修者有魏俊民、黄篪、刘俨、丁凤、郑思先、郑权6人。主要内容是“编类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洪武实录》卷五十九)共记述当时12行省、120府、108州、887县，其区域“东至海，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今言》卷一)同年十二月成书后，朱元璋命秘书监印行。这是明代编纂的第一部地理总志。惜久佚于世，卷数亦无从考知。
《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24卷，传世明初刻本题刘基等撰，成书于洪武十七年(1384)闰十月，“其书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县，于郡县之下又详记古今建置沿革之由。”(《洪武实录》)是书曾于南雍刻印，并颁赐秦、晋、燕、周、楚、齐六府。明永乐间，修《永乐大典》，于诸府州郡县每引该书，条叙建置沿革，可见是书专志沿革，是一部专志体的全国区域志。
《寰宇通衢》1卷，成书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撰人不详。据郑晓《今言》介绍:“书分八目。东距辽东都司，又自辽东东北至三万卫；西极四川松藩卫，又西南距云南金齿；南逾广东崖州，又东南至福建漳州路；北暨北平大宁卫，又西北至陕西、甘肃。为驿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之道各一；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北平、湖广、广西、云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为驿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里，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驿不与焉。”这是一部专记全国交通驿程的总志。传世有明初刻本。
明成祖即位后，永乐十六年(1418)，诏修《天下郡县志书》，命户部尚书夏吉、翰林学士杨荣、金幼孜总领其事，并“遣使编采天下郡邑图籍，特命儒臣大加修纂，必欲成书，贻谋子孙，以嘉惠天下后世。”(《太宗实录》卷一一○)，可惜未能纂就。
继洪武《大明志书》后，明代政府大规模编修全国区域志是在景泰、天顺年间，分别成书《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
《寰宇通志》是在未完成的《天下郡县志》基础上纂修的。由陈循、彭时等主修。成书于代宗景泰七年(1456)五月，凡119卷。该志按两京、十三布政使司次序，分记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势、风俗、土产、城池、祀典、山陵、宫殿、宗庙、坛壝、馆阁、苑囿、府第、公廨、监学、学校、书院、楼阁、馆驿、堂亭、池馆、台榭、桥梁、井泉、关隘、寺观、祠庙、陵墓、坟墓、古迹、名宦、迁谪、留寓、人物、科甲、题咏等38门。附引用书目。是书仿宋人祝穆《方舆胜览》例，偏重于名胜景物的叙述，无官修总志常见的地图、道里、户口等项，因遭非议。有人提出:“今欲成盛代一统之书，宜有资军国，益劝戒。如地理户口，类不可缺。必如永乐中志书凡例，充广之可也。”(《今言》卷一)但也有人认为，如详列户口等项，岂不等同于造编黄册。由于存在争议，又因英宗复辟，代宗下台，该志虽印装已毕，却没能颁行，流传不广。今传世有明景泰刻本和《玄览堂丛书续集》本。
《大明一统志》始修于英宗天顺二年(1458)，距《寰宇通志》问世不到三年，在这样短时间内重修总志，这在中国历史上很罕见。近人分析其内幕，“盖因时迁景泰于南宫，修志乃国家大政所关，又为先述志者，岂能让景泰专美于前!因以‘繁简失宜，专取未当’为词，《一统志》之修乃为当务之急矣。”(梅辛白《寰宇通志与明一统志之比较》，载《禹贡》二卷九期)该志由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等主修，依《元一统志》义例，并袭其名。于天顺五年(1461)四月成书，凡90卷。该志以天顺时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分区，每府、州、县分记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祠庙、陵墓、古迹、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共19门。书后附“外夷”，记叙四域诸国。与《寰宇通志》相比较，《大明一统志》在内容上，除个别门类改名外，增绘了全国总图和各布政使司分图，列出各府至两京里数及至各属州县的里数，山川、湖泊、井泉罗列更详，并注明部位及特征。《大明一统志》成书后，历代学者对其毁誉不一，时人王阳明称“其纲简于《禹贡》而无遗，其目详于职方而不冗。”(《王阳明先生全集》卷五)而清《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舛讹牴牾，疎谬尤甚。”顾炎武撰《日知录》，也对该书的舛误多有指责。《大明一统志》修成后，分别于天顺五年(1461)、弘治十八年(1505)、嘉靖三十八年(1559)、万历十六年(1588)和崇祯年间刊行，这几种刻本，均有传世。清修《四库全书》，也收录了该志。
除上述几部重要的官修总志外，明人纂修的全国区域志还有一些，传世者有盛敬《形胜要略》12卷、沈一贯《大明一统舆图广略》15卷、蔡汝楠《舆地略》11卷、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不分卷、张天复《皇舆考》10卷、孙麟《大明一统志集略》不分卷，郑晓《皇明地理述》2卷、陆应阳《广舆记》24卷、程百二《方舆胜略》18卷、程禹谟《山河舆地考》不分卷、卢传印《职方考镜》6卷、王士性《广志绎》5卷、陆化熙《目营小辑》4卷等，(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者有蔡文《职方抄》10卷、曹嗣荣《舆地一览》15卷、徐枢《寰宇分合志》8卷等。(据《明史、艺文志》)这些著述多属私撰，流传不广，影响亦有限。
自宋代以来，每当朝廷大举修编总志时，都要求地方呈送图经、方志，以备汇纂，明代也不例外，洪武间“编类天下州郡地理形势”，永乐间“诏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三令五申督促编呈方志，使得州县志的编纂在明朝建国之始就十分繁盛。传世的《洪武苏州府志》、《永乐交趾总志》和保存在《永乐大典》中的《吴兴续志》、《梧州府志》、《苍梧志》、《古藤志》、《容州志》、《太原志》、《辽州志》、《南宁府志》、《河南府志》、《抚州府志》及诸府州《图经志》即是此时的作品。明景泰五年(1454)，为编《寰宇通志》，朝廷“敕天下郡县纂辑志书”。弘治十一年(1498)、正德十五年(1520)，明政府又两次下诏“遍征天下郡邑志书”(《光绪江阴县志》旧序)，许多州县志书在明代竟编修五六次之多，当时人称“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乾隆满城县志》旧序)，甚至“僻郡下邑，率多有志。”(《万历宁夏志》序)
为了统一规划方志体例内容，明永乐十年(1412)和十六年(1418)，明成祖朱棣还两次颁发《纂修志书凡例》，对志书中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的编纂，均作出具体规定。这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地方志编纂的政府条令。《大明永乐十年颁降修志凡例》载于《嘉靖寿昌县志》卷首，共17则，所列类目有25门；《永乐十六年颁降纂修志书凡例》载于《正德莘县志》卷首，共21则，除第8则并列土产、贡赋、田地、税粮、课程、税钞6项，其余每则各述一事，共26门。两个《凡例》在类目上很相近，叙述亦无大差别。两个《凡例》，对所列类目的内容、取材、书写方式均作出详细规定。由朝廷颁定修志凡例，对于各府、州县志书编纂的兴盛和内容的完备，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时不少志书是完全按《凡例》规定的类目编纂的，如天一阁藏明《永乐乐清县志》分为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郭、乡镇、土产、贡赋、田土、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廨舍、军卫、坛场、铺舍、寺院、宫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二十九目，即是本自《永乐十六年凡例》；《永乐交趾总志》的分目则完全依照《凡例》所拟；明中叶以后所修志书，也有不少是参酌此《凡例》拟定的篇目，如《弘治易州志》、《嘉靖昆山县志》、《万历丹徒县志》等。
由于政府的重视及督促，明代各省、府、州、县修志极其普遍，成书数量可观。但因诸家史目著录不全，尚难对明修方志数量作出精确统计，《明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收书471部，7498卷，除少部分舆图、杂志、游记外，多数是明代所编全国区域志、通志、州县志和山川志、杂志。明正统年间编的《文渊阁书目》记录了皇宫所藏图书，其卷十九收旧志，计593部，除一部分宋元方志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洪武间纂修的志书，如《北平志》、《北平图志》等，其卷二十收新志，计568部，基本是永乐至正统间所编方志。而这些方志传世甚少。如以这些书目的著录为据，作较保守的估计，明正统前所编志书就不下700种，加上现存正统以后所修方志900余种，终明一代，所修方志当在1600种以上。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明代方志有973种，以现行区划考其分布，则浙江最多，有113种，江苏、河南次之，各有96种，河北有88种，以下依次是福建(83种)、安徽(72种)、山东(68种)、山西(53种)、广东(49种)、江西(48种)、陕西(47种)、湖北(37种)、湖南(29种)、四川(21种)、上海(15种)、甘肃(14种)、广西(10种)、云南(10种)、北京(7种)、贵州(7种)、宁夏(6种)、辽宁(3种)、天津(1种)。
明代方志类型也有新的发展，除总志和府、州、县、镇志外，还创修了通志和关卫志。
通志即以省为范围纂修的方志。这种类型的志书，远在北宋时期就已萌始，郑樵《艺文略》著录有当时各路图经多种，但北宋十八路图经毕竟还未定型为成熟的方志，只是诸州县图经的汇编。元人于钦撰著的《齐乘》将所述范围扩大到数府，通常被视为省志之祖，实际上该志并未以元行省为单位纂就，而是上溯九州古域，专志三齐舆地，也难以论作省志。所以，以省为范围普遍修志，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除两京直隶区外，共建有十三个布政使司，但民间仍沿袭元代惯例，称为行省。这十三布政使司皆纂有志书，但名称不一，以名通志者居多，现存有16种，山西省于成化、嘉靖、万历先后3次纂修通志。后来清人继承了明代传统，专以通志名之省志，通志遂成为省志的代称。明代纂修的省志还有名总志者，有《成化河南总志》、《万历湖广总志》及嘉靖、万历间纂修的3部《四川总志》；名大志者，如嘉靖、万历时成书的两部《江西省大志》；名大记者，如《万历闽大记》、《万历粤大记》；名书者，如《万历闽书》；名图经者，如《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明代各布政使司普遍修志，有的省区还一修再修，如云南自洪武至天启，官修私撰省志竟达9种之多。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明代省志共37种。
明代在一些边防地区设有边关卫所，于是出现了以边关为单位的方志，称为边志、关志、卫志、镇志。主修多为守御边防的官员。许多边关志于防务之外，兼述其他，与府县志无大差别。如詹荣《山海关志》8卷，分为地理、关隘、建置、官师、田赋、人物、祠祀、选举等项；郑泫壁《延绥镇志》8卷，“历代建置沿革之由，水火险易厄塞之处，兵马收集选充之实，馈饷储积田赋登耗之数，力役征调支应之烦，祲祥赈恤补救之方，风俗学校典厘之法，文武经历建树久近之迹，河套侵犯要狭之情，元老经略条奏筹划安攘之策，靡不犁然备具。”(涂宗浚《延绥镇志》序)明代较知名的边关志有:魏焕《九边考》10卷，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后被影印，收入北京图书馆善本丛书。该志作于嘉靖二十年(1541)，卷一为镇戍、经略，卷二至九分述九边，各边之内又分疆域、保障、责任、军马、钱粮、边夷、经略七考。是书搜罗材料广泛，记述详备。刘效祖《四镇三关志》10卷，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本。此书作于万历二年(1574)至四年(1576)间。四镇为蓟、昌、保、辽，三关为居庸、紫荆、山海。该书分建置、形胜、军旅、粮饷、骑乘、经略、制疏、职官、才贤、夷部十考。其《凡例》称“所据各镇旧志入者十七，而间采迩年新增事十三。”孙世芳《宣府镇志》42卷，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本。是书刊于嘉靖四十年(1561)，凡考26卷，表7卷，传9卷，卷首有地图6页。《凡例》述其取材:“志所纪事，多自二十一史中考用。若二十一史外，则汉唐以来诸简册，国朝诸制书，历代儒贤诸文集，以及稗官所述，残碑所遗，亦皆取可传信者补阙焉。如或考索未明，则宁略不备，非敢臆度县断，失本真也。”明代边关志众多，仅《山海关志》就有詹荣、张时显、邵可立、尚綗等数本。近人王庸曾撰《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见《中国地理图籍丛考》甲编)，对存佚明代边关卫镇志书作了系统考录。
明人修志，继承了宋代方志的优良传统，并不泥于旧例成规。所设体例门目，多所改易。《万历嘉兴府志》于方伎外，别立“医药”一门；《嘉靖建阳县志》于艺文之外，更立“图书”一目，以彰建邑书坊之盛；《嘉靖临安府志》叙例述其革新志体的主张:“不志天文，江以西斗分广也；不志诗文，匪艺类也；不志释老，闲于经也；不详前制，布诸史也；不详物产，扬之南所同也。”此外，明代还出现了以《孟子》所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为宗旨设置类目的方志，俗称“三宝体”。如《万历湖州府志》即将全书分为土地、政事、人民三志；《万历广平县志》则分土地，人民、政事、文献四篇；《嘉靖武宁县志》分为舆地、官政、人物、杂志四类。
明代方志体例的进步还体现在采用纲目式二级分类或三级分目的志书日益增多，单列门目的志书渐次减少。宋元时期，不少志书采用平列门目，分类琐碎，列目众多，因而明代以来，多数方志均在大类之中，细分小目，有的还于小目内再分子目，这样，就形成二级、三级分目形式。例如，《隆庆乐清县志》，分为壤地、廨宇、财用、秩祀、官师、人物、志余7门，壤地下分14目，财用分10目，廨宇分8目，秩祀分2目，官师分7目，人物分11目，志余包括古迹、丘墓、丛祠、释老、方伎、纪异、纪变、艺文、书目9目。
明代方志中也有一些炫奇之作。有“全书编年为主，作一篇文字而不分门类者”，如黄克升《嘉靖长光县志》、颜木《万历随志》等，《万历随志》用《公羊传》，《谷梁传》体式，不仅编年系事，而且自问自答，《四库全书总目》称其“编年之例，全仿《春秋》经文，称随为我，而以地之沿革、官之迁除、士之中会试贡太学者，按年纪载，皆地志未为之例也。”还有的志书以州县别为卷次，卷中另分门类，如闻人诠修、陈沂纂《嘉靖南畿志》，卷一至卷三为总志，卷四至六十四述南畿属下13府4州，总志分为都城图、地理、户口、田赋、漕运、水利、关隘、武备、职官、坛庙、古迹；诸郡县志分为沿革、区域、城社、建置、学校、祠墓、古迹、宦迹、人物、列女、方外、艺文，这种体例明显照搬《一统志》模式，溯源推本，却又是唐宋图经总集的遗迹。虽然以地为纲，寻览之时，亦见方便处，但作为综括府县志的通志之体，却是不得要领。采用此体的还有《成化处州府志》18卷，《弘治岳州府志》10卷，后者以两卷篇幅述本府，八卷篇幅分述所辖8县，府县各成体系，支离涣散，如清人章学诚批评的那样，是不知辨体，而统县志而成府志者。明代还出现纪事本末体方志，多见于简志，如康海纂《正德武功县志》分七篇，一篇一文；王道修、韩邦靖纂《正德朝邑县志》分七篇，一篇一事，皆用撰述形式，不俱引原始材料。此体因简明扼要，曾得到不少志家推崇，但也有争议。明代以后，效法者寥寥。
明人修志，大都注重掌故，广采文献，因而保存了大量地方史料。《嘉靖河间府志》卷八财赋志徭役目分县记述各色力差，每类均详录名称、人数、雇银，是研究明代吏制的珍贵资料；《嘉靖昆山县志》卷一记户口，于本朝列出洪武九年(1376)、洪武二十四年(1391)、永乐元年(1403)、永乐二十年(1422)、宣德七年(1432)、正统七年(1442)、景泰三年(1452)、天顺八年(1464)、成化八年(1472)、成化十八年(1482)、弘治五年(1492)、弘治十五年(1502)、正德七年(1512)、嘉靖元年(1522)、嘉靖十一年(1532)15个数字，基本每相隔10年就有一次统计，这是了解明代人口和户籍制度的系统资料。明代方志于经济财赋记述特详，不仅大量征引黄册材料，还搜罗旧志文献，保存了不少前代史事。《弘治兴化府志》述户口、财赋，均详录宋《绍熙志》的有关记载；《嘉靖惟扬志》卷八户口志述前代数字，自汉至宋，一一举例，于唐有开元、天宝、贞元、元和四个时期，于宋有太平兴国、元丰、嘉定、大观、绍熙、嘉泰、宝祐7个年代。明代方志对各地特产的记述也很周备，《弘治徽州府志》述前代土贡，有表纸、麦光纸、白滑冰翼纸、乾预、药腊、芽茶、细布、白滑纸、大龙凤墨、白苧、纸、银、绢、狸、上供七色纸、上供帛等多项；《嘉靖建阳县志》卷五有“图书”目，称:“建邑两坊，昔称图书之府，今麻沙虽毁，字化愈蕃，盖海宇文人有所凭藉云。”其目分制书、经书、诸史、诸子、诸集、文集、诗集、杂书8类，是研究古代印刷技术史的重要资料。《成化湖州府志》、《嘉靖昆山县志》、《隆庆长洲县志》、《崇祯吴县志》记述了当地园林建筑的特点，《嘉靖许州志》、《隆庆临江府志》记录了当地工匠种类、名称，为了解明代园林艺术和手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史料。此外，明代方志收有不少图谱，尤其是地图资料，很是珍贵，《隆庆临江府志》列重刊宋临江军旧图、旧志图，《嘉靖江阴县志》列宋志全境图，《隆庆仪真县志》在皇朝疆域图前，列出唐、宋、元区域图各1幅，《嘉靖惟扬志》卷首列23幅地图，计古代1幅、南北朝2幅、隋唐2幅、宋代5幅、金代2幅、本朝11幅。明代方志地图所采用的地图符号也很先进，有些堪与罗洪先《广舆图》、陈洪绶《皇明职方地图》相媲美。
明代方志记载丰富，引用原始档案较多，为后人研究当时地理建置、经济物产和风俗人物、文化著述带来莫大方便，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但是，由于不少明志过于强调征实考信，列目琐碎，引文繁多，因而又有芜杂之讥。顾广圻《广陵通典》序云:“郡邑志乘，滥觞晋宋，后此继之，盈乎著录。……降及明叶，末流滋弊，事既归官，成于借手，府县等诸具之，撰修类皆不学，虽云但靡餐钱，虚陪礼帊，犹复俗语丹青，后生疑误。”阮元《仪征志》序亦指出:“明代事不师古，修志者多炫异居功，或蹈袭前人而攘善掠美，或弁髦载籍而轻改妄删。”为矫正此弊，明代一些志家追循宋《剡录》、元《至正昆山郡志》之法，撰述简志体方志。由黄润玉纂、黄溥续纂的《宁波府简要志》，采用纲目体式，共分15门，80目，内容极其扼要，全书只5卷篇幅。《四库全书总目》称“是编以旧志太冗，乃删除繁赘；定为是编。”由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寿宁待志》，分28门，叙述有详有略，详者如赋税开列有万历二十年(1592)后加裁之数，“使览者知寿民之艰与寿令之苦”；略者如人物诸目仅举其姓氏里贯及简要事迹，盖“叙事中多称功诵德之语，殊乖志体。”该书记述多为作者亲身经历或调查得来，对于旧志材料则逐条考辨，态度极为严谨，又叙述史事简明概括，虽列目较多，而卷帙甚略，通篇只2卷，5万多字。明代著名简志还有前述《武功》、《朝邑》二志，《正德武功县志》共3卷7篇，2万余字；《正德朝邑县志》2卷7篇，“总约不过六七千言，用纸十六七番。”(章学诚《书武功志后》)两志均被推为简志楷模，如王士祯称《武功县志》“文简事核，训词尔雅。”四库馆臣称其“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均见《四库全书总目》)还说:“自明以来，关中舆记，惟康海《武功志》与此志(按:即《朝邑志》)最为有名，论者谓《武功志》体例谨严，源出《汉书》，此志笔墨疏宕，源出《史记》。”但也有不少学者颇持异议，章学诚就指出:“康韩二志，筒而无当，潜滥荒疏”，不合史家法度，总体来看，两志虽然都力求文约事核，但篇帙过简，难免叙述过略，既不能体现“一方全史”的特征，也难为“国史取裁”所凭资，虽在矫正志书繁芜上有其可贵之处，但若称作方志纂修的样板，则未免过誉了。
明代的方志理论研究较前代更加深入，明代志家不仅普遍将志书与史书列为同类著作，还多方面、多角度地辨析史志关系。杨一清《嘉靖九江府志》序云:“国有史，郡有志。志以述事，事以藏往，藏往以知来，故文献足征焉，劝戒不惑焉。夫志，史之翼也。君子参伍通其变，小人法守以修其业。由俗以出政，省方以立教，不出书契而知天下者，稽之志而已矣。”张冕《嘉靖孝义县志》序云:“野有记，器有铭，人有传，家有乘，郁郁乎文盛矣。况百里之邑，有土地，有人民，有政事，有关于文献之重且大者，不啻百焉，顾可漫焉而无记载之书践？古者列国皆有史官，今郡县有志皆史也。”张嘉谟《万历隰州志》序称:“夫郡有乘，犹国有史，体裁虽异，而编摩考据，彰往诏来，则未始有异也。”出于见解差异，明人在阐述方志的性质时，往往也有不同的表述，但都不出史志同义的原则，如:“志也者，识也，郡之史也。”(《嘉靖思南府志》田秩序)“夫志，记也，所以纪事实、备观览、昭劝惩也。”(《嘉靖赵城县志》贺国定序)“志史，公案也。史，天下国家之公案也；志，郡邑之公案也。”(《嘉靖浑源州志》李尧年序)明人将志书列入史书范围，但也认识到邑志与国史存在着某些差异，认识到史志间的表里关系，“志固记载之具，史家之一体耳。”(《嘉靖襄垣县志》郝良臣序)“史以总计天下之事，志以详记州县之事。”(《正统广昌县志》何文渊序)“志惟真，则史将有在矣。故国史之修，野史之采也。”(《万历潞城县志》姚九功序)明人对方志多源也有新的认识，如卢廷选明确提出方志是记事、记人之书的合流，其源出先秦杂述中的地理书和郡书，“后世郡国之志，兼而有之，其叙土宇、山川，若物产、风化，往往模拟《湘中》，斟酌《三秦》，是地理书体也；至于英灵所钟，人伦所尚，《会稽》、《益部》而后，宏奖不乏，又郡书体也。郡书详于人，地理书详于事，合事与人，以纪载一方，证向今曩，谓之志。”(《万历南昌府志》序)杨廷和则指出方志为古代各类型史书的融合，“古之为史者有表、有书、有传，志符其一体耳。今之为志者，或纪建置，或纪山川，或纪土田、户口、祥异，或纪风俗、人才，盖兼诸体而杂出者。”(《弘治重修蒲州志》序)这些认识，都比宋元志家提出的方志源出《周官》外史、小史、诵训、职方更切乎实际，也更加周详明确。
明人于方志编纂有许多精辟见解，这是以往被忽略的。例如，明代学者普遍将文直事核，义严词工作为善志标准。《弘治抚州府志》序提出，志书应是“纪载核而不浮，明而不晦，直而辨，公而理。由今而古，古无遗；由今而后，后有征。”《万历彰德府志》序要求志书“纪载欲实，实则信；去取则直，直则公；闻见欲博，博则赅；文词欲工，工则传。”李维桢《万历高平县志》序更为志书编纂提出“三善”标准:“美哉志也，具三善焉:无所矜以眩长，故辞赡而约；无所隐以逃名，故事备而核；无所诎以行媚，故义正而严。可以言述，亦可以言作，可以言志，亦可以言史。”姚九功《万历潞城县志》序则将刘知几“史才”、“史学、”“史识”的作史三长说引申到纂志实践中，提出“直而核，质而不俚，华而不涉于泛，可以证往，可以鉴来，诚兼三长，而为邑之实录也。”还有些志家针对当时方志编修中存在的弊端，总结修志注意事项，张嘉谟《万历隰州志》序归纳有“四不”，即“不藻思以饰丽，不逸气以眩华，不虚誉以求奇，不妄削以没善。”《嘉靖开州志》凡例规定:“寺观淫祀不书，以崇正也；”“文无关系不录，敦雅教也。”马性鲁《重修顺昌县志》序认为，纂修志书应忌疏、冗、诞，“疏而弗备，弗备奚以稽？冗则弗精，弗精奚以观？诞则弗信，弗信奚以传？”并针对一些志书“义类不伦，统纪不明”的流弊，提出“叙事必详”、“修辞必严”、“考究必真”的主张。吕怀在《嘉靖永丰县志》序言中还为志书立下了“四贵”、“七不书”的原则，“四贵”是:“贵公也，而不欲滥；贵精也，而不欲逸；贵文也，而不欲虚；贵序也，而不欲便。”“七不书”是:“言非史册传记，不书；文非名贤金石，不书；非郡乘所载记，不书；非耳目显者，不书；非出山氓故老、缙绅贤者公论，不书；荒唐不书；疑似不书。”上述事例表明，明代志家不仅编纂出大量的记载翔实的方志，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修志经验，方志理论研究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并影响了清代方志学流派的形成。这是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中值得重视的一页。
统览明代方志编修事业，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官修方志演为主流，私撰志书已不多出现，即便冯梦龙《寿宁待志》，也是以知县的身份撰著的。第二，方志的品种和体例更加多样化，在纂修方式上，逐渐分化出繁、简两派。第三，明代志家普遍将史书的编纂原则及方法施用于修志工作中，对方志编纂理论的贡献颇巨。但在具体实践中，明代方志由于风气所尚，或失之芜，或失之简，佳构不多，反逊宋元方志，多受后人讥贬。第四，明代方志纂修的兴盛，固因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但官修方志也带来一些流弊，如王世贞所说:“今州邑之荐绅将举笔，而其人非邦君即先故，盖有所不得不避矣。是故古史之得在直，而今志之失在谀也。”(《万历通州志》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