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元朝）
发布时间：2018-11-28 点击数：4898
自宋代完成从图经到方志的过渡以后，方志的发展进入繁盛时期。元代方志在前代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元一统志》的纂修是一重要创新。我国从《禹贡》问世以来，每个统一王朝都编有全国区域志，或官修或私撰，体例各异，自《元一统志》纂修之后，明清两代的总志皆仿其体，袭其名，从而完成了全国区域志的定型。
《元一统志》创修于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当时，为标榜天下一统，集贤大学士札马拉鼎奏请纂修《大一统志》，世祖采纳了他的建议。至元二十八年(1291)成书，共755卷。后因得《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遂议重修，并于成宗大德七年(1303)完稿。此本共1300卷，缮写成600册，于至正六年(1346)刊行。《元一统志》综合了唐《元和郡县图志》、宋《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书的体例，分为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人物、仙释诸门类。比之前代总志，设类更为全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元一统志》至清中叶已散佚不全，民国间，金毓黻据北京图书馆、大连图书馆及各收藏家所藏零页抄得15卷，又自诸书辑佚，得4卷，此本刊入金氏所编《辽海丛书》中。建国后，赵万里在金辑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从《永乐大典》中新辑出的佚文，编为10卷，于196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除官修《一统志》外，元代私家撰著的区域总志还有虞应龙《统同志》、肖《九州志》、郝衡《舆地要览》、佚名《元混一方舆胜览》、滕宾《万邦一览集》、朱思本《九域志》等。这些总志，大都效法宋代寰宇记、九域志及舆地记而成，多已散佚，仅《元混一方舆胜览》和《九域志》有元刻残本存世。
元代由于政府的提倡和诏修《一统志》的影响，各路州县陆续编纂了不少方志。有的是南宋遗民的怀旧之作，如《宝唐拾遗》；有的是旧志的类纂考证，如《类编长安志》；还有的则是对一域地理古迹的考辨，如《齐乘》；而更多的志书则沿袭了宋代修志传统，是对前代方志的增补和续修。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统计，元代所修方志约160种，以浙江最多，约40种，其次是江西、江苏和湖南、福建等省区。南方志书的数量明显多于北方，尤其江南一带，尽管南人在元朝倍受歧视，而文化之盛，不减前代。
元代方志经元末动乱已散失不少，明朝皇家藏书之所文渊阁尚保存近百种，(据《文渊阁书目》卷十九著录)后经明末战乱，文渊阁所藏元志与大批宋元秘籍皆亡于兵火。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仅收元志7种，即《至元嘉禾志》32卷、《大德昌国州图志》7卷、《延祐四明志》20卷、《齐乘》6卷、《长安志图》3卷、《至正金陵新志》15卷、《无锡志》4卷；由四库馆臣辑出，被阮元编入《宛委别藏》的有《至顺镇江志》21卷；清中叶以后，又陆续出现了5种，有《至正四明续志》12卷、《至正昆山郡志》6卷、《至正重修琴川志》15卷、《大德南海志》20卷(存5卷)和《类编长安志》10卷；由徐松自《永乐大典》中辑出，被清末学者缪荃孙考定为元志并收入《藕香零拾丛书》的有《元河南志》4卷；由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自《永乐大典》、《顺天府志》、《日下旧闻》、《宪台通纪》中辑出《析津志》1种，并于1983年由北京古籍出版社以《析津志辑佚》为名印行。总计现在所能见到的元代方志共15种。此外，还有一些元志散见他书，有待辑佚整理。如元末明初人陶宗仪所编《说郛》中有成书于大德五年(1301)的《云南志略》1卷，为李京纂，李京曾为乌撒乌蒙宣慰副使，熟悉云南情况，故"撮其古今兴废人物山川木草，类为一编。"(《云南志略》云南总叙)原书4卷，《说郛》本存《云南总叙》和《诸夷风俗》两部分。明初编修《永乐大典》，收录了上千种宋、元、明初方志，《大典》今存约800卷，仅及原书4%，但仍有不少方志残篇可以辑出，如卷六百六十五、六百六十六南雄府收有元《南雄路志》、《南雄郡志》等书，存山川、宫室、坛壝、官制、公署、仓库、馆驿、铺舍、学校、兵防、人物、杂文、古迹等门。
元代方志多是对宋代方志的续修，其体例因袭宋志者不少。对旧志改易较多的，有以《至元嘉禾志》为代表的平列门目体，以《至正金陵新志》为代表的正史体，以《延祐四明志》为代表的书典体和以《至正昆山郡志》为代表的简志体。
《至元嘉禾志》32卷，单庆修，徐硕纂。成书于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是书分门四十三、而由岳珂、关栻纂修的宋《嘉定嘉禾志》仅分门二十五，可见有较大改动。《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序次甚详，每条下间系以考证，尤为典核。"
《至正金陵新志》15卷，张铉纂。该志是对宋《景定建康志》的续修，亦沿用正史的纪传体，但在列目中有不少损益，尤对景定志所列10志作了较多变化。第一，改志和并志，如并城阙志于古迹志中，将儒学、文籍两志合并为学校志，改武卫志为兵防志，析风土为古迹、民俗二志。第二，重列子目，于疆域志中增加了历代沿革、历代废县名、圩岸3个子目；景定志的官守志全仿正史职官志，设15目，而至正志仅设历代官制、本朝统属官制、题名3目；至正志还删去旧志田赋志的营租、沙租、圩租、蠲赋、杂录等目，将其内容并入历代沿革中；景定志的风土志列有10个小目，显得较杂乱，而至正志的民俗志只设古今户口、风俗两目，另设古迹志，辖城阙、官署、第宅、陵墓、碑碣等项，较旧志更为合理。对景定志所列10传，至正志也做了一些改易，如去正学、直臣2目，增列迁释、方技，又改忠勋为志勋，儒雅为儒林，隐德为隐逸，贞女为烈女。《至正金陵新志》还新设"论辨"1门，下分诸图论、奏议、辨考3目，置于卷末。总体看，至正志对旧志门目设置的改易，更加强调了前后代事迹分述的原则，反映了作者对方志续纂方法的探索。四库馆臣称张铉"学问博雅，故荟萃损益，本末灿然，无后来地志家附会丛杂之病。"(《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
《延祐四明志》20卷，马泽修，袁桷、王厚孙纂。成书于延祐七年(1320)，惠宗至元六年(1340)刊。分为沿革、风土、职官、人物、山川、城邑、河渠、赋役、学校、祠祀、释道、集古十二考，各考之下又详分子目。以考为类目名称，显系受马端临《文献通考》的影响。这种模仿史志、政书的形式，以书、志、考、略、典为名设目的方志，自元代出现后，逐渐流行，遂成方志的一种类型。《延祐四明志》是宋元四明六志的第四种，然其体例与前三种迥异，《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郡、县事分述，体例介于图经与方志之间，《开庆四明志》虽合郡县一编，但设目混乱，不得要领。《延祐四明志》以郡为纲，事以类聚。如沿革考分辨证、境土两目，城邑考分城、公宇、堂宅、亭、楼阁、台榭园圃、递铺、社、乡都、镇、市、坊巷、桥道14目。皆很恰当。王元恭《四明续志序》称是书"盖变体也。文富事明，气格标异，诚为奇特，乃大掩前作。"
《至正昆山郡志》6卷，杨譓纂。修于至正元年(1341)。是书分为16门，有风俗、山、坊、园亭、冢墓、古迹、名宦、封爵、进士、人物、释老、土贡、土产、杂记、异事、考辨。分目虽细，但每项叙事寥寥数言而已，极其简略。杨维桢为该书作序称:"立凡创例，言博而能要，事核而不简，与前邑志不可同日较工拙也。"清代学者钱大听、周中孚皆赞誉该志简而有要，推为简志的范本。
元代方志在体例形式上不拘旧规，多有创新改易，在资料考证和叙述上也比宋志注重纪实，较少文人意趣。元人许汝霖在《嵊志》序中批评宋高似孙所修《剡录》词浮事简，称其"纪山川则附以幽怪之说，论人物则偏重于清放之流，版图所以观政理，而仅举其略，诗话所以资清谈，乃屡书不厌，他如草木禽鱼之诂，道馆僧庐之疏，率皆附以浮词而过其实。"(《康熙嵊县志》引)元代一些方志皆以详录地方文献、详纪本地史实见长，如《大德南海志》卷六记户口，远溯汉、晋、刘宋、隋、唐、宋各代，于本朝户口，则有至元二十七年(1290)抄数和大德八年(1304)报数。皆分记南人户和北人户。《至元嘉禾志》分儒、僧、尼、道、民、急递铺6类记户口，所附考证中，还录有宋《三朝国史》、《九域志》及旧志图经所记本地户口数字。《至顺镇江志》述户口亦援征历代史志，仅宋代即征录有《祥符图经》、《两朝国史》、《嘉定志》、《咸淳志》等。述本朝户口分土著、侨寓、单贫、僧道诸项，土著又分民、儒、医、马站、水站、递运站、急递铺、弓手、财赋、海道捎水、匠、军、乐、龙华会善友等，每类分记录事司及诸县户口数；侨寓则分别以民族和职业两类记述，其民族分为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汉人八类。是书记土产，分谷、布帛、饮食、器用、花、果、蔬、药、草、竹、木、畜、禽、兽、鱼、虫16类；记赋税，则有常赋、土赋、宽赋诸目，常赋记夏税、秋租，先录元代额数，次引《祥符图经》、《嘉定志》、《咸淳志》中的数字。清代学者钱大听说:"(镇江)在元为财赋之区，故此书物产土贡，胪陈名状，其用意各有所在，不得而问也。"(《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至元嘉禾志》述物产，分为谷之品(11种)、帛之品(13种)、货之品(1种)、药之品(26种)、果之品(23种)、菜之品(23种)、木之品(11种)、草之品(6种)、竹之品(7种)、禽之品(23种)、兽之品(5种)、鱼之品(38种)，共11类，187个品种。该志以10卷篇幅载碑刻，5卷篇幅记题咏，"自三国六朝以迄南宋，凡不刻之文，悉全载无遗。"(《四库全书总目》)《重修琴川志》也以三分之一的篇幅记题咏、碑记。有的元志偏重于山川形势、地理沿革的考证，如《齐乘》每述一事，皆广征博引历代总志、地记资料，参互辨证。
元代志家对方志理论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
首先，元代志家已将方志纳入史书行列。从现存元志序跋可以看出，史志同义，在当时已是常谈之论了。《至正昆山郡志》杨维桢序曰:"余谓金匮之编，一国之史也；图经，一郡之史也。士不出门，而知天下之山川疆理、君臣政治，要荒蛮貊之外，类由国史之信也；不入提封，而知人民、城社、田租、土贡、风俗异同、户口多寡之差，由郡史之信也。"《至元嘉禾志》郭晦序称:"图志之书，古史之笔也。"从志属史体的观念出发，有的学者将古侯国史与方志联系起来考察，认为"郡乘，古侯国之史也。"(《赤城元统志》杨敬德序)
其次，元代志家对方志多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黄溍《东郡志》序说:"昔之言地理者，有图有志，图以知山川形势，地之所生；而志以知语言土俗，博古久远之事。是以成周之制，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而道地图以诏王者，有土训之官焉；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诏王者，有诵训之官焉。"黄溍所言，已将方志归结为古图、志之合流，这个认识将宋人司马光溯方志之源于《周官》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更加明确化了。戴良《重修琴川志》序也称:"古者，郡国有图，风土有记，所以备一方之纪载，今之志书，即古之图记也。"杨升云《瑞阳志》序则直接把志书视为舆图、史书的综括:"为图于首，则职方氏之遗意也；列志于后，则班孟坚之家法也。"《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文移》还提出，《史记》、《国风》之作，是因为"古者诸侯置史以纪国政，采诗以观民风。"并认为"后世州郡各为志书，亦此之遗意。"这个见解与清人章学诚《湖北通志序言》所说"方志义本百国春秋，掌故义本三百官礼，文征义本十五国风"(载《章氏遗书》卷二十四)是很相近的。
第三，元代志家明确提出志书应与史书同具资鉴作用。欧阳玄《铃冈新志》序指出:"郡县之图志，何为而作也？国有贤守令，犹家有贤子孙，守令保图志以治分地，子孙保关券以治分业，能治其所有，即为贤矣。"杨敬德《赤城元统志》序云:"著星土，辨缠次，而休咎可征矣:奠山川，察形势，而扼塞可知矣；明版籍，任土贯，而取民有制矣；诠人物，崇义节，以彰劝惩，而教化可明矣。"
第四，元代志家在修志实践中，于方志编纂学创见甚多。其中，以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文移》阐述最为全面，该文共9则，首章叙述修志缘起和著述要旨，指出:所修志书用史书体例，"首为图考，以著山川郡邑，形势所存；次述通纪，以见历代因革，古今大要；中为表、志、谱、传，所以极天人之际，宪典章文物之归；终以摭遗论辨，所以综言得失之微，备一书之旨。"张铉以志拟史，将司马迁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引以为撰志宗旨，这个论述是极其可贵的。张铉还一反以往修志"隐恶扬善"的传统，提出志书应实录"是非善恶"，尤其是人物志，要"巨细兼该，善恶毕著。"这也是把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笔风运用到修志实践中，为将方志修为信史的一种尝试。张铉对于续修方志的取材问题有极好的见解，即采用前志所详，今志皆略，前志已书，今则不录的方法，如"官署姓名，已入前志者，不复具录。"(《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历代以来碑铭记颂诗赋论辨乐府叙赞之作，已具周氏、戚氏二志，不复详载。"
元代志家对方志理论的广泛研讨，对后世方志流派的形成和方志学理论研究的深入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元一统志》创修于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当时，为标榜天下一统，集贤大学士札马拉鼎奏请纂修《大一统志》，世祖采纳了他的建议。至元二十八年(1291)成书，共755卷。后因得《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遂议重修，并于成宗大德七年(1303)完稿。此本共1300卷，缮写成600册，于至正六年(1346)刊行。《元一统志》综合了唐《元和郡县图志》、宋《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书的体例，分为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人物、仙释诸门类。比之前代总志，设类更为全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元一统志》至清中叶已散佚不全，民国间，金毓黻据北京图书馆、大连图书馆及各收藏家所藏零页抄得15卷，又自诸书辑佚，得4卷，此本刊入金氏所编《辽海丛书》中。建国后，赵万里在金辑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从《永乐大典》中新辑出的佚文，编为10卷，于196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除官修《一统志》外，元代私家撰著的区域总志还有虞应龙《统同志》、肖《九州志》、郝衡《舆地要览》、佚名《元混一方舆胜览》、滕宾《万邦一览集》、朱思本《九域志》等。这些总志，大都效法宋代寰宇记、九域志及舆地记而成，多已散佚，仅《元混一方舆胜览》和《九域志》有元刻残本存世。
元代由于政府的提倡和诏修《一统志》的影响，各路州县陆续编纂了不少方志。有的是南宋遗民的怀旧之作，如《宝唐拾遗》；有的是旧志的类纂考证，如《类编长安志》；还有的则是对一域地理古迹的考辨，如《齐乘》；而更多的志书则沿袭了宋代修志传统，是对前代方志的增补和续修。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统计，元代所修方志约160种，以浙江最多，约40种，其次是江西、江苏和湖南、福建等省区。南方志书的数量明显多于北方，尤其江南一带，尽管南人在元朝倍受歧视，而文化之盛，不减前代。
元代方志经元末动乱已散失不少，明朝皇家藏书之所文渊阁尚保存近百种，(据《文渊阁书目》卷十九著录)后经明末战乱，文渊阁所藏元志与大批宋元秘籍皆亡于兵火。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仅收元志7种，即《至元嘉禾志》32卷、《大德昌国州图志》7卷、《延祐四明志》20卷、《齐乘》6卷、《长安志图》3卷、《至正金陵新志》15卷、《无锡志》4卷；由四库馆臣辑出，被阮元编入《宛委别藏》的有《至顺镇江志》21卷；清中叶以后，又陆续出现了5种，有《至正四明续志》12卷、《至正昆山郡志》6卷、《至正重修琴川志》15卷、《大德南海志》20卷(存5卷)和《类编长安志》10卷；由徐松自《永乐大典》中辑出，被清末学者缪荃孙考定为元志并收入《藕香零拾丛书》的有《元河南志》4卷；由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自《永乐大典》、《顺天府志》、《日下旧闻》、《宪台通纪》中辑出《析津志》1种，并于1983年由北京古籍出版社以《析津志辑佚》为名印行。总计现在所能见到的元代方志共15种。此外，还有一些元志散见他书，有待辑佚整理。如元末明初人陶宗仪所编《说郛》中有成书于大德五年(1301)的《云南志略》1卷，为李京纂，李京曾为乌撒乌蒙宣慰副使，熟悉云南情况，故"撮其古今兴废人物山川木草，类为一编。"(《云南志略》云南总叙)原书4卷，《说郛》本存《云南总叙》和《诸夷风俗》两部分。明初编修《永乐大典》，收录了上千种宋、元、明初方志，《大典》今存约800卷，仅及原书4%，但仍有不少方志残篇可以辑出，如卷六百六十五、六百六十六南雄府收有元《南雄路志》、《南雄郡志》等书，存山川、宫室、坛壝、官制、公署、仓库、馆驿、铺舍、学校、兵防、人物、杂文、古迹等门。
元代方志多是对宋代方志的续修，其体例因袭宋志者不少。对旧志改易较多的，有以《至元嘉禾志》为代表的平列门目体，以《至正金陵新志》为代表的正史体，以《延祐四明志》为代表的书典体和以《至正昆山郡志》为代表的简志体。
《至元嘉禾志》32卷，单庆修，徐硕纂。成书于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是书分门四十三、而由岳珂、关栻纂修的宋《嘉定嘉禾志》仅分门二十五，可见有较大改动。《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序次甚详，每条下间系以考证，尤为典核。"
《至正金陵新志》15卷，张铉纂。该志是对宋《景定建康志》的续修，亦沿用正史的纪传体，但在列目中有不少损益，尤对景定志所列10志作了较多变化。第一，改志和并志，如并城阙志于古迹志中，将儒学、文籍两志合并为学校志，改武卫志为兵防志，析风土为古迹、民俗二志。第二，重列子目，于疆域志中增加了历代沿革、历代废县名、圩岸3个子目；景定志的官守志全仿正史职官志，设15目，而至正志仅设历代官制、本朝统属官制、题名3目；至正志还删去旧志田赋志的营租、沙租、圩租、蠲赋、杂录等目，将其内容并入历代沿革中；景定志的风土志列有10个小目，显得较杂乱，而至正志的民俗志只设古今户口、风俗两目，另设古迹志，辖城阙、官署、第宅、陵墓、碑碣等项，较旧志更为合理。对景定志所列10传，至正志也做了一些改易，如去正学、直臣2目，增列迁释、方技，又改忠勋为志勋，儒雅为儒林，隐德为隐逸，贞女为烈女。《至正金陵新志》还新设"论辨"1门，下分诸图论、奏议、辨考3目，置于卷末。总体看，至正志对旧志门目设置的改易，更加强调了前后代事迹分述的原则，反映了作者对方志续纂方法的探索。四库馆臣称张铉"学问博雅，故荟萃损益，本末灿然，无后来地志家附会丛杂之病。"(《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
《延祐四明志》20卷，马泽修，袁桷、王厚孙纂。成书于延祐七年(1320)，惠宗至元六年(1340)刊。分为沿革、风土、职官、人物、山川、城邑、河渠、赋役、学校、祠祀、释道、集古十二考，各考之下又详分子目。以考为类目名称，显系受马端临《文献通考》的影响。这种模仿史志、政书的形式，以书、志、考、略、典为名设目的方志，自元代出现后，逐渐流行，遂成方志的一种类型。《延祐四明志》是宋元四明六志的第四种，然其体例与前三种迥异，《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郡、县事分述，体例介于图经与方志之间，《开庆四明志》虽合郡县一编，但设目混乱，不得要领。《延祐四明志》以郡为纲，事以类聚。如沿革考分辨证、境土两目，城邑考分城、公宇、堂宅、亭、楼阁、台榭园圃、递铺、社、乡都、镇、市、坊巷、桥道14目。皆很恰当。王元恭《四明续志序》称是书"盖变体也。文富事明，气格标异，诚为奇特，乃大掩前作。"
《至正昆山郡志》6卷，杨譓纂。修于至正元年(1341)。是书分为16门，有风俗、山、坊、园亭、冢墓、古迹、名宦、封爵、进士、人物、释老、土贡、土产、杂记、异事、考辨。分目虽细，但每项叙事寥寥数言而已，极其简略。杨维桢为该书作序称:"立凡创例，言博而能要，事核而不简，与前邑志不可同日较工拙也。"清代学者钱大听、周中孚皆赞誉该志简而有要，推为简志的范本。
元代方志在体例形式上不拘旧规，多有创新改易，在资料考证和叙述上也比宋志注重纪实，较少文人意趣。元人许汝霖在《嵊志》序中批评宋高似孙所修《剡录》词浮事简，称其"纪山川则附以幽怪之说，论人物则偏重于清放之流，版图所以观政理，而仅举其略，诗话所以资清谈，乃屡书不厌，他如草木禽鱼之诂，道馆僧庐之疏，率皆附以浮词而过其实。"(《康熙嵊县志》引)元代一些方志皆以详录地方文献、详纪本地史实见长，如《大德南海志》卷六记户口，远溯汉、晋、刘宋、隋、唐、宋各代，于本朝户口，则有至元二十七年(1290)抄数和大德八年(1304)报数。皆分记南人户和北人户。《至元嘉禾志》分儒、僧、尼、道、民、急递铺6类记户口，所附考证中，还录有宋《三朝国史》、《九域志》及旧志图经所记本地户口数字。《至顺镇江志》述户口亦援征历代史志，仅宋代即征录有《祥符图经》、《两朝国史》、《嘉定志》、《咸淳志》等。述本朝户口分土著、侨寓、单贫、僧道诸项，土著又分民、儒、医、马站、水站、递运站、急递铺、弓手、财赋、海道捎水、匠、军、乐、龙华会善友等，每类分记录事司及诸县户口数；侨寓则分别以民族和职业两类记述，其民族分为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汉人八类。是书记土产，分谷、布帛、饮食、器用、花、果、蔬、药、草、竹、木、畜、禽、兽、鱼、虫16类；记赋税，则有常赋、土赋、宽赋诸目，常赋记夏税、秋租，先录元代额数，次引《祥符图经》、《嘉定志》、《咸淳志》中的数字。清代学者钱大听说:"(镇江)在元为财赋之区，故此书物产土贡，胪陈名状，其用意各有所在，不得而问也。"(《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至元嘉禾志》述物产，分为谷之品(11种)、帛之品(13种)、货之品(1种)、药之品(26种)、果之品(23种)、菜之品(23种)、木之品(11种)、草之品(6种)、竹之品(7种)、禽之品(23种)、兽之品(5种)、鱼之品(38种)，共11类，187个品种。该志以10卷篇幅载碑刻，5卷篇幅记题咏，"自三国六朝以迄南宋，凡不刻之文，悉全载无遗。"(《四库全书总目》)《重修琴川志》也以三分之一的篇幅记题咏、碑记。有的元志偏重于山川形势、地理沿革的考证，如《齐乘》每述一事，皆广征博引历代总志、地记资料，参互辨证。
元代志家对方志理论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
首先，元代志家已将方志纳入史书行列。从现存元志序跋可以看出，史志同义，在当时已是常谈之论了。《至正昆山郡志》杨维桢序曰:"余谓金匮之编，一国之史也；图经，一郡之史也。士不出门，而知天下之山川疆理、君臣政治，要荒蛮貊之外，类由国史之信也；不入提封，而知人民、城社、田租、土贡、风俗异同、户口多寡之差，由郡史之信也。"《至元嘉禾志》郭晦序称:"图志之书，古史之笔也。"从志属史体的观念出发，有的学者将古侯国史与方志联系起来考察，认为"郡乘，古侯国之史也。"(《赤城元统志》杨敬德序)
其次，元代志家对方志多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黄溍《东郡志》序说:"昔之言地理者，有图有志，图以知山川形势，地之所生；而志以知语言土俗，博古久远之事。是以成周之制，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而道地图以诏王者，有土训之官焉；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诏王者，有诵训之官焉。"黄溍所言，已将方志归结为古图、志之合流，这个认识将宋人司马光溯方志之源于《周官》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更加明确化了。戴良《重修琴川志》序也称:"古者，郡国有图，风土有记，所以备一方之纪载，今之志书，即古之图记也。"杨升云《瑞阳志》序则直接把志书视为舆图、史书的综括:"为图于首，则职方氏之遗意也；列志于后，则班孟坚之家法也。"《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文移》还提出，《史记》、《国风》之作，是因为"古者诸侯置史以纪国政，采诗以观民风。"并认为"后世州郡各为志书，亦此之遗意。"这个见解与清人章学诚《湖北通志序言》所说"方志义本百国春秋，掌故义本三百官礼，文征义本十五国风"(载《章氏遗书》卷二十四)是很相近的。
第三，元代志家明确提出志书应与史书同具资鉴作用。欧阳玄《铃冈新志》序指出:"郡县之图志，何为而作也？国有贤守令，犹家有贤子孙，守令保图志以治分地，子孙保关券以治分业，能治其所有，即为贤矣。"杨敬德《赤城元统志》序云:"著星土，辨缠次，而休咎可征矣:奠山川，察形势，而扼塞可知矣；明版籍，任土贯，而取民有制矣；诠人物，崇义节，以彰劝惩，而教化可明矣。"
第四，元代志家在修志实践中，于方志编纂学创见甚多。其中，以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文移》阐述最为全面，该文共9则，首章叙述修志缘起和著述要旨，指出:所修志书用史书体例，"首为图考，以著山川郡邑，形势所存；次述通纪，以见历代因革，古今大要；中为表、志、谱、传，所以极天人之际，宪典章文物之归；终以摭遗论辨，所以综言得失之微，备一书之旨。"张铉以志拟史，将司马迁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引以为撰志宗旨，这个论述是极其可贵的。张铉还一反以往修志"隐恶扬善"的传统，提出志书应实录"是非善恶"，尤其是人物志，要"巨细兼该，善恶毕著。"这也是把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笔风运用到修志实践中，为将方志修为信史的一种尝试。张铉对于续修方志的取材问题有极好的见解，即采用前志所详，今志皆略，前志已书，今则不录的方法，如"官署姓名，已入前志者，不复具录。"(《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历代以来碑铭记颂诗赋论辨乐府叙赞之作，已具周氏、戚氏二志，不复详载。"
元代志家对方志理论的广泛研讨，对后世方志流派的形成和方志学理论研究的深入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