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秦汉魏晋南北朝）
发布时间：2018-11-28 点击数：4480
秦统一中国后，舆图地志之作，续有纂辑。《史记》载:刘邦率兵入咸阳，萧何在秦丞相府获御史律令图书，"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形法类著录有《秦地图》一种，班固《汉书·地理志》征引两处，其一，琅玡郡长广县，注曰:"有莱山莱王祠，奚养泽在西。《秦地图》曰:'剧清地，幽州薮'"；其二，代郡班氏县，注曰:"《秦地图》书班氏。"从这两处简短引文看，很象是地图上的附注说明，类似后世图经的内容。因该书早佚，体例已难考辨。
两汉时期，郡国地志已成为中央政府的征录之书。《隋书·经籍志》云:"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又说:"司马迁《史记》所述，仅《河渠志》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赣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朱赣撰著的《地理书》是成书于西汉末年的一部记述地理风俗的总志，刘知几《史通·杂述》云:"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骃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据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引《宋书》称，"朱赣博采风诗，尤为详洽，班固因以为志。"说明《地理书》之撰，除循《禹贡》之例，分州叙事，还有《国风》的影响。朱赣《地理书》经班固辑录，收入《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郡国地理之后，其内容除述星野、疆域、物产而外，主要是描写各地风俗，采录先秦诗歌甚多，如述陇西古俗:"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朱氏之后，由班固完成的《汉书·地理志》是以当时行政区划为纲的全国区域志，该志分为三部分，首叙古九州地理，全录《禹贡》；次叙汉郡国山川、户口、水利、关塞、古迹、设官情形，似采录各地《图经》而成；最后述各地风俗，辑有朱赣的《地理书》。《隋书·经籍志》评价是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记所相埒。"班固自己也声称是受到上述诸书的影响，他说:"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汉书·地理志》)从该志的结构和内容看，除首尾辑录《禹贡》、《地理书》外，主要是分郡县叙述各地建置，其内容与《华阳国志》所引东汉《巴郡图经》别无二致。溯源推本，无虑《周官》职方、诵训、小史、外史之执掌，《秦地图》之所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汉书·地理志》实际上融合了先秦图、志的体例和内容。《汉书·地理志》的记述形式，为历代正史地理志所法，同时，也为各朝代汇纂图经总集、地理总志创立了模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全国区域为范围编纂的总志有晋挚虞《畿服经》、陈顾野王《舆地志》、北魏阚骃《十三州志》等，以《畿服经》的体例较为完备。《隋书·经籍志》载:"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见悉，凡一百七十卷。"从其介绍看，该书与《汉书·地理志》同源于《禹贡》、《周官》，但其内容却不止于叙述地理风俗，还增添了"先贤旧好"等人物事迹，是综括地理书和史书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宋人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实际上，成书早于《太平寰宇记》几百年的《畿服经》就已经开创了方志列人物的先例。正因为该书兼备史、地两性，故受到历代方志学家的盛誉。清谢启昆甚至称其"实为后世方志之祖"。
东汉以降，以郡国州县为范围编撰的各类史地杂著名目繁多，刘知几《史通·杂述》列为十流，"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研究者普遍认为，这十个流派中以郡书、地理书、都邑簿与后世方志关系较为密切。
郡书即郡国之书，多记郡国乡贤耆旧事迹。《隋书·经籍志》载:"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刘知几说:"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史通》卷十)汉晋郡书，大都散佚无传，据诸书著录，汉代有《沛国耆旧传》、《巴蜀耆旧传》、《益州耆旧杂传记》、《三辅耆旧传》、《鲁国先贤传》、《京兆耆旧传》、《会稽贡举簿》、《陈留耆旧传》、《陈留风俗传》、《南阳风俗传》、《南阳文学官志》、《荆州文学记官志》、《汉中耆旧传》、《兖州山阳先贤赞》；魏晋时期有《广州先贤传》、《汝南先贤传》、《豫章烈士传》、《益部耆旧传》、《襄阳耆旧记》。郡书以人物列传为内容，实为地方人物志。
地理书即地记、地志之书，以记述各地建置、山川、道里、物产、风俗为内容。刘知几说:"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史通》卷十)汉魏时期的地理书或日记，或日志，故有地记、地志之称，两者实无区别。以记为名的，据《中国古方志考》等书考，西汉有王褒《云阳记》，东汉有李尤《蜀记》、朱玚《九江寿春记》、应劭《十三州记》、杨孚《临海水土记》、卢植《冀州风土记》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有魏阮籍《秦记》和《宜阳记》、杨元凤《桂阳记》，蜀谯周《三巴记》、僧仁显《华阳记》，吴顾启期《娄地记》、顾微《吴县记》，两晋陆机《洛阳记》、张勃《吴地记》、《太康地记》、裴秀《冀州记》、潘岳《关中记》、顾微《广州记》、顾夷《吴郡记》，罗含《湘中记》、袁山松《宜都山川记》，南朝宋孔灵符《会稽记》、刘澄之《鄱阳记》、雷次宗《豫章古今记》、邓德明《南康记》、盛弘之《荆州记》、郭仲产《荆州记》、山谦之《丹阳记》，南朝齐陆道瞻《吴地记》、黄闵《武陵记》和《沅陵记》，南朝梁任昉《地记》、鲍坚《武陵记》、伍安贫《武陵记》，南朝陈顾野王《建安地记》等；以志为名的，东汉有陈术《益州志》，三国有蜀谯周《益州志》和吴韦昭《吴郡国志》等，两晋有常璩《华阳国志》、何晏《九江志》、常宽《蜀志》、佚名《永宁地志》和《会稽郡十域地志》等，南北朝有宋《元嘉六年地志》、董览《吴地志》、沈怀远《南越志》，齐佚名《地志》、崔慰祖《海岱志》、梁萧绎《荆南地志》，陈顾野王《舆地志》等，以上地记、地志，除常璩《华阳国志》、何晏《九江志》尚存于世，其余均已佚失，清人王谟《汉唐地理书钞》、陈运溶《荆湘地记》辑录佚文多篇。从辑本文字考见这些古地理书的内容，大致包括疆域、地名、物产、山川、古迹、神话传说等项。有的地记还兼言人物，如梁鲍至纂《南雍州记》、宋邓德明《南康记》、晋周处《阳羡风土记》等。当时出现的各类地记，还有专述某项事物的山水记、风土记、异物志一类著作，如记一方山水的《永初山川记》、《宜都山川记》，记一域风俗的《风土记》、《诸蕃风俗记》，记物产异同的《凉州异物志》、《扶南异物志》、《南方草木状》。
都邑簿专志城市，内容包括城池、宫阙、街坊、寺庙、园圃。刘知几说:"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此之谓都邑簿是也。"(《史通》卷十)古都邑簿多已不传，唯《三辅黄图》有后人辑本二种。据清人孙星衍考:"旧书有图，特以文为标识，故其词甚简"(《三辅黄图新校正序》)因知原本有图有文。该书内容从清人辑本略可考见，分为三辅沿革、咸阳故城、长安故城、秦汉宫殿、城门、苑囿、池沼、台谢、辟雍、明堂、园丘、太学、宗庙、社稷、南北郊、街市、楼馆、观、阁、署、库、仓、厩、圈、桥、陵墓、风俗、杂类等项。都邑簿与后世一些都市方志有着相同的记述内容和相似的体例规制，如宋代名志《长安志》和《河南志》皆将城阙、街坊、宫殿、古迹作为主要记载项目，元《类编长安志》的门类设置与《三辅黄图》也极其相近。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都邑簿是后世都邑志书的发端。
除刘知几《史通·杂述》所列三类与定型方志风貌相近的地理杂著外，受到历代志家重视的还有当时的地方史书和图经。
地方杂史在《史通·杂述》中被列为偏纪之属。刘知几说:"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记》、姚最《梁昭后略》。此之谓偏记者也。""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史通》卷十)由此可见，偏霸杂史的特点在于记述一域最近史事。刘知几举列的偏记之书多已不传，而《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的《华阳国志》、古史类著录的《越绝记》、《吴越春秋》尚存于世，不少志家以为方志之雏形。
《越绝记》即《越绝书》，原有25卷，今存15卷。述吴越二国史地，上起吴太伯，下迄东汉光武帝，横列人物、地理、都邑、建置、冢墓等门类，内容统合古今，兼述史地，与后世方志述事有相同之处。但其篇目划分甚杂，除详述《吴内传》、《外传记范伯》、《外传计倪》、《外传春申君》等人物事迹，还列有《外传记吴王占梦》、《外传记宝剑》、《内经九术》、《外传记军气》等，与后世定型方志，尚有距离。
《吴越春秋》22卷，今存10卷，东汉赵晔撰。记吴越二国始末兴亡。前5卷叙吴，起自太伯，终于夫差；后5卷记越，始于无余，终于勾践。该书只录人物，不载地理都邑，虽常与《越绝书》同列，但就记述内容和体例而言，不及《越绝书》完备。周中孚跋称是书"盖率尔而作，非史乘之作也。"
《华阳国志》12卷，东晋常璩撰。记述汉末至东晋间巴蜀史事。分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梁益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等篇。李塈《重刊华阳国志》序云:"其指归有三焉，首述巴蜀、汉中、南中之风土；次述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之兴废及晋太康之混一，以迄于特、雄、寿、势之僭窃，继之以两汉以来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序志终焉。然三者之间，于一方人物，尤致深意。"此志汇历史、地理、人物于一编，初具后世方志的规制，因而有的学者以此为最古之方志。
上述三书，不少志家推之为方志之祖。清洪亮吉称:"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有常璩《华阳国志》。"(《新修澄城县志序》)近人李泰棻说:"志即史也。故如《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能传世之百二十国宝书等，皆可称为方志。然最古以志名书者，首推常璩《华阳国志》。"(《方志学》第一章)客观地说《吴越春秋》只记人物，不言其他，其性质似与《春秋》、《国语》相当，《越绝书》、《华阳国志》兼述史地，综合了地记、郡书的内容，但两书体例设置杂乱，只能称为初具方志规制。一些方志史研究者认为，《越绝书》可为方志之发端，至《华阳国志》及《畿服经》则具雏形。
汉晋时期，舆图的绘制较发达，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和《后汉艺文志》著录有王莽《地理图簿》、佚名《司空郡国舆地图》、张衡《地形图》；当时的一些舆图，附有许多文字说明，汉晋学者引述其图说部分，有称图者，如《后汉书》卷五十陈敬王羡传:"按《舆地图》，令诸国户口皆等租入，岁各八千万。"说明《舆地图》附载户口租税的数额；亦有称图经者，《华阳国志》巴志引录《巴郡图经》、《文选》芜城赋注引王逸《广陵郡图经》，《巴郡图经》文曰:"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方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城或三四百，或及千里。"这段文字表明，图经内容包括建置、疆域、属县、设官、户口、里至等项，与后世方志的地理部分相应。图经在魏晋时期已与古地图脱离，单独成书，《隋书·经籍志》即著录有《幽州图经》、《冀州图经》、《齐州图经》三种。
综括汉晋时期各类区域性史地著述，就其形式而言，大致分为记人、述地两类，记人一类，有国史、载记、郡书以及《史通·杂述》所列《竹林名士》等小录，《列女》、《逸民》、《忠臣》、《孝子》等别传；述地一类，有各种类型的地理书、都邑簿和图经。大体说来，这些书体都是由先秦《山海经》、《禹贡》、古舆图和《周官》所述古方国史发展而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出现了一些融汇诸体、兼言史地的著作，如地理书兼述人物的《畿服经》、《南康记》，史书兼言山川风土的《越绝书》、《华阳国志》，这些综合性地方史志的出现，萌始了方志的雏形。此外，区域性史地杂志的广泛涌现，也为定期续修地方志书和完善方志体例，作了充分准备，而图经的兴起，则为图、志融合成定型方志，提供了条件。
两汉时期，郡国地志已成为中央政府的征录之书。《隋书·经籍志》云:"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又说:"司马迁《史记》所述，仅《河渠志》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赣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朱赣撰著的《地理书》是成书于西汉末年的一部记述地理风俗的总志，刘知几《史通·杂述》云:"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骃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据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引《宋书》称，"朱赣博采风诗，尤为详洽，班固因以为志。"说明《地理书》之撰，除循《禹贡》之例，分州叙事，还有《国风》的影响。朱赣《地理书》经班固辑录，收入《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郡国地理之后，其内容除述星野、疆域、物产而外，主要是描写各地风俗，采录先秦诗歌甚多，如述陇西古俗:"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朱氏之后，由班固完成的《汉书·地理志》是以当时行政区划为纲的全国区域志，该志分为三部分，首叙古九州地理，全录《禹贡》；次叙汉郡国山川、户口、水利、关塞、古迹、设官情形，似采录各地《图经》而成；最后述各地风俗，辑有朱赣的《地理书》。《隋书·经籍志》评价是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记所相埒。"班固自己也声称是受到上述诸书的影响，他说:"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汉书·地理志》)从该志的结构和内容看，除首尾辑录《禹贡》、《地理书》外，主要是分郡县叙述各地建置，其内容与《华阳国志》所引东汉《巴郡图经》别无二致。溯源推本，无虑《周官》职方、诵训、小史、外史之执掌，《秦地图》之所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汉书·地理志》实际上融合了先秦图、志的体例和内容。《汉书·地理志》的记述形式，为历代正史地理志所法，同时，也为各朝代汇纂图经总集、地理总志创立了模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全国区域为范围编纂的总志有晋挚虞《畿服经》、陈顾野王《舆地志》、北魏阚骃《十三州志》等，以《畿服经》的体例较为完备。《隋书·经籍志》载:"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见悉，凡一百七十卷。"从其介绍看，该书与《汉书·地理志》同源于《禹贡》、《周官》，但其内容却不止于叙述地理风俗，还增添了"先贤旧好"等人物事迹，是综括地理书和史书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宋人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实际上，成书早于《太平寰宇记》几百年的《畿服经》就已经开创了方志列人物的先例。正因为该书兼备史、地两性，故受到历代方志学家的盛誉。清谢启昆甚至称其"实为后世方志之祖"。
东汉以降，以郡国州县为范围编撰的各类史地杂著名目繁多，刘知几《史通·杂述》列为十流，"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研究者普遍认为，这十个流派中以郡书、地理书、都邑簿与后世方志关系较为密切。
郡书即郡国之书，多记郡国乡贤耆旧事迹。《隋书·经籍志》载:"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刘知几说:"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史通》卷十)汉晋郡书，大都散佚无传，据诸书著录，汉代有《沛国耆旧传》、《巴蜀耆旧传》、《益州耆旧杂传记》、《三辅耆旧传》、《鲁国先贤传》、《京兆耆旧传》、《会稽贡举簿》、《陈留耆旧传》、《陈留风俗传》、《南阳风俗传》、《南阳文学官志》、《荆州文学记官志》、《汉中耆旧传》、《兖州山阳先贤赞》；魏晋时期有《广州先贤传》、《汝南先贤传》、《豫章烈士传》、《益部耆旧传》、《襄阳耆旧记》。郡书以人物列传为内容，实为地方人物志。
地理书即地记、地志之书，以记述各地建置、山川、道里、物产、风俗为内容。刘知几说:"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史通》卷十)汉魏时期的地理书或日记，或日志，故有地记、地志之称，两者实无区别。以记为名的，据《中国古方志考》等书考，西汉有王褒《云阳记》，东汉有李尤《蜀记》、朱玚《九江寿春记》、应劭《十三州记》、杨孚《临海水土记》、卢植《冀州风土记》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有魏阮籍《秦记》和《宜阳记》、杨元凤《桂阳记》，蜀谯周《三巴记》、僧仁显《华阳记》，吴顾启期《娄地记》、顾微《吴县记》，两晋陆机《洛阳记》、张勃《吴地记》、《太康地记》、裴秀《冀州记》、潘岳《关中记》、顾微《广州记》、顾夷《吴郡记》，罗含《湘中记》、袁山松《宜都山川记》，南朝宋孔灵符《会稽记》、刘澄之《鄱阳记》、雷次宗《豫章古今记》、邓德明《南康记》、盛弘之《荆州记》、郭仲产《荆州记》、山谦之《丹阳记》，南朝齐陆道瞻《吴地记》、黄闵《武陵记》和《沅陵记》，南朝梁任昉《地记》、鲍坚《武陵记》、伍安贫《武陵记》，南朝陈顾野王《建安地记》等；以志为名的，东汉有陈术《益州志》，三国有蜀谯周《益州志》和吴韦昭《吴郡国志》等，两晋有常璩《华阳国志》、何晏《九江志》、常宽《蜀志》、佚名《永宁地志》和《会稽郡十域地志》等，南北朝有宋《元嘉六年地志》、董览《吴地志》、沈怀远《南越志》，齐佚名《地志》、崔慰祖《海岱志》、梁萧绎《荆南地志》，陈顾野王《舆地志》等，以上地记、地志，除常璩《华阳国志》、何晏《九江志》尚存于世，其余均已佚失，清人王谟《汉唐地理书钞》、陈运溶《荆湘地记》辑录佚文多篇。从辑本文字考见这些古地理书的内容，大致包括疆域、地名、物产、山川、古迹、神话传说等项。有的地记还兼言人物，如梁鲍至纂《南雍州记》、宋邓德明《南康记》、晋周处《阳羡风土记》等。当时出现的各类地记，还有专述某项事物的山水记、风土记、异物志一类著作，如记一方山水的《永初山川记》、《宜都山川记》，记一域风俗的《风土记》、《诸蕃风俗记》，记物产异同的《凉州异物志》、《扶南异物志》、《南方草木状》。
都邑簿专志城市，内容包括城池、宫阙、街坊、寺庙、园圃。刘知几说:"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此之谓都邑簿是也。"(《史通》卷十)古都邑簿多已不传，唯《三辅黄图》有后人辑本二种。据清人孙星衍考:"旧书有图，特以文为标识，故其词甚简"(《三辅黄图新校正序》)因知原本有图有文。该书内容从清人辑本略可考见，分为三辅沿革、咸阳故城、长安故城、秦汉宫殿、城门、苑囿、池沼、台谢、辟雍、明堂、园丘、太学、宗庙、社稷、南北郊、街市、楼馆、观、阁、署、库、仓、厩、圈、桥、陵墓、风俗、杂类等项。都邑簿与后世一些都市方志有着相同的记述内容和相似的体例规制，如宋代名志《长安志》和《河南志》皆将城阙、街坊、宫殿、古迹作为主要记载项目，元《类编长安志》的门类设置与《三辅黄图》也极其相近。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都邑簿是后世都邑志书的发端。
除刘知几《史通·杂述》所列三类与定型方志风貌相近的地理杂著外，受到历代志家重视的还有当时的地方史书和图经。
地方杂史在《史通·杂述》中被列为偏纪之属。刘知几说:"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记》、姚最《梁昭后略》。此之谓偏记者也。""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史通》卷十)由此可见，偏霸杂史的特点在于记述一域最近史事。刘知几举列的偏记之书多已不传，而《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的《华阳国志》、古史类著录的《越绝记》、《吴越春秋》尚存于世，不少志家以为方志之雏形。
《越绝记》即《越绝书》，原有25卷，今存15卷。述吴越二国史地，上起吴太伯，下迄东汉光武帝，横列人物、地理、都邑、建置、冢墓等门类，内容统合古今，兼述史地，与后世方志述事有相同之处。但其篇目划分甚杂，除详述《吴内传》、《外传记范伯》、《外传计倪》、《外传春申君》等人物事迹，还列有《外传记吴王占梦》、《外传记宝剑》、《内经九术》、《外传记军气》等，与后世定型方志，尚有距离。
《吴越春秋》22卷，今存10卷，东汉赵晔撰。记吴越二国始末兴亡。前5卷叙吴，起自太伯，终于夫差；后5卷记越，始于无余，终于勾践。该书只录人物，不载地理都邑，虽常与《越绝书》同列，但就记述内容和体例而言，不及《越绝书》完备。周中孚跋称是书"盖率尔而作，非史乘之作也。"
《华阳国志》12卷，东晋常璩撰。记述汉末至东晋间巴蜀史事。分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梁益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等篇。李塈《重刊华阳国志》序云:"其指归有三焉，首述巴蜀、汉中、南中之风土；次述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之兴废及晋太康之混一，以迄于特、雄、寿、势之僭窃，继之以两汉以来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序志终焉。然三者之间，于一方人物，尤致深意。"此志汇历史、地理、人物于一编，初具后世方志的规制，因而有的学者以此为最古之方志。
上述三书，不少志家推之为方志之祖。清洪亮吉称:"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有常璩《华阳国志》。"(《新修澄城县志序》)近人李泰棻说:"志即史也。故如《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能传世之百二十国宝书等，皆可称为方志。然最古以志名书者，首推常璩《华阳国志》。"(《方志学》第一章)客观地说《吴越春秋》只记人物，不言其他，其性质似与《春秋》、《国语》相当，《越绝书》、《华阳国志》兼述史地，综合了地记、郡书的内容，但两书体例设置杂乱，只能称为初具方志规制。一些方志史研究者认为，《越绝书》可为方志之发端，至《华阳国志》及《畿服经》则具雏形。
汉晋时期，舆图的绘制较发达，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和《后汉艺文志》著录有王莽《地理图簿》、佚名《司空郡国舆地图》、张衡《地形图》；当时的一些舆图，附有许多文字说明，汉晋学者引述其图说部分，有称图者，如《后汉书》卷五十陈敬王羡传:"按《舆地图》，令诸国户口皆等租入，岁各八千万。"说明《舆地图》附载户口租税的数额；亦有称图经者，《华阳国志》巴志引录《巴郡图经》、《文选》芜城赋注引王逸《广陵郡图经》，《巴郡图经》文曰:"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方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城或三四百，或及千里。"这段文字表明，图经内容包括建置、疆域、属县、设官、户口、里至等项，与后世方志的地理部分相应。图经在魏晋时期已与古地图脱离，单独成书，《隋书·经籍志》即著录有《幽州图经》、《冀州图经》、《齐州图经》三种。
综括汉晋时期各类区域性史地著述，就其形式而言，大致分为记人、述地两类，记人一类，有国史、载记、郡书以及《史通·杂述》所列《竹林名士》等小录，《列女》、《逸民》、《忠臣》、《孝子》等别传；述地一类，有各种类型的地理书、都邑簿和图经。大体说来，这些书体都是由先秦《山海经》、《禹贡》、古舆图和《周官》所述古方国史发展而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出现了一些融汇诸体、兼言史地的著作，如地理书兼述人物的《畿服经》、《南康记》，史书兼言山川风土的《越绝书》、《华阳国志》，这些综合性地方史志的出现，萌始了方志的雏形。此外，区域性史地杂志的广泛涌现，也为定期续修地方志书和完善方志体例，作了充分准备，而图经的兴起，则为图、志融合成定型方志，提供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