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藏方志整理现状与走向
发布时间：2018-11-24 点击数：1202
清代西藏方志文献与内地同类文献相比虽然数量不多，但无论从文献自身的史料价值，还是对当下发展建设西藏的借鉴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
一、清代西藏方志文献的收录
整理与汇编
清代西藏方志收录整理工作是一个由传统方志附属逐步走向独立的过程，《续修四库全书》已经收录了《卫藏通志》，同样《丛书集成初编》也收录了《西藏记》《西藏考》等涉藏方志文献。然而，现代意义上对清代西藏方志文献的收录工作，要以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为肇端，该书在大量汇编近代史料的同时，开始将近代以来多部涉藏史料编入其中，但严格意义上属于西藏方志范畴的唯有《卫藏图识》一部。而后，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在整理汇编全国方志的同时，也开始留意到了西藏方志，但因该书为全国方志汇编，所以收录西藏方志数量颇为有限，只以影印的方式收录了《西藏志》《西藏记述》《卫藏揽要》三部。同样，台湾华文书局1969年出版的《中华文史丛书》也只收录了《西域遗闻》《西招图略》《西藏通览》三部方志。以上清代西藏方志整理工作尚属于一种附属阶段，而西藏方志收录整理工作逐渐由作为附属的简单收录变为独立的系统汇编，要以《西藏研究》编辑部于1982年出版的《西藏研究丛刊》为标志。《西藏研究丛刊》以收录近代以来西藏方志等相关文献为主，收录文献包括《通鉴吐蕃史料》《西藏志》《西招图略》《西藏图考》《西藏宗教源流考》《番僧源流考》《卫藏通志》《清代藏事辑要》《民元藏事电稿》《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西藏研究论文选集》等16种，其中方志文献为《西藏志》《西招图略》《西藏图考》《卫藏通志》四种。值得一提的是，《西藏研究丛刊》在收录文献的同时亦对所录文献进行了标点和初步的校订工作，较之简单影印收录有了较大进步，方便了读者查阅使用。此后，清代西藏方志整理与汇编成果陆续出现。1995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收录清代以来西藏方志19种。2003年出版的《中国边疆史志集成》收录西藏方志达到40余种。2003年出版的《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收录大量涉藏通志、地区（县）志、江河志、宗教志、语文志等重要文献和研究资料，但严格意义上属于西藏方志范畴的只有《西藏志》《西招五种》《西藏图考》《卫藏通志》《西藏新志》五种。同为2003年出版的《中国西南文献丛书》意在收录稀见方志，但其中收录相关方志除经典方志《西藏志》外，只收录了《西藏小识》等三种。2016年北京蝠池书院出版的《西藏旧方志》共收录近40种清代西藏方志及数种涉藏文献史料，虽然在收录汇编文献方面仍保守地采取影印的方式，且如《西藏小识》等稀见文献未被收录其中，但究其规模和篇制而言实属难得，清代西藏常见的通志和地区志几乎都收录其中，为研究者查阅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古籍收录与汇编工作开展的同时，对于清代西藏方志文献以及相关资料的辑录工作也在进行。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一辑）中收录吴丰培辑《清代西藏史料丛刊》，吴氏辑录了清末藏印往来照会等珍贵史料。此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二辑）收录张期勤辑《藏事辑要》、黄慕松著《使藏纪程》等珍贵文献。此外，又有兼具工具书性质的资料汇编，在整理汇编资料的同时也完成了一定的辑录工作，如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都是将有关史料分门别类加以编纂，便于研究者翻检查阅。当然，在方志文献整理汇编过程中，也随之产生了一批目录提要类成果，如《中国地方志综录》《藏族史料书目举要》《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稀见地方志提要》《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西藏志书述略》等。
二、清代西藏方志的类别划分
清代西藏方志的收录汇编工作已经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果，但传统意义上的古籍整理工作尚在起步阶段。如上文所述，以上罗列各类收录清代西藏方志文献的汇编，在收录文献时都是以影印的方式对文献进行简单收录。只有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研究丛刊》对所录各种西藏方志等文献进行了标点和校订工作。当然，在探讨该类方志文献整理工作之前，有必要首先对该类文献的类别划分问题进行全面的探讨。
通志与地区（县、府、厅）志的划分。清代西藏方志，最为明显的区别便是通志与地区志。所谓通志，如《卫藏图识》《西藏志》《西藏图考》《西招图略》《西藏记述》《卫藏通志》《康輶纪行》《卫藏揽要》《西藏小识》等，以及日本僧人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又名《大秘密国探险记》）、陆军佐官山县初男《西藏通览》等，都是以当时全部西藏地区为关注对象，分别对西藏地区的高山、河流、民族、风俗、物产、道路等都有交代。而地区志则诸如《拉萨厅志》《西宁府志》《里塘志》《玉树县志稿》《贡县图志》等，都是以当时青海、西藏某些行政地区为关注对象，并对该地区的山川、道路、风俗、历史掌故等进行介绍。就目前清代西藏方志整理现状，以及这两类方志自身特点而言，清代西藏方志整理应当以“通志”为主。通志以当时全部西藏地区为关注对象，在传统方志关注范畴之外，更侧重西藏地区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以及西方列强英、俄对我国的内政干涉和领土侵入。因此，除去丰富的自然地理、民俗风情信息之外，以充分的历史文献资料证明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固有领土的客观事实，其政治意义是只以某一行政地区为关注对象的地区方志所无法比拟的。
清代西藏方志的另外一种划分方法就是以历史时期作为划分标尺。肖幼林、黄辛建、彭升红《我国首批西藏方志产生的原因及特点》就指出康熙至乾隆间西藏地方志的编纂是出于边疆地区战乱频仍，服务于国家统一战争与长治久安的目的。但后续方志的批次如何划分？编纂的目的和意义又是什么？学界并没有相关文章予以解答。其实，如果结合历史的客观发展和时代需要来看，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清初编纂的地方志是在传统王朝兴立之初，服务国家统一、边疆稳定而编纂的，所以这些方志与同样成书于清初的传统方志经典之作《读史方舆纪要》并无甚区别，都是历史地理、兵要地志的专书，内容上多以山川城邑、道路里程、险关要隘、风俗典故为主。而近代以来，伴随着英、俄等西方列强乃至日本势力的渐次侵入，西藏形势已岌岌可危，所以抵御外敌、振兴西藏就几乎成为当时所有清末西藏方志的时代主题。
清末西藏方志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兼顾传统方志体例，在介绍自然、人文等信息后，针对当时西藏地区存在的迫切问题做系统的分析解答，我们可以简单地称呼这类方志为“时务策”类方志；另一类则是抛弃传统方志体例限制，以国家边疆安全为着眼点，直接就一个或几个尖锐问题展开议论，这类已经不大像方志的文献我们可以以“刍议”（或“筹议”）名之。如姚锡光《筹藏刍言》、联豫《筹藏刍议》、蔡汇东《筹藏刍言》、罗廷钦《壬子边事管见》、熊谦吉《藏蒙筹笔》、谭肖岩《治藏刍议》、李明榘《筹藏政策》、刘赞廷《边藏刍言》，等等。但究其本质，这两类著述在当时的背景下，都可以合并为“时务策”类方志。虽然该类著述仍成书于传统文士之手，但开阔的视野、大胆的借鉴、严谨的考察以及炽热的情感，已然充溢于半文半白的篇章之中，质而论之“寓时务于地志，系热忱于边疆”恰是清末西藏方志文献不同于此前同类文献的最显著特征。该类方志文献，借用传统方志之体，以为强国兴藏之用，结合西藏自然、人文客观实际，以近代西方列强强国之策为蓝本，意欲迅速振兴西藏杜绝边患。当然，有些含有“拿来主义”的章节读来不免有生搬硬套之嫌，但瑕不掩瑜。该类方志文献对西藏地区国土安全、发展建设等问题，都有着扎实的考察与严谨的思考，其学术和思想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如成书于100多年前的《西藏小识》，宏观战略上着重强调西藏重要的国防战略地位，并提出全国人民应当“大力夹辅政府而率以经营”的全民建设西藏思想；在具体建设方面更是切合西藏实际提出了诸多宝贵建议，其规划进藏铁路路线的论证竟与今日青藏铁路建设线路规划不谋而合。
三、清代西藏方志的研究现状
针对清代西藏地方志文献的研究尚未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清代西藏方志研究正处于由个案研究向系统研究的发展转变之中。既往研究多关注于某些经典方志的作者、成书时间、版本流传以及文献价值等问题，具体内容可以参看吉正芬、韩连启《西藏地区方志研究综述》。如《藏纪概》《藏行纪程》《西藏图考》《卫藏通志》《西藏志》《西招图略》《西藏记》《西藏考》等诸多经典方志文献皆为学者所关注，但研究多流于个案研究而不成体系。值得一提的是，赵心愚先生已经开始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将这种个案研究逐步系统化。《〈西藏考〉与〈西藏志〉〈西藏志考〉的关系》《〈西藏记〉〈西藏志〉关系考》《〈西藏图说〉与〈西招图略〉的关系及特点、价值》等一系列论文都使得西藏方志研究，尤其是清代中期前的西藏方志研究逐步呈现系统性。当然，我们还应当看到，目前研究现状是，清代中期前的西藏方志研究已经初步呈现系统性，而清代中期之后的西藏方志研究，尤其是清末西藏方志由于文本体例驳杂、数量相对较多、内容良莠不齐等诸多原因，成体系的研究尚未开始。因此，针对清代中期之后，尤其是清末西藏地方志的专题整理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四、清代西藏方志的整理
清代西藏方志整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文献收录汇编工作，但大范围的文献整理，或者退一步说某些清代西藏方志文献的专书整理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如前文所述，在文献整理方面，只有1982年出版的《西藏研究丛刊》曾对《西藏志》《西招图略》《西藏图考》《卫藏通志》这四种文献进行标点和文字校订工作，此后便没有这种尝试了。
当下，清代西藏方志文献的整理工作应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泛化”阶段，就是依托目前大量文献收录汇编成果，以及“大数据”技术，尽可能地将这些影印保存下来的文献内容电子化，以便于研究者检索和使用。“边疆史地研究资料数据库”“中国数字方志库”和“中国方志库”已经在这条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之为“精化”阶段，是在目前文献收录汇编成果的基础上，依据前文的方志类别划分，对某类文献中的经典作品遵循古籍整理的传统路数，进行高水平、高质量的文献整理，诸如清中期前的《西藏志》《卫藏通志》，清末的《西藏通览》等都是难得的经典之作。且日本东京慧文社编纂的《近代西藏史丛书》已于2010年出版了《补注〈西藏通览〉》等一批西藏方志文献史料校补成果。然而，我国各大方志集成、汇编在收录这些经典方志文献之时，却出现了版本不一的情况，研究者在查阅之时往往需要多方翻检，梳理版本源流，评定孰优孰劣方能安心摘引使用。如《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与《中国西南文献丛书》在收录方志文献时，所采用的影印底本就多不相同。因此，对一批具有较高文献和史料价值的经典方志文献进行精校、精注，推出若干高水平的方志整理作品则成为当下西藏方志研究的当务之急。
一、清代西藏方志文献的收录
整理与汇编
清代西藏方志收录整理工作是一个由传统方志附属逐步走向独立的过程，《续修四库全书》已经收录了《卫藏通志》，同样《丛书集成初编》也收录了《西藏记》《西藏考》等涉藏方志文献。然而，现代意义上对清代西藏方志文献的收录工作，要以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为肇端，该书在大量汇编近代史料的同时，开始将近代以来多部涉藏史料编入其中，但严格意义上属于西藏方志范畴的唯有《卫藏图识》一部。而后，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在整理汇编全国方志的同时，也开始留意到了西藏方志，但因该书为全国方志汇编，所以收录西藏方志数量颇为有限，只以影印的方式收录了《西藏志》《西藏记述》《卫藏揽要》三部。同样，台湾华文书局1969年出版的《中华文史丛书》也只收录了《西域遗闻》《西招图略》《西藏通览》三部方志。以上清代西藏方志整理工作尚属于一种附属阶段，而西藏方志收录整理工作逐渐由作为附属的简单收录变为独立的系统汇编，要以《西藏研究》编辑部于1982年出版的《西藏研究丛刊》为标志。《西藏研究丛刊》以收录近代以来西藏方志等相关文献为主，收录文献包括《通鉴吐蕃史料》《西藏志》《西招图略》《西藏图考》《西藏宗教源流考》《番僧源流考》《卫藏通志》《清代藏事辑要》《民元藏事电稿》《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西藏研究论文选集》等16种，其中方志文献为《西藏志》《西招图略》《西藏图考》《卫藏通志》四种。值得一提的是，《西藏研究丛刊》在收录文献的同时亦对所录文献进行了标点和初步的校订工作，较之简单影印收录有了较大进步，方便了读者查阅使用。此后，清代西藏方志整理与汇编成果陆续出现。1995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收录清代以来西藏方志19种。2003年出版的《中国边疆史志集成》收录西藏方志达到40余种。2003年出版的《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收录大量涉藏通志、地区（县）志、江河志、宗教志、语文志等重要文献和研究资料，但严格意义上属于西藏方志范畴的只有《西藏志》《西招五种》《西藏图考》《卫藏通志》《西藏新志》五种。同为2003年出版的《中国西南文献丛书》意在收录稀见方志，但其中收录相关方志除经典方志《西藏志》外，只收录了《西藏小识》等三种。2016年北京蝠池书院出版的《西藏旧方志》共收录近40种清代西藏方志及数种涉藏文献史料，虽然在收录汇编文献方面仍保守地采取影印的方式，且如《西藏小识》等稀见文献未被收录其中，但究其规模和篇制而言实属难得，清代西藏常见的通志和地区志几乎都收录其中，为研究者查阅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古籍收录与汇编工作开展的同时，对于清代西藏方志文献以及相关资料的辑录工作也在进行。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一辑）中收录吴丰培辑《清代西藏史料丛刊》，吴氏辑录了清末藏印往来照会等珍贵史料。此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二辑）收录张期勤辑《藏事辑要》、黄慕松著《使藏纪程》等珍贵文献。此外，又有兼具工具书性质的资料汇编，在整理汇编资料的同时也完成了一定的辑录工作，如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都是将有关史料分门别类加以编纂，便于研究者翻检查阅。当然，在方志文献整理汇编过程中，也随之产生了一批目录提要类成果，如《中国地方志综录》《藏族史料书目举要》《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稀见地方志提要》《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西藏志书述略》等。
二、清代西藏方志的类别划分
清代西藏方志的收录汇编工作已经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果，但传统意义上的古籍整理工作尚在起步阶段。如上文所述，以上罗列各类收录清代西藏方志文献的汇编，在收录文献时都是以影印的方式对文献进行简单收录。只有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研究丛刊》对所录各种西藏方志等文献进行了标点和校订工作。当然，在探讨该类方志文献整理工作之前，有必要首先对该类文献的类别划分问题进行全面的探讨。
通志与地区（县、府、厅）志的划分。清代西藏方志，最为明显的区别便是通志与地区志。所谓通志，如《卫藏图识》《西藏志》《西藏图考》《西招图略》《西藏记述》《卫藏通志》《康輶纪行》《卫藏揽要》《西藏小识》等，以及日本僧人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又名《大秘密国探险记》）、陆军佐官山县初男《西藏通览》等，都是以当时全部西藏地区为关注对象，分别对西藏地区的高山、河流、民族、风俗、物产、道路等都有交代。而地区志则诸如《拉萨厅志》《西宁府志》《里塘志》《玉树县志稿》《贡县图志》等，都是以当时青海、西藏某些行政地区为关注对象，并对该地区的山川、道路、风俗、历史掌故等进行介绍。就目前清代西藏方志整理现状，以及这两类方志自身特点而言，清代西藏方志整理应当以“通志”为主。通志以当时全部西藏地区为关注对象，在传统方志关注范畴之外，更侧重西藏地区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以及西方列强英、俄对我国的内政干涉和领土侵入。因此，除去丰富的自然地理、民俗风情信息之外，以充分的历史文献资料证明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固有领土的客观事实，其政治意义是只以某一行政地区为关注对象的地区方志所无法比拟的。
清代西藏方志的另外一种划分方法就是以历史时期作为划分标尺。肖幼林、黄辛建、彭升红《我国首批西藏方志产生的原因及特点》就指出康熙至乾隆间西藏地方志的编纂是出于边疆地区战乱频仍，服务于国家统一战争与长治久安的目的。但后续方志的批次如何划分？编纂的目的和意义又是什么？学界并没有相关文章予以解答。其实，如果结合历史的客观发展和时代需要来看，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清初编纂的地方志是在传统王朝兴立之初，服务国家统一、边疆稳定而编纂的，所以这些方志与同样成书于清初的传统方志经典之作《读史方舆纪要》并无甚区别，都是历史地理、兵要地志的专书，内容上多以山川城邑、道路里程、险关要隘、风俗典故为主。而近代以来，伴随着英、俄等西方列强乃至日本势力的渐次侵入，西藏形势已岌岌可危，所以抵御外敌、振兴西藏就几乎成为当时所有清末西藏方志的时代主题。
清末西藏方志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兼顾传统方志体例，在介绍自然、人文等信息后，针对当时西藏地区存在的迫切问题做系统的分析解答，我们可以简单地称呼这类方志为“时务策”类方志；另一类则是抛弃传统方志体例限制，以国家边疆安全为着眼点，直接就一个或几个尖锐问题展开议论，这类已经不大像方志的文献我们可以以“刍议”（或“筹议”）名之。如姚锡光《筹藏刍言》、联豫《筹藏刍议》、蔡汇东《筹藏刍言》、罗廷钦《壬子边事管见》、熊谦吉《藏蒙筹笔》、谭肖岩《治藏刍议》、李明榘《筹藏政策》、刘赞廷《边藏刍言》，等等。但究其本质，这两类著述在当时的背景下，都可以合并为“时务策”类方志。虽然该类著述仍成书于传统文士之手，但开阔的视野、大胆的借鉴、严谨的考察以及炽热的情感，已然充溢于半文半白的篇章之中，质而论之“寓时务于地志，系热忱于边疆”恰是清末西藏方志文献不同于此前同类文献的最显著特征。该类方志文献，借用传统方志之体，以为强国兴藏之用，结合西藏自然、人文客观实际，以近代西方列强强国之策为蓝本，意欲迅速振兴西藏杜绝边患。当然，有些含有“拿来主义”的章节读来不免有生搬硬套之嫌，但瑕不掩瑜。该类方志文献对西藏地区国土安全、发展建设等问题，都有着扎实的考察与严谨的思考，其学术和思想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如成书于100多年前的《西藏小识》，宏观战略上着重强调西藏重要的国防战略地位，并提出全国人民应当“大力夹辅政府而率以经营”的全民建设西藏思想；在具体建设方面更是切合西藏实际提出了诸多宝贵建议，其规划进藏铁路路线的论证竟与今日青藏铁路建设线路规划不谋而合。
三、清代西藏方志的研究现状
针对清代西藏地方志文献的研究尚未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清代西藏方志研究正处于由个案研究向系统研究的发展转变之中。既往研究多关注于某些经典方志的作者、成书时间、版本流传以及文献价值等问题，具体内容可以参看吉正芬、韩连启《西藏地区方志研究综述》。如《藏纪概》《藏行纪程》《西藏图考》《卫藏通志》《西藏志》《西招图略》《西藏记》《西藏考》等诸多经典方志文献皆为学者所关注，但研究多流于个案研究而不成体系。值得一提的是，赵心愚先生已经开始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将这种个案研究逐步系统化。《〈西藏考〉与〈西藏志〉〈西藏志考〉的关系》《〈西藏记〉〈西藏志〉关系考》《〈西藏图说〉与〈西招图略〉的关系及特点、价值》等一系列论文都使得西藏方志研究，尤其是清代中期前的西藏方志研究逐步呈现系统性。当然，我们还应当看到，目前研究现状是，清代中期前的西藏方志研究已经初步呈现系统性，而清代中期之后的西藏方志研究，尤其是清末西藏方志由于文本体例驳杂、数量相对较多、内容良莠不齐等诸多原因，成体系的研究尚未开始。因此，针对清代中期之后，尤其是清末西藏地方志的专题整理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四、清代西藏方志的整理
清代西藏方志整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文献收录汇编工作，但大范围的文献整理，或者退一步说某些清代西藏方志文献的专书整理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如前文所述，在文献整理方面，只有1982年出版的《西藏研究丛刊》曾对《西藏志》《西招图略》《西藏图考》《卫藏通志》这四种文献进行标点和文字校订工作，此后便没有这种尝试了。
当下，清代西藏方志文献的整理工作应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泛化”阶段，就是依托目前大量文献收录汇编成果，以及“大数据”技术，尽可能地将这些影印保存下来的文献内容电子化，以便于研究者检索和使用。“边疆史地研究资料数据库”“中国数字方志库”和“中国方志库”已经在这条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之为“精化”阶段，是在目前文献收录汇编成果的基础上，依据前文的方志类别划分，对某类文献中的经典作品遵循古籍整理的传统路数，进行高水平、高质量的文献整理，诸如清中期前的《西藏志》《卫藏通志》，清末的《西藏通览》等都是难得的经典之作。且日本东京慧文社编纂的《近代西藏史丛书》已于2010年出版了《补注〈西藏通览〉》等一批西藏方志文献史料校补成果。然而，我国各大方志集成、汇编在收录这些经典方志文献之时，却出现了版本不一的情况，研究者在查阅之时往往需要多方翻检，梳理版本源流，评定孰优孰劣方能安心摘引使用。如《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与《中国西南文献丛书》在收录方志文献时，所采用的影印底本就多不相同。因此，对一批具有较高文献和史料价值的经典方志文献进行精校、精注，推出若干高水平的方志整理作品则成为当下西藏方志研究的当务之急。
